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鲁迅新诗创作的终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新诗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3)06-0023-06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轫期，鲁迅是以小说和杂文创作蜚声文坛的。事实上，鲁迅也是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最早的探索者之一。他在1918年5月《新青年》4卷5期上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同年8月《新青年》5卷1期上发表了《他们的花园》、《人与时》，又在次年4月《新青年》6卷4期上发表了《他》。这一年间鲁迅共创作新诗6首。然而，同鲁迅的小说创作的“一发而不可收”的态势相反，鲁迅的新诗创作到此便嘎然而止。尽管他后来又写了《<而已集>题词》和其他几首民歌体的新诗，但在文学意义上，其出发点和目的都有所不同。完全可以说，鲁迅的新诗创作，作为一种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有意为之的创造性活动，至1919年4月间便告终止。是什么原因使鲁迅突然终止了新诗创作呢?这一问题至今似乎还没有人认真探究，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作一些努力。
一
鲁迅研究本来是一个具有稳固基础和深厚传统的学科。但是，当我为钻研本课题翻检资料之后发现，鲁迅新诗研究的历史和现状并不与此成正比。首先，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文章实在太少，我期望立足的前人的肩膀并不宽厚。其次，不多的文章中常常是结论鲜明却缺乏论证，在总体上也缺乏趋于一致的共识。再次，某些评论宏观概括尚可，联系具体的作品则难以令人信服。对于鲁迅的新诗的评价较中肯的朱自清，他在评价鲁迅的新诗时说，当时“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1](P3)从这一评价，我们可见鲁迅这几首新诗在中国新诗发展道路上所占的地位和意义了。鲁迅的新诗以新的语言，创作了新的意境，表现了新的时代精神，也尝试和探索了诗的新的表现形式。他以独树一帜的创作实践，为新诗的发展探索着途径。
鲁迅的白话新诗作为中国新诗最早的开拓之作，其史的地位远远大于了它艺术上的成就。客观的说，鲁迅的白话新诗确实算不上成功之作，其影响力甚至还不及胡适等人。诗歌的形式问题首先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在“诗体大解放”的前提下，鲁迅也努力进行诗歌形式上的尝试，走上了“欧化”一路，即采用自由的体式。但鲁迅的这些诗在格式上，语句的排列上，还显得蹩脚，读起来也不流畅。鲁迅对于诗歌形式上所存在的问题显然是有清醒的认识的，后来他曾在信中谈到：“我以为内容且不说，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唱得出来。但白话要押韵而又自然，是颇不容易的”[2](P556)鲁迅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他认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3](P220)他对新诗的三易(易记、易懂、易唱)，动听，有序，顺口的要求显然在其自身的诗作中也没有得以贯彻，恰如鲁迅所言“我自己实在不会做，只好发议论”[2](P556)。
其次就新诗的语言来说，诗歌是“语言艺术的文学中更其为语言艺术的东西”[4](P251)。语言在诗歌创作中是极为重要的。而鲁迅的用语则表现为语言的直白而语义的深奥。他的新诗用语可以说是字字能识，句句可诵，直白而简陋带着新诗草创期的稚茁，使人往往感觉诗味不足，甚至“不象诗”。从语义上来说又显得过于深奥，往往是初读者不知所云，难以从文词的表面意思中去开掘出深层地意蕴，需要多次吟咏，反复地揣摩方可领略其义。难免有“以义害词”之嫌，这显然是和诗歌语言所要求的语义的多层次性、情绪性、含蓄性、感受性、暗示性等多重要求不符的。这一点是与“五四”时期的崇尚科学理性思维相关的。鲁迅深谙于中国诗歌的语言规律，一方面对于带有文学色彩的风格和内在诗美有强烈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要使新诗适应这种科学思维的要求。他认为“诗歌不能凭仗了哲学和智力来认识”而“于诗美也一点不懂”的“科学底人们”往往会忽略这一点。这里明显的暗示出“科学”与“诗美”的冲突[5](P236)。他试图尝试打破这种僵局，但成果并不显著，因而鲁迅在中国新诗坛上长时间的沉寂了。
在诗歌的意境追求上鲁迅早期新诗不看重意境的传神，而是旨在对于某一观念的婉转的达成，处处显示出的是一位启蒙者的理性思考。使他的新诗甚至使人觉得像杂感一样，其中思想性的东西，超过了抒情的因素。然而从诗歌的角度来说诗歌是最关乎情感的艺术形式，新诗亦不例外。只有在真诚的情感的统帅下才能写出感人的诗篇。鲁迅也并非不看重诗的抒情性的，在1919年鲁迅给傅斯年的一封信里谈到《新潮》上发表的诗作曾说：“《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此后能多有几样作风很不同的诗就好了。”[6](P255)但到具体的实践中鲁迅自己的诗作又是叙事言理的多，而抒情的少了。鲁迅正是因为意识到了自身诗作上的不足才会深入的思索，进而形成自己的诗论。但是从理论上的倡导到具体的实践毕竟还是有距离的，也正是在不断的探索中，鲁迅对新诗有了深入的了解与认识，最终放弃了创作。
鲁迅不是一个普通的诗人而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对于文学艺术的追求从来都是严谨而认真的，对诗美有着执着的追求。他认为诗歌的内在规律决定着其形式和内容，风格和意境应达到辨证地统一。但不论是鲁迅的诗歌还是就整个新诗发展史来看，都难以达到诗美统一的要求。因为白话新诗最初作为“五四”初期的那场语言革命的一种实践出现的。它首要的任务似乎还不在自身艺术品性的确立，而在于助新的语言方式的建构，因此诗歌语言与白话口语的一致性是当时最主要的要求。初期白话诗的战士一方面要冲破旧体诗的桎梏，去获得解放和自由，另一方面却又必须在创作上去完成自己的体式。我们现在来看最初的白话诗，那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诗的语言上只是把白话入诗，都还是粗糙而不曾精练的白话，处处都是草创和新解放的，但又带着旧的痕迹。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也成为始终困扰其发展的一个沉重的任务。新诗在“五四”科学理性思维的倡导下新诗又往往表现为过分的追求明白入话，而缺乏深度与厚度，少了诗的意境。总之，新诗的发展呈现的是其诞生期的稚茁的本色。鲁迅在评价自己的新诗时不仅声称“对于诗一向未曾研究过”“自己是不会作诗的。”[7](P97)还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8](P4)对于新诗更是“实在是不会作”[2](P556)。鲁迅也不满意于整个新诗坛，鲁迅在论及中国新诗的成就时曾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现代新诗并不成功”[9](P17)；他还奉劝来访的美国记者不要浪费时间研究中国诗人，因为他们实在无关紧要，除了他们自己外，没有人把他们真当一回事；他甚至尖刻指出，“唯提笔不能成文者，便作了诗人……。”[9](P7-9)鲁迅的评语对于新诗虽然似显苛刻，也确实反映了新诗发展的状况。由于鲁迅对自己的尝试和新诗坛的创作都不甚满意，所以在“打打边鼓”之后也“就洗手不作了”[8](P4)。
二
鲁迅感知敏锐、想象丰富奇特、观察细微而深刻、感情浓郁，因而个性中常涌动着一种激情喷发的冲动；同时鲁迅又具深沉、忧慎、内荏的特征，使他时时升腾起克制感情喷发的强烈欲求。确如臧克家所言：“鲁迅是具有着诗人的性格和气质。”[10](P209)这种气质成为鲁迅整个精神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也无疑会外化在其作品中，使他的作品无论是小说、杂文都洋溢着浓厚的诗情。鲁迅具有如此浓郁的诗人气质却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诗人，仅于“五四”情感激烈之即创作了几首新诗，随即便终止了。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在鲁迅的身上得到了平衡与统一，既反映了鲁迅的精神气质，也体现了他的艺术追求。毕竟具有诗人气质和能成为一个成功的诗人不能混同。一个人具诗人气质并不意味着他就适宜于作诗人，也不意味着他有作诗人的兴趣和能力。鲁迅作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家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知，他宁愿选择当一个小说家、散文家也不愿意作一个不成功的诗人。
从普遍意义上讲，一个人的个性气质往往会直接外化于其创作上。鲁迅则不同，他是一个有强烈的个人个性意志，真正富有创造性的作家。他不会因为要顺应某一潮流而轻易地抛弃个人个性，特别是思想艺术这样的精神劳动。更何况创造从来都是以个人个性的充分发挥为其前提条件与内涵的。他的艺术家的独立个性对他的情感起了主控的作用，使其常常把内心深处升腾的强烈情感加以自觉的克制。这样激情喷发的冲动和克制、冷化、超越情感的欲求同时并存于鲁迅内心深处，二者互相撞击、激荡、又互相制约、补充，形成了鲁迅内心情感的辩证运动，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外化方式即理念意志异常强大，而情感内在含蓄和格外深沉的特点。鲁迅曾宣称：“我以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作诗，否则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7](P97)鲁迅正是意识到自己时常处于一种感情的激烈冲突之中，所以不仅是奉劝别人也是在告戒自己还是不作诗的好。
鲁迅独特的诗人气质也决定了鲁迅作为一个创作主体的创作志趣。在他那里，诗的激情与启蒙理性和批判意识结合在一起。他最早提倡浪漫主义文学，就是企图通过对那些鲜明的抗争精神、理想色彩的雄强的个性意识的文学家的介绍，使人民群众尽快的振作起来。欲借拜伦等诗人的浪漫精神的传统，鼓舞战斗的力量来击破中国的麻痹蠢钝和一切“污浊之平和”的。他之所以满怀激情地介绍摩罗诗人的作品，并非对诗歌这一体裁情有独钟，而是着眼于“摩罗”二字，向国人介绍敢于坚决反传统的异邦“新声”传扬革命精神。他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序幕的前夕，发表的几首诗作也无非是想借助这种形式来表达新一代知识分子冲出封建牢笼，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精神。诗作反映的鲁迅的精神世界是深沉厚重的，蕴涵着复杂的情感因素，折射出一位启蒙者理性的独白，正因为鲁迅的志趣并不在诗歌，一经发现更加适宜表达自己的情感和个性的创作形式，他便舍弃了新诗创作。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作为思想家的鲁迅对于他的诗人气质的渗透。在鲁迅的观念里文学从来都是有功利性的。因而他更强调文学的认识和教育功能，强调作品的战斗性。他觉得这种以抒发个人情感愿望为主带有抒情成分的诗歌是不宜于表达他的理性精神的。他在信中谈到《莽原》的来稿时说：“我所要登的是议论，而寄来的偏多小说、诗。”[11](P100)可见鲁迅较之抒情与叙事来说是更倾向于议论的文体的。正如孙席珍在谈到“五四”以后极少看到鲁迅再写新诗时，所说：“或许由于鲁迅先生觉得用诗歌来进行战斗，多少要受某些艺术条件的限制，不如用杂文来进行战斗，更为直捷明快吧。”[12](P48)
从诗歌这种文学体裁的特征来说，诗是抒写心灵的艺术，尽管在基本类型上有叙事与抒情之分，但其主要功能都在于抒情性，在于对主体精神世界的表现，而诗人也总是在审美理想的支配下，在特殊的对象世界中进行自我外观活动。黑格尔曾指出：“人一旦要从事表达他自己，诗就开始出现了。有表达出来的话就是因为有表达的需要。”[13](P61)马克思也说过：“人不仅像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复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己，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P97)由此可见，将诗歌作为主要创作形式，对于鲁迅这样一位要在精神的全方位特别是思想的明确性与深刻性上与社会与读者“对话”的启蒙主义作家来说，是不大适宜和不大可能的。因为，过分突出了情感本身，势必抑制思想方面的表现，将目光更多地集中于自我精神世界，势必削弱对作为客观世界的社会现实的反映。
鲁迅作为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创作主体，他的整个创作心理的整体结构也更适宜于写作对社会进行形象的解剖、突出发挥认知作用的小说和杂文，而不适宜于更多地直接地以抒发主体情感为主的诗歌。鲁迅自己就说过：“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5](P238)鲁迅的一些诗歌也确实抒发了十分充沛、炽烈的情感，不少篇章达到了“幻想和感情的白热化”但这多表现在他的诗歌中的旧体诗中，而鲁迅又表示他不喜欢旧体诗这种形式。他曾经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为一切的好诗，到唐已被做尽了。”[15](P534)此外，正如前面所分析的鲁迅的新诗中表现最多的是强大的理性独白和深刻而明确的思辩，对社会和人生进行的形象的解剖和评论。他的新诗作中更多也更真实的表现了鲁迅的个性气质，这些对于写诗来说往往又是不适宜的。所以新诗创作也不甚成功，这也正是他没有更多地写诗，成为专门意义上的诗人的重要原因。
三
鲁迅的新诗创作是新诗建设的有机的一部分，而新诗的创建又是文学革命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有必要联系新文学史来考察鲁迅的新诗。同其他几种文体比较，白话新诗在文学史上应该是处于一个发端较早，较活跃的角色。严格地说新文学运动最先落地的作品，当是议论性的散文，但在新文学发展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杂文(杂感)，始于《新青年》的《随感录》，(1918年4月4卷4期始立此栏)却晚于新诗出现。中国现代小说肇始于1918年《新青年》上发表的鲁迅的《狂人日记》，后逐渐兴起。1917年2月在《新青年》上就有白话诗发表，到1918年写白话诗的人就更多了。那时候在《新青年》、《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等刊物上发表新诗的有胡适、刘半农、沈尹默、俞平伯、康白情、刘大白等。三十年代初，刘半农曾编《初期白话诗稿》，共收八人二十六首诗。他在序中说：“现在再看这些诗，当初努力于文艺革新的人，今以成了三代以上的古人。”鲁迅在写《狂人日记》的同时，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几首新诗。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和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单是鲁迅连很少涉猎诗坛的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也纷纷加入白话诗创作的行列，形成势不可挡的潮流。鲁迅也说过：“《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议论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16](P238)
纵观新文学史，各种文体在新文学史上所显示出的实绩与它们在发端时所呈现出的态势显然是不平衡的。“五四”时期的散文的发展虽刚刚出头，意义却是十分重大的。它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的姿态是最鲜明不过的，因而在冲锋陷阵时担当了尖兵的任务。这些散文创作，在艺术上比较成功，写法自由活泼，彻底地克服了形式主义的束缚，为以后散文杂感的发展开了良好的开端。小说创作总的来说不如新诗活跃，写短篇小说的人也不及写新诗的多，《新青年》所养成的小说家也就是鲁迅一个。但“五四”时期的小说，尽管起步晚，数量上相对少，但创作的起点较高。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化小说的开篇也是奠基之作，是我国现代文学的第一篇战斗檄文。之后又有，《孔乙己》、《药》等小说陆续出现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16](P238)。新小说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艺术上几近成熟。新诗的发展却走上了特异的道路，尽管发端较早，但早期的诗作往往如胡适所言，其中的一部分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或“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17](P5)，“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17](P148)因而还不能说是新诗。以后的新诗也只有刘半农的《相隔一曾纸》和《车毯》还算成功。“五四”时期的新诗的共同特点用康白情的话来概括是“自由成章而没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节而不必拘音韵，贵质朴而不讲雕琢，以白话入行而不尚典雅。”[18](P324)换言之就是思想有余而形象、韵味欠缺，流于平直浅露，缺少余香与回味，显示了草创期新诗的稚茁。鲁迅作为一个卓越的文学家，他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总是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以宏观的视角来审视整个文学运动的发展，从而来确定自己在新文学史、新诗史上应处的角色和位置。鲁迅对于自己的创作初衷首先定位于旨在鼓吹、提倡、维护、支持，而非建设。“五四”前的鲁迅有感于辛亥革命的失败经历了短暂的失望与苦闷，沉寂于钞古碑之中。后经新文化战士的劝说、鼓舞，奋起直行开始了新文学创作，进行了各种文体的尝试。他称自己这一时期的小说为尊奉前驱者命令的“遵命文学”，是为了“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19](P419)他“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8](P4)在用小说和杂文作为战争武器的同时，也进行新诗创作的，为了促进新文学的发展，支持新诗建设。好出一把力，呐喊几声，促使新诗早日成长。鲁迅和大多白话新诗的作者一样，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无意于摘取诗人的桂冠，只是有心做新诗的拓荒者，再完成开辟，倡导新诗的道路的历史任务之后，也就告别了诗坛而转向了别的领域。
鲁迅在确定了自己创作的目的之后，必然要选择所主攻的方向。因为作为一个创作个体而言他的精力与能力毕竟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对于每一种文体都全身心的投入。鲁迅处在“五四”时代浪潮的顶峰，他亲历了各式文体的发展，因而对于各种文体发展的态势和个人所专长的能力能有较清醒的认识。他致力于战斗性的散文的创建，参与创办《语丝》，形成了风格独特的杂文体。他积极实践现代小说，一起手就显示了较高的成就。尽管“五四”的小说创作并不活跃，但鲁迅的倡导和实践是有力的，他的小说足以代表了整个新小说的成就。唯有新诗建设作为文学革命运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它起步最早，但遇到的阻力也最大，困难也最多。鲁迅于密集的时代战鼓声中看出了新诗即将寂寞的前景。他认为“说文学革命之后文学以有转机，我至今还未明白这话是否真实。但戏曲尚未萌芽，诗歌却已奄奄一息，即有几个人偶然呻吟，也如冬花在严风中颤抖。”[5](P238)可见新诗在整个新文化运动中所处的尴尬处境。鲁迅有感于新诗创作的艰难，自己又无心、无力、无暇进行深入的尝试，也只好采取关注的态度了。鲁迅的新诗由于数量少，而且过早的终止了创作，使其影响力远远不及他的小说、杂文。但鲁迅的新诗毕竟在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鲁迅新诗的实验与开拓的意义远远大于其艺术成果的积累。仅就创作个体而言，我们很难简单的评价鲁迅最终放弃新诗创作的选择，对于新诗坛乃至整个新文学发展的利弊得失。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鲁迅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艺术家，他是在对自己的个性气质深刻认知的基础上，在审视了自身的新诗作、新诗坛和整个新文学史之后作出的理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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