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哲学的人文启示_哲学论文

康德哲学的人文启示_哲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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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是人类学

正如古代哲学经过两个世纪发展最后凝结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伟大体系一样,近代哲学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康德和黑格尔使它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为西方近代哲学最杰出的哲学家。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结束了整个近代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康德、黑格尔既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先躯,他们是近现代哲学转折的枢纽。

真正决定康德哲学,使其具有积极内容的,并不是经验论或唯理论这些哲学派别,也不是任何哲学家,而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当时自然科学的进步思潮和以卢梭为代表的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牛顿和卢梭才是真正影响康德的两个最有力量的人。(注: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7页。)说牛顿和卢梭影响了康德,等于说康德哲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和表现了近代人类的现实生活。

康德认为,哲学主要有两个领域,一是自然,一是自由。自然是认识对象,遵循必然规律;自由是人生的目标,是主体的意志。全部哲学就是要研究这两个大问题。与此相应,人类有两类学问,一类是关于自然的知识,即科学;另一类是对于人生的指导,即伦理。有了这两类学问,人就既了解世界,又懂得人生。在现实世界中,运用科学去谋取福利,不断增加生活的幸福,同时,在内心世界中坚守人生的准则,按道德法则行动,增加人的尊严和价值。这样的人生,是功德完满的人生,是哲学家追求的目标。康德在近代科学和社会运动两大潮流的强烈冲击下,深刻地思考了人类生活所面对的这两方面问题,他发现,关键在于人自身,即人作为主体,如何从自身的原理出发去处理人生这两方面的问题。康德已经深切地感觉到,从科学的观点看来,人作为一种动物,在宇宙中并没有多大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从伦理角度看,人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自我,一个遵循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主体,人不仅有尊严和价值,而且具有永恒的至善性。康德认为,这一切的关键,在于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自身的内在规定性。

康德深刻地把近代的问题普遍化为人生的根本问题,使他的哲学成为千古不磨的杰作。他准确地把握住了近代的时代精神和哲学发展主流,即主体意识的突出和哲学的人本化趋势。康德说:“在这种广泛的意义上,哲学所从事的事业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些问题:(1)我能够认识什么?(2)我应该想什么?(3)我能够期望什么?(4)什么是人?从本质上说,所有这些问题可以归结为人类学,因为前三个问题都从属于最后一个问题。在康德看来,第一个“认识”的问题即科学的问题,解决“真”的问题;第二、三个问题是伦理和美学的问题,解决善和美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归结为第四个问题,即“什么是人”的问题。因此,哲学作为人学,是以人为中心的真、善、美统一的学问。

康德哲学的人本化趋向不仅表现在他把全部哲学问题都集中于人的问题上,人的问题是哲学思维的内容;更主要的在于,康德把全部问题的解决都归结为人的问题,作为主体的内在规定性是一切问题的答案,因此,哲学实质上是人自身的原理或规定性问题。哲学产生以来,人类的思想方法一直是以客体为中心,先确定什么是真实的,人要从真实出发来决定自己的一切。康德把问题颠倒过来,人是中心,主体是根据,无论在科学还是在伦理领域,人作为主体,都是以自身的原理为根据去行动的,根本不存在主体之外的客观标准。人为自然界立法,人在经验领域按自身的先验原理建立知识;人为了至善和自由,设定信仰,去实现完善的人生。总之,康德哲学不仅是一切为人,而且重要的是一切依赖于人,以人为根据。换句话说,康德哲学不仅研究人的需要,而且研究人怎样实现自己的需要,或人实现自身需要的主体原理。哲学即人的学问,是人性原理的学问。哲学人本化了,哲学成了文化人类学。

二、理论理性的先验原理

康德哲学的起点是“自我意识”,即一个具有自身规定性的能动的主体,这是近代哲学自笛卡尔的“我思”以来一直活动于哲学之中的基础观念。但是对于这个主体,先前哲学说不出什么,尤其经验论把它当作白板,唯理论也只是说它有天赋观念。康德把主体的自我意识作为哲学的起点和中心点,认为所谓哲学,实则是对主体自我意识的反思理论。因为全部哲学、全部人生问题,都是人自身的问题,即人作为主体具有规定性的问题。康德认为,人作为主体,作为能思的自我,也就是理性,反思主体也就是对人的理性加以考察,所以,哲学作为主体反思也就是理性批判。哲学的内容实质上就是从不同的方面考察、批判理性。人的理性,决不是一块白板,而是具有各种规定性的。理性的规定性是人从事实际的科学创造和道德实践的原理,这规定性或原理,是人从事科学和道德实践的先决条件,因而是先验的原理。批判理性也就是考察主体理性所具有的先验原理。主体的活动主要包括科学认识、道德实践和审美等方面,理性也主要可分析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判断力。主体在从事科学创造时,它是理论理性;主体在发生道德行为时,它是实践理性。主体理性在从事不同活动时,都按照自身的先验原理进行,因而哲学的主要内容就是揭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和审美理性的先验原理。

康德提问题的方式使人耳目一新。他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科学知识?”这样提问题既有浓烈的时代气息,又表现了与旧哲学不同的思路。康德认为,科学知识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普遍必然性,一要有新的内容。任何知识都要表现为判断形式,所以,什么是知识也就是什么判断能够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所以,先天综合判断的提出,说明康德在总体上已经超出经验论与唯理论的理论水平,他要克服两者的局限,同时又必须吸收两者的合理性。

经验论与唯理论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认为客观对象是绝对的,无论人的认识是什么,都必须使认识服从于对象,使主观服从于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的认识论都是消极被动的,都未能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康德说,在主观与客观的关系上,他要进行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认为,在认识问题上不应该让主观服从绝对的客观,而是相反,客观对象是主观创造的,它要服从主观的规律。不是人被动地反映自然,而是人创造自然,人为自然界立法。康德以前所未有的高度突出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也以前所未有的深度表现了近代科学的精神,完成了哥白尼式的革命。

康德关于先天综合判断以及形成这种判断的感性和知识能力的学说,尤其是知识性,是康德认识论的精华。这一学说的基本失误是内在论,即把科学归结为人类意识之内的活动,归结为主观现象而不是物自身的知识。但是,这一学说又有其巨大的合理性。从康德开始,哲学家们才真正自觉地从主体的角度看世界,把世界看成是“人化的”和“属人的”。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和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学说,是认识论和形而上学在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古典哲学追求外部客观世界的绝对知识和建立永恒形而上学真理的时代的结束,它标志着现代哲学“有意义”的“经验世界的实证认识”时代的开始。康德哲学表明,对实在的认识并不在于将超越意识的世界特性反映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相反,这所谓“真实的世界”即我们唯一熟悉的、能够有意义地谈论的、经验上实在的世界,就其根本性质来说,不过是我们自己的直观能力和知性的构成物。康德认为,只有当世界不再是超越意识的实在,而是先验主体的产物时,我们才能够作出有关这个世界的准确而又有普遍必然性的陈述。这是康德哲学真正的精神实质,也是康德之所以对于现代哲学具有重要性的根本原因。

康德的知性论把知识限制在经验现象的领域,他的理性论就对超验形而上学展开了批判。他认为旧的形而上学是人类理性的幻影和迷途。康德分析说,人类理性不能满足于知性那种有限的相对的现象的知识,总要追求无限的绝对的物自体的知识。这种知识主要表现为三个理念,即世界、灵魂、上帝。理性只有达到了对这三个理念的认识,才能功德圆满而安稳下来。相对于这三个理念,旧形而上学分为三个部门:(1)“理性心理学”,从灵魂的理念出发,探讨灵魂的本性;(2)“理性宇宙论”,试图从世界的理念出发,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世界在空间和时间上的界限;组成世界的元素的本性;世界是否可能有自由等;(3)“理性神学”,试图从上帝的理念出发,建立上帝存在的证明。康德说,理性在建立这些形而上学部门的时候,仍然使用纯粹知性概念,但是,纯粹知性概念只是经验可能的先天条件,而理性把知性概念运用于这些理念时,是把知性概念作了超越的使用,因而必然得出错误的结果。因此,一切旧形而上学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科学的。

康德的理性论对旧形而上学的批判,同其知性论中对科学知识的观点是一致的。知性论肯定了科学知识是关于现象的经验的知识;理性论进一步从反面说明任何关于物自体的超验的知识都是不可能的。康德不仅结束了旧形而上学,而且结束了一切形而上学,即结束了一切关于超验实在的知识。康德虽然否定了形而上学,但他决不否认人生的价值和意义,相反,康德正是要前所未有地提高人生的价值。他要为人生建筑起新的基础,正是这个新的基础,使康德哲学更加具有现代气息。这种观点成为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各派哲学的基础性观念。

三、实践理性的理想

康德认为,理性是人类意识的本质。同知识有关的是思辩的或理论的理性,同意志有关的是实践理性。人不可能只满足于认识自然,只关心科学知识的建设。人所感兴趣的是人自身,不是作为具有纯粹知性概念的认识者的人,而是作为人自己。因此,研究人的良心、人的善恶、人的幸福,是更加重要的。康德在其《实践理性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人生哲学或伦理学。

德国诗人海涅曾经设想了这样一个故事:康德杀死了上帝以后,他的仆人老兰培作为一悲观的旁观者,腑下挟着他的那把伞站在一旁,满脸淌着不安的汗水和眼泪。于是康德就怜悯起来,并表示,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而且也是一个善良的人。于是,他考虑了一番之后,就一半善意,一半诙谐地说:“老兰培一定要有一个上帝,否则这个可怜的人就不能幸福。人生在世界上应当享有幸福,实践理性不妨保证上帝的存在”。于是康德就在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间做了区分,并用实践理性,就象用一根魔杖一样,使那个被理论理性杀死了的上帝又复活了。这个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却比较形象地表现了康德的思想状况。理论理性可以杀死上帝,但实践理性却应该使上帝复活。因为人是善良的,人应该享有幸福。这些只有上帝才能保证。

海涅虚构的故事说明了一个人性的事实:在知识领域,人们关心的是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也就是在同等条件下的可重复性和普遍有效性,至于这知识是关于物自体的,还是关于现象的,人们可以不必过于在意,重要的或有意义的是知识在经验的范围内普遍有效,可以使我们取得成功和利益。但是,人生不能仅满足于知识和利益,人们要关心自己的灵魂,使灵魂有所寄托,使精神有个家园,使良心有所慰藉。要做这一点,人们必须找到一种可靠的、稳固的实在性,而且必须比人自身更实在和稳固,否则难以成为人的寄托。因此。人的精神本能地需要形而上学。这是人性的原理,是人不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形而上学作为超验的知识,一定得是关于物自体的。康德要全面地研究人生,他不可避免地要恢复在理论理性中否定的形而上学,以作为他建立伦理学的最后依据。

康德认为,德行是善,但仅有德行还不是完满的善。因为,人一方面是理性的存在,另一方面又是感性的存在。从理性方面说,人要遵守道德法则而有德行;从感性方面来说,人又应当得到幸福,这是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所应有的正当权利。人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人既要求幸福又要有德行。德行与幸福的结合才是至善,德性带来善性,幸福带来完满性、至上性。这是康德伦理学的理想,这个理想使康德的动机主义高于先前一切带有禁欲主义倾向的动机主义。

康德把德性与幸福看作是实践理性的自身矛盾,认为在现象世界中无法解决这一矛盾,无法实现至善,他悲观地说:“我们纵然极其严格地遵行道德法则,也不能因此就期望,幸福与德性能够在尘世上必然地结合起来,合乎我们所谓至善”。康德认为只有在超验的世界中才能实现这一理想。

在理论理性中,康德在自然界中消灭了灵魂,杀死了上帝,捣毁了天国。现在,为了人的自由,为了人的至善理想,他又开始建设这样一个超验的实体的世界。康德说,要在道德上实现德行与幸福的结合,就必须假定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所谓灵魂不朽,他解释说,这是假设有理性的存在者的存在和人格无止境地延续下去,在这种无限延续中,才可能实现德性与幸福的结合。康德这里的灵魂已经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灵魂,而只是道德上的人格和人类的本性,因为个人肉体的短暂无法达到至善,因而必须设定灵魂不朽。所谓上帝的存在,也就是假设一个有理性、全善的上帝是自然的原因,使自然包含有德的目的性,从而使自然界向道德世界过渡和进步。这样,幸福就产生德性,德性也可以产生幸福,二者最终实现结合。康德把上帝看作道德的条件,是主观设定的。上帝不仅是道德的根据,又是道德的必要保证。康德把上帝从自然界中赶了出去,在道德世界中又把它请了回来,这个上帝已经不是原来的宗教意义上的上帝。

我们不能不对康德感到由衷的敬仰,他对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使我们对人生充满了智慧。康德的态度让人钦佩,他既不保守,又有原则;他既是现代的,又是传统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他这里结合得恰到好处。康德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人的先天原理,实现了哲学的人本化。

康德哲学是古典哲学的终结,又是现代哲学的开端。叔本华作为现代哲学的开山祖,是从康德出发的。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从科学方面说,康德结束了那种认为知识反映外界实在的古典意识,开辟了实在不过是我们所经验到的世界,而科学不过是关于这个经验世界的符号系统的现代意识。科学似乎失去了神圣性,但却丢掉了沉重包袱,获得了机动力和生命力。从伦理方面说,康德挖掉了古典伦理那绝对、永恒的形而上学基础,代之以一个人所设定的基础,使伦理学也真正地成为了以人自身为根据的学问,或者说,康德告诉我们,关于人生的问题,只有从人自身才能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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