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渝[1]2004年在《清代中国与暹罗的贸易》文中指出虽然中国与暹罗间的海上贸易至少自元代就已经出现，但直到清朝时期，它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意义才完全显现出来。中暹贸易主要分为两种形式：朝贡贸易与民间贸易。受清廷的招徕，暹罗国王定期派遣使团携带贡品来华朝贡，并可于贡船上附带压舱货物在广东或北京销售。贡船回暹时，清廷赠送大量精美的丝绸、瓷器作为回赐品，于是朝贡活动使朝贡与贸易成为一个整体，而且暹罗国王越来越为了经济利益而频繁地来华朝贡。而民间贸易则主要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与暹罗间的贸易，此贸易的主要承担者是福建与广东的中国人，他们以帆船位运输工具，交易地点也集中与福建与广东各港口。暹罗输入中国的商品基本为土产品，有苏木、胡椒、沉香、豆蔻、树胶、糖、象牙等，而中国出口暹罗的商品主要为制成品，如丝绸、瓷器、茶叶、蜜饯、纸张、赏玩物等，大都产于中国东南省份。另外，自康熙末年中国东南省份开始出现民食不足的现象，清廷采取优惠政策积极鼓励南洋各国运米来华，而暹罗米丰价廉成为首选，于是雍正、乾隆时期中暹大米贸易一度异常兴旺。中暹贸易不仅推动两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促进两国文化的交流。
王巨新[2]2016年在《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经历了叁次大的浪潮,根据清代华人移民暹罗表现出的不同规模、结构和分布特征,可将清代华人移民暹罗划分为1767年以前、1767至1855年、1855年以后叁个阶段。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的历史变化,既与清朝方面的东南沿海局势、对外贸易政策以及移民政策息息相关,也与暹罗历史变化、暹罗政府的华人政策有关,还与清暹关系以及清暹交通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在不同阶段,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有所差异。与其他国家相比,华人移民暹罗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他们对两国关系发展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的华人移民能够像暹罗华人那样对两国关系产生如此大的作用和影响。
王巨新[3]2015年在《清代前期中国与暹罗双轨贸易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清代前期中国与暹罗间存在朝贡贸易与通商贸易并行的双轨制。前者主要指暹罗贡船在广州的入境贸易,后者则包括中国商民往返暹罗的贸易和暹罗商船的来华贸易两部分。比较而言,暹罗朝贡贸易更多受清暹封贡关系与暹罗朝贡活动影响,中暹通商贸易则主要受清朝对外贸易政策制约。无论朝贡贸易还是通商贸易,都有中国商民的广泛参与,而行商则是两国贸易的必经中介。
王来特[4]2014年在《近世中日贸易中的政治问题》文中提出在近世亦即14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中期，中国与日本的贸易交涉模式经历了从“朝贡-勘合”贸易体制的建立到解体，以至重构为“往市贸易”的变动过程。通过考察这一过程和在此过程中引发出的政治性问题，分析中日两国间的贸易交涉与各自的国内经济、政治状况之关联，可以从一个侧面勾勒出近世东亚区域秩序变迁的历史轨迹及结构性特征。第一章：说明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的设定之原因，在对先行研究进行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阐明论文的基本构思框架、研究方法和研究意义。第二章：在概括明朝洪武时期对外政策基调的基础上考察这一阶段中日在政治外交方面的交涉。指出：明朝之所以对日本使团不断“却贡”以及最后决定中断与其往来，并非是因为明太祖对外观念和政策的僵硬，而是因为该时期日本内部政权分立，明朝面临的交涉对象流动且不确定。明太祖的对日交涉决策，实际上为日本由分立走向统一提供了良性的国际条件。第叁章：探究从15世纪初到16世纪中期明朝和日本维系朝贡-勘合贸易体制的基础及在此过程中遭遇的问题和矛盾。分析双方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及未能化解矛盾的原因。着重考察大量铜钱由中国流向日本这一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中国国内铜钱紧缺的状况。同时分析日本决策层和知识精英对朝贡-勘合贸易的不满，及其从中表达出的“神国思想”。第四章：分析丰臣秀吉侵略朝鲜的动机和目的，探究他向明朝提出重开勘合贸易的政治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德川初期幕府对丰臣所构想的日本型区域霸权之继承与调整。第五章：考察德川初期日本对中国交涉政策变动的区域背景，并分析其变动的原因。指出：明王朝构建并推行的以朝贡贸易为特征的区域政治经济秩序带动了东亚海域的商贸发展和多种政治势力的兴起，在该区域促生了一个多极化的交易网络和贸易体系，其结果导致明朝对外部的依存度升高，中心性主导地位动摇。而17世纪初统一日本的德川幕府依据内部的有利条件应对外部局势的变动，在纷乱的国际环境中占据了一定的优势位置，在经济上亦不再过多依赖中国的朝贡贸易体制。第六章：考察清朝中国和德川日本之间“往市”贸易模式的成立和展开的过程，以及双方国家权力的政治介入和政策调控。指出：清朝政府因需要日本的铜料默认其脱离中国主导的朝贡体制，而德川幕府则通过设置和修改贸易规则以及对输出品种类和数量进行调控，改变了输出品的结构，掌握了对清贸易的主导权，为其在东亚构建日本型区域秩序提供了经济基础。第七章：考察1715年德川幕府制定及实行正德新例和信牌制度的过程，以及清朝官方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指出：德川幕府的对中国交涉模式是将政治权威附着于贸易事务，其原则是坚持幕府推行的政治经济秩序，其具体的操作策略则是对内对外作出双重的解释。而康熙帝的对日交涉策略则以解决经济问题为首要前提，并未囿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规则，但同时在本国内部对这种行为给出了一个与传统意识形态没有冲突的解释。第八章：考察清代出海赴日的“唐船商人”群体在海域贸易活动中的位置、处境和作用。指出：“唐船商人”是清朝对日贸易及对外贸易体系最底层和最前沿的人群，在广袤的东亚海域上扮演着联结者的重要角色，他们不但要承担风险，还要在国家权力的挤压间挣扎求生。然而这一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历史上的正向作用往往被忽视，负向作用却容易被无限放大，重新对其进行公正的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第九章：考察清朝统治层围绕对外贸易中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分析政治性议题波及到思想领域后所引发的思想性争论，探究争论之所以未能产生出思想性成果的原因。同时简要考察德川幕府在政治经济层面推行的“脱中国”化方针如何促使日本知识界在学术和道统方面的自立意识变得高涨，从而导致日本民族主义意识的强化。结语：总结近世中国与日本从朝贡-勘合贸易体制到“往市”型贸易模式的转换过程，概括两国贸易与政治交涉的结构性特点，并提出今后研究的课题。
田渝[5]2007年在《16至19世纪中叶亚洲贸易网络下的中暹双轨贸易》文中研究表明16世纪初，当西方探险者到达的时候，亚洲存在着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贸易体制，于是西方商人一方面参与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另一方面又以各种方式，从公平贸易到诉诸武装，从要求通商到索占领土，参与亚洲市场，将亚洲拉入世界贸易网络之中。于是，在亚洲，处于主体地位的朝贡贸易继续发展，私人贸易也更加兴旺繁荣，这是16至19世纪中叶的亚洲贸易网络最明显的特征。中暹双轨贸易作为亚洲贸易网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朝贡贸易与私人贸易始终并行并此消彼长。相比较，安南与中国以朝贡贸易为主，没有私人贸易；日本与中国以嘉靖二年(1523年)为分水岭，之前以朝贡贸易为主，之后就仅限于私人贸易；而西方国家与中国则始终以私人贸易为主，以获取经济利益为唯一目的。中暹双轨贸易作为近代亚洲贸易网络的一支，既保持很多传统贸易的特点，又有近代的特征。朝贡体制与自由贸易并存，中国商人与西方商人平分秋色甚至略胜一筹，中国式帆船为运输工具，中暹双轨贸易正是近代亚洲贸易的缩影。
黄素芳[6]2008年在《贸易与移民》文中研究说明今日泰国是海外华人集中居住地之一。华人移民泰国历史悠久,尤其是17世纪到20世纪初,中国人几乎没有间断的往泰国移民。作为清代华侨华人史的一个组成部分,研究中国人移民泰国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1)以贸易与移民的互动为基本思路研究清代中国人移民泰国的历史和泰国华人社会的形成,为华侨华人的国别史研究填补空白。(2)可以更清晰更系统的从移民史的角度理解中泰经贸关系和华人在中泰交往中的重要作用。(3)探讨泰国王室的华人政策,有助于深刻理解华人高度融入泰国的历史和现实。(4)探讨清代泰国华人移民群体的差异,有助于认识潮州人在泰国社会经济领域中重要地位形成的历史渊源。本文研究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的历史,具体内容:(1)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的四个阶段。(2)暹罗华人社会的形成过程和特点。(3)移民与贸易之间的互动关系。(4)中国人移民暹罗的群体差异和原因。(5)中、暹两国政府对中国人移民暹罗的政策和其影响。本文在以上基本内容的基础上,重点指出:(1)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的重要特征是贸易与移民的互动。暹罗发展对外贸易是中国人移民暹罗的主要拉力。正是由于华人的参与,暹罗与的对外贸易才得以顺利进行。(2)暹罗王室接纳和重用华人的政策起源于王室贸易垄断制度,其目的是为了通过贸易积累财富,巩固政权。因此,华人参与对外贸易对暹罗统治者巩固中央政权具有重要意义。(3)华人贸易领域的发展为泰国对外开放后华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华人经济的发展对20世纪泰国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4)王室的华人政策是中国人的持续不断的移民活动和华人与当地民族的高度融合的关键因素。(5)潮州人在泰国拥有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源于达信王对潮州人的大量招徕和格外优待。潮州人与王室之间的合作使其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也为潮州人在暹罗经济领域大显身手提供了保障。曼谷王朝时期潮州人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为其在发展泰国经济,推动社会进步和促进中泰经济文化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郭艳芳[7]2006年在《清代中国人的暹罗观》文中指出中泰两国河川同源、山岭同脉，双方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清代时，双方在前代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友好交往。中暹间的官方贸易兴盛一时，民间贸易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华人流寓暹罗也增多了，双方关系十分密切。暹罗被认为是除朝鲜外与中国关系最好的国家，清朝对其也给予了很多优待。本文从清代中国人对暹罗的认识和看法这个角度，通过对清代各个阶层暹罗观的比较研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清代的中暹关系。 清人暹罗观的形成有其特定的背景，不仅受传统华夷观的影响，而且与清代中暹间的关系有关，同时它也是在前代人暹罗观基础上形成，受中暹传统关系的影响。本文把清人分为统治阶级、知识分子、暹罗华侨及普通百姓四类，分别进行阐述。对不同阶级的暹罗观以及不同朝代的暹罗观进行比较，指出，清人暹罗观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暹罗观的一个缩影。
彭崇超[8]2017年在《平南王与清初广东的对外交往》文中研究表明满清入关之初,南部中国叛服不定,反清势力活跃,清廷基于自身兵力的不足,继承并发展了自皇太极以来团结汉官的政策,在南部边疆实行“藩镇体制”,利用前明投降的汉人独立军团,稳固满洲贵族对南中国的统治。从顺治七年,到康熙十九年,平南王尚氏主导着广东政治,是广东地方的头号当权派。清初继承了明代的“海禁”政策,并在明郑反清势力的压力下,不断强化升级。以“迁界”为标志,清代的海禁政策分为顺治朝与康熙朝两期,顺治朝实行“限制性下海”;康熙朝实行以迁界为手段的“无许片帆入海”。迁界令要求濒海居民在短时间内无条件全部内迁,且“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给沿海人民制造了巨大的民生灾难,广东省尤甚。尽管对升级强化的“海禁”政策不以为然,但面对着清初国家对地方社会的强大执行力,作为满洲贵族统治的忠实拥趸,尚可喜还是尽力地履行了自身的职责,另一方面,尚氏也积极的发挥了地方能动性,在“澳门免迁”,“康熙七年提请复界”,“康熙十七年广东不迁”的事件中,努力发挥作用,影响国家决策。尚氏对海禁政策的否定态度,绝不仅是出于对粤省沿海百姓的民生考虑。尚藩源于明末辽东东江镇,自带明朝长城沿线卫所军人操纵走私贸易的传统,来到广东,顺其自然的把持了粤省的对外贸易,“片板不许下水”式的海禁会妨碍广东海上贸易的发展,这或许是尚氏反对海禁政策更重要的原因。自顺治十年起,深谙海外贸易之道且“性贪好利”的尚可喜,就通过其控制下的广东盐市系统和藩下“王商”,把持暹罗、荷兰的对华朝贡贸易及与东亚各国的海外贸易,而与荷兰的走私贸易也在虎门秘密进行。顺治十二年后,南明势力一蹶不振,清廷对广东的统治逐渐稳固,平南王在广东的地位亦水涨船高。顺治十七后,靖藩移镇福建,广东更是成了尚氏家族的“独立王国”。尚可喜暮年骄恣,子女颇多,诸子皆不法,庞大的家族及其藩下家人,构成了对经济资源的巨大需求。康熙元年起,“海禁”升级,但尚藩控制下的海上贸易并未因此受挫,“好利益甚”的平南王,利令智昏,凭借自身在粤省的权势,冒禁下澳贸易,利用藩下“王商”违法出海往贩东亚各国,在澳门附近海域大肆走私,在这一特殊时期,尚家几乎垄断了粤省全部的对外贸易。广东自古以来是中外交往的要道,有着悠久的对外贸易传统,清初严厉的海禁,对广东的对外贸易与交往是个不小的打击,尚藩利用特权控制的走私贸易,尽管利入私家,但客观上却维系了过渡时期广东与外界的交流,这为后来清朝的开海设关,重建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往来,打下基础。
杨晓莹[9]2007年在《清代前期中暹大米贸易研究》文中提出中泰两国的友好关系源远流长。清代时，双方在前代友好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了友好交往。中暹大米贸易作为民间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成为特殊时期特殊政策下的商业活动，尽管它持续的时间不长，在历史的长河中犹如昙花一现，但作为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物资，其作用和影响力不可低估。本文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阐明研究清朝与暹罗大米贸易问题的学术意义，前人的研究成果及论文的写作思路。第二部分，论述清暹大米贸易开展的背景。清初，东南沿海地区米价昂贵，市场混乱，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解决沿海各省的大米危机成为清政府的迫切任务。第叁部分，结合文献资料阐述中暹大米贸易发展的过程、兴盛的原因及影响。第四部分，从第二、叁部分的论述得出笔者的结论，对清朝统治者来讲，大米与其它一切朝贡和贸易物品皆不相同，大米贸易成为清政府首次因为内部需求而对外开展的贸易活动。
谢子卿[10]2016年在《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文中提出中国礼仪之争是中国天主教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明清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本文以法国为切入点,深度探讨法国在中国礼仪之争历史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有两点:第一,1692年康熙帝解禁天主教后中国天主教传教发展顺利,但为何罗马教廷会在18世纪初决定禁止中国礼仪,这其中有关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尚有重大空缺,因此本文的目标就是完善中国礼仪之争的历史叙事,这其中礼仪之争在法国的发展是关键和重点。第二,通过研究中国礼仪之争和法国的关系,从中西关系史和中法对比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国天主教传教史,重新审视天主教传入中国对于中国融入早期全球化过程的意义和重要性。本文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展开:1.法国传教士和法国的传教团体参与中国礼仪之争的具体过程。这其中包括:第一位进入中国传教的罗历山神父;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创始人陆方济,他将巴黎外方传教会带入中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士阎当,他是中国礼仪之争的主要当事人;巴黎外方传教会在17世纪末取代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成为中国礼仪的主要反对者;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神父和郭弼恩神父支持中国礼仪,他们的着作在法国接受审查,由此法国成为中国礼仪之争的主战场。2.法国各界介入中国礼仪之争。其中,杨森派反对中国礼仪,他们亦是耶稣会一贯反对者。巴黎大主教诺阿耶、莫城主教波絮埃亦反对中国礼仪,康布雷大主教费讷隆同情耶稣会,反对过激处理礼仪问题。路易十四的忏悔神父拉雪兹神父支持耶稣会,曼特侬夫人亦同样牵涉入内。索邦大学在1700年审查中国礼仪,由此中国礼仪之争在法国和欧洲成为焦点话题,罗马教廷随机决定禁止中国礼仪。由此可知,礼仪之争在法国是中国礼仪之争历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耶稣会在解释适应政策的时候,承认中国的历史可能比《圣经》历史久远,承认中国文明可能优于基督教文明,因此不被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核心价值观所接受,是造成各方反对中国礼仪的一大原因。4.法国教会内部的权力斗争、传教团体间权力斗争、法国和葡萄牙在远东的国家利益冲突等等,都是导致礼仪之争矛盾被激化的重要原因。从中可以看到民族国家的地位上升,传教团体依附国家,而罗马教廷的地位下降。5.通过礼仪之争在法国的研究,可见西学东渐对于中国的影响和汉学西进对法国的影响大相径庭。法国人积极讨论中国礼仪之争,法国汉学也随之起步,并且影响到启蒙运动。而康熙年间,中国教徒中的文人数量锐减,中国人对于西学的兴趣在降低。以中国礼仪之争为切入点,探讨明末清初东西交往对于双方的影响,并且从全球化的角度审视东西方历史发展道路上的不同变数。6.有关中国礼仪之争法语原始文献的翻译,为中国天主教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础史料。
参考文献：
[1]. 清代中国与暹罗的贸易[D]. 田渝. 暨南大学. 2004
[2]. 清代华人移民暹罗研究[J]. 王巨新. 国家航海. 2016
[3]. 清代前期中国与暹罗双轨贸易研究[J]. 王巨新. 国家航海. 2015
[4]. 近世中日贸易中的政治问题[D]. 王来特.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5]. 16至19世纪中叶亚洲贸易网络下的中暹双轨贸易[D]. 田渝. 暨南大学. 2007
[6]. 贸易与移民[D]. 黄素芳. 厦门大学. 2008
[7]. 清代中国人的暹罗观[D]. 郭艳芳. 山东大学. 2006
[8]. 平南王与清初广东的对外交往[D]. 彭崇超.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 2017
[9]. 清代前期中暹大米贸易研究[D]. 杨晓莹. 山东大学. 2007
[10]. 中国礼仪之争和路易十四的法国（1640-1710）：中国天主教史钩沉[D]. 谢子卿. 上海师范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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