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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 1)06-0147-06
一、绝句是否为“唐题”与唐前的绝句观
在绝句文体批评史上，对于绝句是否为唐题，一直存在争论。
持肯定意见者，如白居易把元宗简的绝句称为“小律诗”，①并在自编文集时次绝句于律诗类；李汉编《昌黎集》也这样归类。宋代蜂起的绝句选本或总集，基本只收唐宋人的绝句。元代刘埙提出“有律诗而后有绝句”，[1](P375)范德机以绝句为截律诗二句而成(《诗法源流》引范德机语)。[2](P255)明代宋绪、吴讷基本认同元人的见解，徐师曾虽提出“绝句诗源于乐府”，但仍认为“唐初，稳顺声势，定为绝句。绝之为言截也，即律诗而截之也。”[3](P108)
持否定意见者，如宋代张端义曾提出陶渊明《四时咏》(“春水满四泽”)为绝句之祖，[4](P8008)明代杨慎发展其观点，重申《四时咏》为五言绝句之祖，②且编集《绝句衍义》，列梁武帝《白纻辞》(“朱丝玉柱罗象筵”)为开篇，称：“余观《玉台新咏》，齐梁之间，已有七言绝句，迥在七律之先矣。然唐人绝句……有四句皆韵，祖《白纻辞》。”[5](P203)以《玉台新咏》收录有绝句，作为绝句先于律诗的依据。清初冯班又以宋孝武言“吴迈远联绝”作为古人早有绝句之题的证据。[6](P39)
虽然持否定意见者提出《玉台新咏》、《南史》已有载录“绝句”，然而这种论据受到质疑。如明胡应麟言：“五言绝起两京，其时未有五言律。七言绝起四杰，其时未有七言律也。但六朝短古，概曰歌行，至唐方曰绝句。”又认为：“汉诗载《古绝句》四首，当时规格草创，安得此称？盖歌谣之类，编集者冠以唐题”。[7](内编卷六，P105)清施补华认为：“五言绝句，截五言律诗之半也。……谢朓以来即有五言四句一体，然是小乐府，不是绝句。绝句断自唐始。”[8](P995)
对这些质疑，罗根泽曾回应《玉台新咏》“是梁时的徐陵所编。徐陵根本不知有唐代，无从预先的‘冠以唐题’。所以梁时有绝句之名，实在无法否认”。[9](P218)结论似已无可辩驳。不过谈蓓芳指出赵均刻本《玉台新咏》有对诗题之篡改，如改徐幹“诗五首”之题为“室思”等，[10]表明版本传播过程中也有“改题”之可能。因此《玉台新咏》之“绝句”，是否刻者“冠以唐题”，仍然值得一问。
下文试图从考察入唐前后绝句体观念的差异着手，进一步解答这一问题。考今存“唐题”绝句作品，既有李白《江夏送倩公归汉东》那样五言四句的“小诗绝句”，也有杜甫《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那样的七言四句体作品。可知“唐题”绝句可指七言四句和五言四句二体。而《玉台新咏》所载题曰“绝(句)”之作，却全是五言四句体。不仅如此，检《南史》、《艺文类聚》、《初学记》所载称曰“绝(句)”之作，也纯是五言四句体。其中所载的七言四句之作，如《艺文类聚》卷三二录梁简文帝《春别诗》(“别观蒲萄带实垂”)、梁元帝《别诗》(“昆明夜月光如练”)，皆未见题为“绝(句)”，透露出唐前未将七言四句视为绝句的文体观念。
这种不以七言四句为绝句的观念，还可从《玉台新咏》的编排方式中得到进一步佐证。《玉台新咏》存世各种版本文字有小异，然而卷十开篇“古绝句四首”中之“绝”字却诸本皆存，其作为绝句的诗体类别一直明确。其余的五言四句体作品，有些或题“绝”字，有些无，都集中继列其后，示为同类。而那些后人视为绝句的七言四句体作品，却散在卷九中。如杨慎《绝句衍义》举为七言绝句始祖的梁武帝《白纻辞》收在卷九中，前后为时人所作的七三杂言体作品，而并未与同书所收其他七言四句的《春日白纻曲》、《秋日白纻曲》、《春别》等作集中排列。这显示出《玉台新咏》的编集者不以七言四句与五言四句为同类的意识，换言之，七言四句并非绝句之列。从名实相副的角度看，杨慎所言“余观《玉台新咏》，齐梁之间，已有七言绝句”是不准确的。
设若《玉台新咏》之“绝句”是编刻者“冠以唐题”，那么按照唐代的绝句体观念，应有七言四句题为“绝(句)”之例，然而并无这种例子存在。由此可以推断：《玉台新咏》乃至《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书在载录唐前作品时，遵循的是唐以前的绝句体观念，即仅以五言四句为绝句，不可能是编刻者“冠以唐题”。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玉台新咏》的“汉诗《古绝句》四首”非后人“冠以唐题”，那么是不是“绝句”之题起自汉代呢？这又未必。从现存文献对这组诗的记录看来，诗题有称《藁砧诗》者(《艺文类聚》卷五六)，有称“古乐府诗”者(《太平御览》卷七六二)，有称“古诗”者(王观国《学林》卷八“大刀”条)，表明这些诗作原无定题。此中被题为“古绝句”，当是《玉台新咏》编者所加。
包含“绝”或“绝句”等字眼的诗题，见于梁代吴均、刘孝威、江伯瑶、萧纲、萧绎等人的五言四句体诗中。《玉台新咏》将所有的五言四句体诗，无论是否曾题曰“绝”，皆汇同一卷，系在原无定题的“古绝句”之后，说明至迟在《玉台新咏》成书之时，“绝句”文体已经确立，指五言四句体诗。而以“藁砧今何在”作为绝句体的开篇，反映出时人对此体源流之认识。后世学者对绝句体起源的探索，多溯至乐府歌谣，《玉台新咏》实为导乎先路者。
二、绝句的名义及其文体特色
明申时行《校刻万首唐人绝句序》谓：“然而名绝句者何？或曰是截律之半而成者，或曰裁律首尾而取其中，或又曰古称黄绢幼妇谓妙绝也，然而非本指也。余窃意之：凡乐有卒章，赋有乱，歌曲有尾声，而绝句似之，如曰诗之终篇云耳。”[11](P205)提出“绝句”之“绝”字可能为“截”(“裁”)、“妙绝”、“诗之终篇”等三种内涵。胡应麟谓：“宋刘昶入魏，作断句诗云，此即今绝句也。绝句之名当如此，以仓促信口而成，止于四句，而篇足意完，取断绝之义，因相沿为绝句耳。”[7](杂编卷三,P282)提出绝句与断句的关联。清冯班又曰：“诗家常言，有联有绝，二句一联，四句一绝，宋孝武言‘吴迈远联绝之外无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语。四句之诗，故谓之绝句。宋人不知，乃云是绝律诗首尾，目不识丁之人妄为诗话，以误后学，可恨之极。”[6](P39)又提出绝句与联绝的关系，对绝(截)律说极表反感。究竟绝句体之名义，为何会与联绝、断句、截律等产生纠葛？又为何终以“绝句”之名传世？试释如次。
“绝”字本有“断绝”之义，诗称“断句”，潜藏了一种可联接、应联接却没有联接的语境，有着与“联句”的相对性。《玉台新咏》卷十载有《贾充与妻李夫人连(联)句诗三首》，夫妻人各二句，联成一首四句。《陶渊明集》卷四有其与愔之、循之联句，是人各四句，联成一首十六句，表明其时联句(连句)中有用四句体，不过由于是联诗之句，需考虑前后内容的衔接，故各人的四句未可谓“篇足意完”。
胡应麟所举刘昶“断句”，据《南史》卷一四所载，乃作于刘昶抗击前废帝不捷、仓皇奔魏之际，“慷慨为断句曰：‘白云满鄣来，黄尘半天起。关山四面绝，故乡几千里。’”[12](P403)径称断句，意境决绝，可能作者本人也料及无人联作之结局。今人李嘉言曾结合刘昶“断句”与《宋书》卷四四所载谢世基、谢晦的“连(联)句”，指出“‘联句不成’而产生了‘断句’这个名词”，[13](P190)颇有道理。如前文冯班提及的吴迈远，《南史》卷七二中宋明帝评之曰“此人连绝之外，无所复有”。[12](P1766)“连”、“绝”对言，正如“连(联)句”与“断句”。
刘宋以来文人越来越热衷于仿制江南民歌，其中的五言四句体，与“断句”、“绝”体式相同，可以“绝(句)”指称之。这种四句的五言诗篇幅短小，又有将其称为“短句”者。如《南史》卷四三载齐高帝之子萧晔，“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12](P1081)以短句指代五言四句二十字之诗作。
由上述可见，在宋齐时代，“断句”、“短句”与“绝(句)”都曾用以指代四句之五言诗。那么，为什么在萧纲、萧绎与其周边文人的诗作中，仅有“绝”字入诗题，且《玉台新咏》用“绝句”来命名五言四句体呢？
这与“绝”字在当时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地位有关。“绝”字曾用作汉译佛经偈颂之名，这些偈颂最常见为四句式，③在今存南朝以前汉译佛经中，仍能见到“四句之绝”、“四句之偈”之说法。[14](P91-93、101)崇佛的萧纲、萧绎等梁代文人，或形成对四句一绝(偈)的体式认同，因以“绝”指四句之五言诗。④
然而，为什么选择“绝”字指代四句之五言诗，而非“偈”字呢？则当与“绝”字常用以形容艺境妙绝之意蕴有关。如申时行已言及的“绝妙好辞”，就是蔡邕评曹娥碑之语，载于《世说新语》，为南朝文人所熟知。又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或问顾长康”，刘孝标注引宋明帝《文章志》：“世云有三绝：画绝、文绝、痴绝。”沈约评张衡“文以情变，绝唱高踪”(《宋书·谢灵运传论》)，评萧衍诗文“兴绝节于高唱，振清辞于兰畹”(《〈梁武帝集〉序》)等，“绝”字在此皆为形容艺境之绝妙，“偈”则无此意蕴。其他“断句”、“短句”等称谓，仅能笼统形容诗意遽然断绝或诗体篇幅不大，既不具备形容绝妙境界之意蕴，也未能确指“四句”之体式。相较之下，“绝”字既能表明四句成篇的文体特色，且能传达出对诗作意蕴之期许：“短不伤于续胫，急不病于绞弦，词则简易径捷，而意则深长微婉。”[11](P205)因此不仅被采入诗题，且在《玉台新咏》中被确立为五言四句体诗的专名。
至于以“绝句”为“截句”，虽是宋元以来才涌现之观念，但具有较深的文化渊源，古人读书有摘句嗟赏之习惯，南朝乐府有摘唱歌辞。至唐人歌诗，也常见截取长篇诗作中的四句来歌唱者，且形成一种读者(批评者、传播者)的再创作。如薛用弱《集异记》“王涣之”条旗亭画壁故事中，伶人所歌高适之作“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是截全篇二十四句之古诗《哭单父梁九少府洽》中前四句，也被画为“一绝句”。[15](P8-9)而被宋人定为“绝句之祖”的陶渊明《四时咏》，在《艺文类聚》中著录为晋顾凯之《神情诗》，且注明为“摘句”。[16](P42)宋人刘斯立评此诗：“当是凯之用此足成全篇，篇中惟此警策，居然可知。或虽顾作，渊明摘出四句，可谓善择。”[17](P313)可见由读者所裁截、摘取而成的四句之绝，盖是读者心目中原诗最警策绝妙的部分，表明“绝句大旨，则又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简而益求其简，欱四句如一句，绎稠情于单词”[18](P8)的文体特色。
绝句至为精简绝妙的文体特色，使其往往成为仓促乃至决绝场合的抒情首选。如梁萧正德“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南史》卷五一)，又如梁元帝萧绎在国破家亡之时“制诗四绝”(《南史》卷八)，皆与刘昶断句的产生场合相似。梁桥《冰川诗式》言绝句“草成而就速，达意宣情而已，……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他诗固多，而七言绝句为甚，句少而意专”，[19](P1603)颇可说明绝句文体与其流行性的关系。现代学者曾指出绝句产生多在仓促和不得已的场合，⑤也是由其精简体式容易应对场合要求所造就的。
三、从“绝句”至“截句”及其文体史意义
如前所述，绝句文体的确立，是在南朝梁代。清诗话《师友诗传录》载张历友(笃庆)言：“古体之限句，非古也。”而“绝句”之名，恰恰表明其文体特色在于“限句”，这当是绝句往往不归入古体范畴的原因之一。
“绝句”一体之出现，反映出人们对文章体式的关注，在“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20](P1018)的句言视点之上，增加了对句限的关心。这在南朝梁代的作品中有突出表现，如梁武帝《拟长安有狭斜十韵》，梁简文帝《艳歌篇十八韵》、《蜀国弦歌篇十韵》、《和湘东王三韵二首》、《戏作谢惠连体十三韵》、《倡妇怨情十二韵》，湘东王绎《寒宵三韵》等等，其篇题明标韵数，一韵含二句。这是五言诗隔句韵已臻定型的表现，诗题中“几韵”，能表明诗篇的句限。在这些命篇中，未见题曰“二韵”者，这并非因为其时没有二韵之作品，而是由于二韵之诗已用“绝句”表示了。如王僧孺《春思绝句》、简文帝《夜望浮图上相轮绝句》、纪少瑜《咏残灯绝句》，皆是二韵“四句之绝”的例证。
而七言诗此时未见被题曰“几韵”，七言四句诗亦未被归在绝句之列，与其体式的发展状况有关。其时七言诗仍处于隔句韵与句句押韵并用的阶段，⑥一方面无法用“几韵”表明其篇幅，另一方面也没有成熟的偶句成篇体制，未能充分地表现“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声律美感。在追求声律美的创作中，五言两句“十字之文”成为展示“曲折声韵之巧”的最基本体式，势必促进五言四句诗的涌现。《玉台新咏》七言四句诗仅22首，而五言四句诗达185首。可见七言尚不足附五言翼尾。入唐之后七言诗创作日益发达，七言四句也渐渐增多，依循五言诗以四句为绝的旧例，七言四句也自然而然被视为“绝句”了。
唐代伶人歌诗，也多为四句之体。而文人长篇，被截出四句而唱者，也被称为“绝句”，如前文所举旗亭画壁故事中所歌高适“一绝句”，著名的例子还有李峤《汾阴行》，其诗末四句被割出一再歌唱。[21](P335-336)王士祯评曰：“唐乐部所歌多剪截，四句歌之如高达夫‘开箧泪沾臆’，本古诗，止取前四句；李巨山‘山川满目泪沾衣’，本《汾阴行》，止取末四句是也”。[22](P100)这是四句诗之名从“绝句”到“截句”的原因所在。
这种截句歌诗的做法，显示出裁截者与传播者的文化眼光，甚至影响及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批评。相传为王昌龄所作《诗格》言：“陶渊明诗：‘佳人美清夜，达曙酣且歌，歌竟长太息，持此感人多：明明云间月，灼灼叶中花，岂无一时好，不久当如何？’从‘明明’以下便是所歌。”[23](P180)这显示出唐人读诗的一种眼光：在原来完整的长篇诗歌中，可以截出别一神足意完的篇章。在宋代的诗学批评中，还出现了剪截前人诗作成更精粹篇章的评论。如释惠洪《冷斋夜话》载苏轼评柳宗元诗“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上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云：“此诗有奇趣，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24](P51)后来姚宽《西溪丛语》卷上、程大昌《演繁露》卷三引及此诗，则仅录前面四句了。程大昌更有考云：“《元次山集》有《款(欸)乃歌》五章，章四句，正绝句诗耳。……如《竹枝》《柳枝》之类。其谓‘款乃’者，殆舟人于歌声之外，则出一声，以互相和其所歌也耶？今徽岩间舟行犹闻其如此，顾其诗非昔诗耳，而‘款乃’之声可想也。《柳枝》《竹枝》尚有存者，其语度与绝句无异，但于句末随加‘竹枝’或‘柳枝’等语，遂即其语以名其歌，‘款乃’殆其例耶。”[25](P308-309)这其实是把柳宗元的全篇六句之《欸乃》截成四句之绝句了。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洪迈《万首唐人绝句》何以收入那些“律去首尾”、“析古一解”[18](P8)成篇之作。
既然“截句”可成“绝句”，兼以“截”与“绝”字音相近，“截句”与“绝句”也混用起来了，如宋周弼编《三体唐诗》中，将“七言截句”等同“七言绝句”；金赵秉文《滏水集》，目录中文体名作“截句”，正文中作“绝句”。此后的文体批评，如元人诗法称“五言短古……乃只是选诗结尾四句，所以含蓄无限意，自然优长”，[2](P160)明宋绪称“绝句五言……盖亦只是律诗结尾四句，谓之小律”，[26](P672)清吴乔称“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如骆宾王《帝京篇》，李峤《汾阴行》，王冷然《河边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铺叙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绝”，[27](P531)此所谓“选诗结尾四句”、“只是律诗结尾四句”、“只取末四句”，皆为“截句”之意。
不过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周弼的《三体唐诗》还是赵秉文的《滏水集》，均将“截句”列在“律诗”之前，这表明他们所理解的“截句”，不是截律诗。至元明二代，学者们才越来越把“截句”落实为“截律诗之中四句”，如范德机“绝句者，截句也。后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前四句；前两句对者，是截律诗后四句。四句皆对者，是截律诗中四句。四句皆不对者，是截律诗前后四句”(《诗法源流》引范德机语)[2](P255)之说。刘埙甚至提出“有律诗而后有绝句”，这显然有乖史实。然而对文体源流辨别颇用心的徐师曾等仍采纳其说。
应该说，这种截律的观念，与绝句的发展之路伴随着诗歌声律化的进程有关。齐梁人在绝句中尝试声律平仄协调之美，唐人对于诗体艺术的探索，也主要延续齐梁风气。《文镜秘府论》西卷“论病”言：“(周)颙、(沈)约已降，(元)竞、(崔)融以往，声病之论郁起，病犯之名争兴。家制格式，人谈疾累。”[28](P887)在这种风气下兴起的绝句文体，很自然地走向声律化之路，成为讲究声病的近体诗的先声。在今存齐梁诗作如《玉台新咏》中可以推见，五言四句体的合律比例远较他体为高。[29]而后起的七言绝句，未见有《古绝句四首》那样不讲究声病的源头，其创作更是几乎全盘走向声律化，甚至有“五言用韵不拘平仄，七言则平韵为正”[30](P784)之论。唐人编集时将绝句归入律诗类，正反映出他们视绝句为近体诗的观念。他们所创作的绝句，也以合律居多。清钱良择系统考察唐代诗歌文体，编《唐音审体》时，甚至说“唐人绝句多是二韵律诗”。[30](P783)
又因为唐代的绝句诗成就极高，故唐人绝句的独特魅力愈发引起后人的巨大关注。如洪迈自称58岁后“身入老境，眼意倦疲，不复观书，惟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这可视为宋代文人世家教养的例子；不仅如此，洪迈还“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编出“五、七言五千四百篇”之绝句专集。[31](P10)这项工作得到宋孝宗的嘉许，最终洪迈编成《万首唐人绝句》，影响极大。此后绝句编集前所未有地发达：柯梦得有《唐绝句选》；林清之又据洪氏绝句钞取其佳者为《唐绝句选》；吕祖谦《宋文鉴》专立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体；赵蕃、韩淲辑《选唐绝句》；刘克庄则不仅有唐代绝句、本朝绝句那样的通代之选，还有《宋氏绝句》那样的专人之选；刘埙更有《禁题绝句》那样极致之选。当然，所入选者基本都是经过声律规范熏陶的唐后之作，这一方面是因唐诗成就之巨大，另一方面也与唐代以来复古运动对齐梁诗的否定有关，此非关本文主题，不赘。总之宋代以来人们所熟知的绝句，近体风貌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也就难怪元明的诗论家有绝句乃“截律”之说了。
注释：
①《白氏长庆集》卷一五《江上吟元八绝句》：“大江深处月明时，一夜吟君小律诗。”见《白居易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4页。
②学界谈及绝句源于《四时咏》者，大抵标举杨慎为该观点的主张者，似未明乃张端义先发，今特为标出。
③孙尚勇曾统计过中古翻译佛偈，发现四句式占46.13%，八句式占12.87%。详见孙尚勇《佛经偈颂的翻译体例及相关问题》，《宗教学研究》2005年第1期。
④绝句与佛偈还有在音乐文体层面上的关联，详参李小荣、吴海勇《佛经偈颂与中古绝句的得名》，《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⑤王达津语，转引自陈江敬《魏晋南北朝古绝句研究》，见2009年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2页。
⑥如《玉台新咏》卷九载梁元帝所作《燕歌行》、《乌栖曲》为句句押韵，而《别诗》二首则隔句押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