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桂矛盾与国民政府的覆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民政府论文,矛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抗战胜利后不到四年的时间，国民政府就覆亡了。国民政府为何如此迅速失败？原因是有多方面的，但根本的原因是它自身的问题。因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事物的外部而是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①本文从执政的国民党的内部因素，从该党内两大派系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关系，探讨国民政府的失败问题。
一
蒋、桂矛盾已年深日久，根深蒂固，随着政局的变化时激时缓。抗战胜利后，由于竞选副总统，蒋、桂之间的矛盾重新爆发起来。
1947年下半年后，国共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节节失败。军事失败又引起国统区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眼看国民党的失败，美国统治集团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准备弃蒋“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挽救国民党的失败，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
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竞选副总统。李宗仁四处活动，发表竞选言论，争取支持者。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听他的劝阻，十分恼火，决定副总统的侯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国民党中央的约束，“违者予以党纪制裁”②。蒋介石还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侯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竞选。李宗仁态度强硬，表示决不退出竞选。他召集桂系重要干部研究对策，决定若党内不提名，就“在党外独立竞选”③，甚至打算如蒋介石硬由中央提名，广西和安徽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不惜同蒋介石公开破裂④。李宗仁还联络参加竞选的程潜、于佑任，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党内提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国民党中央提名来阻止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遭到失败。蒋介石阻止李宗仁竞选不成，转而支持孙科同李宗仁竞选。李、孙经过激烈的角逐，李宗仁最后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孙科，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
“行宪国大”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统治，但结果却触发蒋、桂矛盾激化起来。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并不仅仅为争个“吃闲饭的位置”，而是取蒋而代之企图的重要步骤。桂系从来是雄心勃勃，以问鼎中原为目标，时时思念着登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如前所述，美国准备弃蒋“换马”，有意扶植李宗仁，桂系认为这是他们取代蒋介石的极好的机会。桂系计划先取得副总统职位，到一定的时机再借助美国的力量把蒋介石赶下台，夺取总统职。因此，李宗仁不顾一切同蒋介石对抗，积极参加竞选，志在必得。李宗仁的竞选参谋长黄绍竑说如果竞选失败，桂系就回广西或到香港公开发动反蒋运动⑤。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向马歇尔报告中也说，他从李宗仁方面获息，如果李竞选失败，桂系“将采取某处‘行动’”，可能是“地方军事叛变的方式”⑥。由此可见，桂系竞选副总统实际上是一场倒蒋运动。李宗仁竞选获胜对蒋介石是个沉重的打击。
由竞选引发的蒋、桂矛盾激化，后果是严重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出现了分裂，形成蒋、桂水火不相容的尖锐对立。蒋系内部也发生了分裂，蒋介石一向控制很严的复兴系、三青团、黄浦系因对陈立夫CC系不满，在竞选中竟站到桂系一边，严重违背了蒋介石的意图，原属三青团的多数代表居然投了李宗仁的票。蒋介石气得大骂：“岂意党团统一组织，在实际上不能达成政治革命性的改造目的。并且自中央至省县，党内派系排挤倾轧，更变本加厉，漫无止境。”⑦
正当国民党危难关头，首先需要的是党内精诚团结，一致对外，这是挽救时局的重要条件。然而，蒋、桂却争夺火拼，党内分崩离析，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国民党的自身利益，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一个内部分崩离析的执政党是不可能将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的。蒋介石后来沉痛地说，国民党是在副总统“自由竞选斗争攘夺之中，而招致整个的崩溃”⑧。
二
李宗仁竞选获胜当上副总统后，桂系气焰更盛，取代蒋介石之心更加强烈起来。在淮海战役中，蒋、桂矛盾由政治争斗发展为军事上互相拆台，导致国民党军惨败。
1948年下半年，国共双方兵力消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党军经过大量补充后，总兵力虽然仍有365万人左右，但大多数是被歼灭后重建或受过严重打击的，士气低落，人心涣散，被解放军分别箝制在东北、华北、西北、中原、华东等5个战场上。解放军总兵力发展到280万人，虽还少于国民党的总兵力，但由于后方稳定，兵力可以集中于前线，在第一线机动兵力已优于国民党军。这些情况表明，战局对国民党十分不利，国民党应抓住时机实行战略撤退，集中兵力，避免各个击破。
6月，蒋介石改任白崇禧为华中“剿总”总司令时，白向蒋提出“守江必守淮”的战略，调整黄河以南长江以北的防守部署。白主张华中只设一个战区，由他统一指挥，以便集中兵力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拱卫首都南京⑨。白崇禧的主张虽有他乘机扩张桂系势力的企图，但对改变国民党军被动防守部署，不失为上策。然而，蒋介石怕白崇禧兵权过重，尾大不掉，难以控制，令他将华中“剿总”设在武汉，只指挥江北上游部队，在徐州另设一个“剿总”，任刘峙为总司令，以分白的兵力。白崇禧见蒋介石不肯接纳他的建议拒不赴武汉就职。白崇禧后来去了武汉上任，但他已另有打算，准备利用华中兵力，进行倒蒋⑩。这是蒋介石所料不及的。由于蒋、桂暗斗，互相掣肘，使国民党军在解放军发动大规模战略决战之前错过了调整部署，摆脱被动局面的时机，这对后来国民党的“徐蚌会战”影响极大。
9月的济南战役，国民党守军10万人全军覆没。蒋介石感到事态严重，他决心“退守淮河确保南京外围”，“在淮河附近地区挫败解放军主力，来争取第二线战略配置的时间”(11)。蒋介石的计划还是白崇禧的“守江必守淮”。10月下旬，国防部在南京连续召开军事会议，主张除留一两个军坚守徐州外，所有陇海路上的城市完全放弃，集中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津浦路两侧。中原地区部队由白崇禧统一指挥(12)。
10月30日，白崇禧到南京与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讨论中原作战问题。当时徐州“剿总”各兵团以徐州为中心在陇海路上一线排列，态势十分不利，随时可能被解放军各个击破。白崇禧了解除州地区国民党军态势不妙后，就坚决不肯统一指挥徐州和华中两“剿总”部队，不辞而别，飞回汉口。白崇禧的这一举动，意在让蒋介石的精锐主力在徐州地区被消灭，到那时蒋就非下台不可了。蒋介石对白崇禧存心拆他的台十分恼怒，但又无可奈何，临时慌忙将上述计划拟订成“徐蚌会战计划”，派顾祝同代他飞徐州指示。但实施计划为时已晚，11月6日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迅速南下将部署于东线的黄伯韬兵团合围于碾庄地区，黄维兵团东进中又被解放军合围于双堆集地区。蒋介石眼看他的主力快完了，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这时已无可调之兵了，唯一的希望是白崇禧部。但白崇禧按兵不动，拒绝增援徐蚌。蒋介石先是调张淦兵团，张兵团是桂系的老本，白崇禧坚决反对，蒋只得另调刚组建的宋希濂第十四兵团。国防部三番五次急电白崇禧派宋希濂兵团东援，但白崇禧以刘伯承部将进攻武汉，武汉防守力量薄弱为借口加以阻止。该兵团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军先后开抵汉口，白崇禧下令不许装运。后经顾祝同反复疏通才放行。后来再调第二军时，白崇禧就以辞职为要挟，坚决反对该军调走，并派其警卫团将轮船看守起来。国防部和顾祝同数次急电，白崇禧均不理采。蒋介石急得亲自与白通电话，白还是不放行，双方交锋了几十回合，毫无结果，蒋介石“气得满脸通红，胡子都翘起来了”(13)。白崇禧不准第二军在汉口装运，蒋介石只好命令该军绕道湘西出长沙，乘火车经浙赣路东运。由于白崇禧的阻挠，华中东援部队已赶不上时间了。东援三个军赶到蚌埠准备去解救黄维兵团时，黄维兵团10万人已全军覆没。
不久杜聿明所率各兵团西进途中也被消灭。
淮海战役是国共规模最大的战略决战，国民党视之为“党国存亡所系”。但蒋、桂双方却只顾本集团的私利，热衷于倾轧争夺，置“党国存亡”于不顾，使国民党军自始至终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使人民解放军的正确战略方针得以充分的发挥和运用。这样，庞大的80万国民党精锐之师被解放军60万人打得落花流水。这在古今中外战史上是罕见的。
国民党淮海惨败，人民解放军进逼江北，南京国民政府处在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三
淮海战役后，蒋、桂为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最高统治权，又进行激烈的交锋。这场交锋直接加速了国民政府的垮台。
淮海战役末期，杜聿明集团在徐州西南陷入解放军重围，危在旦夕。这时桂系认为逼蒋下台的时机到了。12月24日，白崇禧从武汉向南京蒋介石发出“亥敬”电，呼吁“恢复和平谈判”，要求蒋介石“乘京沪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14)“亥敬”电发出后，白崇禧见蒋介石无反应，12月30日又发出“亥全”电，重申前电主张。白崇禧明知蒋介石这时不会接受和谈，而且也认为“共产党是不会以蒋介石为谈判对手”(15)，但他一周之内两电“主和”，用意很清楚是逼蒋下野。白崇禧发出通电后，派人到西南各省联络，造成和谈声势。河南省主席张轸、湖南省主席程潜和河南、湖北省参议会先后通电，倡议与中共和谈，要求蒋介石下野，一时之间，湘、鄂、豫掀起和谈倒蒋运动。
桂系发动“和谈”，逼蒋下野，企图是同共产党以长江为界搞“南北分治”。一方面，先后派黄启汉、刘仲容为代表赴北平秘密与中共接洽。李宗仁上台后致电毛泽东，承认以中共“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另一方面，积极部署江防，加紧征兵征粮和寻求“美援”。
蒋介石对桂系的图谋了如指掌，因此他对桂系态度强硬，并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进行反击。
蒋介石对桂系利用“和谈”逼他下野是十分忌恨的，但最令他担心的是桂系可能同共产党达成妥协，实现“划江而治”，如果是这样就意味着蒋家王朝历史的结束。因此，蒋介石迫于内外的压力准备“引退”时，考虑得最多的是如何打破桂系的“划江而治”的图谋。1949年元旦他发表“文告”，装出一副“和谈”的姿态，企图从桂系手中夺回“和平”的旗帜。他在“文告”中所提出的“和谈”条件，实际上同时又是给桂系的“和谈”制定“纲领”，用来限制、破坏桂系的“和谈”的。蒋介石采取的另一个重要措施，是确定国民党退守台湾，建立“反共复国基地”。蒋介石决定退保台湾是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害之后作出的，他深信“国际形势必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16)蒋介石既认为大陆不会永远失去，而暂时放弃又能达到打击桂系“划江而治”的目的，这样他便毅然把退保台湾作为他下野前后的行动方针。
根据退保台湾的方针，蒋介石下野之前作了一番部署。1948年12月29日任命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蒋经国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1949年1月18日把京沪警备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司令部，任汤恩伯为总司令。19日又发表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蒋介石的这些人事安排，是为了加强对东南沿海各省市的控制，以护卫台湾。
财政上蒋介石也迅速采取行动。早在1948年11月，蒋介石就开始将上海中央银行库存的金银、外汇启运台湾。1949年1月10日他又命蒋经国到上海督促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加紧抢运金银、外汇去台。蒋还命令中央银行和中国银行将存在美国的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与此同时，蒋介石“要求美国把预定运往中国的军事装备改运福摩萨（台湾）”(17)。蒋介石的这些釜底抽薪措施，使李宗仁上台后在经济上和军事装备上一筹莫展。
由于蒋介石下野前后的种种掣肘，李宗仁代理总统后没有取得国民政府的真正权力。原来策划和支持李宗仁上台的美国，因看到李“没有取得国民党方面的任何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资本”(18)，就再不愿支持李宗仁了。这样，李宗仁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对桂系打击最大的是蒋介石破坏江防。李宗仁上台后，一方面加紧“和谈”运动，另一方面积极部署江防，企图将人民解放军阻止在长江以北。他们计划将汤恩伯部主力从上海延伸到长江中游，与白崇禧华中部队紧密联系，由海、空军协同守江。蒋介石的部署却以台湾为中心，把防御重点放在上海、福建沿海一带，企图坚守这些地方，等待形势变化，和台湾相配合反攻大陆。根据这一部署，蒋介石授意其心腹破坏桂系的江防计划。汤恩伯在蒋介石的指使下将其主力40余万人集中在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南京上下只留少数部队以聊作应付。李宗仁将蒋介石的这种部署斥之为“开门辑盗”(19)。
由于蒋介石的拆台，国民党军长江防线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防守十分空虚。这就为解放军渡江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4月20日国民党拒绝和平协定后，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国民党的长江防线倾刻瓦解。解放军渡江部队最快的仅用了15分钟，24小时内就有30万人过了江。23日解放南京，国民政府宣告垮台。
四
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后，蒋、桂之争仍在进行，围绕着广东防守问题，双方继续进行争斗，结果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彻底失败。
国民党江防失守后、蒋介石见桂系已失败，准备从幕后走向前台。4月22日，蒋、李杭州会谈，蒋介石提出成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重大决策先由“非常委员会”决定，然后交政府执行。蒋介石这一举措，是他重新上台的重要步骤，使李宗仁十分被动。桂系原来打算，万一江防失守，李宗仁迁都广州，白崇禧华中部队退守湘粤桂，据“西南五省待变”(20)。现蒋介石将复出，桂系的计划又将落空。李宗仁为变被动为主动，决定向蒋介石反击，不去广州而飞回桂林，逼迫蒋交出全部权力后再去经营广州。当时，从南京逃到广州的国民党“政府”群龙无首，混乱不堪。军政大员纷纷到桂林劝驾，敦促李宗仁去广州主持中枢大政。李宗仁乘势拟了向蒋介石“通牒”的《谈话纪录》，要蒋介石把人事权、指挥权交出来，将存台的金银、外汇及武器装备交给广州政府使用，并请蒋出国争取外援等六项条件，“否则惟有自请解除代总统职，以免贻误党国”(21)。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指挥作战，迫于形势不得不对李宗仁让步，除要他出国一条外其余都表示同意。蒋在给李的信中说，今后“决不敢有任何逾越分际干涉政治之行动”，“惟有循世远行，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闻问”(22)。至此，李宗仁认为反击获胜，目的已基本达到，5月8日飞往广州，履行“代总统”职权，筹划“保卫西南”。
李宗仁到广州后，与白崇禧和粤籍将领张发奎、余汉谋、薛岳等，拟将国民党残余军队重新调整部署，集中到湘粤桂和西南地区，准备同人民解放军长期作战。同时，李宗仁积极进行外交活动，派甘介侯为专使赴美“向杜鲁门总统及艾奇逊国务卿作最后的呼吁”(23)。李、白认为美苏战争即将爆发，只要守住湘粤桂，美援适时而至，“将来鹿死谁手，犹未可预料”(24)。
蒋介石既准备东山再起，就不能让桂系退守两广和西南的计划实现。他担心桂系在广州站住脚跟，取得美援，或者两广同中共妥协，搞局部和平。因此，蒋介石表面上许诺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实际上“所开的空头支票，一张也不兑现”(25)。李宗仁一到广州，蒋介石即进行旨在破坏粤桂联盟的活动。
国民党南逃广州后，行政院长何应钦眼看大势已去，向李宗仁提出辞职。李宗仁提议以居正继何为行政院长。李提名居正是因为居为国民党元老，一向反蒋，“敢作敢为”，更重要的是李打算在居正内阁以白崇禧为国防部长，张发奎为侨务委员会主任，由白指挥军事，稳定战局，由张争取海外华侨捐助。很显然，李宗仁是想组织与蒋介石抗衡的粤桂联盟内阁。蒋介石看出李宗仁的企图，表面上不加过问，暗中却援意CC派立法委员反对，不让居正得到合法的票数。立法院投票的结果，居正以一票之差当不成行政院长。李宗仁不得已改提蒋介石同意的阎锡山。李宗仁以居正组阁失败，是桂系策划粤桂联盟抗蒋的严重挫折。
蒋介石破坏李宗仁组阁计划后，7月14日从台北飞到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宣布正式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政府的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的这一措施，完全剥夺了李宗仁“代总统”的权力。蒋介石还在两广将领中大做分化工作，他召见余汉谋、薛岳等人，声色俱厉地斥责：“你们反对我，就是背叛党国。”余、薛一向俱蒋，加之手中无实力，经蒋威胁利诱，“不敢再谈两广合作，反对蒋介石了。”(26)这样，蒋介石拆散了粤桂联盟。
蒋介石拆散了粤桂联盟，但仍不放心，因为广东将领毕竟不是他的嫡系心腹，而且白崇禧手中还掌握有几十万军队。蒋介石为彻底收拾桂系，决定放弃广州。他从广州到厦门召集军、师长会议，部署军事。他在会上强调作战的重点是固守福建，护卫台湾(27)。会后蒋介石发号施令，命令他的嫡系将领不顾一切抵制桂系，破坏其作战计划。
桂系的军事部署是固守湘南、赣南，拱卫两广。但桂系的这些计划全被蒋介石破坏。解放军迅速占领江西全省。8月2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白崇禧集团被迫退至湘桂边境。
国民党岳败湘赣后，两广岌岌可危。这时李宗仁只能希望于白崇禧的部队了，他打算调白部入粤保卫广州。但白部入粤须得国防部的命令，因此李宗仁重提白崇禧出任国防部长。蒋介石知李的用意，力阻白崇禧出掌国防部。同时在李、白之间进行分化，蒋飞到广州，单独与白崇禧“闭门密谈”。白被蒋的甜言密语打动，他对李宗仁说：“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28)。白崇禧被蒋介石软化后，就不再坚持出任国防部长。白部进不了广东，在衡宝战役中被解放军打得大败，退回广西去了。广东境内只有余汉谋的一些新编师和保安团，力量单薄，解放军兵不血刃，自赣粤边直捣广州。两广唇齿相依，失去广东，广西朝不保夕。解放军陈庚部自粤西南西进包抄桂南，第四野战军主力从湖南进军广西，白崇禧集团迅速覆灭。
国民党从南京逃至广州后，蒋、桂继续争斗，结果使国民党盘据两广，进行最后挣扎的图谋破灭。两广失败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灭亡。李宗仁面对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无可奈何，“迁都”重庆后不久即出亡美国。蒋介石从台北飞至重庆，妄图固守四川，作最后困兽之斗。但人民解放军攻势锐不可挡，蒋军一败涂地。12月8日蒋介石沮丧地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统治大陆的历史宣告结束。
五
综上所述，抗战胜利后蒋、桂以竞选副总统为契机，又爆发尖锐的矛盾，而且愈演愈烈。这是国民党统治集团自我毁灭的“内战”，它极大地损害了国民党的自身利益，严重地削弱了国民政府的统治力量，从而大大地缩短了国民政府的寿命。
蒋、桂矛盾与争斗，暴露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蒋、桂都是国民党内实力最大的派别，他们都声称效忠“党国”，以“党国”利益为重。可是，实际上他们都是以一派一系的利益为第一，派系利益高于一切。为本派系和个人的私利，他们明争暗斗，互相攻讦，互相拆台，不顾一切整倒对方，把“党国”置之度外。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挥金如土，不惜重金收买分化对方。李宗仁在竞选中竟挥霍上千根金条去拉选票，蒋介石为支持孙科击败李宗仁拨给经费上100亿元。如此等等，把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性暴露得淋漓尽致。这种腐朽性最后断送了“党国”。蒋介石经过惨重失败后，似乎对这个问题有所醒悟，他在检讨国民党失败时沉痛地说：国民党在大陆的悲惨失败，并不是共产党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足够打败我们国民革命军，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驰，精神衰落，藩篱尽撤这所致。”(29)蒋介石不敢承认国民党失败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不得不承认国民党失败是国民党自身腐败造成的。
国民政府的覆亡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盛与衰亡首先取决于它自己，腐败必然灭亡，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01页。
②⑨(14)(27)程思远：《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页、14页、21页、110页。
③⑥(18)《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59页、861页、344-345页。
④⑤⑩黄绍竑：《李宗仁代理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
⑦(29)《革命文献》，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编，台北1976年版，第69辑第448页。
⑧李松林：《蒋介石谈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及相应对策》，《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0年第6期。
(11)(12)(13)《淮海战役亲历记》，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第62页、52页、119页。
(15)(26)《新桂系纪实》（下），广西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90年编，第116页、334页。
(16)(19)(20)(23)(24)(25)(28)《李宗仁回忆录》（下），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页、963页、978页、981页、981页、980页、1005页。
(17)《艾奇逊回忆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186页。
(21)《李宗仁桂林“谈话纪录”》，《团结报》1990年12月8日。
(22)《蒋经国自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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