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集体记忆及其建构历程
——以《人民日报》“逢十”周年纪念相关报道为考察视角
陈莉莉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 要] 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在周期上实行“逢十”周年大庆。改革开放前,主要借抗日战争周年纪念阐述国际局势;改革开放后,国家话语中抗日战争的叙事变化从上世纪80年代对国共合作抗战主体的强调,到上世纪90年代对苦难历史与奋起抗争的叙事,再到新世纪对史实细节、英雄精神和话语权等的凸显,体现了对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建构历程。集体记忆是增进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提升国家凝聚力的重要资源,当前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集体记忆需要注意仪式纪念与日常纪念相结合、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相协调、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相补充、中国记忆与世界记忆相印证等。
[关 键 词] 抗日战争;集体记忆;建构;《人民日报》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为了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生存,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正义之战、生死之战、救亡之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巨大牺牲的重要组成部分”[1]和东方主战场;也是中国自近代以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所有中国人,不分民族、阶级、党派、地域、老幼,共同谱写了一首全民族同仇敌忾、奋起御辱、共赴国难的人民战争史诗。因此,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抗日战争不仅是不能忘却的历史,更是渗透在民族血液里的不朽的集体记忆。当前学界关于抗日战争的相关研究成果已十分丰硕,但对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梳理和考察还有深化的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经历了怎样的建构历程?随着抗战硝烟的渐渐远去,当前又该如何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呢? 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的理论探讨。
股骨粗隆间骨折多为间接外力所致,使得下肢突然扭转,跌倒时内收/外展;而直接外力所致,骨折呈粉碎性。主要表现:局部疼痛、肿胀、压痛、功能障碍、患肢活动受限等[1]。这一病症的发病人群多见于老年,因人体粗隆部血运比较丰富,骨折后愈合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容易出现髋内翻情况,而长时间卧床还会引发并发症[2]。外侧壁危险型股骨粗隆间骨折的发生,无疑会对患者的正常生活、生活质量,造成严重的影响。为此,本次研究选取120例外侧壁危险型股骨粗隆间骨折患者,对比PFNA内固定手术(新改进的PFN股骨近端髓内钉系统)、DHS(动力髋螺钉)内固定手术的治疗效果,以此为临床方面提供可靠的数据。
一、抗日战争集体记忆是一种社会建构
集体记忆并非简单的历史记录和保存过程,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构建的,它“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2]59。人们如何看待和叙述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的信仰、兴趣、愿望”[2]45,其中权力在其建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保罗·康纳顿认为,“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3]1,即权力越大,对集体记忆的影响就越强。同时,共同的集体记忆也是巩固政治权力、支持现存社会秩序合法化的重要方式,集体记忆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直接影响到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3]1。因此,民众对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并非只是对战争史实的回忆,还反映了官方在不同时代对抗日战争记忆的塑造和建构。要使对重要历史事件的纪念能够形成具有广泛凝聚力的社会认同,融入民众的集体记忆,爱弥儿·涂尔干认为,一要在“特定地点”和“确定的时刻”进行集会和仪式,以周期性的集会仪典来获得神圣感;二要使在集会仪典中使用的符号在“集会之后仍然存在”,以便“在集会解散以后仍能唤起这种情感”。[4]296-30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抗日战争胜利的纪念活动,主要呈现出“逢十”周年大庆的纪念周期,期间以新闻报道、广播影视、文学作品、纪念展出等多种形式来强化其在民众中的持续影响,形塑着民众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
KDC‐40低速离心机,安徽中科中佳科学仪器有限公司;CD‐15PMX三丰数据采集系统(三丰防水、防尘电子数显卡尺),日本三丰;MK3酶标仪,赛默飞世尔(上海)仪器有限公司;SN‐487小动物麻醉机,日本软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人民日报》是中国最具权威性、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日报,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报,它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政治话语。通过对《人民日报》关于抗日战争“逢十”周年纪念活动相关报道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建构历程、民众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内涵,以及抗日战争集体记忆所面临的挑战。从对《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报纸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来看,标题中含有“抗日战争”的报道共有762 篇,主要集中在对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活动期间,其他年份则较少。而对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的相关报道,又集中在1985年、1995年、2005年和2015年,这四年的相关报道分别有76、95、233 和149 篇,占到“逢十”周年相关报道的90%以上,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的高度重视。“对全国同一时间、不同地域的新闻做出报道的方式,有利于将空洞的水平时间纳入集体的想象空间,达成共识从而形成公众记忆”[5],民众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也正是在这些丰富的纪念活动和密集的报道中得以塑形延续。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建构历程
(一)胜利叙事:改革开放前主要借纪念活动阐述国际局势
以形象生动的方式讲述抗日战争的历史史实,是建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一个重要举措。抗战历史已经远去,亲历者和见证者越来越少,它是否就此淹没在历史的烟云中?为此,《人民日报》专门开辟了《难忘的往事——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和《纪念与回忆》等专栏,通过亲历抗战的老战士的讲述、见证者的记录、研究者的发现,呈现出抗日战争宏大画卷中鲜活的历史细节。“人类记忆的传承大部分都是藉由对故事的叙述来完成”[5],这些鲜活的历史史实不容否认也不容篡改。他们以真实的身份、形象生动的方式讲述的历史真实,建构着当代人对未曾经历过的抗战历史的集体记忆。
(二)抗战主体叙事: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是胜利基石
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40 周年纪念活动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举行的第一次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庆典,各种展览、纪念仪式、祭扫活动、研讨会、影视作品、回忆录出版等不仅规模大、层次高,而且对抗日战争本身进行了全面系统的叙述和展开,使广大民众对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更加全面、客观。当然,“任何对历史事件的纪念都绝非简单地复述历史,它是对历史的一次集体性的再阐释”[8]。这次周年纪念活动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主体进行了全面解读,弱化了抗日战争的党派色彩,凸显了抗日战争的民族一致性,意在突出国共合作的主题。随着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使香港问题按照“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设想得到圆满解决,能否按照“一国两制”设想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成为1985年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中反复提及的重要议题。聂荣臻元帅在回忆抗战历史时就感慨:“历史又在召唤第三次国共合作,以图祖国统一,中华振兴昌盛。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对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最好纪念。”[9]可见,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不仅复活着历史,而且还创造着未来。
(三)苦难与抗争叙事:勿忘国耻,高举爱国主义旗帜
抗争记忆是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又一主题。侵华日军的残暴并没有把中国人民吓倒,而是出现了“‘父死子继、夫亡妻替’,亿兆同心‘打东洋’的壮烈场面”[10]。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举国一致的民族解放战争,抗争的主体无疑是全体中国人民,但长期以来在大陆民众的集体记忆里,国民党正面战场总是“一溃千里”“不战而逃”,而在台湾民众的记忆中,共产党的抗日又成为“保存实力”“游而不击”。这些对抗争主体的记忆都是片面的。在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之际,抗争主体的宣传更加全面客观,“抗日战争的历史,是一部中华民族同仇敌忾共御外敌的反侵略战争史”[11]逐步达成共识,重构了广大民众对抗日战争抗争主体的记忆。当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是中华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12]仍是官方宣传的重点,并在当时李登辉鼓吹台独、破坏和平统一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加以强化,继续成为大陆民众关于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
2015年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的纪念活动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并创下了若干个第一次:第一次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为抗日战争研究制定“中长期规划和具体工作方案,确定研究重点和主攻方向”[14];第一次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纪念活动唯一指定标识;第一次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向约21 万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等颁发纪念章;第一次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名义举行盛大阅兵仪式;第一次邀请多国政要参加抗战胜利纪念仪式;第一次在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当天全国放假一天……这一系列纪念活动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反响,并通过全媒体传播强化了广大民众关于抗日战争的认知和记忆。
但要保持“各个前后相继的集体欢腾时刻之间的连续性”[2]46,在平淡、琐碎、缺乏仪式的日常生活中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还需要注意对抗日战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日常纪念。从对《人民日报》关于抗日战争的相关报道频次来看,主要集中在对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活动期间,其他年份则较少。中国的抗日战争前后长达14年时间,每一年都有无数事件值得纪念;中国的抗日战争地域遍及大江南北,每一片土地都有无数历史需要铭记;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每一个群体都有无数故事渴望讲述。在对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庆典之间的日常生活中,开展不同层次的事件性、区域性、群体性的叙事和纪念,将宏大叙事与具体叙事、仪式纪念与日常纪念结合起来,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才能在个体记忆、地域文化记忆、特定群体记忆的基础上得到有效的传递和延续。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 周年,透过丰富多彩的庆典仪式、此起彼伏的研讨座谈、持续增温的著作出版,这次周年纪念活动突出了勿忘国耻、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的主题,苦难与抗争成为建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核心符号。
(四)真相叙事:记录史实,铭记贡献
对于成熟的、有一定规模的商圈而言,移动应用不可或缺。作为商圈信息展示的网上门户,商业推广和客户服务是移动APP的主要功能。WIFI和4G网络的普及使得相关应用软件的下载更加便捷。依托微信平台的企业公众号开发和小程序应用能提高用户的体验,在系统设计建设过程中可考虑先设计APP,再向其他平台扩展。APP要以轻量级为主,主要体现出商圈的特色服务和货品的分区、分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最引人注目的抗日战争胜利“逢十”周年庆典当属1965年抗日战争胜利20 周年的纪念活动。与1955年、1975年抗日战争胜利纪念的冷清场面不同,在1965年抗日战争胜利20 周年之际,《人民日报》对纪念活动进行了较多报道。9月3日当天,首都各界人民一万多人举行隆重集会,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也还要靠人民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6]全国各省会城市也举行了千人以上的庆祝集会,庆祝活动还深入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农村。人民解放军海陆空军也举行了丰富多彩的纪念活动,部队的指战员纷纷表示,“要继承抗日战争时期的光荣传统和战斗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随时准备狠狠打击敢于来犯的美国强盗”[7]。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使中国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背景下,这次纪念活动的宣传重点并不在抗日战争本身,而是以此为契机进行一次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支持越南、抗击美国可能对我国发动军事进攻的战争总动员。当然,各地不断开展的纪念活动作为构筑集体记忆的有效载体,也形塑了人们对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只是受特定政治氛围的影响呈现出一定的片面性和碎片化特征。
从世界视野定位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地位,是建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又一着眼点。长期以来,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和地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信息化时代这种状况反过来又干扰到国人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有鉴于此,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的系列庆典中,突出强调了中国抗战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牵制和毙伤日军主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13]这一认识通过领导讲话、纪念仪式、主题展览、座谈研讨、文艺演出、影视放映、著作出版、网络传播等媒介,逐渐融入国人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
(五)精神叙事:缅怀先烈,警示未来
苦难记忆是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一大主题。造成苦难的根源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以及侵华日军的穷凶极恶、灭绝人性。通过一件件、一幅幅、一段段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文物、图片、音像以及亲历者的讲述,使中华民族曾经经受的苦难融入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侵华日军的凶狠残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国内一再出现的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言论,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活动所进行的有组织忘却,更激发了中国民众的灾难记忆。
缅怀抗战英烈、传承英雄精神是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建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重要内容。2015年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抗战胜利70 周年纪念章颁发仪式上向全中国发出了“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号召[15],约21 万枚纪念章的发放在全社会掀起了缅怀抗战先烈、传承英雄精神的高潮。9月3日的盛大阅兵仪式上,抗战老兵、英烈子女和支前模范的乘车方队作为第一方队最先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敬礼,再次体现了对抗战英雄的无限敬意。《人民日报》还持续报道了各地群众自发祭奠先烈、开展网上公祭等活动的情况。如火如荼的纪念活动如同点燃起的一支支记忆的火炬,照亮了这段历经惊世劫难而又浴火重生的历史,燃起了对抗战先烈的无限崇敬和缅怀之情。
构建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是抗战胜利70 周年之际建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又一重要内容。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开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从二战全球战略布局来看,中国抗战迫使日本放弃“北进”方针、阻滞日本“南进”扩张、中国战区还与太平洋战场实现了相互配合。但正如西方学者也坦陈:“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我们对‘二战’中有所贡献的盟军的认识,有着巨大的偏差……中国依然是被遗忘的盟友,它的贡献随着亲历者的离世而渐渐被人遗忘”。[16]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构建中国抗战的国际话语体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一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要推动国际社会正确认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5],体现了中央领导层对中国抗战国际话语权的重视;二是著名专家学者呼吁“努力扩大中国学者研究抗日战争的国际话语权”[16],发出了学界参与抗日战争国际话语体系建设的声音;三是面向世界多渠道构建中国抗战的全球记忆,通过“请进来”“走出去”充分阐释“中国不仅在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而战,同时也在为整个人类的前途命运而战”[17]。
这是一种富有智慧的简捷的方法,想法虽然和思路1类似,都是利用锐角的正切函数定义,但由于是在一个“大的”直角三角形APB中考虑,k1与k2的关系一目了然,展现了宽阔的解题视野.相比之下,思路1作辅助线的方法则暴露出学生习惯借助“正规”“标准”图形思考问题的缺陷.
在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建构过程中还突出了对中国共产党作为全民抗战中流砥柱的形象建构。学者们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和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救亡、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认识和把握抗战规律、弘扬和铸就抗战精神等角度,就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展开论证。如李君如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发挥了尚义、领航、支柱作用”[18];胡德坤通过分析日本战时档案资料和战史丛书资料,认为“在8年抗战中,敌后战场有5年是中国抗战与反攻的主战场,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当之无愧的”[18]等等。这些分析论证借由全媒体传播,为中国抗日战争集体记忆融入了鲜明的共产党人形象特征。
三、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几点思考
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对于增进政治认同和民族认同,更好地“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警示未来”,具有重要意义。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抗日战争集体记忆建构历程的梳理来看,当前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集体记忆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血脂水平也随之提高了。2012年全国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成人血脂异常总体患病率高达40.4%。那么,血脂升高有啥危害呢?据介绍,血脂异常是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
(一)仪式纪念与日常纪念相结合
保罗·康纳顿认为,“有关过去的形象和有关过去的回忆性知识,是在(或多或少是仪式的)操演中传送和保持的”[3]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共经历了7 次抗日战争胜利的“逢十”周年纪念日,其中1965年、1985年、1995年、2005年、2015年都举行了隆重的周年纪念庆典。仪式作为“受规则支配的象征性活动,它使参加者注意他们认为有特殊意义的思想和感情对象”[3]49。这些蕴含规则性和象征性的周期性纪念庆典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权威性之强、关注度之广,在高潮时期足以“进入民众的时间体系,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19],激发和建构中华儿女关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
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 周年的纪念活动早在当年5月份就开始作出安排部署,召开纪念大会,举办大型主题展览、文艺晚会和学术研讨会,展映、展播优秀影视文艺作品、发行纪念出版物、纪念邮票和纪念币等等。由于当年参加或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亲历者大多已步入耄耋之年,不少人已相继离开人世,他们的子女也大多年事已高,战后在和平年代成长起来的第三代第四代成为社会主体,他们没有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和记忆,也不像父辈们那样可以从长辈的言谈中了解很多关于抗日战争的史实故事,在远离战火、信息爆炸、思想多元的现代社会,国人对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面临代际传承的严峻挑战。从《人民日报》的相关报道来看,这一时期官方对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建构突出了记录历史史实和铭记历史贡献两个主题。
工程问题设计在“电力电子技术”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应用与实践…………………孙秀桂,张洪斌,彭建荣,孙江波(37)
(二)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相协调
作为特定社会群体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并不仅仅指涉过去,它还是连接现在与过去的桥梁。哈布瓦赫就强调记忆的当下性,认为“过去是一种社会建构,这种社会建构,如果不是全部,那么也是主要由现在的关注所形塑的”[2]45。由于集体记忆的当下“建构”意涵,因此“各种政治主体通过对历史记忆的回溯、重构和刻写,表达其所持的政治价值理念,从而对合法性的建构产生影响”[20]2。国家权力主导的抗日战争官方叙事,通过多种形式的媒介建构、传递和延续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也是直接关系到权力合法性的重大政治问题。
与官方叙事所建构的整体性、概括性、抽象性抗日战争集体记忆不同,民间叙事提供的是一种个体性、具体性、形象性的历史记忆。官方叙事与民间叙事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一方面,抗日战争的官方叙事只有吸收和融合访谈、日记、回忆录等鲜活而生动的个体记忆载体,“把见证人的活的回忆纳入历史叙述之中”[21]26,充分体现百姓的喜怒哀乐和所思所想,才能增强官方叙事的真实性、全面性和权威性,进而得到百姓的认可和强化;另一方面,也有“身在民间的个体和某些小群体使用自传、日记、手抄本等私人书写记忆的方式,反抗政府的话语垄断”[22]17,利用“批判性记忆”来消解或解构官方建构的集体记忆,对这些民间叙事进行引导、规训和正面回应,最大限度地实现彼此之间的和解协调而非冲突对抗,可以有效保持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稳定和持久。
(三)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相补充
当代社会,“媒介在集体记忆的保存、传播中扮演了核心角色”[23],对于绝大多数没有亲身经历过抗日战争的人来说,他们对于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主要来自媒介的“书写”和阐释。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介“在大众认知程度、信誉、品牌、权威性等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24],长期以来一直是人们获取各种政治信息的主渠道,因此也成为官方对民众集体记忆进行建构的主要载体。
随着以互联网、手机为代表的现代媒介的普及,一方面,其方便快捷和广覆盖面从技术层面为官方集体记忆的建构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和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其互动性强和参与门槛低等特点也“为集体记忆带来了公民化书写的可能性,进而与‘官方’生成的集体记忆产生竞争和对话”[23],从而使传统媒介不再拥有不可撼动的话语垄断地位。此外,现代媒介的“‘实时’、‘当下’、浅思考、浅交往消解了集体记忆的历史纵深感以及附着其上的情感和审美品质、伦理和信仰价值”[25],大量未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和“抗战谣言”的快速传播,抗日战争历史游戏化倾向的大行其道,带来的更多是对官方所建构的抗日战争集体记忆的解构和价值祛魅。因此,充分发挥现代媒介对集体记忆建构的正向价值,限制其消极作用,实现传统媒介与现代媒介的彼此补充,才能推动抗日战争集体记忆建构的有效性。
这样一来,如芸省心又省力,她开心到不行,在茶水间碰到他的时候,她拦住他,跟他说谢谢,完全忘了之前对他咬牙切齿的誓言。
(四)中国记忆与世界记忆相印证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记忆令人吃惊地淡漠和无知,与中国人的抗战记忆相去甚远。从世界视野定位中国抗战的贡献和地位,构建东方主战场话语体系,以重构中国抗战的“全球化记忆”成为当务之急。
要让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记忆从“集体失声”到“集体记忆”,与中国的抗战记忆相印证,首先,需要把中国抗战放到宏大的世界历史背景中讲述,用国际话语讲述中国故事,这样会更有说服力和共鸣。华裔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所产生的世界影响表明,通过“强有力的证据资料、值得信赖的故事人物、观点和证据的平衡、超越国界的平等对话”[26],可以唤醒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记忆。其次,要超越党派之间的记忆隔阂,唤醒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抗日战争历史记忆,“更好地开展两岸人民之间的沟通,做到增进了解、增进共识、增进互信”[27]。只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真正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中国抗战的“全球化记忆”才具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最后,要超越意识形态、国家、民族、文化的分歧和局限,突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注,从人性、正义、和平等人类共同情感和价值观去形塑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战争的记忆,这样才能形成叩问心灵的震撼影响力和强烈的记忆共鸣。
历史不是易碎品,因为它有记忆。只有让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在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中一代一代地延续和传承,我们才能有自信像《老人与海》中说的那样,“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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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nd its Construction——In the Perspective of Commemorations of Every Ten Years by People's Daily
CHEN Lili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Henan Normal University,Xinxiang,Henan 453007)
Abstract: Collective memory is a process of social construction.The commemoration of anti-Japanese war is held every ten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we use thes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s to 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to expla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narrative changes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the national discourse from the emphasis on the subjects of the KMT-CPC cooperation in the 80 s,to the history of suffering and struggle in the 90 s,and then to the details of historical facts,heroism and discourse power in the new century,the changing reflect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Collective memory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to promote politic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and enhance national cohesion.At present,the transfer and continua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of anti-Japanese war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combination of ceremonial commemoration and usual memorial,the coordination of official narration and folk narration,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al media and modern media,and mutual corroboration of Chinese memory and world memory.
Keywords :Anti-Japanese War;Collective Memory;Construct;People's Daily
[中图分类号] K265
[文献标识码] A
[文 章 编 号] 1003-5478(2019)03-0134-07
[DOI] 10.19649/j.cnki.cn22-1009/d.2019.03.019
[收稿日期] 2018-12-0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政治仪式研究”(19YJC710008);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红色教育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及优化路径研究”(2016BDJ003);河南师范大学国家级科研项目培育基金“红色记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认同研究”(2016PW08)。
[作者简介] 陈莉莉(1981-),女,法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吴祖鲲
标签:抗日战争论文; 集体记忆论文; 建构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