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 4. 0”跨国政策比较研究
——以中美德日为例
马 翔1，杨 阳1，徐作圣1,2，唐德龙1，丁 堃1
(1.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所暨WISE Lab实验室，辽宁大连 116024；2.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北京 100084)
摘要： 以政策工具为主要的研究方法对中国、美国、德国及日本的代表性的“工业4.0”政策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及比较，以期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提供政策指引和技术手段。
关键词： 工业4.0；工业革命；政策工具；转型升级
2011年4月在德国举办的汉诺威工业博览会期间，“工业4.0”这一概念浮出了水面，这一概念的本意是计划以应用物联网等高科技产品来促进德国制造业的发展，进而提升其自身制造业水平。随后，德国“工业4.0”工作组发表名为“保障德国制造业的未来——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的报告，将“工业4.0”正式上升为德国的国家战略，目标是让德国维持在全球制造业领先的竞争优势。随着“工业4.0”在德国国内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各国都逐渐意识到在全球范围内即将迎来新一轮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挑战。纵观世界各国近几年的动态不难发现，大多数国家都在为应对及利用此次工业革命而积极地做着准备。
作为“工业4.0”概念的发源地，德国早在2006年就通过《高技术战略2020》将“工业4.0”确立为十大未来项目之一，目前已晋升为国家级战略，目的是要促使德国成为新一代工业产生技术的供应国，进而主导制造业市场。美国作为传统的制造业强国，分别于2012年与2014年相继出台了《获取先进制造业国内竞争优势》(AMP1.0)和《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AMP2.0)两份报告，以促进本国再工业化及工业互联网的发展。日本则是保持其一贯低调的行事作风，提出了“以3D造型技术为核心的产品制造革命”，其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工智能为突破口，试图对本国的智能化生产线与3D造型技术做进一步的开发与发展，同时其在2013年颁布的《再兴战略》也充分表明了其要进行工业转型升级的决心。中国则是在2015年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不仅预示着中国也将加入新一轮的工业革命，同时为中国制造业指出了着力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和新能源产业的智能化发展道路，加速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进程。
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与英国剑桥大学制造研究所于2013年共同颁布的《全球制造业新兴趋势报告》中指出未来全球制造业将面临巨大的挑战[1]，其中包括全球化、永续化、都市化、产品生命周期加速、人口结构改变、消费行为改变、产业政策外部化等因素。中国目前处于制造业产业转型的关键阶段，但依旧存在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落后、产能过剩、关键技术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同时中国制造业产品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与较低的国际化程度等问题也被进一步放大[2]。并且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大背景下，中国本土制造业比较成本优势逐渐减弱、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生产组织方式面临严峻考验，制造业国际竞争压力空前加大。在这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背景下，改革与转型中国制造业势在必行，而中国也适时的颁布了《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等一系列行动方针，以催生中国制造业产业转型的新态势。本文主要探讨中、美、德、日四国国家层级的“工业4.0”政策，将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美国的“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德国的《高新科技战略》与日本的《再兴战略》分别归纳至十二项政策工具中，在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背景下，科学合理地进行比较分析，以期为中国制造业后续的发展提出对策及建议。
1研究述评
目前学术界对于制造业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直接通过对政策提纲或内容的解读，进而对政策本身进行分析。O’Sullivan等[3]探究了引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发展的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近期有关制造业政策的演化，介绍了一个产业政策矩阵新框架，并用它说明和比较了在要素投入、干预水平和协调度等方面的政策措施。施佳宜等[4]、王志[5]、丛强等[6]对美国、日本等国家的制造业相关政策内容进行了解读及比较，在充分挖掘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制造业政策上的特点及优势的基础上，为中国制造业政策的制定及完善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其次，也有多数研究者通过一些模型或定量研究方法，对当前制造业的发展状况及制造业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检验与分析。如Stucki等[7]利用绿色能源技术在1 200个瑞士公司扩散的专业调查数据，并运用合理的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数据进行计量，发现能源税政策是管理绿色能源技术在公司内部扩散的一项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Lowe[8]、赖石成[9]、杨帅[10]分别以案例研究方法、DEA-Malmquist指数方法、企业生产函数法探究了美国制造业相关产业及产业政策的发展现状，揭示出如何设计和完善相关政策才能更好的作用于产业，并对美国政府如何改进其政策方案以促进本土制造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李宏武等[11]以人口的空间基尼系数和产值的空间基尼系数测算了中国六个经济区制造业的集聚情况，发现中国大多数经济区都已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集聚现象，并提出了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政策着力点。最后，有部分学者从政策工具的视角对制造业政策进行了分析。Lin等[12]从政策工具的角度出发，对比了中国与美国在智能电网产业对创新政策使用的倾向性，结果显示中国更倾向于使用供给面的政策，而美国则更加专注于环境面政策的使用。黄萃等[13]将政策工具中的供给面、环境面与需求面等三个方面与技术路线图的技术、市场以及产品三个层面进行了有机结合，深层次的探究了技术路线图与政策相结合的模式对相关产业的创新发展的作用效果。陈军等[14]、谢青等[15]以产业价值链与政策工具相结合的分析方式探讨了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的相关政策文件，探讨了创新政策如何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建议促进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应注重政策的制定及监督执行的效果。
而纵观国内外对于制造业政策的跨国比较研究，还远远无法满足制造业飞速发展的需要，只有少数的学者进行了跨国制造业政策的比较研究。如伏琳等[16]、李健旋[17]在追溯了美德两国为了重振本土制造业而制定的一系列相关战略及措施后，又与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进行了比较，对中国的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实施从人才培养、核心技术和发展模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张慧明等[18]比较了中、美、日、德四国制造业污染防控政策工具的选择，并对中国制造业的污染防控相关政策的出台及完善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多数学者对于制造业跨国研究的着力点都聚焦于制造业本身的产业层面，主要分为三类：(1)对制造业发展现状的跨国比较分析。黄群慧等[19]、葛沙沙等[20]、Saarax[21]、林玉伦[22]从国际比较的视角，探讨了当前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及所面临的挑战，并依据制造业强国的发展经验，为推动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政策建议。(2)对制造业的产出水平及经济效益的跨国比较研究。如王茜[23]、彭中文[24]、季良玉等[25]分析并比较了中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制造业在利润空间、经营状况、转化及创新实力等方面的差别，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的经营提供了借鉴。(3)对制造业竞争力的跨国比较探究。Fafaliou等[26]、Giuliani等[27]、杨芷晴[28]、赖伟娟等[29]以多国产业数据为基准，运用计量模型、投入产出模型、因子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比了各国制造业竞争力水平的高低，对提升各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及质量水平提供了理论支撑。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目前对于制造业的研究虽然已趋于成熟，但缺乏对制造业政策文本内容深度的挖掘及跨国间政策内容的比较。本研究基于改良的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对中美德日“工业4.0”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填补当前在此研究方向上的缺口，并为我国制造业未来的发展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2数据来源及分析框架
2.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中国数据取自国务院于2015年印发的《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美国数据来源于美国总统办公室和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分别于2012年和2014年颁布的《获取先进制造业国内竞争优势》和《加速美国先进制造业》报告；德国数据采用的是2014年德国内阁通过的由德国联邦教育部及研究部共同发布的《创新为德国——高新科技战略》战略方针；日本数据则使用由日本政府于2013年公布的《日本再兴战略》，具体信息如表1所示。
公司因效益不佳，一直有裁员的传言。但我沉迷于恋爱，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结果，年初刚上班，我便被人力部门叫去“谈心”。那个平日里和我关系挺好的何姐，全然没了往日的温情，她间接地表示“你不适合这份工作，建议另谋高就”。
表 1中美德日“工业 4. 0”政策来源概要
注：“产业转型代表性文本描述”是从各国原始政策中抽出的具有代表性的表征产业转型的政策条款，其中括号中的数字代表此条政策条款所在的具体章节
表3清晰地展现了各国对于各项政策工具的使用倾向性。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制造业转型政策倾向于对“政策性策略”这一政策工具的使用，美国主要针对于“公共服务”的运用，日本集中于“法规与管制”“政策性策略”及“公共服务”的使用，相比较而言，德国的政策工具使用分布较为均衡，表现为每个大方面上都有一个侧重点，如供给面侧重于“科学技术与训练”的使用，环境面侧重于“政策性策略”的利用，而需求面则偏向于“公共服务”的运用。与之相比下，中国政策工具的使用分布出现了些许的失衡情况，表现为过于依赖“政策性策略”的使用。
评估与审计相互协作不仅在效率上有很大的提高，而且不存在重复劳动，并且结果不会产生矛盾，两者的相互帮助下，把审计工作交给了资产评估完成，但是有关的处理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却不符合会计核算的相关原则，这并不会影响最后要达到目的的结果。只要评估与审计相互默契，方法合理，其最终结果仍然会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最终所涉及的相关一系列问题，应去有关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咨询，毕竟相关内容涉及广泛，有必要更准确地去了解。
（2）政治报道借助隐喻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词汇传播到国外。例如：Unstoppable train（回头箭）、closer analysis （推敲）、big science （“大科学” 方案）、”digital flywheel” strategy（“数字飞轮”战略）等。
2.2 分析框架
具体来看，美国致力于需求面政策工具的使用，如发起对制造业认识改变的全国性的活动、建立一个国家先进制造业入口、为先进制造技术商业化培育一个更健康的环境等具体政策条目，说明当下美国国内制造业创新热情高，创新活动多，政府只需要减少市场不确定性，引导市场接纳不断涌出的创新，从而对本国制造业的创新起到拉动作用。中国倾向于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例如推行先进质量管理技术和方式、提升创新设计能力、促进智能化融入制造过程、持续推进企业技术改造等一些政策措施，指明了目前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依旧不足，政府通过制定创新战略与规划，激励创新的产生，提供公众的创新热情，进而达到推动制造业产业创新的目的。日本已渐渐注重于科技成果后续的处置问题，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创新型人才进行创新活动的后顾之忧，也从侧面促进了本国创新活动的产生。而从德国政策的具体细节也可以看出，其政策覆盖面较为广泛，不仅注重科学技术的开发，如对绿色技术和可持续经济和能源的研发与发展，也鼓励政府、企业及科研单位积极的参与创新活动中，加强及促进科学技术的传播，同时其在知识产权保护、版权法的完善等方面也都有所涉及。
通过对中美德日四国“工业4.0”政策的比较分析后发现，中国虽然在供给面、环境面、需求面的政策工具上都有所涉及，但过于仰仗环境面政策工具，对其他两类政策工具有所忽视，政策结构也有所失衡。整体上看，虽然中国与其他国家在政策工具的使用上不乏相似之处，但细究其具体环节依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如在需求面中，中国与其他各国都倾向于“公共服务”政策工具的使用，但这仅仅是数量上的相似。本研究又对政策文本的具体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发现，美国与德国在“公共服务”中主要以建设创新及产业转型所需的公共基础设施、创新平台、创新网络和加强科普、科学的传播，以转变公民对制造业的认识，确保及发动公众参与到新一轮的科技创新发展过程当中为主要内容；日本则更注重于科技成果转化、科技成果产业化及科技成果服务于民众等方面，可见日本不仅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发展，而且对知识产权成果后续的处置问题也有较强的政策保障，这既能够激发公众对于创新的热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公众对于创新收益的后顾之忧，极大的促进了国内科技创新的产生。中国在“公共服务”上主要以政策的制定与完善和体制机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相较于其他国家政策的力度显然是不足的。基于以上研究，得出以下三点启示：
表 2政策工具分类及示例
资料来源：根据参考文献30整理
表2所示的是政策工具的分类情况，主要由供给面、环境面与需求面三个大面及公营事业、科学与技术发展等十二类小项构成。供给面政策工具指政府通过对技术知识、人力资源、市场咨询与管理技巧的供给，推动制造业的研究与开发，进而促进制造业产业创新的发展。供给面政策工具包括公营事业、科学与技术发展、教育与训练及信息服务。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是政府利用法规管制、财务金融、税收制度等措施，间接推动制造业的研究与开发，从而达到促进制造业产业创新的目的。环境面政策工具主要分为财务金融、税收优惠、法规及管制和政策性策略。需求面政策工具表现为政府通过贸易管制、政府采购等方式创造出国内外市场对制造业创新的需求，进而起到拉动制造业产业创新的作用。需求面政策工具由政府采购、公共服务、贸易管制与海外机构组成。图1则清晰地展现了政策工具对产业创新的影响过程及影响机理。
图 1政策工具与产业创新的相关关系
3统计分析结果
3.1 政策工具选择的总体比较分析
综上所述，高血压合并非永久性房颤患者采用缬沙坦联合氟伐他汀治疗，可有效降低房颤负荷，抑制心肌重构，减少永久性房颤的发生，改善预后。
图 2中美德日“工业 4. 0”政策的政策工具分布图
由表1可以看出，所选择各国政策的落脚点均为以产业转型升级带动国内制造业的创新与发展，且不论是《中国制造2025》《先进制造伙伴计划》还是《日本再兴战略》，都是各个国家为了应对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挑战而从国家层面制定出的产业转型政策，被公认为各自国家的“工业4.0”战略；而德国的《创新为德国——高新科技战略》则是以自身“工业4.0”战略为背景和前提，从国家层面做出的进一步促进本国工业转型升级及创新发展的政策方针。由此可见，本文选取的各国政策不仅能够代表各国权威的“工业4.0”政策，而且在制定主体、内容、目标等方面上都有共通之处。同时，各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均聚焦于产业自动化、客制化与智慧化，希冀以先进的产业技术达成产业转型的目的。因此通过分析这些政策，从而对各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行探讨与比较是可行与可信的。
表 3各国政策工具使用优先级
当前，对于制造业创新政策的比较研究尚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分析框架及模式。而在创新政策的定量研究方法中，西方学术界较为推崇的且最为经典的一种研究方法是Rothwell等[30]于1981年构造出的政策工具研究方法，他们将政策工具定位为一个综合的政策分析框架，作为政府指引与干涉创新活动的有效的方式，积极的影响着技术创新发展的整个流程。此后学者Chi-Yo Huang[31]、徐作圣[32]、Kuan-Chung Lin[33]、苏竣[34]、张雅娴等[35]、苏竣等[36]又对此类研究方法进行了传承，并在此基础上作了一定的改进与完善，并且将此类方法运用在了中国部分产业的研究中，对当前产业政策深度解读的同时，剖析出产业政策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倾向、组织与建构中所存在的问题，并为今后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措施与建议。
3.2 供给面政策工具选择的比较分析
德国政府计划在标准化、认证、评定、市场监测等整个产业重要的支柱环节努力，通过这些方面的完善，消除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在政策性策略方面，主要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创新，如提出中小企业中心创新项目(ZIM)、中小企业产业合作研究项目(IGF)，还有促进中小企业进行尖端技术研究的KMU项目等。这些项目无论从技术研究的过程或内容，还是从技术研究主体之间的合作，包括后期工业开发以及一些非技术研究(创新管理，资源利用)都有涉及。日本环境面政策和其他国家类似，主要集中在法规管制和战略性政策制定中。法规管制主要包括标准制定和法律制定两方面。从标准制定来看，人才能力评定标准、技术标准国际化接轨被多次提及；法律方面主要分布在医疗、航空、银行、金融、旅游等领域法规的制定。在政策性策略的政策工具使用中，日本较为注重物联网、智能化等新科学技术的应用，如物联网跨企业合作政策、物联网推进政策、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化实用化政策等一些具体政策，旨在通过对新技术的利用带动本国制造业的产业转型，朝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同时通过推动人才培养、培养网络安全方面人才、机器人相关人才数量翻倍等一些人才政策的出台，培养出符合新一轮制造业发展的人才，进而促进本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在环境面上以法规及管制和政策性策略为重心，着力规范创新行为、制定创新标准，并辅以有利于创新的推动政策来协助国内创新的滋生。
图 3各国供给面政策工具侧重点
3.3 环境面政策工具选择的比较分析
从图4中可以看出，美国环境面注重政策性策略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中以制定国家制造业战略为主要导向，为国家制造业的发展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又以创建先进制造业咨询协会、共享的国家网络等具体措施改善国内制造业发展的环境，拉动国内制造业创新的滋生。德国在环境面的政策制定中，法规与管制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版权法的完善、以及优化技术领域的法律框架和相关标准等方面都有涉及。
本研究中，中美德日四国制造业政策的提取、编码、分类等过程均由三位教授、两位副教授、五位博士生及两名硕士生完成，而后又分别逐条将筛选、处理后的政策文本的具体条款归类于政策工具的十二类小项中，并进行了四轮的反复校验及比对，最终得到了各国“工业4.0”政策的政策工具使用分布情况。图2展示了四个国家的政策工具使用分布情况，较为清晰地比较与展现出了各国在政策工具选择上的差异。总体而言，四国均采用了供给面、需求面和环境面政策工具，虽然各自的侧重点有所差异，但是具体地分析可以发现也存在许多的相似之处，如在环境面政策工具上，每个国家都侧重于“法规与管制”及“政策性策略”政策工具的使用。
图 4各国环境面政策工具侧重点
如图3所示，美国在供给面主要侧重于教育与训练政策工具的使用，具体政策细则包括投资社区学院的教育、加强先进制造业大学项目等，目的是通过对制造业教育的投资，以期培养出新型制造业人才，从而带动和激励国内制造业的发展。德国在供给面政策的制定中，主要集中于科学与技术的研发，通过对绿色技术的研发，进行可持续的经济和能源发展。同时在能源研究报告中，提供透明公开的资助政策。其发展的重点在能源研究、绿色经济、可持续农业、未来城市等。通过科学技术的研发，提供一个创新的、健康的和安全的工作环境；加强健康疾病方面的研究，建立一种新型的健康服务，广范围的发展新市场。除此之外，也要在智能移动，公民安全方面加强相关技术的研发。日本在供给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上较为平均。科学与技术方面主要推进新一代机器人的技术研究；同时无线网络、数据中心分散化和开发新的无线网络利用技术也被列入了发展目标中。教育方面的核心主要是培养尖端IT人才和复合型人才。中国政府在供给面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对教育与训练的供给上，可以看出中国认为人才是创新的重中之重，积极培养创新型人才，推动本国制造业创新的发展。
3.4 需求面政策工具选择的比较分析
图5展示出了美国在需求面倾向于公共服务政策工具的使用，其中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通过公私制造业研发设施、制造业创新机构的国家网络、国家先进制造业入口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满足国内制造业发展中对于某些基础设施的需求；其次是对税收、监管、贸易和能源等政策制度的改革，使各项政策更加趋于合理与完善，更加准确地引导制造业创新的方向；最后则是使公众在制造业上的意识形态得到转变，在发动更多的人民投入于新一轮制造业产业转型的建设中的同时，也能够获得更多公民对于此次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支持，进而促进本国制造业转型的发展。德国在需求面上倚重公共服务的使用，试图加强政府、科研单位、中小企业、公民各方在创新过程中的对话与参与度，加强科普、科学的传播。这样确保了公众能够参与到新的科学技术创新发展过程当中，同时可以客观地评价在创新的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机会与风险。日本在需求面政策制定上较为特别，贸易管制明显多于其他国家，而且这些政策主要表现为高科技成果产业化及应用，足以看出日本对于知识产权及成果转化方面的重视。其中涉及技术包括小型无人机技术、防灾减灾技术、通用机器人技术、云技术，目的是通过这些技术的产业化及应用来服务民众。对于中国而言，需求面将主要精力投入在了公共服务上，借其创造出国内市场的需求，带动国内制造业创新的成长。总体而言，中国政府更注重环境面政策工具的使用，主要是由于目前中国制造业仍然需要大量创新活动的产生，而政府出台政策的主要目标就在于通过创新战略的实施，改善社会及市场环境，进而对制造业本身的创新产生影响。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注意到中国环境面政策工具基本由法规及管制和政策性策略组成，尤其是政策性策略最为突出，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过溢现象。过多的使用目标策划类工具，仅仅对“设立目标”和“指引方向”起作用，而对实际操作层面的帮助较少[38]。
图 5各国需求面政策工具侧重点
4结论与启示
鉴于政策本身即可以当作政策工具[37]，且政策工具能够更深入的挖掘政策文本的内容，有利于将各国政策的异同更清晰地展现出来。本研究在徐作圣教授的指导与帮助下，基于改进的Rothwell 和Zegveld的政策工具分析框架(如表2)，以文本分析和政策工具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中美德日四个国家的“工业4.0”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
(1)充分挖掘各项政策工具的价值。中美德日四个国家目前在“公营事业”与“税收优惠”上的利用都处于空白状态，完全没有挖掘出它们应有的价值。正因如此，加之考虑到我国现阶段的国情，我们更应先遣性的发挥“公营事业”及“税收优惠”特有的优势，全面推动我国制造业的创新发展。首先，应重视“公营事业”政策工具的有效运用，充分发挥国有事业单位带动性及示范性的作用，政府也应当通过多种手段支持与引导国有事业单位开展各项创新活动，大力推进科学研究、科学传播、多边合作、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整个地区和国家的创新热情。同时，应合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工具，建立一套完整的税收优惠制度，其中除了要包括优惠的额度、期限、范围、可享受优惠的对象应符合的条件等基本条款外，还需要包含受惠后的绩效评价和受惠机构的筛选、淘汰等后续评估相关的特殊条款。这样不但能够以减免制造业产业的赋税来激励制造业企业积极的投入到制造业的创新发展中，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某些机构享受优惠却没有进行实质性创新活动情况的发生，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
为了确保建设项目水土保持“三同时”制度的有效落实，使水土保持设施与主体工程一并招 （发）标、监测、监理同步实施，要建立发改、经信、住建、规划、环保、国土等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监管机制。相关职能部门在建设项目规划选址、土地预审、环评、立项、核准、备案、开工许可、财政评审、房产预售、竣工验收、权属颁证、档案管理等环节实行一站式服务、并联制审批、高效率运转，并在事前向建设单位履行好书面告之义务，确保建设业主的知晓权，有利于业主在开工前能够顺利完成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和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文件，保障建设工程能如期顺利推进，合法开工建设。
对三种方法的皮尔森相关系数分析可得，两种快检方法与原吸法比较显著性（Sig值）=0＜0.01，说明显著相关。电化学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系数为0.965。X射线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系数为0.963。两种方法与原吸法的相关程度都较高且无明显区别。
(2)避免过溢现象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当前我国制造业需要更多创新活动的产生来带动其发展，制造业转型政策倾向于能够激励创新的环境面政策工具也是合理的。但需要注意频繁的使用“法规管制”及“政策性策略”可能出现的过溢现象，即先前政策未及时有效地落实，后续相关政策就需要再次提及[38]。每项政策应合理地规划计划及目标，过大或过多的目标会使执行者难以找到切入点，影响政策执行的进度；同时应出台配套的奖惩措施以激励和督促政策的实施及执行。其次，应提高政策的可读性和可操作性，如美国建立新的公私制造业研发基础设施，不仅明确表明其目标是为了给创新的传播提供路径支持；还以建立卓越制造中心和制造技术试验台为例，说明它们如何为制造业的创新提供一个框架，并使中小企业从中获得收益。
(3)加强应用型人才教育。中国在促进产业界和大学合作，加强大学和产业界的互动，使得区域产业结构能够更好地利用大学的创新资源方面与其他国家步调一致，这一点今后需要继续保持。同时，应学习美国“教育与训练”方面的计划，加强面向应用的教育培训，培养出一批适应于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创新型应用式人才。
本研究主要针对各国国家层面出台的代表性的“工业4.0”政策做了分析，而没有涉及到具体职能部门(如财政部、工信部、国税局等)或地方政府颁布的相关政策，所以在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上也只遵循了本研究中的政策，而未考虑职能部门及地方政府的横向政策；同时，本研究中的各项政策工具均被赋予了相同的权重，可能会使研究结果产生一定的误差，这些都是后续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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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ross -national Comparative Study of Industry 4.0Policy :A Case of China ,Germany ,Japan and the USA
Ma Xiang1, Yang Yang1, Joseph Z. Shyu1,2, Tang Delong1, Ding Kun1
(1. Institution of Science of Science and S&T Management and WISE Lab，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Dalian 116024, China;2. Research Center fo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policy tools as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to deeply analyze and compare the representative industry 4.0 policy among China, Germany, Japan and the USA, so as to provide policy guidance and technical mea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Key words :industry 4.0; industrial revolution; policy tool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收稿日期： 2018-10-10，修回日期： 2018-11-30
基金项目： 中国工程院咨询研究项目“制造工程科学的研究进展、竞争态势及我国的对策”(2016-XZ-0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引用极性和评论挖掘的论文综合评价模型研究”(61772103)
doi： 10.3969/j.issn.1000-7695.2019.16.004
中图分类号： F4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0-7695( 2019) 16-0027-10
作者简介： 马翔(1991—)，男，河南郑州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政策分析与专利代理；杨阳(1989—)，男，内蒙古鄂尔多斯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转移；徐作圣(1952—)，男，台湾台北人，大连理工大学海天学者，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策略与产业分析；唐德龙(1988—)，男，辽宁本溪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分析；丁堃(1962—)，女，吉林省吉林市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知识测度与创新管理。
标签：工业4.0论文; 工业革命论文; 政策工具论文; 转型升级论文; 大连理工大学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研究所暨WISE Lab实验室论文; 清华大学技术创新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