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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社会主义是当代西欧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共同信奉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不仅是民主社会主义整个思想体系的主要基石，而且是各国社会党制定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因此，探讨这一国家学说，对于我们正确分析各国社会党政策的发展和变化，认清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实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一、国家的内涵及其特征
国家问题历来是至关重要的，它牵涉到对社会基本结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社会矛盾和全球化未来发展趋向问题的认识，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国家是什么？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国家不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是一种支配民族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人类共同享有的组织体。
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写道：“国家应当成为一个从各种社会力量中吸取其内容并且为人的创造精神服务的文明国家。”① 1986年8月，该党通过的新纲领草案（依尔塞草案）说得更清楚：“国家并不是必然要成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者有势力的利益集团的工具。国家也能够成为按更加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的那种势力的重要工具”。② 这实际上反映了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元主义国家观。多元主义国家观的核心是承认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政治组织（政党和各种利益团体）对国家的决策能起重大影响，实际上分享着国家的政治权力。即主张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议会制民主范围内“改善”或“驯化”资本主义。奥地利社会党纲领指出，本党的目的是使国家人性化，而不是使人国家化。该党领袖及理论家布鲁诺·克赖斯基在谈到国家问题时指出：“重要的问题在于，不仅要控制权力，而且首先确定它在道义上的意义”。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人的生命、尊严和良心是高于国家之上的。……国家有义务保障信仰自由和良心自由。国家应当为每一个人在独立的自我负责和履行社会义务的过程中得以发展自己的个性创造先决条件。公民的基本权利不仅应该保障个人在国家面前享有自由，而且还应该作为组成社会共同体的权利来参与奠定国家的基础。”④ 上述论断表明，社会民主党完全明白国家权力和国家行动的限度。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托马斯·迈尔认为，“国家应当为经济公民设定一个可靠的框架，保证他们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在国家作出经济上重要的基本决定——特别是关于税收的——时有参与的可能，而在其他方面则让经济和社会中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听凭客观力量的活动去支配。”⑤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民主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抽掉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个实质，而把国家人性化，国家就成为超阶级的“全民国家”了。可见，超阶级性和人性化是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的两个显著特征。
二、国家与资本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对国家性质的分析，是以他们对现存资本主义国家的认识为基础的。首先，在民主社会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稳定的，因此，不需急于改造。基于这种认识，他们确定自己经济政策的基础是经济民主。法国社会党1969年原则声明强调，“经济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特点。”⑥ 西欧各国社会党普遍主张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混合经济并在这一框架内由国家对生产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主张工会和工薪劳动者参与经济决策和企业的生产管理（即所谓的经济民主）同时维护社会福利国家。这种认识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从第二国际起，社会党的各派基本上一致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而且主要是国有化）是社会主义题中应有之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民主社会主义起初仍旧主张这一观点，一些执政的社会党还曾努力推行国有化。后来它们逐渐改变看法，不再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基础的主要标志。1997年英国工党决定修改党章第四条，取消其中关于公有制的主张，突出地说明了民主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观念方面的这一根本性变化。其次，他们认为，战后兴起的新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白领阶层”即中间阶级，使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变得复杂化。他们声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已经停止，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正在趋向缓和，革命已成无益的冒险，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自身的不断调节，能够减少失业，避免经济危机。他们由此得出结论，工人阶级已丧失“历史动力的那种主导作用”。⑦ 实现社会主义已不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社会上的阶级不再以对立的姿态出现，而是彼此进行合作。因此，只有通过阶级合作，才能达到“和平地实现社会变革”的目的，而阶级合作的最好方式是改良。他们声称自己是作为改良主义的继承者出现在西欧、中欧的工业发达国家的。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改良主义国家观是同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联的，折射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资本主义的活力，表明了社会民主党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代表着资本主义体制内的改良力量，履行着管理和维护资本主义的职能。
三、国家与市场
过去社会民主党都较强调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国家对经济与社会的调节功能，现今社会民主党主张重新界定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与功能，主张减少国家干预，放松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强调国家只是社会经济生活的“掌舵者”而非“划船人”，国家的主要作用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和竞争环境，规范市场秩序，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不应包揽一切。同时强调市场不是万能的，对市场不能放任而要有一定的控制。
关于国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法国社会党力图突出它和英国工党的区别。英国工党认为，市场总是比政府更加聪明，反对过度的国家干预，也不赞成否定国家干预，主张适度的国家干预。国家要有更大的透明度和防治腐败的新措施，必须提高行政效率以获得合法性。而法国社会党并不这样认为。法国社会党承认市场经济的突出优点，但是也强调它的局限性，认为“市场不会自发地导致经济的最佳状态，也不会导致社会的最优状态。相反，它有可能导致自然界的退化和社会的分崩离析”。⑧ 若斯潘认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⑨ 这一观点不但在法国社会党的文献中反复出现，而且已被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所接受。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就是不允许整个社会商品化，不通过自由市场来分配全部社会财富，不把利润法则当作衡量价值的唯一标准。这实际上是法国社会党对待资本主义社会的态度。所谓“不要市场社会”并不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要对它实行调控。可见，法国社会党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是以承认它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为前提的，这是目前欧洲各国社会民主主义正当的共同态度。比如，德国社会民主党过去要把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改良主义与维护制度的改良主义区别开来，现在却已经满足于充当资本主义的医生了。吉登斯认为，现在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已经无可替代的世界”，“现在似乎再没有人认为除了资本主义我们还有什么别的选择”。⑩ 不过，与英、德两党的主流理论相比，法国社会党更加强调对资本主义的对抗和控制。
依靠国家的力量实现社会均衡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题。20世纪60年代，“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又被“积极的国家”观念所补充，国家被视作是市场缺陷的“修复站”，国家通过货币、财政和结构等支柱政策对经济运行的过程进行总体调节以维护经济过程的稳定性，从而实现价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和稳定增长。“社会市场经济”和“积极的国家”成为德国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是奠定其福利国家社会制度的基石。
在“社会市场经济”和“积极的国家”理念支持下，国家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经济和社会职能，国家职能在不断地扩张。从经济职能角度来看，国家不仅具有生产功能，通过国有企业生产产品和提供劳务；国家还承担维护经济秩序的职能，即国家通过法律来保证市场经济的运行，以及通过法律规范使某些重要产品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避免由于企业的经营活动而受到损害；国家还扮演再分配的角色，即国家运用税收和社会保障体系等手段来重新调节由市场产生、但无法体现出社会合理性的收入分配。
四、民主和专政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观，表现在民主和专政问题上，就是把民主超阶级化，认为民主和专政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政治范畴，无产阶级专政妨碍了人性的自由发展，因此，无产阶级专政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合理形式。
1951年《法兰克福宣言》强调，民主社会主义包含政治、经济和社会民主三方面内容。宣言称：“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只有通过民主手段才能实现社会主义。”(11) 宣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对苏联和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了抨击。1978年奥地利社会党党纲指出，“民主和专政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社会党人是“法西斯专政和共产主义专政的坚定不移的和毫不妥协的反对者。”(12) 1986年社会党国际《利马委托书》，“表示反对一切形式和一切阶级的专政。”(13) 法国社会党1987年原则声明强调，社会党是民主的政党。“自由既和经济民主相联系，也要充分发挥政治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14) 该党1990年原则声明再次强调，社会党承认各种自由是相互联系的，“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充分行使自由，是促进和深化民主的必要条件。”(15)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民主制度的危机导源于它还不够民主”。⑥
在民主社会主义看来，专政无论是什么阶级的专政，都意味着独裁，意味着对民主的践踏。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明确地讲：“民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基督教”。(17)
民主社会主义之所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训有直接关系。由于受斯大林主义的影响等种种原因，社会主义国家在推行无产阶级专政时普遍犯有阶级斗争扩大化、滥用专政手段、权力过分集中、个人专断等严重错误。这些错误曾给社会主义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比如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苏联的肃反扩大化等。这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原因之一。
总之，在社会党人看来，国家已不是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而存在，而是社会各派政治力量、社会集团为扩大影响、争取权力和创造机会而斗争，并按照预先确定的规则彼此争论、相互理解和结成联盟的政治制度，是能够朝着民主的方向变革社会和经济的这样一种进步的社会势力的重要工具。这一认识成为社会党人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将民主超阶级化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根据，从而导致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
五、国家和社会
民主社会主义认为，在一个受权力和不平等支配的社会里，国家应承担社会责任和实现社会公正，保障每一个公民社会的基本权利。国家通过与各种社会力量的合作对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进行积极的塑造以完成自己的职责。
西欧社会党主张实行新的社会治理方式，强调公民社会的作用，执政方式由“统治”转向治理，在人民和政治家之间建立信任和忠诚，努力使政府、公民和社会组织之间形成良好的伙伴关系。随着人们自我意识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各种利益群体要求权力分散化和民主参与的呼声越来越高。非政府组织、非政治党派的作用越来越大。根据这一变化，西欧社会党改革传统政党和政府的活动方式，将治国理念由“统治”变成治理，以便更多地发挥非政府组织或公民社会的作用。强调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使政府成为治理型政府。政府在社会生活中只起组织协调作用，不包办代理。鼓励公民参与，发挥民间组织作用，增加地方政府权力，国家则侧重于在法治、民主、高效的前提下协调各部门之间的关系。在政府和公民社会之间建立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它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的有关决策。同时，政府向更加透明、法治、高效、务实的方向转变，成为公民可信赖的公共机构。
培育一个积极的公民社会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核心内容之一。国家应当而且能够在更新公民文化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公民社会应当开展合作，每一方都应当同时充当另一方的协作者和监督者。在国家和公民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永久的界限。国家有时候需要比较深入地干预公民社会的事务，有时候又必须从公民社会中退出来。国家有可能会吞没公民社会。这种情况曾经发生在东欧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那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公共领域。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可以保护个人免受过于强大的国家权力的侵害。但是，公民社会也不像某些人天真地想像的那样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与和谐的源泉。国家还应当保护个人免受公民社会中经常出现的利益冲突之害。国家不能消解为公民社会：“如果国家无所不在，那么它也就不存在”。(18) 迈尔认为，“当社会变得更加复杂，国家组织变得更加脱离社会、更加集中化和更加官僚化的时候，当许多人在社会的生活世界中的自觉要求不再与国家提供的施加影响和协作的可能性相符合的时候，特别是在60年代的学生造反和公民运动时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中，批判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冲动力才重新活跃起来，当然已不像它在自己历史的初期那样抱有激进的绝对态度，但仍旧成了新的民主化道路的一个影响重大的指明方向的象征。它在现代的民主制设想中重新得到体现。这些设想认为，与其指望男女公民通过参加国家机构及中介政治组织如政党和工会的活动来实现他们在政治上的自我支配，不如把希望寄托在他们在自己的劳动世界和生活世界中的市民社会自治组织上”。(19) 但是，国家的民主化以及利用民主的和合法的政治权力来限制社会经济权力并且实行社会改良的思想，仍旧是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继续有效的基本设想。
同时，迈尔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动是社会民主主义未来模式的基本特征之一。他认为，“要把政治决策的主权从民族国家机构转移到社会职能体系和生活世界，就要求社会政策的新形式，以使（社会）重新获得民主决定的权力”。“社会民主党必须使自己的党组织向这种新的非等级制参与形式开放并且在社会上促进这种形式”。“不要企图通过党和工会在左翼光谱中垄断对政治的参与，而是应当产生与公民倡议运动、市民社会论坛和社区方案合作的新的意愿”。(20) 可见，政治体系的机构向更加广泛的、特别是向非常规的政治参与形式开放，是可以与加强市民社会民主同时并行的。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关于国家与公民社会关系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一方面，国家具有管理社会的职能，另一方面，社会对国家具有监督和制约作用。两者相互依存，不可替代。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1) 国家是通过政治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社会则是通过经济手段而联系起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但是，迄今为止，国家和社会始终都是交织在一起的，未来的国家将是一个自我管理的社会。
六、全球化与民族国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及其主权受到很大的冲击，如何看待全球化进程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国家应当如何应对全球化的侵蚀，国家是否可以为其它的政治组织形式所取代，这些都是当代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关注的问题。
尽管全球化对传统的国家职能和地位造成了很大冲击，但国家作为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和工具，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否定。哈贝马斯认为，全球化使主权国家行使自己权力的能力日益丧失和削弱。全球化正在改变一种国家、社会和经济在同一民族边界内在一定程度上齐步成长的历史格局。原来那种由国家确定对内经济和对外贸易间的界限的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秩序，在市场的全球化过程中，正在演变为一种跨国经济。他认为，具有决定意义的是“由于国家对世界经济和世界社会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国家就越来越丧失它的自主性和它主导事务的能力，以及丧失民主的基础。”(22)
全球化的确对民族国家构成了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形式以及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社会党国际认为：“在双向的非集中化进程中，民族国家的结构本身正在发生变化：自下而上，这个进程正在制造超国家的解决方案，寻求更大的能力来应对在日益缩小的民族（国家）空间中出现的新挑战；而自上而下，它正在产生对内分配民族领土权力的新途径，以实现更大的灵活性，更接近人民，并在一些情况下，更好地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的民族和文化特性。”(23) 随着国家权力的向上转移，社会党国际特别强调国际机构的调节作用，尤其是联合国和区域性组织（如欧洲联盟）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对民族国家做出悲观主义结论，认为民族国家将要走向终结，还是缺乏理论和事实依据。斯图尔特认为，在全球化时代，超地域关系的迅猛发展必然会对地域国家构成威胁，从表面上看，这一观点似乎合情合理，但因此而得出民族国家已经终结的论断，未免太草率了。“全球空间的扩展决不意味着地域空间的终结。所以，我们可以预期国家等地域性治理机构能够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很好地生存下去。”(24) 实际上，所有这一切说明，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应该改变自己的权力运作方式和运作理念。对于民主国家来说，必须重新界定国家政府的新作用，在当今这个复杂、分散化而又动态的社会中，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进行新的分配，以保持有效的民主、治理和公正。
和悲观主义不同，社会党人承认全球化过程中国家的作用正在改变，全球化给我们熟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因素带来了冲击。民主国家一个多世纪以前还是所有世界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关键因素，现在正在失去力量和重要性。但是，社会党人不同意政府已经过时，民族国家已经终结的论断。民主社会主义者认为，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认为，“国家规定的框架条件迄今为止几乎仅在民族国家范围内生效。然而，在这期间，资本主义经济已超越民族国家界限。”“资本和金融投资市场的国际化进一步削弱了民族国家调控资本主义经济的能力。”“市场的国际化使民族国家的利息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活动空间日益狭隘，使宏观经济政策失去作用”。“在民族国家的职权损失没有得到国际规定弥补的时候，强者的权利就会得逞”。(25)
当代民主社会主义重视民族国家的作用。1996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20次（纽约）代表大会关于“世界经济”的宣言认为：“由于全球化进程限制了国家的作用，所以，必须加强国际机构间更有效的合作，并使之合法化。我们需要一个有效的共担责任的国际体系来保护市场经济和环境。同时，我们需要推动人们自己的代表机构和组织积极参与行动，在当地、地区以及国家层次上为全球文明社会作出贡献。”(26) 1999年11月，社会党国际第21次（巴黎）代表大会关于“对社会党国际来说，全球化并不只是扩大在商品和服务方面的贸易，而是重视人类的共同命运，在国际、国家和每个公民中提倡更多的团结互助。反过来，这种团结互助会通过尊重和信仰多元化得到加强，丰富我们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特性。”(27)
2003年10月，社会党国际第22次（圣保罗）代表大会关于“全球社会治理”的主张，明确表示，“在全球化条件下，必须重新倡导民主治理。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目标是使其社会公正和民主的传统价值观适应全球化带来的新的挑战、任务、政治形式和政治工具。针对新自由主义市场意识形态、新保守主义议程和单边主义做法，必须提出全球治理概念。选用这一概念必须将全球市场的活力同社会、生态和民主的价值观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男女公民及其组织、政党、议会和政府根据民主原则在全球范围内采取行动。全球化正对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基本要素提出质疑。一个多世纪以来，民族国家作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的核心要素，正在丧失其力量和重要性。新的跨国组织，比如全球或地区组织、跨国公司、次国家组织、次地区自治组织和自治市，正在剥夺国家的部分自主权。在许多政策领域，单靠一国已经不足以或有效地解决问题，而必须用国际社会的共同政治努力来取代或补充。”(28)
民主社会主义是社会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则是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两者的国家观存在分歧：
（一）民主社会主义否认国家的阶级性，是为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是它的阶级性。马克思认为，国家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而产生的，不是产生于人类心灵或意志；国家虽然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代表的形象出现的，但不代表社会的共同利益，而是生产过程中阶级结构的政治表现；同时，国家是阶级镇压的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中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也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29) 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和意义。恩格斯同时指出，国家“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30) 它“在一切典型的时期毫无例外地都是统治阶级的国家；并且在一切场合在本质上都是镇压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机器”。(31) 列宁进一步发展了恩格斯的上述思想，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证明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32) 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国家的本质有三个方面的表现，即国家是阶级社会特有的组织，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国家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机构，它虽然是管理全社会公共事务的机关，但首先必须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说明，国家具有明显的利益性、排他性和强制性。民主社会主义把国家看成是一种超阶级的人类共同享有的组织，从而否认了国家的阶级属性，其目的是否认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本质区别。
（二）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国家观所依据的前提条件是战后资本主义国家性质发生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新变化，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获得了迅速发展。第二，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对其生产关系作了一些自我调节，最主要的是发展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即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三，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了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这些新变化说明，民主社会主义主张改良、反对革命的国家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和中间阶层的心态与愿望，因此，民主社会主义这一国家理论受到他们的拥护和支持。
（三）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把民主和专政对立起来，从而否定无产阶级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制度。列宁指出，“民主是国家形式，是国家形态的一种。”(33) 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历史性，民主的阶级性决定了它和专政是对立的统一。民主和专政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表现形式。而民主社会主义认为，民主和专政是相互排斥的，要获得民主就不能实行专政。
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具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性质，只有深入研究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理论，才能借鉴其合理成分，从而丰富、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避免重蹈苏东覆辙，坚定不移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
注释：
①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特波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第346—347页，求是出版社，1984年版。
②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第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③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第3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④ 苏珊·米勒、海因里希·特波霍夫：《德国社会民主党简史》（1848—1983），第346页，求是出版社，1984年版。
⑤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1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⑥ 让·马雷 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第186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⑦ 托马斯·迈尔等著：《论民主社会主义》，第141页，东方出版社，1987年版。
⑧ 黄宗良 林勋健主编：《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27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 黄宗良 林勋健主编：《冷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第2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⑩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1) 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第24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2) 李兴耕编：《当代西欧社会党的理论与实践》，第317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3) 金重远：《战后西欧社会党》，第2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4) 让·马雷 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第189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5) 让·马雷 阿兰，乌鲁：《社会党历史》，第190页，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16)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7) 黄安淼，张小劲编：《瑞典模式初探》，第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18) 安东尼·吉登斯：《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8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9)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21—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0) 托马斯·迈尔：《社会民主主义的转型》，第16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32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2) 哈贝马斯等：《全球化与政治》，第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
(23)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第229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4) 斯图尔特：《解析全球化》，第158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5) 《德国社会民主党纲领汇编》，第13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6)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第160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7)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第201—202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8) 《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第270页，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6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2) 《列宁选集》，第3卷，第130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3)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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