主题公园开发模式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题公园论文,探析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52年荷兰微缩景观“马都拉丹”问世，[1]1955年7月美国加尼福尼亚州诞生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2](P154-155)开创了世界主题公园的新篇章。主题公园以其特有的魅力和神话般的经济效益，[3](P70-71)为世界各国旅游开发所效仿。结合各国的国情和旅游开发优势，形成了不同的主题公园开发特色模式。[4](P42-45)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主题公园开发，始于1989年9月在深圳特区建成的“锦绣中华”。10多年来随着中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在中国旅游地的开发中，主题公园的开发最引人注目，几乎各大城市均有主题公园的开发。1999年，邹统钎先生对我国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进行了初步的分类总结。随着中国旅游的发展，其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也有所发展，本文将结合云南省精品旅游景区——“南诏大理文化城”主题公园开发实际，探索云南民族历史主题公园开发模式。
“本地再现”时空模式
邹统钎先生将中国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分为两种，即：“广东模式”和“江南模式”。
“广东模式”以深圳和广州为代表。代表性主题公园有：锦绣中华、中华民族文化村、世界之窗等。深圳、广州借助其区位优势和市场优势，移植国外著名的文化旅游景观及国内的民俗文化景观，满足游客在较短时间内，获得丰富多样的旅游观感需求。[5](P238-291)其主题景观是“异地移植”，本人认为用“异地移植”来表述该模式的特征更为恰当。
“江南模式”以江苏无锡的吴文化公园为典型代表。它依托吴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学术研究基础优势，以博物馆的形式展示吴国范围内现有的建筑、饮食、歌舞、纺织、水利、舟桥等传统地方文化，其主要的特征是本地汇集，用“本地汇集”更能反映其模式的特征。
分析“广东模式”和“江南模式”的主要特征，我们不难发现，若以主题公园主题景观的取材来源与主题公园的建园位置的关系来看，这里隐藏着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时空要素”。从空间要素方面看，主题公园的主题景观，来源有“异地”和“本地”之分；从时间要素方面，则有“现实”和“历史”的差别。时间和空间要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中国主题公园开发的时空系列模式，具体见下表：
中国主题公园开发的时空系列模式
如上表所示，“本地再现”开发模式是指主题旅游景观源于本地辉煌的历史，由于时间的原因，这些历史景观的全貌已经不复存在，仅留下文物古迹和文化记载，尽管其理念对游客有较强的吸引力，但必须经过主题公园的形式，才能再现当时的辉煌，对旅游者产生强劲的吸引力。南诏大理文化城，在南诏大理国原（本）地，将以主题公园的形式，再现一个上下跨越500余年、与中原唐宋王朝相始终、在中国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云南边疆历史文化中最辉煌的、对旅游者有神秘的吸引力的云南南诏大理文化国。
“土著——沧桑”特色模式
主题公园开发的核心在于特色的突出。在主题公园特色突出方面，美国以其科技发达、影视业在全球影响巨大为优势，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为“高科技娱乐”，主要满足儿童与家庭娱乐旅游需求，注重旅游活动的参与性，并与影院业相结合，以土地——资本密集，高科技注入为典型特征。欧洲则以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强为切入点，主题公园的开发模式是“绿色营销”，重视主题公园的选址，往往将主题公园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地。非洲国家的主题公园开发模式是“野生动物园”，以热带原生动物为主题，集中在肯尼亚、南非及埃及等国家。亚洲国家的开发模式则是“地方文化”，强调东方文化特色，其旅游设施和娱乐活动均与东方文化相结合。
云南以其少数民族众多、风情浓郁为其旅游特色吸引旅游者，近20多年来，在民族风情旅游开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云南独特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仍然处于初级阶段，现在多为遗迹观光和博物馆展示，难于形成对旅游者有吸引力的旅游景区。以主题公园的形式再现云南独具特色的民族辉煌历史，既是云南旅游开发的空白，又是云南深化旅游开发的切入点，我们设计开发的南诏大理文化城，作为云南旅游深度开发的精品示范景区，其开发理念仍然应该循亚洲“东方文化”的模式，突出云南当地少数民族独一无二的“土著”特色，在重现的民族历史景观上避免现代技术的痕迹；在主题公园的建筑、色彩、摆设及旅游活动的设计等方面，均应烘托远古悠久历史的“沧桑”感；形成南诏大理文化城“土著—沧桑”开发特色模式。
“CIS及门户网站”形象模式
主题公园开发的灵魂在于特色，特色的突出在于其旅游形象策划(CIS)和传递。[6](P133、P123)旅游形象是旅游地本性素质及媒体条件在旅游者心目中的综合认知印象，旅游形象策划是从企业形象策划嫁接来的一种重要的旅游开发技术，是对旅游地主题和特色的具体化、口号化和视觉化的重要手段，具体由理念基础(EI)、行为准则(BI)和视觉形象(VI)组成。近几年在旅游开发规划中已被逐渐应用，并有一些成功的案例，如河南安阳殷虚古都的开发，根据其在中国七大古都中的排序和它是中国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处稳定都城的事实，将其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华第一都”，其文化内涵就外延出“古都”、“易都”和“商都”。再如贵阳花溪将其旅游形象定位为“中国第一爱河”。[7](P235-237)
南诏大理文化城以云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为主题，从公元614年到公元1253年，以今天云南省为中心的中国西南地区，出现了几乎与唐宋王朝始终的南诏大理国政权，其疆域之辽阔，经济之发达，对外联系之通达，与周边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广泛而深入的联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南诏大理文化。为什么在现在经济落后的西南地区，历史上会出现如此的辉煌，这不解之迷能够深深吸引游客，能够满足当今“文化回归”的时尚旅游需求。根据南诏大理当时雄踞中原都城之南，交通不发达，与中原有着遥远的空间距离，以及云南位于气候学上的昆明准静止锋云带之南的实事，巧妙借鉴当时南诏大理使臣面见皇帝时描述其“天南云外”位置之词，策划了“天南云外、唯我南诏”神秘而又霸气的旅游形象。旅游形象策划的目的是要通过媒体将其传递给旅游者，在电信技术发达的今天，除常规的广告、报刊、广播、电视等技术外，因特网技术的利用对旅游形象的传输是高效的，国外的旅游电子商务较为发达和完善，我国处于初期阶段，多为宏观的旅游景点简介，旅游企业的网站往往缺乏个性和特色。南诏大理文化城作为一个旅游企业，其个性化的旅游形象(CIS)应该通过自己的旅游网站来传递。因此、在其旅游开发设计中，我们把南诏大理文化城网站的设计建设作为重要内容。
“虚拟参与动画设计”旅游活动模式
主题公园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其旅游活动的开发应体现在“创新”上，具体体现在两点：其一是旅游活动产品的“新”，旅游活动产品按其功能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础层次，旅游活动项目为陈列式，适合自然风光及名胜古迹的观光，满足游客的观光旅游需求。第二是提高层次，旅游活动项目为表演式，适合于民俗风情娱乐，满足游客由“静”到“动”的多样化旅游心理需求，早期成功的主题公园都有这类项目，如美国迪斯尼乐园的每日卡通偶像游行，我国锦绣中华的“全园秀”、三国—水浒影视城的开城仪式。第三是发展层次，旅游活动项目为参与式娱乐，满足游客投身其中、亲身体验和游戏的个性旅游需求，是当今旅游市场较为时尚的旅游需求，属于一种“新”的旅游活动形式，不仅能够形成对游客有吸引力的旅游品牌，而且具有重复旅游消费的潜力优势。南诏大理文化城作为云南省深化旅游开发的精品示范景区，其旅游活动层次一定要新，让游客真正亲身参与到旅游活动项目中，是我们设计其旅游活动的宗旨。我们在南诏大理文化城旅游活动项目设计中，将整个文化城分为三个功能区，即宫廷文化区、民俗文化区、休闲娱乐区，每个功能区都有自己独特的游客参与的旅游活动项目，而且均让游客真正参与进去。如宫廷文化区的开城仪式和登基仪式，南诏王及重要的角色均由游客扮演，游客由“三国—水浒影视城的开城仪式”的局外人变成局内人，提高游客的旅游经历质量。另一方面，南诏大理文化城的“参与”的“新”，还体现在“双向参与”开发理念，即不仅游客进入到旅游活动项目中，还让当地社区土著居民也参与到旅游活动项目中，如在民俗文化区，让木雕、扎染等地方手工艺工匠，在作坊中制作工艺品，同时还可以指导游客制作旅游商品。在休闲娱乐区，让游客亲自制作大理三道茶，改变了过去游客只是观看三道茶的旅游活动模式。社区土著居民参与旅游服务活动有四个好处：其一，活化和渲染了“土著”旅游特色；其二，提高游客旅游经历质量；其三，游客和当地社区居民在旅游参与活动中实现文化和情感的互动；其四，当地社区居民能够真正从旅游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有利益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
我们在南诏大理文化城旅游参与活动的设计中，还引用了新兴的电子高科技技术—虚拟动画设计，在计算机上以动画的形式，用电子三维技术模拟游客从进入大门—参加一系列的旅游参与活动—游乐结束整个过程，而且提供两套方案备选。这种直观的动态旅游活动项目设计有三大优点：第一是直观，第二是操作性强，第三是有选择性。
“循环开发”过程模式
旅游区的发展受“旅游区生命周期理论”规律的支配，按照Butler的这一理论，旅游区的演化要经过六个阶段：即探索阶段、参与阶段、发展阶段、巩固阶段、停滞阶段和衰落或复苏阶段。[8](P340-346)尽管这个理论在学术界还存在争议，但它仍然被作为一种有效的旅游区开发规划设计依据广泛用于旅游地开发。云南省滇西北旅游开发是成功的，1994年云南在开发滇西北时，开发的理念是“滚动开发”，即在昆明—大理旅游产品开发取得成功的基础上，根据丽江和中甸的旅游资源优势，决定在空间上和时间上分步开发丽江和中甸，由大理的成功带动丽江的开发，丽江的成功再带动中甸的开发，形成昆明—大量—丽江—中甸滇西北黄金旅游线。但是，伴随滇西北旅游线路开发的成功，这条旅游线上的老旅游地潜伏着危机，昆明和大理旅游区目的地的功能逐渐萎缩，旅游过境地的功能逐渐加强。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昆明承办1999年世界园艺博览会，并利用昆明“春城”气候优势，大力推出会展旅游，避免了昆明旅游功能从“停滞阶段”走向“衰退阶段”，进入了“复苏阶段”，恢复了生机，旅游目的地的功能得到加强。这一事实也证明了“旅游地生命周期理论”规律在支配着昆明旅游区的发展。大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1999年曾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将萎缩的“大理一日游”强行改为“大理风光二日游”，最后以失败而告终。[9](P29-31)事实证明，旅游区的发展也必须遵行其发展规律，我们开发南诏大理文化城的目的，就是为了压缩大理的“停滞阶段”，开发出适于市场需求的旅游新产品，使其尽快进入“复苏阶段”。基于昆明和大理旅游区发展的实际案例，我们认识到，无论旅游区还是旅游景点，如果开发之初就应用“旅游区生命周期理论”作为指导，提前考虑“衰退阶段”和“复苏阶段”的关系，就能使其可持续发展有保障。为此，我们在南诏大理文化城开发的理念中，提出了“循环开发”过程模式。开发过程为：开发规划技术方案—实施建设—投入市场运行—市场检验及信息反馈—新的开发规划技术方案……，如此循环往返，整个是一个循环过程。变过去被动适应市场为主动提前考虑市场的旅游需求，主动出击，保证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