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存在主义文学家萨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萨特论文,存在主义论文,文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回顾了解放前后我国对萨特评价的变化，在较全面、扼要评论萨特的小说、剧本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了剧本《肮脏的手》，认为它不是反共剧本而是对我们有所裨益的。鉴于此，我们应当重新评价萨特，并肯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
关键词 存在主义 萨特 自由选择 《脏肮的手》
A Reappraisal of Jean-Paul Sartre the Existentialist Writer
Lin Xuejin
Abstract Guided by historical materialism,this paper presents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change in the appraisal of Jean-paul Sartre and his works before and after the founda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 comprehensive yet brief account is given of Sartre's novels and plays,with emphasis on his play les Mains Sales(1948),viewing it not as an anticommunist work but as something beneficial to our communist camp at that time.Accordingly,Sartre's proper standing in history should be affirmed through reappraisal.
Key words existentialism Jean-Paul Sartre free choice Les Mains Sales
对于一位影响巨大、评价不一的大作家的认识，时常应求助于时间和历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时间和历史能提供一些不容争辩的结论，以帮助我们校正评价作家的标尺。萨特去世14年了，十多年来世界发生了巨变，这些变化为我们提供了再度评价萨特的契机。本文拟以其文学作品为主要着眼点，对萨特的评价提出一些看法。
一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本世纪西方第一流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又是一位颇有影响和人格魅力的社会活动家。萨特在我国的地位和评价，不同的历史时期并不一样，一般是解放前的评价高，解放后的评价低。我很同意赵守成先生在《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①中的分析和看法。40年代，萨特是“反侵略、争自由”的世界文化战士，中国一些文化人和作家，在世界范围的反法西斯文化同盟的大背景下，把在二次大战前后兴起的法国存在主义文学及其代表人物萨特，看成同一战壕的战友，甚至有人把萨特的名剧《苍蝇》与郭沫若的《屈原》相提并论，认为都是借古喻今、号召反抗、抨击妥协的进步剧本。萨特的“介入文学”成为不向灾难和压迫低头的抗争文学。这一时期对萨特以《恶心》为代表的存在主义文学中的荒诞、孤独、悲观等特征，似乎也未深究。在抗战艰难惨烈的日子里，中国作家和文人在民族危亡的背景下，以“生存、选择、抗争”的价值取向来介绍萨特，对萨特大致上持肯定态度。赵文认为，在“国统区令人窒息的社会氛围”之下，“立足于反抗现实，寻找生存意义的萨特存在主义似乎给乱世中苟且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思考和审视的起点”，“萨特那对令人恶心的地狱般丑恶世界的反抗精神，那自由选择、勇敢投入、做命运主人的行动哲学”②，对当时的中国进步作家和知识分子曾经起着积极的作用。
问题似乎出在建国后。建国后从50年代至70年代理论学术界“左”得出奇，在萨特去世前，我国学术界表现得极为武断，把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说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末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精神产物”③，甚至把萨特的作品定性为“为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作辩护”，“是反动资产阶级临死前的悲鸣”④。这段时间的外国文学学术界，对20世纪的西方文学基本上采取了毫无讨论余地的批判态度，把“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不适当地推广到外国文学研究领域，肯定“亚非拉”，西方发达国家的许多作家被当成文化战线的敌人加以攻击。到了文革中的狂乱，“焚书坑儒”成了革命行动，萨特的作品自然在首批“焚书”之列。这种“左”的做法在我国有巨大的历史惯性，直至80年代初萨特去世后一段时期，萨特依然是某些人的批判对象，又是所谓引起青年思想混乱的“替罪羊”。可是，历史却证明了萨特的不少受我们批判的看法是站得住的，我们应当有勇气面对历史，重新评价萨特，给萨特应有的历史地位。
二
萨特一生的文学著作主要是小说和剧本。小说有成名作、长篇小说《恶心》(1938)，短篇小说集《墙》，长篇小说集《自由之路》，剧本有《巴里奥纳》(1940)，《苍蝇》(1943)》，《间隔》(1945)，《死无葬身之地》(1946)，《毕恭毕敬的妓女》(1946)，《肮脏的手》(1948)，《魔鬼与上帝》(1951)，《涅克拉索史》(1956)，《阿尔托纳的隐藏者》(1959)等。剧本的影响比小说大。在我国，研究者对《恶心》的理解似乎没有多大分歧，大致上都认为《恶心》是萨特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的文学表述形式，是萨特通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写出的一篇哲学宣言。小说以第一人称、日记体形式，写30岁的富有单身汉洛根丁在国外旅行后到小城布维尔居住，想在此撰写18世纪冒险家罗勒邦侯爵的传记。一天，他突然感到浑身不适，这就是恶心。环境、写作、过去的情人安妮，一切都使他恶心。洛根丁的恶心，是他与客观世界发生无法避免的面对面关系时形成的。恶心，表示存在的被揭示，也是对人生存在的最清醒的认识。恶心是“世界是谎诞的”这一存在主义命题在人的意识上的反应。《恶心》没有受到我国评论界的指责。萨特在他的《七十身画像》中说：“《恶心》并非唯独把资产阶级作为攻击对象，不过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攻击资产阶级的……我的立场扼要地说在于把资产者作为坏蛋来谴责。”⑤短篇小说《墙》写西班牙内战期间，伊皮塔、汤姆、朱安三人被捕，法西斯判了他们死刑，在等待明天行刑的时刻他们面对死亡备受精神折磨。伊皮塔意志坚定，拒不供出领导人藏身之地。第二天临刑前，他为了最后一次作弄敌人，信口开河说其领导人拉蒙·格里藏于墓地。敌人扑向墓地，不料此时拉蒙·格里刚好转移到墓地藏身，他因伊波塔一句笑话而被捕。伊波塔捉弄敌人的初衷得到的却是出卖同志的结果，他无意中把生留给自己，把死推向别人，不明不白做了叛徒，生和死充满了荒谬，难道世界和人不是荒谬和不可知吗？《艾罗斯特拉特》中的主人公“我”是一个巴黎的小职员，他要像古代埃菲斯城的恶棍艾罗斯特拉特选择纵火烧毁狄安娜庙以使自己“永垂不朽”一样，“我”选择了虐待妓女，以手枪到街上乱杀人来扬名。小说表明：人的“自由选择”是多么重要，一旦作了错误的选择，他就会失去自由的价值。萨特在他的《七十述怀》中说：“战争正好把我的生活分成两截”⑥，“我从战前的个人主义和纯粹的个人转向社会，转向社会主义”⑦。长篇小说《自由之路》的创作正好处在萨特生活的转折点上。“自由之路”实际上是萨特在二次大战中的“自由选择”。小说从1938年写起，到二次大战初期的1940年，写主人公、哲学教师玛第厄和他的同伴们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玛第厄最后在守卫村庄的教堂钟楼中英勇战死，完成了自己的“自由选择”。这种“自由选择”反映了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萨特存在主义的积极取向。《自由之路》中的“自由”，其内涵主要是反抗法西斯、争取民族和自身的自由。这条“自由之路”与共产党人抗击法西斯、争取民族独立自由是一致的，起码也是平行的。
二次大战造就了一个进步的萨特，使萨特的剧本充满反抗纳粹的呐喊。1940年萨特被关在德国特里尔战俘营，创作了神秘剧《巴里奥纳》。此剧写耶苏基督诞生的故事，1940年圣诞节在战俘营中连演几场。剧中犹太领袖巴里奥纳号召他的村民不要生孩子，使侵略者得不到新一代的奴隶劳动力。剧本是萨特与战俘营中的伙伴一起切磋创作的，其中有个叫帕热的神父认为神赐给人类以自由，任何使人沦为奴隶的政治制度都是对神的袤渎。萨特后来说：“把我跟牧师联合起来，是对纳粹主义的共同仇恨。耶苏诞生在我看来是一个能使基督徒战俘和无神论战俘都联合起来的主题。”⑧战俘营中的战俘们很快就能从中得到启示，体会对剧本隐含着号召教徒和非教徒团结起来进行抵抗的主题。这一主题在1943年写的《苍蝇》一剧中得到深化。该剧借俄瑞斯忒斯的故事，表现出鲜明的反纳粹政治倾向。俄瑞斯忒斯三岁被逐出故乡阿耳戈斯城，其母克吕泰涅斯特拉与情夫埃癸斯托斯合谋杀害丈夫阿伽门农，夺取王位。十几年后俄瑞斯忒斯长大成人，回到故乡，看到到处飞满苍蝇，这是上天诸神派来的，象征阿伽门农被杀后全城都承担着悔恨。俄瑞斯忒斯站在原来属于他的宫殿前，心中充满仇恨和行动的欲望。天神朱庇特警告他不要搅乱城邦的秩序和人们心灵的平静，暗示他屈从命运的安排离开阿耳戈斯城。俄瑞斯忒斯没有听从朱庇特的旨意，杀死母亲及其情夫，为父报仇。然而被鲜血吓坏了的阿耳戈斯城的市民及他的妹妹厄勒克特拉没有支持他。俄瑞斯忒斯终于决定离开故乡，他向市民宣告“我为了你们才杀了人”⑨，然后永远离去，大群的苍蝇也随他而去。剧本上演后，德军占领当局马上嗅到其中的反纳粹意味，在埃癸斯托斯统治下的阿耳戈斯城，有着德军占领下的法国的影子；俄瑞斯忒斯杀敌复仇的故事，无异是萨特号召法国人民起来向占领者反抗复仇。德国占领当局很快下令禁演此剧，他们准确无误地体会到《苍蝇》借古希腊故事号召反抗占领的深层内涵。俄瑞斯忒斯的“自我选择”，就是面临着反抗与不反抗，复仇与不复仇的“选择”，他不顾天神的警告，不怕世人及自己妹妹的不理解，坚定地选择了复仇，又为这种复仇的“自我选择”承担了责任，他把象征着整个城市的悔恨的苍蝇带走，让人们在他悲怆离去之后，从他勇敢的“自我选择”中得到争取自由的启示。《苍蝇》的进步社会意义，在我国评论界没有引起异议，但1944年发表、上演的哲理剧《间隔》，却因剧中的名言“他人，就是地狱”而引起颇多非议。此剧展现了一个萨特式的地狱——没有刽子手，没有刑具的第二帝国时期风格的客厅，这里住着三个生前都作了“恶”的选择的鬼魂：品格卑劣、虐待妻子、临阵逃跑而被枪决的报纸专栏作家加尔森，同性恋的性变态、邮局女职员伊奈司，背叛丈夫的色情狂、溺婴犯埃司泰乐。地狱中没有黑夜，三个鬼魂没有眼皮，他们都不能入睡，只能互相盯视；他们都想打听别人生前的隐私和罪孽，他们又改变不了生前的恶习，三人互相追逐，进而互相作践，互相折磨，任何一人都是其余两人的障碍和受害者。“如果说《苍蝇》从正面显示了‘自我选择’哲理的积极的理想主义的一面，那么，《间隔》则从反面显示出‘自我选择’哲理所具有的告诫性的一面。”⑩同是在二次大战中写的剧本，《苍蝇》写了反抗复仇的正确选择，《间隔》写了临阵逃跑的错误选择，两相对照，绝非剧作家漫不经心的偶然安排。我国有的评论说，萨特在剧中指出“他人就是地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得太悲观了；有的又说剧本宣扬仇恨他人、个人至上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萨特的原意是什么呢？1965年《间隔》灌成唱片时，萨特口述了一段前言，与上述的评论的理解大不相同：“‘他人便是地狱’这句话，常常使人误解。有人以为我的本意是说，我们与他人的关系是毒化了的，总是地狱般的关系。然而，我要阐明的却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那末，他人就是地狱。”(11)萨特进一步指出：“我的用意是要通过这出荒诞的戏表明：我们争取自由是多么重要，也就是说，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12)这就表明，《间隔》实际上还是蕴含着“自我选择”的哲理，不过是从负面上加以表现。这里还要指出，剧本写作时有具体时间、地点和条件，一些评论文章却把这种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抽象化，使之成为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人与人关系的普遍原则，以此来批判萨特，这就不能令人信服了。其实，萨特自己就说过，“他人就是地狱”的体会也来自他自己在战俘营中的经历(13)。另一剧本《死无葬身之地》也取材于二次大战期间法国的抵抗运动，写五个抵抗战士卡诺里斯、索尔比埃、昂利、吕丝、弗朗索瓦在一次行动中不幸被捕，他们的队长若望也作了身分不明的人被捕投入同一牢房。围绕着如何保护若望出狱，面对敌人的审讯折磨，五个战士在生死关头都作了“自我选择”：索尔比埃为了不出卖同志跳楼自杀，弗朗索瓦年幼脆弱，准备供出若望，被同伴扼死以保全其名节，其余三人商定假招供以图生存，均遭杀害。剧本一方面揭露了法西斯的野蛮暴行，一方面表明了除弗朗索瓦外其余四人都作了宁死不屈的“自我选择”，所以这个作品被认为是“具有反法西斯内容的较好作品。”(14)同年发表的剧本《毕恭毕敬的妓女》因揭露美国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上层人物的卑劣，在我国得到好评，此剧改编的电影也曾在我国公演，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可是1948年发表和上演的七幕剧《肮脏的手》，却引起轩然大波，该剧被斥为“反共剧本”。如何评论《脏肮的手》，已成为评价萨特的关键，本文拟在下面加以论述。1951年三幕剧《魔鬼与上帝》发表，被称为是“萨特50年以后探索时代真理、走向时代真理、进行新的‘自我选择’，进行具体的‘介入’的一个预告与‘宣言’”(15)。剧本搬演了德国16世纪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时期内战和农民起义的故事。主人公、职业军人格茨围攻沃尔姆，发誓夺取城市后要杀死两万男女老少。他一心作恶以反对上帝，却因一偶然事件而改恶从善，把自己土地分给农民，建立一个“爱是唯一法律”的太阳城。但他这些善举并没有能阻止农民发动反贵族的暴动。他发现上帝并不存在，最后他回到了具体的人群之中。柳鸣九先生以为：“在《魔鬼与上帝》里，披着古代衣装的一介武夫格茨，其实就是萨特心目中的一种精神化身。是求索精神的化身。”(16)此说是有根据的，萨特在1951年6月答记者问时说，格茨“从笃信上帝到无神论，从抽象的伦理、不着边际的伦理到具体的介入”(17)。确实是一种精神和行动的探索。但天主教评论家亨利·达尼埃尔——罗普斯攻击该剧是一部“荒谬的袤渎神明”的作品(18)，梵蒂冈教廷因此把萨特著作列为禁书。为什么剧中的格茨忽善忽恶，忽而上帝，忽而魔鬼呢？我赞同这样的看法：这个人物的出现反映了萨特这一时期的思想矛盾，“即面对战后的冷战局面，他有些无所适从了……这位主张自由选择的大师自己也面临选择的困境。”(19)法国伽利玛出版社在出版该剧的单行本时把萨特的一次谈话摘要附在书后作说明，萨特说：“我试图表现一个和《肮脏的手》的主从以——青年资产者雨果一样与其时代的群众格格不入，并因此而十分痛苦的人物……因为他作为贵族与农民的私生子，他同样遭到来自双方的排斥。”(20)这段话似乎可以听到萨特当年痛苦与矛盾的心声。
《肮脏的手》发表和公演后，西方掀起一股反共流潮，萨特受到了苏共、法共的严厉指责，萨特没有为自己辩解，却于1955年发表了八幕多场剧《涅克拉索夫》，把矛头指向荒谬无耻的反共宣传。剧本写法国资产阶级为了竞选的需要，找了一个大骗子乔治·瓦莱拉冒充从苏联铁幕后面逃到巴黎的苏联内政部长涅克拉索夫，这个骗子信口胡诌、异想天开编了一大堆所谓苏联绝密内幕，通过《巴黎晚报》一一披露于世，并说一旦苏军占领法国，首先要枪毙十万人，他记住了这个黑名单的前面二万名。法国内政部明知涅克拉索夫是骗子乔治冒充的，但为了他们反共的政治需要，就不顾一切与骗子合谋欺骗公众，最后骗局将被揭穿，《巴黎晚报》又造谣“涅克拉索夫被苏维埃分子劫持，并被装在大箱子中运往莫斯科。”(21)反共势力的无耻、卑劣，被毫不留情地揭露出来，这是萨特对反共势力借《肮脏的手》掀起的反共浪潮的答复。同年6月萨特接受《解放报》记者保尔·莫雷尔来访时直截了当地说：“我这个剧本是对反共宣传的手段的公开讽刺。”(22)难怪反共势力方面的评论家气急败坏，抨击该剧是一部“隐藏的共产党人的作品”(23)。1959年发表的五幕剧《阿尔托纳的隐藏者》被认为是萨特最好的剧本之一，也是一部内涵丰富和难懂的剧本。故事发生于1959年德国汉堡附近的阿尔托纳城，欧洲最大的造船主盖拉赫身患癌症不久于世，通过盖拉赫与大儿子弗朗兹、二儿子韦尔内、小女儿莱妮的神秘复杂关系，表现了萨特对时代重大问题的深沉思考。如何理解此剧，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不过考察剧本写作时的历史背景，对理解该剧的创作意图是不无帮助的。萨特1956年说过：“我们唯一能够而且应当做的事——就是站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把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从殖民主义的暴政下解脱出来。”(24)1957年以来，萨特多次抗议政府进行阿尔及利亚战争，赞同弗朗西·尚松领导的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的地下联络网活动，上街游行，反对戴高乐重新上台。我认为，在这些政治介入的背景下写出的《阿尔托纳的隐藏者》，借弗朗兹感到杀害俄国人的历史负罪感来比拟法国人在阿尔及利亚犯下的殖民战争罪行，是萨特的用意所在。萨特在与贝尔纳·多尔特的谈话中说：“在德国人与我们之间存在着非常特殊的联系，我们那时对德国人的情况正好与阿尔及利亚人现在面对我们的情况一样。”(25)所以，剧本的主题应是对法国统治者远征阿尔及利亚的谴责。
以上评介的小说、剧本，除了《恶心》和《间隔》不大符合我们的文学反映论和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教育意义的理论框架之外，其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受到多少指责和批判。那么，为什么80年代初期我们对萨特如此地不能宽容、如此严峻的批评呢？从文学作品来说，恐怕就是因为他写了剧本《肮脏的手》的缘故。连一向主张“我们不能拒绝萨特所留下来的这分精神遗产”，要“给萨特以历史地位”(26)的柳鸣九先生都说：“萨特从战后40年代直至他晚年所写的文学作品，绝大部分都有积极的思想内容和进步的社会意义……仅仅只有《脏肮的手》(1948)流露了萨特本人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某种偏见”(27)如何评价《肮脏的手》，就成为评价萨特的关键问题之一了。
三
七幕剧《肮脏的手》的时间背景是二次大战末期的1943年，地点是一个虚构的东欧国家依利黎。主人公雨果·巴里纳原是煤业公司副董事长的阔少爷，1942年参加了无产阶级党，任党报编辑。1943年党的书记贺德雷召开党的委员会，讨论他提出的提案，该提案认为目前依利黎有三大政治势力，一是以摄政王为首的法西斯政府，一是由共产党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人合并的无产阶级党，二者之间是自由资产阶级和民族主义者的五角大楼党。贺德雷建议鉴于目前的政治形势和阶级力量对比，应争取实现三种政治势力的联合，在战后分享政权，为此他将在近期与其他两方代表谈判。党的另一领导人路易持反对意见，但贺德雷的提案得到多数委员的支持而通过。路易为了阻止提案的执行，决定派人刺杀贺德雷，雨果就被派到贺德雷身边当秘书，伺机完成暗杀的秘密任务。雨果与妻子捷西卡搬进贺德雷的住所，贺德雷已风闻有人要暗杀他，采取了严密的保卫措施。十天过去了，雨果迟迟没有行动，这天保尔亲王和五角大楼党书记卡尔斯基前来谈判。谈判中忽然有人向会议室扔了炸弹，无人死伤。捷西卡劝说雨果，在杀死贺德雷之前说服他改变观点，雨果认为贺德雷的做法在客观上像一个叛徒。此时贺德雷刚好到来，捷西卡把雨果的反对意见告诉他，贺德雷仍然认为党目前无力单独进行一场暴力革命，只有走联合执行的道路；而且为了夺取政权，一切手段均可采用，并承认自己有一双伸进血污的肮脏的手。这正是雨果所不能容忍的，雨果决定明天动手。第二天一早，捷西卡赶到贺德雷办公室把雨果接受的秘密暗杀任务向他和盘托出，但贺德雷却认为雨果不会向他开枪。随后，雨果到办公室上班，贺德雷甚至把这种看法告诉雨果。雨果走出办公室以便认真思考。当雨果再次进入办公室后，发现贺德雷正在吻捷西卡，遂向贺德雷开三枪杀死了他。其实当时雨果是准备来与贺德雷和解的，杀死贺德雷是一种纯粹的偶然。雨果以杀人罪入狱，在狱中有人寄给他有毒的巧克力，因一位难友先吃被毒死，使雨果躲过这次暗杀。出狱后路易又派人来追杀雨果，以便杀人灭口。原来贺德雷死后，无产阶级党根据苏联的指示建立联合政权，这正是贺德雷的主张。这样雨果暗杀贺德雷被说成是纯粹的情杀。真相大白之后，门口又响起路易派来的杀手的汽车声，雨果大步向门口走去，叫喊着踢开房门去迎接死亡。
《肮脏的手》创作的缘起，据西蒙·波伏瓦的回忆：“当初是托洛茨基的被刺使他（指萨特——引者）想到写这个题材的。我在纽约时曾结识托洛茨基的一位前任秘书。他给我讲那位刺客如何想方设法让托洛茨基雇他为秘书，进而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同托洛茨基一起生活在一座戒备森严的住宅中。”(28)美国学者阿·马德森的《萨特和波伏瓦的共同道路》一书中也这样写道：“托洛茨基1940年在墨西哥城被人谋杀也给这个剧本的创作提供了灵感。在《党派评论》社，西蒙娜会见过一位托洛茨基以前的秘书，他曾详细地告诉她，斯大林的间谍是怎样在他的受害者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尔后又怎样用一把冰镐将其杀死的。”(29)显然，《肮脏的手》的素材部分来自于托洛茨基的被暗杀，但作为文学剧本，它又是经过萨特的艺术加工和虚构。波伏瓦在她的回忆录《时势的力量》中写道：萨特“虚构了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出生于中产阶级，企图通过一个行动告别他的出身。但是，即使他付出了当刺客的代价，也没有同自身的主体性脱离。萨特还塑造了一个与第一个人物相对照的人物，他是一个好斗的政客，一心扑在自己的目标上。”(30)《肮脏的手》于1948年4月2日在巴黎安托尼剧院首演，一直至9月20日才降下帷幕。至1978年底，剧本共发行了189万多册，被译成20多种文字(31)。此剧上演后，资产阶级的评论家没有立即发表意见，他们要等一等，看看共产党人如何评论。果然，《脏肮的手》引起法共的愤怒，《行动报》写道：“为了30个银币和一盘美国扁豆，萨特把最后一点荣誉和正直都出卖了。”直截了当地把萨特比作出卖耶苏的犹大。《人道报》写道：“难于索解的哲学家，令人恶心的小说家，引起公愤的剧作家，第三势力的政客——这就是萨特先生经历中的几个阶段。”(32)苏联当局也出面抗议，把该剧斥为“反苏宣传”。1948年12月苏联当局还通过赫尔辛基官方，阻止该剧在芬兰的上演。苏联作家法捷耶夫把萨特称为“握自来水笔的骗子”，爱伦堡说从《肮脏的手》之后，他对萨特唯有鄙视而已(33)。波伏瓦后来回忆道，正是因为共产党人大肆攻击这出戏，“资产阶级才把一堆一堆的恭维话向萨特倒过来”(34)。在这种情况下，萨特意识到《肮脏的手》已被资产阶级利用为反共的工具。但是，对于激烈批判他的共产党人一方，萨特不但没有发表任何反驳的意见，而且从1952年起，萨特决定除非获得有关共产党的同意，否则他决不允许上演《脏肮的手》。他先后阻止了该剧在西班牙、希腊、印度支那等地的上演。1952年11月他又禁止该剧在维也纳上演。1954年9月萨特在维也纳举行记者招待会，抗议该剧在沃克斯剧院上演。1966年，萨特又抗议比利时安特卫普市上演该剧。对于向他倾倒恭维话的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评论家，萨特并不领情，严厉斥责他们的险恶用心。1948年11月，美国刊登了《肮脏的手》英译本，题目改为《红手套》。萨特对美国《戏剧艺术》杂志记者罗德里克·麦克阿瑟说，英译本80%的文字都是被窜改了的，萨特为此对英译本译者达尼尔·达拉达斯提出强烈抗议(35)。随后，萨特写了剧本《涅克拉索夫》，对西方的反共宣传的无耻伎俩作了无情的揭露。萨特认为《肮脏的手》“不是反共的作品，而是一个同路人的作品”(36)。萨特的终生伴侣、存在主义作家波伏瓦说：“依我之见，剧本也不是反共的。在剧中，共产党被写成对付摄政王和资产阶级的唯一有效力量。”(37)《肮脏的手》于1978年首次译成中文，1982年由上海青年话剧团公演，当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肮脏的手》成了人们批判现实反思历史的参照，”(38)引起广大观众的强烈共鸣。但就笔者接触到的资料看，在我国，几乎没有一篇论文对该剧予以肯定。大多认为它“是一个反共的剧本”(39)。有的认为，“萨特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在萨特那里，共产党人与其他一切政党，没有什么原则区别，正如他在多幕剧《肮脏的手》中所表现的那样，他们的手都是沾满了血污和大粪，都是肮脏的，这正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典型观点……这个剧集中反映了萨特的哲学——道德理论以及他的无政府主义、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思想，反映他对共产党人的极大偏见；”(40)有的认为，《肮脏的手》“把无产阶级政党所进行的政治斗争都作为突出个人、对付他人的政治阴谋”，“在此剧中，萨特在‘政治’与道德的关系，‘暴力’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共产主义与个人意志自由等重大原则问题上所持的立场观点，完全是从个人具有绝对的意志自由而排斥任何政治权威出发的”(41)。但是我国也有的学者比较实际地考察问题。如有的认为“在《脏手》中，他（指萨特－引者）指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问题，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问题；”(42)有的认为，在：《肮脏的手》中把实践与道德对立起来，前者是有效的，而后者却是虚幻的；就如人只有不介入才能保持其清白一样，道德在现实中也是难以保持其完美的，现实要求人们‘弄脏双手’(43)；有的认为，萨特“创作此剧的主导思想，并不是着重写政治斗争，而是写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理想与行动冲突的悲剧，贯穿着浓厚的存在主义意蕴”(44)。外国学者有的这样理解：“《脏手》把目的与手段的道德问题与苏联共产主义的历史问题揉合在一起”，“萨特杰出地表现了革命行动与道德之间的经常的冲突；”(45)法国华人学者高宣扬在他的《萨特传》中说：“《肮脏的手》表现了萨特对‘戴红手套干活’的政客们的蔑视，对天真追求‘理想’而为政客们所利用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同情。”(46)这些看法中我赞成该剧“提出无产阶级政党的目的与手段的矛盾，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斗争”这一观点。其实，在现实斗争中，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在激烈的政治、阶级搏斗中，是不能过分讲求手段的纯洁公正和光明磊落的，合法的，非法的，公开的，隐蔽的，各种手段都可以运用，只要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在这一点上，萨特说过：“如果我是革命者的话，那么贺德雷倒是我愿意成为的那种人。”(47)问题倒是发生在该剧描写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由于正面描述了共产党内最高层次的政治斗争，特别是描写在路线上的分歧及由之引起的包括使用暗杀手段在内的政治斗争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变得极为敏感，我国也是如此。”(48)这种极为敏感的问题，在今天我国的理论界学术界已经不是研究的禁区。如果现实生活确实存在这一问题，作为社会现实的镜子的文学艺术作品自然就会有反映这一问题的作品产生，只是时间的先后而已；只要它不是歪曲，不是捏造就应当容许，目的在于总结教训，昭示后世。至于剧中写到依利黎无产阶级党根据苏联的指示，执行已被杀的贺德雷的路线，恐怕也并非萨特无中生有的捏造。最近我国理论界已有学者指出：“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共产国际在处理各国党的关系上基本上是错误的，将各国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实行民主集中制，由国际（实际上是苏联共产党）发号施令，取消各国党的独立自主，各国共产党实际上成为苏联共产党的附庸。”(49)实际上已承认四五十年代以苏联共产党的指示作为东欧各国共产党基本路线的依据这一历史事实。萨特当时看到这一事实，把它反映在剧本中，如果我们以这一点把剧本定性为“反共”，那么实际上就承认苏共的发号施令是正确的。我们可以对照萨特和波伏瓦于1955年9至11月来华访问45天，11月萨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我对新中国的观感》中的看法。萨特认为在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为了建立一种更人道和更公正的社会制度而努力”(50)。同年12月萨特在《法国观察家》周刊上发表《我所看到的中国》，说他对中国的最初感受是这个国家的秩序井然，萨特分析其原因，认为是“如果说毛泽东的政府能够表现出我看到无数证据的令人钦佩的节制，那是因为其扎根于人民中的胜利的军队所拥有的无上权力为这种平静作了保证。”(51)萨特这一看法很有见地，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于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植根于人民之中，并非外力所促成。萨特终其一生，对新中国一贯怀有友好感情，即使是我国文化大革命时期，他也没有发表过对中国不友好的言论。萨特在他晚年的著作《七十述怀》(1975)中写道：“我给予毛（指毛泽东——引者）以完全的器重，至少一直到前几年。我不太理解‘文化革命’，并非我反对它，一点也不，而是因为我弄不清这意味着什么……我在余生还愿意去几个地方旅行，其中有中国……我很乐意现在重新见到它，我想这样我就能更好地理解它。”(52)萨特在1974年把他从1972年以来和记者加维、毛派活动分子维克多有关政治问题的谈话收集起来，以《造反有理》为书名出版，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在法国巴黎公社诞生地上的回响。《肮脏的手》反映了苏共老子党的做法，对虚构中的东欧小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以暗杀手段来解决路线斗争的矛盾也有所批评，但不能因此说这个剧本是反共的。历史证明，萨特这两点看法并没有错，他认为这都不是正常的。如果我们能以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倾听来自像萨特这样的“同路人”意见，我们就能“兼听则明”，并把更大多数人团结在党的周围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主义进步力量。我的看法是，《肮脏的手》不是一部反共作品，而是一部对我们有所裨益的剧本。
四
萨特作为一位哲学家、文学家、社会活动家的影响是巨大的，近年来我国理论界有人把萨特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流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53)。萨特强调“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远不是已经枯竭了，它还正年轻…它是不可被超越的，因为产生它的那些历史条件还没有被超越”(54)。但是，他又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停滞”了，因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理论和实践是分割的……由一群不愿意承认错误的官僚主义者强制执行的计划化，变成一种强加于现实的暴力”(55)。萨特一方面正确指出苏联模式的弊端，但一方面又把苏联模式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又是不正确的。虽然这种看法有其历史和时代原因，因为当时苏联模式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实践的正统模式。但是，即使在当时，社会主义也不只是苏联一种模式而已。萨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不是在第三条道路或唯心主义的人道主义名义下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56)。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萨特有分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要走马克思主义与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不断改革自我完善的道路，而不是萨特所谓的“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之中”。本来这种分歧正确的处理方法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门历史科学，而不是一种政治权威，”(57)可以通过争论，明辩是非，求同存异。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发展，需要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宝库中一切有利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有用的成分，以保持流水不腐的发展势头。萨特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的共产党的“同路人”发表的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和错误的意见，我们可以采取坚持正确，批评错误，择善而从，以理解人的态度。事实上，萨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反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抨击美国侵朝、侵越战争，谴责苏联出兵匈牙利、捷克、阿富汗，这些都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戴高乐尚且有“我们不要去抓伏尔泰”(58)的策略头脑，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一生中都是“中国人民的朋友”(59)的进步作家口诛笔伐呢？这在策略上是失算的，不利于团结世界上可以团结的力量。我认为，萨特继承了法国文学中伏尔泰——雨果——左拉的进步传统。当然，萨特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文化教育，有与我们不同的自由观和价值意识。萨特的作品和思想中还有明显的悲观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观点，这是他的阶级局限。但是，“萨特为20世纪的人类写出了真正取材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品，不管对他全部作品的评价如何，萨特堪称我们时代的杰出作家，”(60)这就是萨特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1991年第3期。
②(38)(39)(44)(48)赵守成《萨特及其存在主义文学在中国》，《南京大学学报》，人文版，1991年3期P67，P70，P70，P70，P70。
③程宜思《存在主义文学印象》，光明日报1962.6.2。
④⑤(21)(24)(26)(27)(32)(58)《萨特研究》，柳鸣九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编选者序P10,P89,P471,P419，编选者序P10，编选者序P8，P415，P421。
⑥⑦(52)《七十述怀》，萨特著，施康强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145，P146，P163-164。
⑧(18)《心心相印——萨特和西蒙·波娃》，（美）A·马德森普，夏伯铭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P94，P209。
⑨⑩(15)(16)(17)《魔鬼与上帝》，萨特著，罗嘉美等译，漓江出版社1987年版，P117，译本序P17，译本序P21，译本序P20-21，译本序P20。
(11)(12)《当代外国文学》，1980年创刊号，P38-39，P39。
(13)(60)《认识萨特》，（法）洛朗·加涅宾著，顾嘉琛译，三联书店1988年版，P73，P151。
(14)《西方现代派文学简论》，陈慧著，花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P143。
(19)(20)(22)(23)(25)(43)(47)(51)《词语》，萨特著，潘培庆译，三联书店1992年版，代译序P3，P253，P274，P273，P288，代译序P3,P238,P277。
(28)(30)(33)(34)(37)《西蒙·波娃回忆录》，第三卷《时势的力量》（上），陈际阳等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P184，P184，P213，P186，P184。
(29)《萨特与波伏瓦的共同道路》，（美）阿·马德森著，刘阳等译，华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169。
(31)(35)(46) 《萨特传》，（法）高宣扬著，作家出版社1980年版，P183，P182，P179。
(36)《一个绝望者的希望——萨特引论》，杜小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P239。
(40)《论萨特》，王克千等著，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P159。
(41)《自由的迷惘——萨特存在主义哲学观剖视》，李辛生等者，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P174。
(42)《法国文学的理性批判精神》，艾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238。
(45)《法国现代文学史》，（法）丁·贝尔沙尼等著，孙桓等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P37。
(49)(57)吴江《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新发展》，广东省政协主办《同舟共进》1994年7期，P9，P9。
(50)人民日报1955.11.2。
(53)(54)(55)(56)《“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徐崇温著，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P10，P301，P302，P302。
(59)人民日报1980.4.17，萨特逝世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