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语文”和“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总喜欢说“我们的语文”“我们的语文教学”“我们的语文老师”，一是因为我确实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中的普通一员，二是因为我真正走进“我们的语文”经历了漫长的探索，三是因为“我们的语文”给了我乐趣，因而我对“我们的语文”充满了一种自豪感。
一
大概是没有悟性，小学中学读书时竟没有想到自己会当语文老师。和语文有较多接触还是在文革中，那时的文化生活除了“临行喝妈一碗酒”，就是“马家河子高家庄”，邻居的一个亲戚在扬州师院当老师，得以能经常借一点书来看，可白天人家要看，我就只能常常在15瓦的昏暗灯光下夜读了。渐渐地，我能说出梁山一百零八条好汉的绰号，懂得了雎鸠会“关关”地叫，知道了刘邦会说“吾翁即若翁”。这种幸福居然一直延续到插队。
恢复高考那年，我已经有了一份建筑公司的工作。考大学要单位盖章，可建筑公司就那么几个高中生，不让考。等1978年可以自由报考时，离高考只有两个多月了。我基本是“山寨”版的高中生，光学电学有机无机之类，没学过，当然不敢问津于理工科，依仗着看过几本闲书，侥幸考取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开始走向“我们的语文”。大学里许多同学专攻小说创作、古典文学研究、中西文论比较，但教我们写作的何永康老师说，专门从事语文教学也可以有作为，因此我们几个赶不了时髦的同学就老老实实准备当“我们的语文老师”了。当语文老师当然要学好中文，于是我开始听金启华教授演说杜甫，听吴调公教授谈人物描写，听许汝祉教授背外语《西风颂》，听钱小云教授论“本字和本义”，知道了“七”是一种文体，知道了《文赋》论艺术构思极有文采，知道了古代没有舌上音所以“特”通“只”。认真地读完四年书后，我被分配到了江苏省扬州中学。
二
扬州中学有很多我的老师，到扬中工作真可谓诚惶诚恐，但老师们却给了我他们可能给的所有。我到扬州中学不久，郑万钟老师听了我一节课，那时他已经是校长了。校长光临，我紧张得连课后作业也忘了布置，十分狼狈。课后，郑万钟校长对我说，课上得不错，就是太紧张，以后来听课的人多呢，不要紧张。这几句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如释重负。我第一次参加比赛教的是《爱莲说》，自觉一般，但教研组长田如衡和其他老师给我评了二等奖，这又是莫大的鼓舞，同时我也深切体会到老师们对后生的关爱。在后来的工作中，我对青年教师也特别注意给予鼓励和支持。
到扬州中学工作后，我有幸认识了扬州大学顾黄初教授、泰州中学洪宗礼老师和市教研室林润昌老师等人，我不是他们的“嫡系”学生，但他们视我如“己出”，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一次顾黄初教授到学校听我讲《口技》，我让学生将所有有疑难的字词写在黑板上，自己讨论解决，解决不了的再由我讲，又让学生自己翻译，最后通过一道填空题完成了对文章的分析。顾教授对这节课大加赞赏，认为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是语文教学的方向。后来顾教授对我关心更多，我申报特级教师和国务院特殊津贴时，他专门帮我写了论文鉴定和推荐材料，称我的一篇论文是“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中一篇难得的、结合学科特点研究思维科学的优秀论文”，这份鉴定至今我还保存着。1988年，林润昌老师安排我参加中考命题，当时我30多岁，只是一级教师，却担任了命题组组长（组员中有高级教师），这大概是绝无仅有的。我没有辜负老师们的信任，较好地完成了命题任务。
我能成为“我们的语文老师”中的一员，能热心于“我们的语文”“我们的语文教学”，离不开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可以这样说，在大师们的熏陶下，我慢慢走进了“我们的语文”。
三
能算做一点教学研究的工作是从1983年开始的。那年学校安排我和另一位老师参加初中实验教材教学。实验教材课文多，参考资料也欠缺，因此备课量很大。我们不得不经常去图书馆查阅资料，认真钻研教材教法，精心备好每一节课，想方设法上好每一节课。也许这就是非自觉状态的教学研究吧，但对我确实有很大帮助。为了调动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我们组织学生主动预习，提出问题；课堂教学中让学生自己解决问题，研究讨论；课后组织学生编印小报，拓宽学习渠道。接下来的高中实验教材教学给了我进一步进行所谓研究的机会。周正逵主编的高中实验教材分《文言读本》《文学读本》《文化读本》，和普通教材结构完全不同，课文新且难度较大，对我们备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我在初中实验教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学生的主动预习。我在预习作业中要求学生在完成常规预习任务（解决字词问题、分析段落层次、归纳主题和写作特色）外，必须提出两三个有价值的问题，而课堂教学就是重点解决学生提出的共性问题或有研究价值的个性问题。这样的教学法跳出了大家认可的常规教学模式，也不知道是龙是虎是狗是猫，反正我是壮着胆子走下来了。幸好张家骞、陶应武、张铨几位老师认为这样可以使学生终身受益，幸好学生家长对我们的教学实验持支持的态度。
真正参与到教育教学课题研究中是从1992年开始的。那年扬州中学承担了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中学系统开展学科思维教育研究”的任务，我有幸进入了课题组。为了不辜负“有幸”，我不敢懈怠。我认真阅读了钱学森的《关于思维科学》、夏甄陶的《思维世界导论》、林崇德的《学习与发展》等思维科学方面的专著，懂得了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要让学生掌握运用语言的规律，必须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思维品质；知道了除了形象思维、抽象思维，还有灵感思维存在；悟出了思维品质应该与思维能力同步提高。语文教学不仅需要严密的逻辑推理，更需要学生形象思维能力和灵感思维能力的提高。基于这样的认识，我选择将学生形象思维和灵感思维能力的提高作为方向进行结合教学实际的研究。形象思维是以意象、想象、显示、描述作为思维形式的，其中想象是关键的一环。想象能力的提高分为丰富意象阶段、组合意象阶段和形象再创造阶段。灵感思维是在一定的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的基础上，显意识和潜意识相互作用，产生前所未有的新意象或新概念的突发性思维，激活学生的灵感要求学生有深广的基础、学会主动迁移、加强求异和发散思维、善于捕捉思想闪光、善于变模糊为清晰。如此这般的语言也能偶尔出现在我的所谓论文中，是否能算成果不得而知。奉调至扬州大学附中工作后，又不知天高地厚，申报了省名师专项课题“中学语文综合思维教育及操作系统研究”，进一步就语文学科融形象思维、抽象思维、灵感思维为一体的综合思维教学模式进行探讨，在三种思维形式在课堂教学中的相互转换和综合思维能力提高方面取得了较多成果，获得了结题专家的高度评价。
语文新课程的实施使得我有意识地主动从事教学研究。1999年我在北京参加江苏省重点中学校长培训班学习时，接触了新课程理念；2000年开始在扬大附中组织研究性学习实验；2004年组织苏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实验教学，同时积极开发校本课程。2007年我又申报了省教研重点课题“高中语文选修教材教学模式及评价研究”。我能在“我们的语文教学”领域有那么一点成绩，得益于课题的引领。不夸张地说，是我的老师引领我走进课题研究，从自我感觉型向教学研究型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是教育教学课题引领我真正走进了“我们的语文教学”，从不自觉到逐步自觉到完全自觉；是我的同事们和我一起探究，从弯路走上正路。
四
我教过一些学生，他们尊称我“老师”或“先生”，我总觉得受之有愧。愧疚之一是我常常误解他们；愧疚之二是他们常常是我的老师，而我曾经不以为然；愧疚之三是我的每一点小成绩都有他们的功劳，而我有时却把他们忘记了。
误解学生至今令我不能轻松。曾经有一个学生写了一篇很优秀的作文《春节记事》，构思新颖，文辞优美。不知怎么的我竟然认为学生不会写出这样的文章，一定有范本或有高手操刀，至少也是高手指点了。于是我找这个学生谈话，想套出所谓的“真相”。我的谈话也缺乏艺术性，竟让学生本人感觉到了我对她的文章的真实性的怀疑。学生拿出她的草稿、修改稿、定稿，让我无地自容。好在学生并不计较，虽然我推荐她的文章参赛并获得了一等奖，但我心里却充满愧疚。我知道了学生的潜力是无限的，我们应该相信他们，帮助他们，支持他们。
说学生也是我的老师，这绝对不是作秀。教《石钟山记》时，学生问到“无射”是什么样的钟，我毫无准备，又不想在学生面前露底，就随意讲了一气，自然是宏观得不能再宏观了。第二天，一个学生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是他从《左传》里面摘出的关于“无射”的各种资料，令我汗颜。从那以后我就十分注意向学生学习，从学生那里获得我所没有的知识。
我所参加的各种实验或课题研究都离不开学生，也就是说我的每一点小成绩都有他们的功劳。教学《阿Q正传》，我们总习惯于在我们周围的弱者中发现精神胜利法的存在，而学生提出《雷雨》中的周朴园、《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别里科夫也有精神胜利法。我意识到这是灵感思维的火花，就引导学生逐步深入探究，变模糊为清晰。我和学生一起认识到精神胜利法是没落统治阶级所共有的，这是共性；而没落统治阶级精神奴役在阿Q身上留下的创伤形成的阿Q的“精神胜利法”，则又有它的个性特征。这次探究正和我参加的思维教育研究课题吻合，成了我们进一步研究的实例。
我和我的同事们能为“我们的语文”作一点研究，离不开我们的学生。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学生的启发，我在语文教学研究的道路上会走更多的弯路，会遇到更多的困惑和难题。我所取得的每一点小小的成绩，都和我的学生密不可分。
在近30年“我们的语文教学”生活中，没有大师的熏陶，没有同事的帮助，没有课题的引领，没有学生的启发，我可能还在“我们的语文”外兜圈子，还不能自豪地说自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中的一员。是他们成就了我，使我成为一个还算合格的“我们的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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