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滞缩型”特种萧条需要产业政策配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政策论文,萧条论文,特种论文,滞缩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3-5656(2000)01-0025-06
一、“滞缩型”特种萧条
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态势，理论界有多种说法。有的认为目前仍然属于经济稳健成长时期，有的则认为目前处于建国以来第九次经济周期的低谷时期；还有人认为我国已经开始走出低谷。笔者早在1996年时就提出，1999年前后中国将会陷入一种中度衰退局面，而且，这种中度衰退是自1997年下半年以来第九次经济周期衰退阶段的持续。笔者认为，从1997年10月份以来，长达二十多个月的消费物价持续下降和长达三十多个月的生产资料价格的持续下滑，已经导致市场异常疲软，生产普遍过剩，企业产品积压，工厂开工严重不足，投资者信心受到重创，就业机会减少，衰退性下岗增加，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下降，厂商低价倾销和恶性竞争现象增多，金融机构存贷差进一步扩大，储蓄资金大量闲置，银行经营困难，进而影响了国家收入。国家自1998年以来连续出台了多种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并不明显。为此，我们应当断定，此次经济不景气，当是自1997年以来的第九次经济周期下降段的独特表现。
西方国家在7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陷入一种“停滞膨胀”型的慢性衰退中，主要表现为物价水平持续高企，而经济增长持续低迷，失业人员不断扩大。经济理论界将其定义为“滞胀”，意即通胀与衰退并存。这种衰退构成西方经济周期的一种变异或特种衰退。我国目前的经济不景气，与西方“滞胀型”周期本质上当然不同。在形式上，作为生产过剩和经济增长停滞相似，但物价变动方向相反。我们目前是通缩与衰退并存。为此，笔者将我国目前此次经济衰退和萧条定义为“滞缩型”特种周期衰退和萧条，其特征有四：(1)物价普遍持续下降；(2)市场萎缩、生产过剩、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上升；(3)经济增长持续放慢。从GDP年增长率来看，从1992年开始逐年为14.2%、13.5%、12.6%、10.5%、9.6%、8.8%、7.8%和1999年的7.1%。目前，这种衰退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增长循环”式衰退，即停滞趋势，衰退中依然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一是因为我国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结构转型因素在起作用，二是粗放投入比重依然很重；(4)特种萧条将是一种慢性萧条，持续时间将会较长。因为，自1992年以来的经济高速成长持续时间较长（长达五年半），需要一个相应长度的经济回调进行调整。
此种“滞缩型”特种衰退和萧条，也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周期衰退和萧条。二次大战前西方国家的经济衰退，虽然也表现为生产过剩、物价下降和失业上升，但是经济增长多表现为古典式循环，即负增长；而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不仅仍然很高，而且是适度繁荣与市场疲软和投资萎缩并存。
二、周期性因素与经济转型因素的重叠
目前我国这种“滞缩型”经济萧条，既特异又一时难以复苏，其原因在于经济转型因素与周期性因素发生重叠。实际上，此次不景气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已经持续两年之久。国家从1998年开始就采取了放松银根、扩大投资等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但是目前看来启动不很明显。笔者认为，当前这种不景气状况主要是由于第九次经济周期低谷时期与经济转型落潮期发生了重叠。
历史上，70年代到80年代西方遇到的“滞胀”也非仅仅由经济周期因素所引起，它也是与长期经济结构转型有密切关系的。关于滞胀的原因，西方经济学界和国内学者多半认为是由于西方政府长期推行凯恩斯赤字财政政策的结果，长期扩张型刺激政策使物价持续上升，而失业并没有减少，导致菲利普斯曲线变型。事实上，西方国家“滞胀”的发生，不仅仅是过度的需求刺激，而且也是长期经济运行的矛盾的总爆发。一方面，经过二次大战后长达25年的高速增长，40年代的重大技术创新能量已经耗尽，新的技术创新正在孕育之中，新的支柱产业需要一个逐渐成长的过程，传统产业的成长已经难以支撑原有的经济增长率；另一方面，世界能源结构和资源要素结构在传统经济增长的压力下，已经面临着重大调整，需要生产调整与其供给相适应。同时，在经济成长中诞生的新的劳动力尽管可能由于战后西方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而增长缓慢，但是由于新经济增长因素的诞生缓慢，仍然显得供给过度。于是出现通货膨胀与失业并存的局面。
就经济周期因素来看，由于从1992年启动的第九次经济周期上升阶段持续时间较长（一直到1996年），因此，本轮经济周期的调整衰退期也将持续较长，形成刘金全先生所说的“萧条长尾”（注：刘金全.我国经济波动的长尾特征[J].宏观经济研究，1999,(8):51-54.）。偏偏这种萧条长尾与经济转型的落潮相合，使得本轮经济周期的恢复相当复杂和困难。表面上看，从1995年起，国家为了遏制通货膨胀，采取了持续性紧缩政策（而这种紧缩政策又被不适当地强化了），由此市场结构提前转入买方市场，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经济萧条。实际上，其背后潜藏着结构转型的落差。
目前，我国经济成长阶段正处于由工业化初级阶段向工业化中级阶段转型时期。这一阶段大体上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的30年代到50年代，相当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转型期大体上需要10-15年左右。经过这十多年的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我们也将进入新兴工业化阶段，工业化的重点开始转向发展精细加工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中技术进步的贡献率将达到50%左右，城市化率将达到60%左右，经济增长率将会保持在5%-6%左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2000美元左右，人民生活进入较为富裕的阶段。实际上我国经济转型早在90年代初就开始了，预计到2005年前后，就可以顺利转入中级工业化阶段。就目前的结构转型来说，一方面，以轻纺、煤、钢、冶金为代表的传统产业的传统产品技术上已经走进死胡同，生产能力严重过剩；另一方面，适应进入小康水平的社会消费需求结构发生重大改变，不仅是传统工业品生产饱和，而且普通家电产品也出现饱和，人们进入小康生活需要新的消费热点和消费领域，但是支付能力又无力支持住宅、汽车等产业的市场规模。同时，新兴产业或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新兴工业尚未形成强有力的产业群体，由此形成传统产品过剩，新的热点无力启动的局面。受消费需求的影响，投资需求也找不到热点，投资回报下降，投资品市场萎缩。这些结构因素，正是自90年代初开始的工业化升级转换的表现。可见，通缩和经济停滞决非单单是周期性因素所致，其中也包含复杂的结构转型因素。
三、重要的是关注需求结构的变动
当前，市场疲软和总量过剩只是经济“滞缩型”特种萧条的直接原因，总量过剩的背后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不协调。尤其是我国正处于结构转型期，需求结构变动成为牵动产业升级的直接动力。为了推动结构转换、加快经济复苏，我们必须认真考察需求结构的变动态势。就现阶段来看，我国需求结构变动具有以下几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接近小康，整体居民消费结构开始升级。据世界银行《1998年世界发展指数》统计，1996年中国人均GDP达到750美元，预计1999年大约在900美元上下。现在的人均收入水平，反映在消费结构中，居民的恩格尔系数比前些年有所下降，大约在46%左右。这一水平大体上相当于世界平均人均收入1000美元左右的消费水平。按照世界银行的计算，人均收入1000美元到2000美元仅为小康水平，而2000美元到4000美元为宽裕水平。1996年我国城镇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占48.6%，接近多国模型的48%，但是仍高于2000美元至4000美元时的38%，这说明温饱需要基本满足，生活质量的提高逐步成为新的市场需求。因此，传统的消费品加工业包括普通家电工业面临增加花色品种、提高档次的要求。
第二，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消费热点来得快去得也快。国民收入的分配结构在向居民倾斜的过程中，在市场竞争的分化下，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加大。据联合国有关组织测算，1997年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8，而同期中国的基尼系数达到4.12。据测算，我国居民目前储蓄约有80%左右被20%的高收入户拥有。1998年当年新增储蓄存款的14.6%为个体私营企业的经营性存款。可见我国的收入分化比较突出。在这种低收入且又两极分化的分配格局条件下，居民耐用消费品热点呈倒U字型，即：高档新产品刚问世，只有很少数富有者加入消费；当新产品进入成熟期并且成本大幅下降时，大多数居民具备了消费该新产品的能力，消费一下子进入高潮；当多数家庭购入新产品后，市场出现饱和，可能使新产品很快遇到市场容量的瓶颈，加速新产品的衰落。电视、电冰箱、空调、VCD等等新产品都经历了这样的过程。
第三，受新兴产业不明朗的影响，投资需求方向不明、规模停滞。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提出过面向21世纪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纲要，其中，电信、微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都是重要的高新技术领域。但是，从当前投资需求结构来看，在生产过剩和有限投资渠道的压迫下，回报较高的投资项目不多，周期短、投资回报高的一般家电业、餐饮业、娱乐业进入过度，而高新技术产业投资风险较大、投资周期较长，投资规模不够。国家现有的手段如增加政府基础设施投资、通过降低利率推动民间资金向实业投资和向证券市场投资，固然有一定作用，但是由于新兴产业正处于叩门期，国家的投资导向不可能立刻引起民间投资的群体效应。为此，一定时期投资萎缩或短期投机性投资将比较盛行。但是，民间投资的潜力却预示着，只要新兴产业跨过项目成熟的门槛，迎接它们的将是投资热潮。
第四，受国际市场分工格局的影响，出口需求结构转型相对较慢。目前，我国在国际市场比较具有竞争力的产品除了纺织、服装、鞋帽等传统轻加工产品外，还有部分适用技术的机电产品和原料制品，总起来看，还属于国际分工的下游出口结构。此种出口结构遇到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相同发展水准的国家强劲竞争，出口规模受到国际市场规模的制约。目前，我国进行出口替代的原材料乃至关键零配件和工艺，又大多数依靠进口，所以我们的出口竞争又受到进口的制约。并且，我国现在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大打折扣了。据统计，目前，我国33种具有代表性的商品价格中，有22种商品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其中，国内市价高于国际市价25%以内的有6种，高于国际市价25%-50%的有8种，高于50%以上的有8种。尿素、汽油、柴油等3种商品，高于国际市价一倍以上。未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些产品的国内价格将出现回归，对国内相关产业将是一个加快升级转换的压力。但是一旦我国积累了足够的技术水平，新一轮的出口替代高潮将会很快到来。
四、治理“滞缩型”萧条需要产业政策相配合
当前，国家采取的宏观刺激政策包括降低利率、降低法定存款准备率、扩大政府投资、增加低收入居民的收入、增发国债等等，主要都是扩张总需求的政策，这些政策又主要是短期调节。需求管理，包括刺激总需求，对于遏制一般经济衰退和启动投资是有效的；但是，对于今天这种“滞缩型”经济衰退和萧条就显得力度有限。当年西方国家为了治理“滞胀”的局面，经济学界就提出过各种对策，其中包括单纯的货币主义理论、供应学派理论以及合理预期学派的理论。应当说，西方经济自80年代末以来，走出长期“滞胀”的盘局，应当归功于各种学派理论的综合运用。为此，我们应当明确以下几点：
首先，治理“滞缩型”萧条需要较长时间。鉴于目前的“滞缩型”衰退的原因既有总量失衡的因素，也有结构性因素，还存在着体制矛盾；并且，“滞缩型”衰退并非一时形成的，它是多年经济矛盾的积累的产物。因此，此次“滞缩型”萧条不可能很快复苏，治理这种萧条，也不可能很快见效，起码需要2-3年的中期调整。
其次，治理“滞缩型”特种萧条，急需开发适应现行收入水平的适销对路产品和项目。刺激总需求应当和供给政策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应当按照需求结构的变动调整供给结构。前不久，日本通产省提出21世纪最有发展潜力的15个产业：(1)医疗和福利(2)生活质量和文化；(3)信息和通讯；(4)新型制造业技术；(5)配送和后勤；(6)环境环保；(7)商务支持；(8)海洋技术；(9)生物技术；(10)城市设施；(11)民用航空和航天；(12)新能源和节能技术；(13)人力资源开发；(14)经济全球化；(15)住房业。这些可以供我们参考。目前，我们一方面应当通过教育、医疗、保健等行业的产业化，帮助居民消费热点的转型；另一方面要加快新技术、新项目的开发投产，因为只有这些新项目才可能更多地享有市场或创造市场。目前市场需求正面临一种“收入需求断层”，即现有居民收入可以达到的消费层面相关产品出现饱和，而汽车、住宅等居民迫切需要的消费需求又因收入水平限制一时难以实现。从宏观上讲，一是应当在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二是应当注重调整适销对路的产品档次和品种，国家应当适当降低住房、汽车等消费品的收费水平，而厂商应当开发中低价位的住宅和汽车。目前的经济适用住房市场和二手车市场很符合现在的居民收入水平。同时，价格适中、质量优质、花色多样的含有绿色、高品质概念的新产品、新消费项目，将是厂商介于传统产品与高新技术产品之间的适用选择。
第三，治理“滞缩型”萧条，需要加快产业升级，激发市场新热点。适应经济转型，通过中长期产业政策，加快产业升级，才能将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均衡推上一个新的台阶。表面上看，我国煤、钢、水泥等主要工业品生产总量已经占世界第一位，工业品出现了买方市场。但是，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技术进步贡献率、产业高度化水平、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仍不高，仍属于低收入国家，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使得居民对于新兴产业购买力不足，也使得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快，综合劳动生产率上不去，拖了产业高级化的后腿。目前我国经济结构矛盾的焦点是：一般性加工工业生产能力严重过剩，而高加工度化的生产能力较为不足。一些曾经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生产能力闲置而亟待升级。随着我国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结构的高级化日趋明显，产业结构的重要转换期已经到来，总量失衡乃至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归根到底产生于现阶段我国经济成长阶段的经济创造能力。经济创造能力包括技术创新能力、生产能力、财富创造能力。目前，制约我国经济结构升级的因素，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创新主体——企业的创新能量不足，尤其中试阶段投入不足，仅为新技术孵化阶段投入的0.7倍（通常应当为10倍）。所以，大大提高中试投资，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关键环节。
第四，加快传统工业的技术创新，创造新的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产业。产业结构高度化，固然离不开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也离不开原有工业的升级换代。其中，装备工业的升级换代就是重要一环。目前，我国装备工业低水平难以适应需求的高级化，严重制约了进口替代和出口替代。根据各年“中国投入产出表”计算，在占社会总需求60%的设备、材料需求当中，需要由进口解决的约占21%左右，另有16%的零部件需要进口。这就是说，我国维持现有生产、中间投入的37%以上是靠进口解决的。目前，除了高档耐用消费品需进口外，设备、零配件也较多依赖进口。国内装备工业受到国外产品极大的竞争。从我国生产资料的进口结构看，80年代末进口结构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机电设备进口比重超过了原材料的进口比重。到90年代中期，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重要零部件进口额在机电产品进口额中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1992年至1995年进口的零部件在机电产品进口额中占31%左右，到1996年这一比重上升近一倍，达60.9%。1996年进口设备和零部件总金额大约相当于我国1995年机电工业总产值的22.6%。如果我们通过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使装备工业技术水平提高，把这些有效需求逐步由进口转变为国内生产，同时，使装备出口额中先进技术装备出口比重逐步上升，就可以使先进装备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大提高。
第五，与经济结构转型相适应，加快制度创新，创造市场持久动力。中长期产业政策重点在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但是，现有的国家创新制度存在重大缺陷。不仅缺少风险投资的机构和市场规模，而且科技开发机构体制陈旧，可转化为市场实际需求的项目不多，企业创新实力不足。为此，与产业高级化的产业政策相配套，制度上应当考虑：(1)加快技术入股、转制民营等方面的改革步伐，探索将融资、技术开发、项目管理融为一体的新型企业技术创新模式，加快企业群体的创新力度。(2)通过BOT等项目融资方式，加快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技术；(3)加快教育产业化进程，推动科研院所改组改制，在基础研究国家保障的前提下，加快科研机构研制项目的商品化、产业化；(4)调整产业组织政策，扶植科技型中小企业，同时注重发挥大型企业的技术开发实力；(5)加快风险投资机构的市场化运作，将政府设立的风险投资与民间风险投资有机结合，加快设立创业资本证券交易的二板市场，为风险投资进出创造条件。
收稿日期：1999-09-28
标签：经济周期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宏观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