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思想路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路线论文,真理论文,标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前，一场声势浩大的理论讨论席卷中华大地。这场讨论的内容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实践，还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这场讨论表面上看起来要解决的是一个理论是非问题，而实际上则是两种世界观、两条思想路线、两种指导方针之间的大论战。这场讨论的结果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无怪乎它一经开展，就吸引了党内外、社会各界众多人士的关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这个问题在50年代干部学哲学、特别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时已经解决了，何以到了70年代末又成了一个需要深入讨论和认真解决的问题呢？这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说起。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历史背景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党从1957年起，在长达20年的时间内犯了“左”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夸大阶级斗争，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条路线推行到极端的一个恶果。任何一条政治路线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思想路线。当时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特点是：把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作为判断一切是非的标准，发展到了后来，甚至把毛泽东语录称为“最高指示”，当作这样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一条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恰恰就是这样一条思想路线，长期以来成了我们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
“四人帮”被粉碎，我们终于结束了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迎来了共和国发展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反思的年代，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广大群众于欢欣鼓舞之余，一直在冷静地思索一个问题：造成“文化大革命”这场大灾难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个好端端的国家为什么会被拖到崩溃的边缘？人们并不满足于那种把一切归罪于“四人帮”的浅俗观点，想知道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在指导方针上有什么失误。应当讲，广大群众的这种想法，完全出于对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关心，是拳拳的赤子之心。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口号，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这无异是对党内外群众的当头一棒，是对刚刚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严重阻挠。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做，那么就根本谈不到认真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纠正我们党所犯的错误；根本谈不到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根本谈不到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就是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去做，就只能是一切率由旧章，沿着我们已经走了20年之久的错误道路继续走下去，使我们饱经沧桑的祖国进一步陷于困境。问题就是这样尖锐地摆在人们的面前：接受还是抛弃“两个凡是”，不仅涉及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纯洁性，而且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一切关心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的人，一切不愿回到以往错误道路上去的人，理所当然地要对“两个凡是”的观点进行批评，进行抗争。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由此展开。
站在这场斗争最前面的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77年4月10日， 即提出“两个凡是”的文章《学好文件抓住纲》发表不到两个月，邓小平同志就讲到，对毛泽东思想要完整准确的认识，这实际上就是针对“两个凡是”的。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他说：“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在1978年9月16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又讲：“怎么样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是个大问题。现在党内外、国内外很多人都赞成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什么叫高举？怎么样高举？大家知道，有一种议论，叫做‘两个凡是’，不是很出名吗？凡是毛泽东同志圈阅的文件都不能动，凡是毛泽东同志做过的、说过的都不能动。这是不是叫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呢？不是！这样搞下去，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同上，第126页）可以说， 邓小平同志是最早出来反对“两个凡是”的，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中正确意见的主要代表，是这场讨论的实际上的主帅。
这场讨论的导火线是南京大学哲学系教师胡福明同志撰写的、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的文章，该文的题目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放了第一枪，这一功劳不能抹煞。但这场讨论的真正组织者、并对讨论嗣后的深入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则是胡耀邦同志领导下的中央党校。中央党校在这场大讨论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功不可没。参与这场大讨论的人员空前广泛。既有理论界、学术界人士，又有实际部门的同志；既有各部门、各地区的领导干部，又有基层的实际工作者；既有来自地方的，又有来自军队的。这说明这场讨论决不是一场学理之争，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理论的范围。
这场讨论虽然已经过去20年，但当年那种如火似荼的热烈气氛，对于我们这些曾经参与这场讨论的人来说，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忧新。这场讨论虽然已经成了历史，但它的重大意义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它将永远载入共和国的史册。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焦点和实质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因为有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而引发的。“两个凡是”这种观点向人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判断一切理论上、方针政策上的是非的标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哲学表述就是，究竟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两个凡是”的观点把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也就是把一种主观的、精神的东西当成判断一切理论是非、方针政策是非的标准，即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一种明显的唯心主义观点，它理所当然地要遭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们的反对。当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提出了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观点，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理论、方针政策的正确与否，都只能由实践来作出检验，包括领袖的决策和指示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判明其是否正确。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个哲学观点，但在当时提出这个观点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它的锋芒固然是直接针对“两个凡是”的，但同时它也是对以往那条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批评。“两个凡是”同过去那条思想路线是一脉相承的。批评“两个凡是”，连同批评过去那条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为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为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场讨论涉及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即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批评主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所持的一个论点就是所谓“砍旗”，即反对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帽子很吓人，但这种指责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整体是科学，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它的真理性不容怀疑。任何借口毛泽东晚年错误，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真理性的观点，都是不正确的。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有过明确的论述。但是，承认它是真理是一回事，承认它是真理的标准是另一回事。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范畴，二者不能等同。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例如，现代自然科学中的许多理论、学说，只有通过科学实验来证明它是否正确，当它的真理性还没有得到科学实验证实时，它就只是一种科学的假说。即使它的真理性已经得到科学实验的证明，它也不能成为证明另一种理论、学说的标准。另一种理论、学说仍要通过科学的实验来得到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它既不能成为检验其他理论、学说的标准，也不能成为判定自己是否正确的标准。当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真理时，是因为它经过了无数实践的证明，不是靠某种逻辑的推理，也不是靠某个领袖人物的认定。早在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曾经说过：“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
ndliche]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58—59页）
主张“两个凡是”的人说，如果否认毛泽东思想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会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作用。这其实是他们自己的一种误解。学过一点马克思主义的人都知道，一种理论（这里指的是科学的理论），当然有其自身的价值和作用，但这并不表现在它具有判断一切是非的功能上，而是表现在它具有指导实践、推进实践的功能上。决不能低估理论的这种价值和作用。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是对理论的价值和作用最充分的肯定。试想，没有马克思主义，会有19世纪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吗？没有列宁主义，会有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吗？没有毛泽东思想，会有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吗？没有邓小平理论，会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发展吗？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有时会直接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影响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这样来评价理论的价值和作用难道还嫌太低吗？把不是理论的价值和作用，强加给它，例如把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功能赋予毛泽东思想，表面上看起来是提高了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和作用，实际上恰恰相反。正如邓小平同志批评“两个凡是”时指出的，搞“两个凡是”只会损害毛泽东思想。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意义，决不限于澄清了一个理论是非，弄清了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更重要的是使人们懂得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是把它当作伟大的认识工具，还是当作一种不变的教条。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领袖的决策和指示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意味着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坚决执行。但是领袖的决策和指示总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作出的，即使在当时十分正确，等到事过境迁，就未必还那么正确，怎么能够要求人们始终不渝地予以贯彻呢？何况，领袖是人不是神，他也要遵循人的认识规律。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不论什么人，即使是智慧超常的人物，他的认识也总是要在实践的基础上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浅入深，逐步发展，逐步完善的过程。任何一种较为复杂的认识，都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有一种无需发展的终极真理。既然认识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谬误，认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克服谬误，使认识的正确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世界上不存在排除一切错误的认识，也没有在认识上永不犯错误的人。这样的认识，这样的人只有在神话中存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人物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在于，他们最善于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最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智慧，因此，他们的认识发展得比常人更迅速、更完善、更深刻。他们在总结人民群众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科学理论，能够成为指导人民群众实践的强大动力。
从上所述可见，坚持“两个凡是”的人对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提出的批评和指责是毫无根据的。真理愈辩愈明。通过讨论，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两个凡是”观点的本质。“两个凡是”所宣扬的是同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观点，所坚持的是一条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所维护的是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它同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根本相违背，因而它遭到破产是不可避免的。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开辟了道路，而这一思想路线的正式确立，则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以往那条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终结和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形成的分水岭。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半年多已经展开，但是使这一讨论取得突破性进展的，是邓小平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发表的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此之前，邓小平同志虽然已经明确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并且对“两个凡是”作过多次批评，但他的批评有的是在给党的领导人的信件上提出的，有的是在同某些同志的谈话中讲到的。他对“两个凡是”的公开批评，则是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重要讲话中，针对我们党长时期以来受唯心主义思想路线的影响，不少同志思想僵化的状况，邓小平同志鲜明地提出，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他指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从这里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把解放思想放在重中之重的地位，在他看来，不解放思想，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拨乱反正就要从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抓起。正是从这一点出发，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总结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这场讨论的意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整风运动中反复讲过的。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3页）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高到思想路线和政治问题的高度，提高到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这不仅极大地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正确观点，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路线教育。正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同志为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且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确定为这条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同志的这篇讲话，极大地教育了参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同志，使我们对这场讨论意义的认识，得到了提高和升华。这篇讲话既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又把这场讨论在新水平上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全会作出了一系列战略决策，但是其中最具有深远意义的就是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条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这条思想路线的指引下，我们才能清醒地总结过去，探索以往错误的根本原因，才能认识到思想僵化、迷信盛行是我们党过去所犯的一系列错误的思想根源，才能真正从以往的错误中摆脱出来，弃旧图新，开创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局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有邓小平理论作指针，而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因此，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的每一个重大成就，无不得益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邓小平同志逝世一周年时发表的重要文章中，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在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后讲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正是依靠和运用这个精髓，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进程中，通过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排除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又吸取各种失误的教训，不断解决新课题、开拓新境界、实现新飞跃”。（《求是》杂志1998年第4期）我们一定要按照江泽民同志的要求， 进一步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尤其要牢牢把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精髓，并把它贯彻到各项工作中去，贯彻到实现十五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中去。我们这样做就是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最好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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