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与历史重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写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2)04-0048-05
西方理论在20世纪的一个重要转折就是从结构主义到后结构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对后 结构的言说，缺了福柯就少了一个链条。如果说，对以结构主义为代表的逻各斯中心主 义的批判，德里达主要表现为文本的语言解构，那么，福柯(Michel Fouvault，1926— 1984)则主要是从历史上展开突破。德里达也面对历史，他展开了对从柏拉图到列维· 斯特劳斯的思想史大家的全面进攻，但他是把作为历史发展环节上的重要个人转为共时 文本进行逻辑分析的，福柯也作理论分析，但他分析理论是为解构历史服务的。因此， 对于德里达，人们容易总结出一套文本解构法则，象美国理论家乔纳森·卡勒在其《论 解构》一书所作的那样(对一个文本，一、对主题的二元对立的等级进行颠倒；二、寻 找某一综合了不同价值的浓缩点，使主题矛盾呈现；三、找出文本自身的相异；四、文 本的内容冲突，复现为阅读之间的冲突；五、关注边缘，从边缘往往可找到解构中心的 力量)。而福柯要提供给人们的，则是解构历史整体性的法则。不等别人来总结，福柯 一边表演着解构历史的过程，疯狂史、性史、诊所史……一边在舞台上自道旁白，讲解 着自己的方法。这就是著名的考古学和谱系学。福柯在临近生命的最后时刻所写《何为 启蒙》(1984)中对自己的历史批判和批判方法进行了一个总体说法：“批判不是以寻求 普遍价值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通过使我们建构我们自身并承认我们自己是我们所作、 所想、所说的主体的各种事件而成为一种历史性的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批判不 是可被超越的，其目的并不是使形而上学成为可能。批判在合目的性上是谱系学的，在 其方法上是考古学的。所谓考古学的，意指：这种批判并不设法得出整个认识的或整个 可能的道德行为的普遍结构，而是得出使我们所思、所说、所做都作为历史事件来得到 陈述的那些话语。而这种批判之所以是谱系学的，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它并不会从我 们所是的形式中推断出我们不可能做或不可能认识的东西，而是从使我们成为我们这所 是的那样偶然性中得出不再是、不再做、不再思我们之所是、我们之所做或我们之所思 的那种可能性。”[1](P539-540)这段话说明了福柯历史批判的后结构目的，拒斥形而 上学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整体话语，呈示由这种话语所遮蔽的历史本真。这本真，在福 柯看来，就是身体、知识、权力三者的关系。考古学和谱系学是达到历史批判目的的两 种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还有交迭的方法。
一、考古学与历史重写
考古学，不妨不管福柯的劝告，就从“考古”的特点去体会。考古是对于古(历史)进 行实地的考察考证。这种“考”有自己的特点：一，考古能得到什么，事前只能大致估 计，不可能确知，有时考而得“古”，有时考而无“古”，因而，考古像历史本身充满 偶然和意外。二，考而得“古”，这古是什么，石器?陶器?玉器?青铜?是洞穴?墓葬?宫 室?“古”中呈现的事物是按什么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不少空白而充满问题。三 ，特别是在史前考古中，今年发现这几个遗址，总结出几点，明年又发现另外几个遗址 ，再修改原来的几点，得出新的几点，后年又发现几处遗址，又修改又重定……可以说 ，考古是对原有历史整体性的不断解构过程和重写过程。
站到考古学的视点上，历史学的四种基本原则就靠不住了。那四个原则呢?一是总体化 。历史事实和事件是非常复杂的，但历史学却用一些方式，如因果关系、循环关系、对 立关系等等，把时间不同，空间各异的事件聚合为整体、简化为历史的线型。比如中国 文学，从时间《诗经》、《楚辞》、汉赋、六朝五言诗、骈文，唐诗、宋词、元曲，明 清小说……总被聚合为一个整体，从共时看，清代的文体非常复杂，诗、词、赋、文、 戏曲、小说，也总被聚为一个整体。对历史做总体化的运动，成了理解历史的固定模式 。二是找起源，历史上的任何一事，总要找一个起源。而寻起源是为了在起源中找到一 个本质，有了本质，以后的一切历史发展，无论多么不同，都是这一本质的丰富展开。 起源——本质完全是为总体化服务的。有了起源——本质，总体化就有了坚固的基础。 三是同质性。历史总表现为各种差异的事物和不同事件。为了使这些相异事物不同事件 能够被总体化，历史学就在相异中找出相同，从不同中寻出一致，无论此物与彼物有多 大的殊异，这事与那事有好多的分别，总之运用同质性原则使之相同，从而将不同的东 西放进一个总体化的结构之中。因此，同质性支持着总体化。四是连续性。如果说同质 偏重于从空间—共时—逻辑上进行总体化运作，那么连续性则侧重从时间—历史—线型 上进行总体化组织。一些事出现于前，一些事产生于后，只要运用连续性原则，无论这 些事相隔多长，时距多大，都可以将之组织进一个历史的总体逻辑之中。正是这四原则 ，贯串在各种各样的“史”写作和话语之中，文学史、美学史、思想史、宗教史……无 不如此。与这四项原则相适应，还产生了一个方法论原则，为了使历史书写达到整体性 、连续性、同质性目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资料体，由此形成了以同质性和一致性为主 导的资料选择原则。
考古学对历史学的四原则进行了相应的解构，与总体化相对的是散落性和转换性。散 落即一会这儿一会那儿，勿须用一个整体把散落的物与事总体化，散落性才是它们的本 真面目。如果说散落的物与事有联系的话，也不是一种总体化的关系，而是一种转换性 的关系。这一事与那一事相关，那一事又与另一事相关，这一相关与前一相关可能根本 就没有关系。因此各个散落事物之间只有各种各样的转换关系，而绝不形成一种总体关 系。与起源性相对的是来源。来源只是指出一个开端，这个开端并不包含本质，从而来 源不保证事物在演进中不发生性质的变化。相反，发生性质的变化才是正常的，才符合 散落性和转换性的原则。比如，中国远古的“文”，本是指文身的“人”，后来，转变 为人的打扮(文饰)，转变为文字，转变为“文章”，转变为“文学”，已经与原来的“ 人”没有本质关联了。与同质性相对的是差异性、限定性。一物之为此物、一事之为此 事，就在于不同于它物它事，一物一事的内部也包括着各种差异面的统一。所谓同质是 靠吸取一些物与事，排斥另一些物与事而获得的，也是靠只管物与事的一些差异面，忽 略其另一些差异面而达到的。因此，达到同质性的同时，也是对物与事本身的“歪曲” 。相反，只有注意其全部差异，就会看到其不能被同质化的限定性。物与事的限定性决 定了自己的反同质化本质。与连续性相对的是断裂性和间隔性。历史上的物与事虽然在 时间上先后出现，甚至在外貌上好似相同，然而，它们可能根本就生存在无法总体化的 不同的网络之中，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断裂关系，而不是连续关联的 。比如中国历史上，原始的文身之“文”与后来的文字之“文”，前者指人，后者指字 ，就是一种断裂，而非一种连续。
可以看到，从总体化—起源论—同质化—连续性到散落性—来源论—差异性—断裂性 ，仍是传统运思中的二元对立，福柯只是将对立双方作了根本性的颠倒。当然仅有这种 颠倒也很不简单，有了这一颠倒，历史学中的整个概念系统就要发生根本性的变动。例 如，传统、心态、精神……这类为总体化的目的而将多样事物归为一个整体的概念受到 拒绝；影响、发展、演进……这类为同质化的目的来驾驭历时事件的概念遭到怀疑。但 仅从这一角度看考古学，容易把福柯错解为仍在传统的概念惯例中运思。福柯作为来源 于结构主义的后结构主义，是从一种新的思想维度去颠倒旧的二元对立的，从而使这种 颠倒有了全新的面貌。福柯是以语言为基础而又超越语言来进行自己的历史重写的。正 像叙事学从语言到话语到叙事完成了从语言学向叙事学的生成转变，福柯从语言到话语 到陈述完成了从语言学到考古学的转换生成。不同的是，叙事学是结构主义的进军，考 古学是后结构主义的反叛。
二、重写历史的基本单位及其概念体系
历史一旦过去就过去了，我们不可面对历史本身，而只能面对各种历史资料，应当怎 样研究历史，或者用福柯的语言，怎样进行历史考古呢?福柯认为，陈述是考古学的基 本单位。面对历史实际上是面对陈述。什么是陈述呢?与叙事学的叙事一样，陈述来源 于语言又不仅是语言，它可以是句子，可以是命题，也可以是方程式，还可以是“一张 图表、一条增长曲线、一座年龄金字塔、一片分布的云层”[2](P101)。叙事不仅是语 言，但它严格地遵循结构主义语言学规律，因此叙事学得出的体系都是实体型的，可触 可感，一说就懂。陈述超越语言学后形成了自己的后结构规律，陈述(比起叙事来)是“ 虚”的。陈述可以体现为句子，但不受句子的规则限制；可以表现为一个命题，但不遵 守逻辑的理路；可以呈现为一幅图画，但不归美学法则规范……因此，陈述敞开了一道 新的思维视野。德勒兹总结说：陈述不是而且反对由逻辑而来的命题的类型学，不是而 且反对由语言学而来的句子的辩证法，陈述犹如拓扑学，好象无调性音乐。同一个陈述 可以表现在不同的形式中，在杜甫诗歌、韩愈文章、颜真卿书法中，我们看到对唐代尚 法的相同陈述，这显示了陈述具有跨越界线的性质。同一个形式可以表现不同的陈述。 “梦实现欲望”这句话在西方文化中被不断的重复，但这同一句话出现在柏拉图的口中 和出现在弗洛伊德的笔下，却是不同的陈述。陈述超越了我们思维和分类的惯例，但它 却又有着自己的“规律”：
陈述具有非总体化的活性。由于陈述是被形成的，是通过命题、句子、图象等而存在 的，但在性质上又不等同于所存在之物，它不使自己像命题那样归于某一公理，不使自 己像句子那样归于某一固定语法，也不使自己像言语行为那样属于特定语境……各种固 有的系列，都如命题一样，总是纵向地反映高层次的公理。总体化归纳由此而得以形成 。陈述不等同于所存之物，是从总体化的运行中超越出来。一个陈述与其它陈述的关系 是以一种非总体化的方式呈现的。因为陈述是“无”，它从未置身于一个系统中，因此 它能不断地从一个系统转移到另一个系统，又因为是“有”，因此它能够把异质的陈述 联结起来。在不同系统间的区分、播散、过渡、跨越……构成了陈述活性的一个方面， 在不同空间的放射、重现、复制，反复……构成了陈述活性的另一方面。总之，陈述显 现着、存在着、流动着，有自己的存在方式，但不同于逻各斯中心主义以来的实体型存 在方式，各类陈述之间关联着、对照着，互换着，有自己的组织方式，但有异于逻各斯 中心主义的总体化组织原则。
陈述是一种非主体性的存在。当陈述呈现为一个句子的时候，句子有一个主体，这就 是句子中的人称主语。对语言学来说，人称主语意味着主体的存在，如“我(或者他)怒 发冲冠”，这个“我(或者他)”就是主体。当然人称主语的“我”也可以不出现，只出 现“怒发冲冠”，这只是词句的省略，谁都明白隐去的主体还是存在的。但从陈述的性 质来说，却没有主体，“怒发冲冠”中的“我”(或者“他”)只是一个立场或位置，谁 都可以去占据或添补这一位置。因此，从语言学的角度看，这一位置上的形象是从一个 原始的“我”中派生出来的，是“我在说话”。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些形象是从陈述 本身中派生出来的。是“话(陈述)在说我”。正如在叙事学里，叙事者不等于作者从而 使叙事学具有了结构主义的客观性一样，考古学的陈述也是通过对陈述本身生成出人称 代词而拒斥了主体的介入，使考古学具有了后结构主义的客观性。
陈述还是一种非对象性存在。当陈述呈现为一个命题的时候，命题指向参照物，正如 分析哲学所论证的，命题是靠与现实的对应与否来决定自己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因此 ，命题意味着对象性的存在。对现象学来说，对应于外在事物，是主体的意向性。命题 是联系着意向性的，意向性的对象决定着命题的意义。陈述以命题形式出现时，也有一 个话语对象，但这一对象却不是来自于现实或意向，而是来自于陈述本身。因此陈述中 对象的意义不是由现实来决定的，它的对象可以是现实确有，也可以是现实没有。确有 与否，对命题来说是重要的，对陈述来说是不重要的。陈述对象的意义只与陈述自身有 关。因此，陈述不象命题那样，走向区别意向性的类别，而是处于变动不居的位置，从 而具有了与异质系统进行沟通的话语模式。因此，对现实来说，陈述像梦，像万花筒， 一切都随人们选定的资料体和所勾划的对角线而发生变化，就陈述自身来说，这又是真 实，所有的真实在陈述中都一目了然。
福柯谈了陈述的三个法则：
一、稀少性法则，即说出来的东西永远不是全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去找那未说出来 的东西，也不是要研究阻碍说的东西，那样就又回到了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变成了一 个总体化的行为。稀少性只有表明作为陈述的话语具有非语言的断裂性质，和非整体性 的空白性质。语言的断裂引人们去焊接而呈现结构，整体性的空白引人们填空而走向整 体，非语言的断裂则知道无固定结构，因此勿须焊接；非整体的空白因知其本无整体从 而勿须填空。稀少性正好确证了福柯的研究对象：确定一个有限的在场系统，要分析的 只是永远处于自己位置上的陈述。考古学呈现的就是一个非整体的历史。
二、外在性法则，即陈述研究是一种外在性研究，以前的历史研究总是建立在外与内 的辩证关系上，通过充满偶然性的外在，回到必然性的内在。而陈述分析是在陈述本身 纯粹的播散中重建陈述；不参照任何一个内在性的逆反形式，直面外在性的差异、悖论 、偶然、断裂……使历史不受总体化的歪曲而相对地呈现自身。因此，考古学要确定的 ，不是萦绕在陈述之后、之下、之外的主题、形象、寓意、结构，不是一种阐释学，而 是直接面对陈述本身，面对形成系统的陈述整体：话语。
三、并合性法则，即怎样把陈述组织起来。并合法不是逻各斯式的内在化，也不是文 献式的总体化。并合性法则不是要去发现连续或不知不觉中的过渡，从而把陈述与它前 面、周围和后面的东西联系起来；也不注意陈述从它们原来不是的东西变成它们所是的 东西的时机；更不想缓慢地从观念的模糊领域直向体系的特殊性或科学的最终的稳定性 。并合法则把每一陈述视为一种“暂留”，既不把陈述作为今天的参照，也不费力去还 原到当初要表达的东西，而只看它得以暂留的情况；它确定话语的特殊性，指出话语所 发挥的规则作用在哪些方面对其它话语是不可缺少的，沿着话语的外部边缘追踪话语以 便更清楚地确定它们；按话语本身对话语方式进行差异分析。
对陈述的三原则，福柯总结道：“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不同于描述某一意义的封闭和 过剩的总体性，而是如同描述一个有欠缺的和支离破碎的形态；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 不是参照某种企图、思维或者主体的内在性，而是依据某种外在性的扩散；描述一个陈 述的整体，不是为了从中发现起源的时刻或者痕迹，而是为了发现某种并合的特殊形式 ；绝不是要发掘某种解释，发现某个基础，释放某些组成的行为；也不是要决定某种合 理性或者通览某种目的论。它是要建立我们称之为实证性的东西。”[1](P161)总之， 就是用稀少性分析代替总体性研究，用外在性关系的描述代替先验基础的主题，用并合 性分析代替起源性探寻。
讲清了陈述的特性之后，可以讲由陈述而展开考古学的概念体系：陈述—话语—档案 —知识。陈述是历史的基本单位。多个陈述形成的一个陈述整体，称为话语。把陈述当 作事件和事物的系统，就叫档案。陈述的特性在它的扩大形式话语和档案中以一种扩大 的范围呈现出来。以陈述为基础，由陈述—话语—档案按其规则形成的为建立一门科学 所不可或缺的成分整体，称之为知识。之所在叫知识，是因为这种整体与按逻各斯中心 主义的原则组织起来科学有根本的不同。
陈述的特性在这一体系的每一层级上都以扩大的形式呈现出来。
三、谱系学：重写历史的另一方面
谱系学与考古学就重写历史的主旨来说是一样的，但词汇的不同显出了关注的重心和 方面的差异。虽然尼采《道德的谱系》是激发福柯谱系学灵感的重要来源，但“谱系” 一词来源于家族，因此从谱系学的角度重写历史，词汇的性质本身使这种重写有了自己 的走向。不妨把家族史与历史作一比较。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一文中，福柯重 新概括了传统历史书写的形而上学性质，一、寻找一种完美的代表本质的起源，二、建 立历史事件宏大的连续性，三、建立历史总体性的真理。这就是前面已经说过的总体化 —起源论—同质化—连续性。但当我们面对一个家族史时，这些形而上宏伟叙事就消失 了。家族每一个成员的实际上会与谁婚娶，是无规律的；其性关系及其后果是偶然形成 的；家族的延续和衍进充满不可预料的因素[2](P161)。一个成员的长相与另一个成员 的长相在哪一方面相似又在哪一方面不同，是偶然的；家族在这一支上断裂，在那一支 上枝漫，无内在理路。一个家族中不能说哪些事重要，哪些事不重要。家族史没有一个 必然走荣耀或必然跌向耻辱的命定，而只有它就是这样了的事实，它充满了琐屑的凡人 小事。总之在考古学中出现的历史规律在谱系学中又重现了一遍。然而，谱系学的家族 史却引出了历史书写另一重心：血缘和身体。福柯说：“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 因此，连接了身体与历史，它应该揭示一个完全为历史打满了烙印的身体，和摧毁了身 体的历史。”[3](P123)因此，谱系学作为现象直呈来说，它是非起源—本质—整体— 连续—同质的，但作为后结构的并合来说，又可以说，历史是身体—知识—权力的历史 。
人生存于体制和规则之中，义务、权力、程序、规则、仪式……都是为了建立支配和 征服体制，而人的身体是为一系列体制塑造出来的。对于福柯来说，权力不仅是强制体 系的法权模式，也不仅是经济学模式，更是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形态多样的规范和技术 体系和细则。权力的分散化和日常化显出了权力与知识互动互生的关系，日常的权力关 系网络产生了相关的知识学科，如精神病学、社会学、犯罪学等，而这些学科把日常经 验中的排斥、限制、监视等进行科学性的知识化，进一步发展、完善、扩散着权力控制 。正因为把权力扩展为日常规范，知识与权力的一体化就顺理成章了，日常化了的知识 —权力就构成了对身体规范和心灵的塑形。这样谱系学的历史也就是人被改造的历史， “历史使我们的情感分化，使我们的本能戏剧化，使我们的身体多样化，并使它们自相 对抗。”[3](P128)福柯是从监狱、疯人院的背景来论身体—知识—权力的，既然身体 —知识—权力具有历史的普遍性，那么它就不仅只是监狱和疯人院的规训问题，而是整 个社会与文化的问题，当然也包含了美学方面，什么样的身体被认为是美的，它是一种 具体的文化塑形，关联着一套知识体系，内蕴着社会的权力结构。
福柯的影响可以分为两面，一是身体—知识—权力，使我们对人体美及其背后的关联 有了一种新的思考。比如，中国古人为何以一种冕服体系表现出来，而希腊雕刻为何以 裸体为美。二是知识与权力。知识的后面有着权力的动作，这一点对后殖民理论产生了 深远的影响。
收稿日期：2002-01-25
标签：考古论文; 谱系学论文; 福柯论文; 命题逻辑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历史知识论文; 读书论文; 结构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