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地理学论文,区域经济论文,启示论文,地理论文,区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2398(2002)02-0090-04
中图分类号：F119.9 文献标识码：A
1 “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及其主要概念
1.1 “新区域地理学”的兴起
从20世纪初至今，西方的区域地理学经历了由“发展”—“衰落”—“复兴”的演变过程。“发展”的标志是赫特纳(A·Hettner)、哈特向(R·Hartshorne)、詹姆斯(P·E·James)和琼斯(C·F·Jones)等一批地理学家缔造了20世纪中叶的区域地理黄金时代；“衰落”的标志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来数量地理学派的出现而导致的人们对区域地理学的冷落；“复兴”的标志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量地理学派的失宠而使“新区域地理学”的诞生。
一般认为，“新区域地理学”的诞生与两个因素有关。一是一些地理学家出于对“数量地理”的质疑和对传统区域地理学的不满，而呼吁建立良好的区域地理学。这是“新区域地理学”诞生的内部动因；二是随着人文主义、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出现和发展，一些地理学家，尤其是区域地理学家开始寻求用新的哲学流派改造传统的区域地理学。这是“新区域地理学”诞生的哲学基础。由此，经过一批地理学家的努力，“新区域地理学”而运而生。
1.2 “新区域地理学”的主要思想
“新区域地理学”是相对于传统区域地理学而言的。众所周知，西方的传统区域地理学是以维护地理学的统一形象而发展起来的，其强调地理学是一门关于地域分异的科学，并认为区域是自然与人文现象相互结合的具体体现，区域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在研究思想方面，其倾向于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哲学。立足于对地区差异的描述（经验主义的）和解释（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新区域地理学”也承认地区差异和区域特性，但在研究思想方面已出现了根本性转变，其倾向于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在20世纪90年代由豪尔(Joost Hauer)和约翰斯顿(R·J·Johnston)等人共同完成的“区域地理研究的趋向”一文中，明确指出了“新区域地理学”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研究思想的差别。他们认为，“新区域地理学”具有如下特征[1]：
(1)它不研究解释个体区域的一般原则，注重区域的唯一性。反对白兰士(V·Blache)和赫特纳等传统区域地理学家的“区域并非是唯一的，而是独特的”学术观点。
(2)它不寻求自然规律的大法则，而重视对社会发展的历史抽象，是和人本主义研究区域的方法相联系的。而有别于传统区域地理学所认为的“区域是自然和人文的复合产物”的观点。因此，它特别关注由区域人口组成的社会的发展。
(3)它不屑于那种消除区域特征和结构的历史事件的连续记录，而注重能够显示历史本身过程的历史。对法国“年鉴学派”的新史学观点十分欣赏。
(4)它不注重于笼统的、抽象的区域，而注重唯一的具体区域，注重具体区域的“人”，它所研究的“人”不是淹没于群体中的人，其可能是一个个体或类别、也可能是群体或组织的一部分。并认为，对具体的“人”的关注可以找出隐藏在个体和他们的区域之间的抽象结构和过程。
(5)它不主张在区域研究中采用空泛的方法和技术，而力主建立用于描述和分析的具体而广泛的方法和技术，并且描述和分析的层次应建立在个体、组织、群体及其组合的多个层次上。
综上可见，“新区域地理学”与传统区域地理学的确存在较大的区别。“新区域地理学”虽然也把“区域”研究放在第一位，但它的“区域”理念是社会的、结构的、唯一的和具体的。
1.3 “新区域地理学”的主要概念
如果说“区域”(region)是传统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那么“地方”(place or territory)就是“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与“地方”一起支持“新区域地理学”的主要概念还包括行为主体(agent)和体系(system)。
1.3.1 关于“地方”(place)
地方(place)一词在传统区域地理学中也经常出现，但它一般被看作是区域、地域、地区的同义语。在“新区域地理学”中的“地方”则赋予了社会化的涵义，并得到了众多西方学者的关注。其中首推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A·Giddeness)，他在1984年出版的“社会结构论”一书中，探索了人的能耐和角色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认为此种关系必须落实到一个具体的“地方”，这就了强调了“地方”在社会演变中的重要性。吉登斯本人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并把它看作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的背景[2]。几乎与此同时，受西方哲学流派的影响，一些地理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代表人物是美国地理学家普莱德(A·Pred)和段义孚（Tuan Yi-fu华裔）、英国地理学家马西(D·Massey)和库克(P·N·cook)等。普莱德在1984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地方是随历史而定的过程”一文中，也阐明了“地方”的重要性。他认为人与地是不可分的，一个地方的人的经历、思想、经验及人们赋予该地的意义和价值，总是在不停的变为该地的一部分，它们的产生是地域的宏观及微观因素互动的结果，特别是地方情况对外界大环境反应的结果；美国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他1977年出版的“空间和地方”一书中，也阐述了“地方”研究的意义，他认为“地方”除为人们提供生活空间外，也是人们价值观念及经验的汇集点。因人们会对它产生感情，它也有其特性或“地点的身份特色”；马西在她1984年出版的“劳动地域分工”一书中认为，地理研究需要解决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一方面要注意区域间不平衡发展和区域间相互依存的主次系统，另一方面要注意各个地方的特性。他们认为，每一个地方都有其当地历史遗留下来的独特性。新区域地理的任务，不是老式的地区描述，而是探明和分辨出什么是当地特有的社会经济情况，什么是来自外部大环境而影响当地发展的力量，并探讨这两种宏观和微观力量间的相互关系[3-5]。
其实，在西方地理学界（主要是人文地理学界）对“地方”研究予以关注的地理学者有许多。虽然不同学者对“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但差别不大，基本与吉登斯的解释相同或相近。综合分析上述学者和其它一些学者的认识，大体可对“地方”做如下定义：即“地方”是由社会系统构成的，是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由社会结构空间所限定的一种区域。
1.3.2 关于行为主体(agent)
斯密特(D·Smidet)在总结众多“新区域地理学”拥护者观点基础上，提出“新区域地理学”的研究除关注“地方”外，还应关注行为主体和体系。关于行为主体，他解释道：行为主体，即行动者(actor)，包括人的个体和由个体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它是被定义在“地方”上的，界定与“地方”共存和共同运动的行为主体空间是分析行为主体的基础。由于不同的行为主体在“地方”的特性形成中，具有不同的时空轨迹，因此，在分析中，应对行为主体进行划分，即从个体、类别、群体等多方面进行分析。
1.3.3 关于体系(system)
斯密特认为，体系是区际的或国际的，体系的内容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但它不一定是地理现象，但应有地理基础。他举例道，世界范围的要素市场和货物市场是以世界城市（也称全球城市）为地理基础的，其将行为主体和实行不同制度的地方间相互联系起来。这与泰勒(P·J·Taylor)的观点是一致的。泰勒在他1989年发表的“政治地理—世界经济、国家和社会”著述中就体现了体系（世界经济）、地方（国家）、行为主体（社会）相互联系的思想（本文作者注：体系、地方、行为主体三种规模既可以是全球的、也可以是区域的）。鉴于上述，不难看出“新区域地理学”中的主要概念是以人及其社会组织为中心构建的，其强调人的能耐及角色和社会结构对区域性质及其演变的影响，强调来自“体系”的外在力量及地方性力量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但需要说明的是“新区域地理学”并非忽视传统定义上的地理条件和要素，而是把包括区位条件在内的多层次地理背景要素视为社会结构和过程的约束条件。
2 “新区域地理学”关注的重要领域和前沿问题
“新区域地理学”实际上是“新区域人文地理学”，从它兴起开始，就表现出与其它社会科学的互动，并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理念，力求改变传统区域（人文）地理学的社会地位，使自己成为一门对社会有用的科学。所以“新区域地理学”的倡导者们从一开始就十分关注西方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并予以研究。同时，由于“新区域地理学”的历史非常短暂，所以理论与方法的建设也为“新区域地理学”学者们所注意。按豪尔和约翰斯顿等地理学家的观点，“新区域地理学”关注的主要焦点或前沿问题为方法论、世界体系、区域发展、有意义的区域空间(meaningfully bounded spaces)、区域的文化趋同和区域差异模型(models of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6]。本文重点介绍前4个领域。
2.1 关于方法论的构建
构建方法论的关键是如何使区域的最终描述和区域特征与发生在区域内的过程相联系？如何使分析的不同水平层次（如个体层次、群体层次、组织层次等）相联系？如何使宏观区域的普通特征和地方唯一性特征相联系？如何使社会科学方法和地理学方法相联系？如果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将促进区域地理学的发展。
2.2 关于世界体系的研究
世界体系或新的全球劳动地域分工是现代区域地理研究必须面对的背景。尽管我们对世界体系的重要作用有较清楚的了解，但我们对这种世界体系的空间结构并不清楚。虽然我们知道世界体系是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空间子系统所组成，但并不清楚这些子系统是如何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地理学家也没有掌握恰当的地理方法研究资本的积累和使用，也没有发现世界体系、国家行政区、世界城市和其它区域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仅仅知道跨国公司起了重要作用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方面，地理学家已落后于象布劳代尔(Braudel)这样的历史学家和象瓦尔斯坦(Wallerstein)这样的社会学家在各自领域的工作。所以，关于世界体系的研究是“新区域地理学”的前沿课题。
2.3 关于区域发展问题
虽然弗里德曼(Friedmann)、普鲁斯(Perroux)、费舍(Fischer)等非地理学者在区域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但仍然有许多工作需要区域地理学家来完成。一些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已经意识到了“自下”的社会文化结构和过程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仍有一些地理学家为了逃避经济还原主义而用简单的城市化、核心、外围的概念来替代复杂的区域发展。到目前为止，区域发展理论还没有同空间差异和背景上异质的区域联系起来，以至不能理解复杂变化的区域现实。可以说区域发展问题仍为“新区域地理学”研究留下较大的空间。
2.4 关于“有意义的区域空间”研究
“有意义的区域空间”是指现代、破碎的(segmented)社会形成的不同人口类别和群体的区域。由于历史的发展可能对不同区域同一类别或群体的人口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样就可以把它归功于不同区域文化、制度和政治等的作用。其有助于我们解释不同区域对外力作用的不同反应。这样的研究对理解区域的发展是有意义的。
3 “新区域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3.1 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学术成就及其“世界观”范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取得了重要的学术成就。在理论建树方面，引进吸收和创新相结合，形成一批有意义的理论观点和研究成果。如吴传钧教授根据国际上人地关系研究的复兴，提出了经济地理学应以研究经济活动的地域系统为中心，人文地理学应以人地关系的地域系统为中心的新论点，并主张经济地理学应向生态化、经济化和社会化方向发展[7]。陈才教授在借鉴前苏联的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基础上，对其理论内涵做了充分挖掘，并吸纳了国外区域经济结构理论的有益成果，围绕“经济地域和经济地域系统”这个研究核心，出版了我国第一本以“区域经济地理学”为名称的著作[8]。陆大道研究员在吸收波兰学者提出的“据点与轴线相结合”的区域开发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点—轴渐进式扩散”的理论，把点轴开发模式提到了新的高度[9]。同时，这些理论方面的建树，又指导了区域经济地理学的实践研究。如在全国国土开发研究中，不仅贯彻了人地关系的思想，而且提出的"T"型空间开发建议也被《全国国土总体规划纲要》所采纳。在图们江流域的开发研究中也贯彻了陈才教授的区域经济地理思想。
综观我国区域经济地理学者取得的学术成就，如果从“世界观“范式角度分析，基本属于以寻求通则及地理事物的通性为目标，可归属于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和简单的逻辑实证主义的范畴。但由于其又是结合我国区域研究实践提出的，所以它带有应用型的“中层理论”色彩，既不象巨型理论那么“无所不包，体系华美”，也不象低层经验命题那么零碎而不系统。
3.2 “新区域地理学”的“世界观”范式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根据前面对“新区域地理学”发展的介绍，不难看出，其“世界观”范式有异于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的研究，它是以西方世界的人文主义、结构主义、现实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哲学为“世界观”范式的[10]。它强调事物特性的重要性，但它并不反对追求理论，认为理论应符合当地情况而不应过分抽象，主张发展能在特定地点适用的理论。在此本文不想就不同学派的“世界观”范式做出评价，只想就作者对“新区域地理学”的认识，谈一谈其对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的启示。
(1) “新区域地理学”对“人”的关注具有启示意义。其强调社会结构和过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往往是我国区域经济地理研究所忽视的。只有通过对“人”的关注，才能理解原来具有相似地理条件的地区为什么有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结构。
(2) “新区域地理学”对“世界体系”的关注也具启示意义。随着中国融入WTO，需要我们不仅要研究“世界体系”的运行过程和机理，也要对个性区域的响应机制进行研究，显然，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3) “新区域地理学”对“地方”的关注更具启示意义。“地方”本质上是一种区域，只不过“地方”特性的形成是“人”的作用（包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人”形成“地方”的特性，“地方”也在影响“人”，其所构成的地方性力量必然会影响区域经济的发展。
(4) 由“人”、“地方”、“体系”构成的“新区域地理学”概念体系对区域经济地理体系的建立也有借鉴意义。
总之，“新区域地理学”作为西方地理学中的“新生事物”，我们还知之甚少，但批判式借鉴应是我们积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