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前沿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我国哲学界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和原著进行系统研究从宏观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外，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诸多基本理论尤其是前沿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仅就学界对人的研究、主体研究、价值研究、发展研究、科技哲学、伦理学等几个前沿问题的做些考察。总体上看，这些前沿问题之间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都是探讨人自身、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些前沿问题的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体系不断得到完善和充实，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充满活力和时代特色。
人的研究
对人的哲学思考是当代中国哲学最早关注的一个问题。自1978年来即已开始对人的讨论，讨论的内容主要是人性、异化和人道主义；其研究起点多是从指向过去开始，即在对文革十年浩劫置人民于非人境遇的批判中展开理论思索。1978年12月发表的《关于“异化”的概念》一文最早论及此问题。该文重点探讨了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指出《资本论》中异化仍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并强调马克思关于消灭异化的道路是实现共产主义思想。自此文发表后，对人、异化、人道主义问题的关注者日众。到80年代中下期，对人的讨论同对主体的讨论结合在一起形成热潮。这种讨论促动着人学这门学科的建构。国家科研管理部门这一阶段亦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的指导，1988年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中，即有“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选题。
而到90年代，对人的讨论主要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理论上怎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建构人学，并就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展开探索；二是实践上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现实进程与人的关系展开探索。相对于其他学科来说，人的研究甚为瞩目，尤其是1997年其全国性学会——中国人学学会成立并召开中国首届人学讨论会后，人学研究引起新的热潮。至此时止，国内发表有关哲学人学的论文约有3千余篇，著作数十部，产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 还出版了两部辞书：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词典》（中国国际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孙鼎国、李中华主编的《人学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这两部词典各有侧重：前一词典由总论、人学、人性、人的需要、人的价值、个人、人本主义、人的起源、人的发展、人的未来、人体结构与机能、人与自然、人的经济生活、人的政治生活、人与法、人的文化生活、个人生活方式与社交活动、人的内心世界、人学研究历史等篇目构成，其结构严谨、内容宏博；后一词典则由东方人学、西方人学、中国人学、马克思主义人学四大部分组成，洋洋大观，重在人学历史理论。这两部词典的编纂既是对以往研究成果的汇集，亦为今后的人学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工具。
众多的论文、著作，其内容主要涉及五大方面：马克思主义的人学观；人学基本理论如人性、人的本质、能力、个性、需要、权利、自由、解放、价值、全面发展、个人与群体、社会；人学史如西方人学理论、东方人学理论；社会主义建设与人的问题；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等。这些论著，或较好地说明了人学的基本问题及其理论与实践的重大意义；或较详地挖掘并较完整地阐发了马克思的人学理论；或结合现实来探讨作为主体人作用，并提出能力本位观点，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人塑造核心；或多方位考察了人的存在形式；或就人与自然关系作出新的探索；或指出认识人的本质必须坚持自然性、社会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观点，等等。
除专门从哲学角度对人进行探讨以外，研究界还跨学科对人进行综合研究。如结合政治学、法律学、社会学研究人权、人格、人的自由以及现代人的困惑等问题。当然，研究人体科学的论著至此时已大量问世。此外，国外的人学理论在这一阶段被更加全面地介绍进来。自80年代以来除商务印书馆重印或新出了汉译名著，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重庆出版社等较系统地出版了不少国外名著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三辑《国外学者论人和人道主义》（1991年），选编了西方、前苏联和东欧学者的人学名著。这些国外名著为中国学者研究人提出了极为便利的思想资料，节省了人们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一阶段的讨论过程中，渐渐形成了一些有影响的学术势力和研究中心，如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吉林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等。北京大学人学研究中心成立于1991年4月，是国内最早的人学机构。它在校内开设人学原理、 中西人论比较等课程，举办有关人学的理论报告，并主办人学理论讲习班。俄国科学院人学研究所所长弗罗洛夫等国外学者亦到中心座谈过。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则从1993年起就开始招收人学专业的研究生，注重基本理论研究和资料开发工作，把握国内人学研究进程，评价人学研究水平。这种研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全国各地的一些研究者都获得了有关人学研究项目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些省市的科研部门也先后对人学研究投入了人力物力，已成立或正在筹建人学研究机构，如河北省、河南省已分别于1995年1996年成立了人学学会。
从世界人学兴衰的历史进程看，中国人学领域的这些争论确属初生期的争论，具有初生期的特点。而人学研究要获得进一步发展，应注重四个方面：一是重新精读马克思主义原著，既把握其科学体系，亦弄清其具体论点，例如“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的论点。二是适时把握现代人的生活现实，多年进行微观研究。三是全面清理世界（尤其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对人的研究历史，采撷世界人学精华。四是吸取现当代科学的新成果，实行跨学科综合研究。这里，研究者的知识素养有重大关系，如果哲学人学工作者多了解一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生命科学、生物学、基因工程、人体学、生态学、环境科学等，多同科学家举行圆桌会议，人的研究肯定会有一个大的改观。在目前，中国的人学是哲学性的科学，无论就其对象还是方法都没有达到作为一个独立完整学科的地步，更多地是处于哲学性讨论的状态。不管怎样，中国大地上人学的兴起，主要是这一社会内部经济、政治改革推动的结果，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内在要求。但人学理论的研究及其与之相关学科的发展，又给社会实践以推动作用，给实践以思想上的启迪。
主体研究
对主体问题的讨论稍后于人、异化、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1981年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时，认为人性是主体性的内在方面，人通过漫长的历史实践建立了一整套区别于自然界的、超生物族类的主体性。此后，主体性问题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且经久不衰，在80年代下期至90年代引起研究高潮。主体性已不止是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而已成为各门社会科学的综合性的基础理论问题，它已与其相关的范畴应用于认识论、历史观、自然观、伦理学、美学等研究领域，并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理解。
对主体进行研究时人们都比较注重方法，注重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强调的对事物、现实、感性要“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出发去进行研究；认为把实践原则与主体原则作统一的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主体原则的内在本质，也是“改变世界”的思维方式的真谛所在。尽管对主体的概念规定及其本质特征的理解仍有分歧，但基本观点已经形成，即认为主体是社会历史活动中的实践者；马克思虽然在多种意义上使用过“主体”概念，但所指的总是人。例如，当马克思谈到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劳动时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或对象是自然。主体作为有目的、有意识地从事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它首先是一个实体范畴。作为主体的人具有自然性，他要依赖于身外的自然和身内的自然才能使自身的生命得以存在。主体更有社会性和能动创造性，其社会性首先表现在主体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人，有着高于其他动物的生理需求的精神文化需求。主体的社会性规定了人的生命体是社会化了的生物自然的生命存在。
主体研究中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是主体与“社会客体”的关系，因为对主体与非人类的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探讨相对来说要简单一些。主体与社会客体这对实体性的关系范畴，主要概括的是世界的两种相互对待的现象即具有各种能力的人及其对象。主体是作为历史活动承担者，其实践活动会指向这样一种历史客体：建立在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以及整个对象化了的社会结构，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与人类社会结构是不能简单划等号的。显然，这二者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
价值研究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化传统就是以人伦价值问题为中心。但作为一种哲学理论的价值论，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中国正式兴起。国内开展对价值问题的研究，除了国际文化背景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推动外，它与对人、对主体的研究直接相联系。1980年由上海（学术月刊）发表的《马克思主义论事实的认识和价值的认识及其联系》一文，引发了对价值问题的研究，此后诸多研究成果不断问世。80年代前期，我国价值论研究重在价值与认识、真理等方面，后期则扩展到历史观、伦理学、美学及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著作有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哲学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李德顺的《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价值新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3年版）；王玉梁的《价值哲学新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对价值的探讨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价值的本质、价值与主体及评价的关系、价值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如作对比研究的话，中国的价值学说已形成不同于西方价值研究的特点，形成一套有自己风格的概念范畴系列，如价值的本质和客观性，需要的社会性，人的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的关系，价值认识的真理性，价值的多元和统一，价值的实践性，价值的选择、创造和实现的历史进程，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评价的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价值思想史上的各种问题，特别是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方面的研究，更成为持续不断的讨论热点。
然而，中国的价值研究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以曾长期受到排斥的价值问题为对象，在观点和方法上都突破了以往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理解的传统框架，重新挖掘和整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许多未曾被注意的思想。这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哲学，而且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改变着通过教科书所确定下来的传统理论体系。例如，关于价值的客观基础和本质的问题，需要有一个从自然观到社会历史观和意识观、从本体论到方法论都一以贯之的理论说明。其中特别是对于人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容和结构，必须给以充分的说明。这就意味着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融为一体、并以人的实践为主要线索的理论研究方式势在必行。正因如此，价值论研究的展开，表现出了同哲学上的“实践唯物主义”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和相互促进的意义。这些显著特点意味着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的命运，既是哲学社会科学和文化发展的必然，又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及其健康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价值论研究中的主要问题是，（1 ）价值同马克思经济学的“价值”究竟是什么关系，它们是同一个概念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有人主张须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规定商品价值本质的方式和逻辑来确定价值概念，可用哲学的涵义将使用价值和效用这两个价值概念合而为一，亦可考虑到价值多层次、多侧面的内容。（2 ）价值是否仅仅同主体相关？是一种存在还是一种观念？是一种属性还是一种关系现象？评价的本质及与价值的关系如何？价值与真理之间能否实现统一？人类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探讨。（3 ）“人道价值”是人作为主体存在本身所拥有的内在价值，它同“效用价值”是一种怎样关系？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需要与历史观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在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潮流中，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价值变迁问题显得更为突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的行列，必然要伴随一场价值观念上的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则包含了中国社会当前价值变革的深刻内容。
发展研究
发展问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和复杂化，发展问题便成为各学科视点的聚集。随着1992年巴西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共同行动准则，保护环境、保护生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也日益受到各国重视。8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也开展了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的研究，至90年代这种研究更受重视。但从总体上说，我国的发展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尽管也联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作了一些实证性研究，但这种研究还不深入，亦未建立起一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
人们的共识是，建构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和发展哲学已成为时代的要求。而建立这种总体性的发展理论，需要拓展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新视野。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于用传统理性主义来解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例如人们一直把社会规律视为处于人活动之外、凌驾于人活动之上的绝对的决定力量，完全排斥人的活动对社会规律形成的重要影响，最终陷入先定论，把社会规律等同于自然本体；看不到人的活动的创造性，把人的活动理解为适应历史必然性，理解为人与自然之间简单的物质变换过程；强调社会发展模式的单一性和不可选择性，否定社会发展模式和道路的多样性。这种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等同于历史宿命论，抹煞了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特征，看不到正是人的实践活动推动人自身和人类社会历史向前发展。在和平、发展成为大趋势的时候，要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先定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人的活动与历史发展的统一上来；要破除社会发展的本体还原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创造论；要破除社会发展的单一模式论，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发展观；要破除社会发展的世界至善论和人类自我中心论，恢复马克思的人类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精神。总之，人类必须从自我迷信中觉醒，代之以自我协调和自我控制，走有节制的、自主的、多样性选择的社会发展道路。
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包含着两大层次：一是本质、规律层次上的，如唯物史观，它揭示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二是实证、决策层次上的，它要研究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具体条件、方法和途径，研究如何在保持社会稳定的前提下加速社会的发展等问题，为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提供具体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的宏观发展理论属于社会哲学范畴，它的研究主题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机制、类型和道路，其基本内容涉及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人的发展、经济发展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理想与现实，传统与未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发展中的评价标准问题，社会发展的类型、社会转型以及世界化问题等等。
发展理论，还有很多基本问题需要探讨，如发展的涵义及其合理性，发展与现代化，发展与代价等。发展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意味着社会进步，基本上是指人类主体生存和进一步幸福的需要。发展的实质是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表现为经济的增长，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文化的繁荣，生态环境的改善，即生态、经济、社会合理而协调地发展。
发展与现代化是紧密相关的，而后者是个模糊的进化论观念，是指赋予历史进步意义的社会过程，并被看作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目标。它实际上相对于“传统”而言，具体表现为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和法制化，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丰富多样等。但迄今为止的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将社会发展等同于理性和知识进步，是以唯科学主义思潮作导向，无视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亦未充分关注人与自然的协调一致，使人的自由本性和真正解放成为幻想。这种偏离的代价是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与个体生活的不和谐，使人的个性泯灭。这就需要重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有机联系。
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流的时代，必须建构中国的宏观发展理论或现代化理论，必须以世界范围内的发展进程为背景，以中国国情为立足点，确定中国社会当前发展的途径和方法，建构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总体战略、长远发展目标，研究发展的动力、有利因素和各种问题。我国确有许多“发展问题”需要研究。例如，世界范围内还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成功先例，如能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那将是对社会发展理论的巨大贡献。又如，中国农业人口众多，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再如，在中国这样有着最古老、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处理现代与传统（传统社会结构、传统文化观念、传统道德和心理等等）之间的关系，始终是一个需要慎重对待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而西方的发展理论不可能对这些问题给出符合中国实际的贴切回答。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立足于中国改革实践，形成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理论。
科技哲学研究
科技哲学在新时期的恢复和发展比较早，1977年10月至1978年1 月间，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即率先召开。1981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成立，开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新时期。国家教育部将自然辩证法规定为理工农医院校研究生的必修课后，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设置了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加强了学科建设。为着教学和科研的需要，80年代起国外有关研究成果大量介绍到了国内，有力促进了国内的自然辩证法学科建设。自然辩证法中哲学性较强的学科有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它们一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阵地。为了准确地规范学科的性质和便于同国外的研究接轨，1988年国家教委将它更名为科学技术哲学。更名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扩大了，它由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和方法论扩展到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思想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由传统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扩展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以及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实证研究等等。
对于科学哲学的学科体系和内容，已有了大体一致的看法，即认为它包括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统一。就科技哲学这门学科形成和发展的实际情看，它不仅研究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形成科学自然观；亦研究人对自然界的认识，研究自然科学的辩证法，形成科学观，并研究认识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的一般方法论。研究自然观，要不断概括和运用当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更新人们对自然界辩证发展的总图景，这包括自然界的物质观、运动观、时空观、信息观、系统观、规律观、自然界各种运动形态的划分、联系、交错和转化以及自然发展史等等。
科技哲学研究的较大进展是，确立了自然哲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合理性，重视从自然哲学史上研究自然哲学问题；并提出天然自然和人工自然的区分，为研究纯自然问题和研究社会问题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在借鉴国外的先进成果的基础上对科学和技术哲学有了较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不仅建立了与西方当代科学哲学家对话的渠道，还很注意科学方法论的研究，并把研究从纯理论领域扩展到应用领域，加强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重视对工程技术中提出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前沿问题，如现代数学对象研究中的实无穷的存在性等；物理学中的量子关联、整体论等；当代宇宙学中的有限、无限、有限无界以及黑洞理论、宇宙创生等；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与超循环理论中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等前沿问题引出的哲学问题也进行了探讨，已开始深入到各自然科学学科内部，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同时加强了对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综合研究，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为国家有关决策部门提供理论依据或咨询，开辟了科学技术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的新途径。此外还加强了科技哲学与科技史、科学的交叉研究，不断创新研究方法。
科技哲学研究的另一进展是大自然观的形成。这种大自然观把自然概念理解成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自然，是指与人类社会相区别、相分立的物质世界，它包括一切天然物，是各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研究对象；广义的自然，是指整个物质世界及其一切表现，它包括血肉之躯的人和由人组成社会（自然自身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并包括人类实践活动所变革或创造的人工自然。新自然观的主要特点是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核心，与旧自然观有五个方面的区别：（1） 不再把自然界看成是纯客体性事物的集合，认为凡是在经验中直接感知到的东西，都是自在客体和认知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不能离开人的生物学存在和社会学存在来谈论纯粹客体的自然界。（2 ）认为由于人的实践活动的介入自然界分裂为两个世界：可见可道的实存性世界和不可见不可道的潜存性世界。（3）突破了机械决定论的观点，吸收了由统计力学、 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所提供的统计决定论因素，把机械决定论作为一种特例包含于自身。这拓展了决定论的范围，把条件选择的因素引入决定论，并把人的实践活动和人的自觉能动性切入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中。（4）把人类社会看作是自然界演化的产物和大自然的一部分。 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自然界，具有自然的本性；同时，作为特殊的自然系统，它又有自己独特的系统新质——社会性。而人、社会的双重本性及其相互关系，是揭示人类社会奥秘的关键。（5 ）提出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这两对矛盾，使人、自然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大自然观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的“巴黎手稿”。“巴黎手稿”系统地论述了人化自然的思想。它包含着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矛盾的深刻见解。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是对剥削制度的扬弃，从而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又是对生态危机的扬弃，从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人类的真正解放，才是共产主义。
科技哲学的另一个进展是从物质功能与文化功能的统一中来把握现代科技的作用。科学和技术进步就其本质来说符合人类整体利益，有利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它变革了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政治体制，带来的管理方式的科学化，引起教育功能的变化以及新教育模式的产生，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同时也为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途径。尤其是生物工程、信息科学、航天技术等对人类进步的影响巨大。总之，它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人们的价值、伦理观念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能力。
科技哲学所关注的问题，现已直接关涉到人类的活动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伦理观念，直接关涉到人类的未来和命运。把科技进步纳入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体系内进行哲学反思，确立人类生存活动的新的准则，是国内外哲学界甚为关注的重要课题。科技哲学的发展方向将沿着从科学实在论和科学语言学研究转向科学实践和科学行为的研究进行。人类科技活动使人类生存环境恶化，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对自然的关系，重新思考自身的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合理性和限度，把自然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界看成是一个大系统。具体来说，科技哲学将要深入研究作为新一代生产力的高科技，高科技发展中的人文因素，网络社会的建立及其对人类的影响，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前沿与进展，生命伦理、生态伦理，以及科技哲学的发展趋势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尤其需要研究者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和哲学素养，同时还要创新研究方法，让哲学家同自然科学家结盟，多作跨学科研究，以取得更多更新的成果。
伦理研究
伦理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的分支学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较快得到恢复，20年来获得了较好发展。1979年，教育部决定正式将伦理学列为大学哲学系的必修课。1980年全国伦理学会成立并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专业性刊物《道德与文明》亦于1982年创刊。现在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都先后成伦理学会或伦理学研究会，一批质量较高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教材和著作自80年代初以来相继出版，如中国人民大学罗国杰教授受教育部之托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于1982年出版。从研究进程看，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理论体系已初步形成，伦理学的各分支学科也在迅速建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体系的创建是以“道德现象”为起点，构成道德活动现象、道德意识现象、道德规范现象三位一体的框架结构，力图揭示道德现象所表现的社会道德关系。道德活动指人类生活中环绕一定善恶而进行的群体活动和个人行为：道德意识指在道德活动中形成并影响道德活动的具有善恶价值的社会心理和个人心理以及道德思想、观点和理论体系；道德规范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评价和指导人们行动的善恶准则。任何道德归根到底都根源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其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利益问题，故道德和利益的关系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而社会主义道德规范体系是以集体主义为基本原则，以国民公德、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为基本规范，以婚姻家庭道德、职业道德和人们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为特殊道德生活领域的调节规则，以道德范畴为道德调节的途径和方式。
80年代以来，伦理学探讨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展开应用伦理学领域的研究，二是展开人性与伦理关系的研究，三是展开生态伦理和生命伦理的研究。自8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获得较快发展，伦理学界便就市场经济与道德进步、公平与效率、经营管理、经济运行中的道德等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对当前社会道德状况的基本估计是，市场经济激发了主体、特别是个体的活力，增强了人们的效益观念、竞争观念，促进了道德的发展，并使当前道德的局部失探从虚到实转化。但发展商品生产和建立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社会道德水平严重下降状况也不可忽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不但在社会上盛行，而且已经渗透到各级权力机构中，形成以权谋私、贪污贿赂、腐化堕落等，已经到了较严重的地步；同时社会风气不好，社会黑暗势力抬头，犯罪率急剧上升等等。对这些问题都应加强研究。
在生态伦理研究方面，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了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将人和自然的同一和对立有机结合起来，为寻求科学的生态伦理学基础提供了方法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和自然是紧密相连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是相互制约的。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扬弃了历史上人与环境关系的有关理论，形成了科学的“天人观”。它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与整个物质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是改变自然及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人必须遵守自然界的生态法则，否则就要受到自然界的惩罚。马克思主义天人观对制定生态道德规范和确立生态伦理原则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第一，揭示了生态伦理学的实质、目的和任务。它是运用道德手段协调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并通过发挥道德意识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舆论和教育作用，培养人的新的道德义务和观念，规范人的行为使生态系统向着有利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向进化。第二，加强了全人类对生态道德的认同感。随着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保护生态环境越来越具有全球性，保护生物圈，克服生态危机已成为全人类面临的重大任务。要解决这一重大的问题，不但需要每个公民生态道德素质的提高，而且还需要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抛弃社会制度的差异和历史的、观念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加强处理生态问题上国际合作。只有人与人的和谐，才能最终实现人和自然的和谐。
我国伦理学研究的另一个方面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个实际，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同时，重视伦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叉研究，继续加强伦理学的应用性研究，使之更切近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加强各种职业道德、政治道德、社会道德、家庭婚姻道德等方面的前瞻性研究、对策性研究和操作性研究，例如加强对分支学科如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生态伦理、生命伦理、性伦理、科技伦理、行政伦理、军事伦理、艺术伦理、宗教伦理、法律伦理、体育伦理等等的研究，让伦理学在建设文明社会的事业中充分发挥作用，以回答实践提出的各种问题。
哲学界除对人、主体、价值、发展、科技哲学、伦理等这些分支学科的研究有较大进展外，对逻辑学、美学、中国哲学史、东方哲学、西方哲学等学科的研究也都有若干进展。我国逻辑学家在递归算法论、广义递归论、模型论、逻辑悖论、模态逻辑、时序逻辑、弗协调逻辑、逻辑哲学等方面，取得了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成果，有一些已推入西方逻辑界。美学研究从70年代末得以复苏后，在80年代出现了“美学热”。美学探讨的新课题有美的本质、形象思维、共同美、实践本体论美学等问题，并开拓了审美心理学的研究，还尝试把科学方法如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引入美学研究。同时，部门艺术美学研究也广泛展开。90年代以来文化学的美学和审美文化的研究已成时尚，美学研究进一步贴近生活则成为一大趋势。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一直是当代中国哲学及其历史研究的中心学科之一，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已吸引了世界学者的浓厚兴趣。在80年代以来兴起的文化热中，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人文精神、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儒释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中国传统哲学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文化传统的认同与改造等等，成为研究中的热点。在东方哲学的研究中，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儒家思想与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儒家文化、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互动关系等问题引人注目。对西方哲学，主要是研究其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哲学思潮，以及英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还有苏俄哲学跟踪研究等等。
总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前沿问题的拓展，使哲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发生了变化，即由自然世界向属人世界转移，由孤立地研究客体、主体到关注主客体的关系。并且，哲学研究的深入触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整个哲学体系，推动人们向大哲学观念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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