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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07）10—0070—03
广仁堂是近代天津的一个重要社会救济机构，由于其规模大、存在时间长，成为晚清民间慈善事业相对落后的北方地区开展社会救济活动的一个缩影。对其进行深入剖析，不仅有利于我们近代天津的社会发展变化，也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探索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活动的发展规律。就笔者所见，目前尚无专文对天津广仁堂进行研究。天津市档案馆保存了大量广仁堂的原始档案，上迄光绪初年广仁堂设立，下至天津解放后被人民政权接收。囿于能力限制，本文拟对晚清时期的天津广仁堂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收抛砖引玉之效。
一 天津广仁堂的设立
天津广仁堂，又名天津河间广仁堂，是天津河间两地官员会同地方士绅在光绪初年设立的一个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在广仁堂设立之前，天津已有天津府孤贫院、天津县养济院、育黎堂和育婴堂等救济机构。但这些机构救助内容单一、规模较小，救助效果有限。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城市获得了发展较快，社会救济需求相应增加，原有的救济设施更显杯水车薪。同时，由于国外势力的影响，一些新的社会问题也日益凸现，吸食鸦片作为一个全国性问题，作为通商口岸的天津自然危害更烈；同治九年（1870），发生天津教案，震动中外，而其起因则是因民间传说教会育婴堂拐卖残害儿童而引起。从全国范围内来看，综合性善堂以其方便士绅阶层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能够全面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在广州、上海等沿海城市开始兴起。尤其是上海的同仁辅元堂、果育堂等善堂，不仅在解决上海本地社会问题上表现出色，在组织对华北灾区的义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为广仁堂的兴建起到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光绪初年，包括天津在内的华北地区爆发了“丁戊奇荒”，天津的社会救济需求进一步增强。“天津河间等属，地瘠民贫，迭遭灾歉，孤儿婺妇，往往无以自存，情甚可悯。必须创设善堂，兼筹教养。”[1] 光绪四年（1878），天津广仁堂设立，下面是直隶总督李鸿章事后的记述：
“光绪四年旱灾后，据前署山西藩司王承基、候选道郑观应、主事经元善等集捐洋银一万圆，经臣商属前督办河间赈务今太仆司卿吴大瀓、候选知府李金镛，先于津郡东门外南斜街暂设广仁堂，收养天津河间两府属遗弃子女、贫苦节妇，一面倡劝捐资，多多益善。饬道员盛宣怀等督同绅董筹经久之策。因经费集有成数，遂于西门外太平街庄卜地建堂，共盖屋二百八十余间，将南斜街原收妇孺归并太平庄于堂中。”[1]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出天津广仁堂的设立，实际上利用了一个机会，那就是救灾活动结束后，江南义赈的剩余的一万圆洋银。以此为基础，暂时在天津东门外南斜街设立广仁堂进行救济。再经进一步筹措经费，最终将广仁堂设于天津西门外太平街。根据李鸿章在光绪七年（1881）的奏报，天津广仁堂“现计开办三年，屋宇一律竣工，章程亦皆妥定。耕读纺织成效昭然，而戒烟除瘾者，亦有二千余人。实于风俗人心，大有裨益。嗣后应责成绅董，遵照定章，实心经理，以垂永久。”[1] 这里不排除有自我夸张的成分，但既有地方政要的大力支持，又有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广仁堂取得一定救济效果，逐步走向正规当属无疑。
二 救济活动的开展
广仁堂的设立，充分考虑了天津已有社会机构的存在，堂中设立敬节所和慈幼所，收养寡妇和孤儿，都是补原有机构之空缺。由于天津“赡老则有育黎堂；婴孩则有育婴堂；隆冬施粥则有官厂及馍馍等厂；惜字则有永善局。本堂皆可不必顾问。果能经费宽裕，再议将孤寡教养事宜量为扩充，仍不必再添名目，以致博而不精。”[1] 并且收养对象限于本地人，“是堂专为天津、河间二郡而设，所属孤寡之无依无告者均准收养，正额先以三百名为率。”由于救助活动“名目不一，拟颜其堂曰广仁，取推广皇仁之意”[1]，成为一个综合性善堂。
与其他善堂一样，广仁堂收养孩童以女孩为多，幼女长大成人者，由堂中代为婚配。据当时司事的自述：“（司事）现在经管恤婺会及恤女出嫁调查之事。试如外间求婚者，将求婚禀帖由门房呈于堂董，堂董奉于坐办，坐办批查再交堂董，由堂董交（司事）详查，（司事）将详查实在情形，奉告堂董，自之于坐办，准与不准，堂董与坐办妥议，由坐办批示。”[2](选派议绅员司人等，编号J130—1—107)“各所均派诚实司事专管。其敬节所系妇女，终日扃锁，以慎关防饭食等项，悉由转桶出入，公举年高有德之节妇在内管束，俟守节年例相符，由在堂绅董出结，移县转请旌表。”[1] 若被收养者死亡，广仁堂有自己的义地进行安葬。“宣统元年三月初四日准贵厅函开，据巡警…送民人…一案，…除翠姐因伤身故外，合将喜姐…送请收养，交慈幼所妥为收养。兹据该所管理员报称，恤女闫喜姐旧有劳症，历经医士调制无效，于七月十六日寅时因病身故，除取库棺殓送入本堂恤女义地掩埋外…。”[2](本堂恤女病故知照原送各机关，编号J130—1—127)
广仁堂的救济形式除堂养外，为灵活起见，还附设有保产会、恤婺会等善会。“光绪十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准前天津府汪文开……今又开设保产、恤婺会”。[2](天津斗行欠缴斗捐呈函往复饬催，编号J130—1—113) 其中“其恤婺会每月初一日每人发给米二斗，此系曾在堂守节，年老子大出堂度日艰难百倍者，每月初五日每人发给铜元七十二枚，合九六津钱一千五百文。”[2](选派议绅员司人等，编号J130—1—107)
广仁堂设立的年代，新式社会救济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再加上参与建立天津广仁堂的李鸿章、郑观应等人皆为近代开明官员，因此它从建立之初就带有浓厚的近代化气息。考虑到原有救助活动方式“重养轻教”的局限，广仁堂设立蒙养所、工艺所和力田所，重视对受救济者能力的培养。广仁堂的创建者认为“历来善堂，能于衣食上用心，已云尽美。然养成一班惰民，于世何补？北方素懒，更当力挽其弊。故本堂之设，于读书农工加之意焉。务俾一人有一人之事，渐冀自能谋生。”[1] 其具体办法是：“男孩上等资质立义学以教诗书，中等资质雇梓人教以宋字刊印，余如修发、制衣，皆可因材施教；下等资质试种桑棉稻及区田代田之属，觅浙江老农教以种法。农隙于左近开井，庶耕凿并行，旱年克资灌溉。妇女则纺纱织布、零星女工。”[1] 这一点可以从广仁堂的机构设置得以证实，广仁堂“分设六所，一曰慈幼所，收养男孩，初时则为涤垢治病，继则分拨各所授事。二曰蒙养所，设义学整斋，择聪俊者，延师课读。三曰力田所，于堂之左右购置地亩，种植木棉稻黍菜疏，择笨者雇老农教习。四曰工艺所，择不能耕读者，令习编藤织席刻字印书，俟年长业成，听其出堂自谋衣食。五曰敬节所，收养青年节妇及无依幼女，无家可归，俟长成为之婚择配。六曰戒烟所，广延良医，妥置方药，疗治鸦片瘾病，俾吸食者有自新之路庶烟禁不致徒设。”[1]
在随后时间里，这一趋势逐渐加强。光绪三十一年（1905），“周廉访学熙到堂总办，在堂内附设女工厂一处，以为教育贫家子女。复设章程，裁去保婴，核减恤婺，以期节减经费，挹彼注兹。”[2](整顿堂务及员司被控查复，编导J130—1—108) 周学熙自己也说：“就天津广仁堂创设工厂，延订女工师，教授贫寒妇女，学习制玲珑西式花鞭，并机器缝纫、插花、刺绣等项手艺，兼授修身、书、算等课，俾具普通知识，有自赡自家之资格”。[3](P524)
三 经费筹措
根据现有资料，广仁堂的日常经费，除了在民间募捐外，大致还有以下几种：
一、政府资助。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称：“溯查道光年间，保定省城创设全节堂，其时只收养妇女五十名。今津郡广仁堂定额七百五十名之多，各所收养穷民亦众。岁需教养费用、生息之款无几，诚未能持久，除督官绅随时设法募捐接济外，查上年京城仿照津章，新设广仁堂，经顺天府尹奏，奉谕旨，每年赏米三百石，钦遵在案。津郡创设广仁堂，实为北省赈抚善后一大义举，与京城善堂情事相同，应奏明敕部立案，并援案吁恳天恩准自本年起，每年赏给南米三百石，于江苏海运漕粮项下在津就近拨领，以广皇仁。”[1]① 获得了轮船招商局漕粮水脚（水路运输费用）项下提捐。“轮船运漕，经前办堂务，署天津道盛、前爵阁督宪李批准，由招商局每年江苏、浙江漕自粮米应得水脚项下，每石提捐制钱两文，以逐广仁堂经费，历年薄解济用在案。”这一措施在实施过程中曾遇到一定困难，“光绪三十年，驻津交米金委员成浩每石减交制钱一文。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经前办堂务署天津道周、前督宪袁批饬，应循向章提捐。不得独异。候行招商局自本年起，仍按漕米每石提捐制钱二文解交该堂应用，以资接济。”[2](招商局轮船承运江浙漕粮水脚捐款，编号J130—1—111)
二、强制征收的捐助。“津郡现有东西集斗行，均经领有司帖，买卖粮食，评价过斗，照章每石抽取斗用津钱六十文以资办公。”天津知府“当即劝令该斗行等自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一日起，由每石牙用钱六十文内，抽出津钱五文，按月核明各斗行抽存钱数，由该斗行轮流值月，开折呈交广仁堂备用。”“迨经拳匪之乱，津市残破。乱定后斗行等颇欲诿饰求免，当经敝堂移请前天津道周转详…前督宪袁批饬该斗行等照旧交捐，札道行县谕追。旋具怡和公等众粮店具结任纳新旧捐项，定限分别补交清款各在案，敝堂历年核收无异。”[2](天津斗行欠缴斗捐呈函住复饬催，编号J130—1—113)
开展救济活动所需经费，除财政拨款和行业强制捐助比较稳定外，自愿捐款部分的不确定与救济需求的持续性形成了明显的矛盾。为此，很多慈善机构利用一时剩余的钱款置田、置屋收租或放当生息，保证了慈善活动的顺利开展。广仁堂来也沿用了这种模式。
一、放当生息。其创立章程中就规定：“经费支用本款，则涸可立待，断难经久。此次除建屋开办外，如有余款，应交天津县衙门转发当铺，每月一分生计，以垂永久。”[1]
二、置地收租。“光绪□年，以收养孤孀人数日多，经费短绌。查有候补知县宝山族遗塌河淀地亩九十顷零。前由堂内给钱一千二百两将苇地三十余顷归堂收租。此外尚有水田四五十顷，再找银六千两便可一并置买。光绪十年，运使额勒精额委员逐段勘丈，共计孙庄欢坨等处水旱地九十顷零四十三亩八分五厘五毫，详明由运署赈垫加价款内照数拨交，归堂收租，以充经费。”[1]
三、投资近代企业。“敝堂前入贵公司股份，计五万元，计一千股，领有优先股票息单十套，自一千九百七十八号至一千九百八十七号，历年领到息洋在案。”[2](函催上海汉冶萍公司股息及换新股票卷，编号J130—1—110)
四、自身生产所得。广仁堂所开展的各项生产活动，如设置力田所、工艺所以及随后的女工厂等都能带来一定的生产收益。
天津广仁堂是民间社会救济活动较弱地区救济机构的代表，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天津广仁堂同官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与经济重要性的增强相适应，天津的政治地位也在提高，直隶总督也移节于此，该地的要员相应增多，为该地创办较大规模社会救济机构创造了条件。天津的经济条件和好善风气都不如上海，正是由于官方的大力支持，才使天津广仁堂保持如此大的规模。从广仁堂的自身资产收益情况来看，既有传统的放当生息、置地地租，又投资近代企业，带有明显的过渡性。
四 相关管理
广仁堂创立者注意到了已有社会救济机构的弊病：“自古有治人无治法，各处善举，往往开办未久，非侵吞舞弊，即有名无实。于创始者一片苦心，大为辜负，令人慨叹无穷。”[1] 在广仁堂创立章程中就规定：“欲救其病，惟慎选总董之人，重其禄，久其任，庶几循名责实，成效可臻，即其余银钱司帐、管事、各司事也宜审择精勤公正者，略丰其修，俾无内顾之忧，方可专心奉公。盖款无虚糜，事有实济，虽修资略丰，暗中仍系撙节，且于大局实有裨益也。”[1] 认识到选择管理人员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提供优厚待遇来提高管理人员的积极性。但在实践中，广仁堂“所有南北办堂董事，不领薪水，仅领车马费数千文以襄善举。”[2](整顿堂务及员司被控查复，编号J130—1—108) 只有具体办事人员，则发给全部薪水。广仁堂的一个普通亦事人员于“（光绪）二十八年春，蒙本堂董事……派（司事）独经收北洼房、园、地、窑租。至二十九年春，本堂董事…念（司事）勤劳堂事多年，薪金总未加增，由北洼调本堂充当恤婺会、保婴局司事，每月薪水九六津钱十三仟，外路费、茶水赀九六津钱四千文。”[2](选派议绅员司人等，编号J130—1—107)
为了取得众人的信任，晚清各社会救济机构一般都将经费收支的情况，以征信录的形式公布。其内容多为财务收支状况，它详细列出捐款人的姓名、捐款数额和各项公费支出细目，表示经办人涓滴归公，以昭众信。广仁堂也不例外，其创办章程中规定“每月由总董将用款核结照抄一本，送督理堂务各位传观，年终汇刊征信录，由督理堂务各位核盘无误，率同总董暨经办各司事，在天津府城隍庙拈香焚化。仍将征信录分送督、藩、臬、运各宪，关道、津道、天津河间两府暨同通州县助捐善士大夫众核阅。”[1] 接收政府和社会的监督。
收稿日期：2007—06—28
注释：
① 有意思的是，此后顺天府尹游百川奏请在北京设立广仁堂时，也曾经以天津广仁堂的设立为借口。光绪七年十月，游百川等奏：“前于光绪三、四年间，晋、豫灾谨，近畿歉收。经直隶总督在天津设立广仁堂，收养抚恤，法甚周挚。而京师地面较广，贫民流寓更多。职等仿照其法试行，赁屋收养……仿照天津成法办理……吁恳天恩，每年赏给小米三百石。”（昊廷燮：《北京市志稿·民政志》，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版。）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各地方长官在设立社会救济机构的互相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