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鸿儒论文,诗坛论文,博学论文,康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康熙十八年己未(1682)开设的“博学鸿儒科”，是清初政治史、文化史上的大事。此举不仅网罗到大批经儒硕彦，一定程度弥合了满汉裂痕，而且对学术的走向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一代抡材大典，前辈学者对其关注甚多，但与此科所产生的重大影响相比，可待研究之处仍不少。诚如细致梳理过该科研究史的张亚权所说：“康熙博学鸿儒科与《明史》纂修的关系究竟应该怎样认识？‘鸿博’征士应举前后的心态有何不同？征士前后诗文创作的主体、风格有何变化？‘鸿博’特科与清初政治及学术文化关系如何？诸如此类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就已经公开发表的成果而言，我们还未能看到令人满意的专题论文和研究专著。”①基于此，本文试图以“博学鸿儒科”为切入点，探讨该科对康熙诗坛的走向所产生的影响，希冀对深入挖掘该科的文学史意义，描述出康熙诗坛的风貌，略有助益。
“博学鸿儒科”与明遗民出处心态的变化
清朝定鼎燕京后，为招徕人才、安抚人心，即沿袭明制，开科选士。大批前明官员变服易冠，悉入其彀，时论即有“一队齐夷下首阳”之讥。但以名节相高、坚拒新朝者，仍在数不少。《清史稿·选举志》云：“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②前朝遗民之抗章辞荐，意在谨守华夷之辨，图复正朔，故而满汉对峙、朝野离立的局面，尤使清初政坛波谲云诡，翻覆迭变。康熙亲政后，着力肃清保守势力，重用汉族文士，以缓解满汉矛盾，先后数次下诏征辟文士，至康熙十八年的博学鸿儒科，更将此举推至高潮。③康熙开设此科之目的，明为“求贤右文”，实则收揽人心，以消弭满汉对立。④是时，清朝政权建立达三十余载，复明之望基本已趋幻灭，时移势易，在清廷的敦促利诱下，遗民的出处观念发生了很大转变。
康熙十七年正月清廷颁布征举令后，确有不少遗民或以衰颓病痛，或以奉亲守孝为由，竭力辞征。例如，李颙闻荐后，前后七上辞书，极言朽困之状：“仆受逼不过，深不欲生，滴水、粒米不入口者五昼夜”⑤，并告诫儿子说“倘见逼不已，惟有一死”⑥！顾炎武亦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⑦黄宗羲则以老母年高力辞，说：“若复使之待诏金马，魏野所谓断送老头皮也。”⑧披读遗民以上言辞，甚觉这“崇儒重道”的博学鸿儒科，对他们而言，不啻为风刀霜剑；而他们誓死不出之举，则无异于坚守着遗民最后的壁垒。正因征聘受到如此之阻力，康熙加大了网罗力度，数次谕告吏部敦请各省地方官催征，其严厉之状，几不容遗民有逃遁之机。至有“病极待死”之傅山，虽再三辞荐，仍被“有司令役夫舁其床以行”⑨。
然而，遗老耆宿的子弟们却没有和他们一样坚守志节。据杨海英统计，最终选中的五十鸿儒中，前明故臣子弟有15人，占33%强⑩。故臣子弟多成长于新朝，亡国剜心之痛不如父辈，对清廷的敌视态度自然更轻一些。同时，清廷亦并非一味强征、敦促，而更侧重怀柔、安抚的手段。他们不仅未迁怒于那些拒不仕清者，反而对先期至京者予以优待，按月给予柴炭、银两。在此种背景下，除少数几人外，绝大多数征士均表现出很强的进取欲，有的甚至还“婉颜卑词，望走朝贵之门，伺阍人喜怒以为欣戚”(11)，绝无高蹈名士之状。而那些本想“走过场”者，心态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例如，故明贵介公子严绳孙，二十余岁即弃诸生，脱然尘埃之外，士林皆高其行。闻荐后，绳孙贻书京师诸公，表达了“欲全草泽之身以没余齿”之志；御试之日，仅赋《省耕》诗而出，冀被放归。然康熙素念其家世，谕阁臣曰：“史局不可无此人”，试列二等(12)。盖因康熙之洪恩，绳孙拜职后，有诗云“懵学岂堪参作述，承恩始自悔蹉跎”(13)，似自悔前生。又如，潘耒应征入都时，尝有诗云：“只合从容求放免，林泉深处好偷生。”(14)可后来却称：“臣幸生雍熙之代，为侍从之臣，预在末班，遭逢旷典，岂可使鸿休盛美郁而不宣？”(15)严、潘心态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乃因清廷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诚意。此科考试之隆重，远胜殿试。是日，康熙在体仁阁临轩亲试，试后，复置盛宴款待征士，“设馔十二色，皆大盘高攒，相传给直四百金”(16)。而对于所拔五十鸿儒，清廷俱授予翰林检讨，甚至如傅山等老病不能入试者、邓汉仪等入试而不与选者，亦加以内阁中书等衔。
遗民纷然应征与出仕之举，自会在遗民阵营内掀起了很大的波澜。王应奎《柳南随笔》中曾记载：
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訾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四明姜西溟(宸英)有诗云：“北阙已成输粟尉，西山犹贡采薇人。”时以为实录。又吾邑吴苍符(龙锡)《偶成》二首云：“终南山下草连天，种放犹惭古史笺。到底不曾书鹄板，江南惟有顾书年。”(谓顾宁人)又云：“荐雄征牍挂衡门，钦召金牌插锻辕。京兆酒钱分赐后，大家携醵众春园。”(17)
顾炎武也曾慨叹：“比来人心浮竞，鲜能自坚，不但同志中人多赴金门之诏，而敝门人亦遂不能守其初志。”(18)不过，与顺治朝吴梅村等仕清者所受之苛责相比，舆论明显趋于温和，甚至还有为之曲折回护者。魏世效《与朱竹垞翰林书》中说：
今初夏客粤东，友人与朱先生善者问效曰：“朱先生处隐数十年，一旦就征，当清华之选，为人主所倚，毗往者慷慨卓荦之志，今其何如？”效应之曰：“晋孝武征处士戴逵，逵累辞逃去，得谢玄疏而逵始能遂其志；王穆招处士郭瑀，瑀叹曰‘吾忍不救斯民邪’，与同郡索嘏俱应。介士通儒，道固有在也，朱先生定有以自处矣。……足以见先生学力有素，不以升沉乱其心也。”(19)
可见在此时的遗民观念中，确有以拯民济世之心替代夷夏之辨的倾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对门生、子弟的应征，则基本采取了默许的态度。比如，顾炎武于门人潘耒应征后，多次去信规劝其出处自守之道：“自今以往，当思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处钝守拙。……务令声名渐前，物缘渐流，庶几免于今之世者。”(20)黄宗羲对于弟子万斯同以布衣入史馆，亦明确表示支持：“布衣入史馆，明初则有之。子今踵盛事，莫负此良时。”顾、黄此种默许门生、子弟入仕者，在当时似乎颇为习见，故后来戴名世说：“自明之亡，东南旧臣，多义不仕宦，而其家子弟仍习举业、取科第，多不以为非。”(21)显然，旧臣遗老对子弟辈的操守，并未寄予很高的期望。顾炎武曾对他人说：“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22)又说：“不知他人可出，而弟必不可出也。”(23)言下之意，顾氏已然自视为最后的遗民。
总之，在以博学鸿儒科为中心的清廷笼络遗民的攻略下，尽管仍有李颙、顾炎武、黄宗羲、傅山辈坚守遗民最后的壁垒，但由于遗民赖以生存的境遇发生了根本变化，更多成长于新朝的前明故家子弟顺应了历史潮流，陆续出征应试，遗民阵营由此发生了严重的分化。
“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格局的变迁
梁启超称：“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朝遗老支配学界。……康熙二十年以后，形势渐渐变了。遗老大师，凋谢略尽。后起之秀，多半在新朝生长，对于新朝的仇恨，自然减轻。”(24)此言亦大体适合于诗界。引发这种学界、诗界变迁的原因，固然有文人代谢的因素，但更主要的还在于康熙的“右文策略”。而作为“右文策略”的重要举措之一的博学鸿儒科，实际具有重要的诗史意义。
顺治诗坛，若以时人最为关切的政治气节而论，盖可分为两大阵营，即遗民诗人和仕清诗人。处此之际，华夏鼎沸，蒿目时艰，诗人们多以血泪淋漓之笔墨，抒写国亡家破的苦痛以及誓不降清的志节；即便那些仕清诗人如钱谦益、吴梅村等人，亦在痛悔中试图完成自我救赎，黍离悲歌、麦秀之思弥漫着整个诗坛。可是，随时日的推移，尤其是三藩之乱渐平、博学鸿儒科举行之际，诗坛的创作力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已谢世的诗人可置而不论，即便存世之遗民亦由激昂渐趋低沉，像钱澄之于田园生活寻求慰藉，屈大均入吴三桂军后寓处南粤，王夫之、黄宗羲则以著述讲学为务，顾炎武虽仍奔走南北，但行踪不定，实际也远离了诗坛中心。可以说至康熙二十年前后，遗民诗人逐渐退出了诗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成长于新朝的诗人。从顺治朝起，一些成长于新朝的诗人即已崭露诗坛，并陆续接受俸禄，而博学鸿儒科的举行更标志着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已融入到主流意识形态当中。像彭孙遹、王项龄、秦松龄、徐嘉炎、汪琬、潘耒、施闰章、毛奇龄、徐釚等人，都在五十鸿儒之列。与此同时，康熙二十年前后的京师诗坛，也吸引了一些出生于新朝的诗人，有的还受到了鸿儒的奖掖。比如，十八岁的赵执信于康熙十八年登进士第，选庶吉士，晋升编修，即与王士禛、朱彝尊等人往来；查慎行亦稍后至京师，并藉朱彝尊的推奖而“声名渐起”。(25)可见康熙二十年前后，新朝诗人基本已取代遗民诗人而占据着诗坛的主导地位，清代诗歌也由此真正具有“国朝”的意义。(26)
创作力量的消长，亦引发了诗坛重心的迁移。顺治诗坛，由于满汉对峙峻烈，遗民诗人为保全志节、图复正朔，往往随着复明大旗而迁转，诗坛的中心一再南移。以堪称当时诗坛职志的“江左三大家”而论，仅龚鼎孳长期仕清而寓处京师，钱谦益、吴梅村则主要在江南活动；以诗派论，南方“云间派”、“虞山诗派”、“娄东诗派”、“西泠十子”、“岭南诗派”等，先后继起，各领风骚，而北方则仅有“河朔诗派”、“三秦诗派”等。两相对比，南北诗坛创作力量之悬殊，一目了然。然而，随着复明据点相继沦陷、康熙安抚政策的推行、南北交通的拓展，诗坛逐渐呈现出南北对峙、遥相呼应的局面，所谓的“南施北宋”、“南朱北王”、“北李南潘”之目，即鲜明地体现出这种均衡发展的态势。据尚小明统计，从顺治元年至康熙二十二年这50年内，每十年流向京师的游幕士人的数目分别是1、3、4、15、24；而各时段流向南方中心江苏的数目分别是2、4、9、11、28。(27)这两组数字，显示出康熙二十二年前后京师已逐渐成为了士人游幕的中心之一。游幕士人的流向虽不能完全等同于诗人的流向，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同样可说明：此时的京师，对诗人已具有足够的向心力了。己未博学鸿儒科，180余名征士齐聚京师，与辇下诸公宴集酬答，切磋诗艺，由此促成了清朝立国以来最盛大的诗坛风会，诗坛重心甚至出现了北移的趋势。
清初诗坛格局变迁的另一个标志，是新盟主的确立。而这亦与博学鸿儒科密切相关。顺治诗坛，执牛耳者当属钱谦益，而继其衣钵者则是王士禛。王士禛虽于顺治十四年藉《秋柳》四章赢得了遍满海内的声誉，甚至还获得了钱谦益“许其与己代兴”之语，但他登上盟主的地位则尚需时日。这倒不是因为“其识、其才”的问题，而主要在于“其地”、“其时”。是时，王士禛尚在扬州任上，影响受限；同时，时代风会的激荡也不足以使他创立出一种别异于牧斋时代的诗风。然而康熙十七年，王士禛从户部郎中被特擢为翰林侍读，进入翰林院，适逢博学鸿儒的京师风会，各种诗潮由此交汇、激荡，他的创作风格、诗学思想也由此发生新变。
王士禛自称“中岁越三唐而事两宋，……远近翕然宗之”(28)，但他藉以赢得诗史地位的资本却并非“事两宋”的诗风，而是其后所倡导的宗唐的“神韵”诗风。“神韵说”的正式提出，一般认为是他刊刻于康熙二十九年的《唐贤三昧集》，但正如很多学者所认为，它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演变的“过程”和“步履”。蒋寅认为这个“步履”起于他作于康熙二十一年的《黄湄诗选序》中对宗宋诗风的忧虑，(29)而近来潘务正则认为是康熙十七年他进入翰林院之后。(30)二者虽时间上略有出入，但都不同程度注意到翰苑生涯对王士禛诗学所产生的影响。康熙十八年后的翰林院，补充了该年所遴选出的五十鸿儒，他们中的很多人如朱彝尊、施闰章、汤斌等多持宗唐的诗学取向，与王士禛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交往。这无疑有助于扩大王士禛在诗坛的影响和完善自己的诗学体系。
由上所述，康熙诗坛格局所呈现的三个表征——由遗民诗人的退隐和新朝诗人的兴起所引起创作主体的消长、诗坛重心由偏重南方而至南北均衡、诗坛盟主的代兴，都与博学鸿儒科有着相当紧密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博学鸿儒科堪称康熙诗坛格局发生新变的关捩。
“博学鸿儒科”与康熙诗坛的“宗唐抑宋”之风
博学鸿儒科所试为一诗一赋，并非像唐宋制科那样多以策论访“皇王之要道，邦家之大务”(31)。此种考试形式，昭示出康熙所求非急用之才、佐国之臣。且诗赋命题分别为《省耕》和《璇玑玉衡》，实际亦框定了征士们写作的主旨。事实上，征士们的答卷几乎皆循此思路，无不歌赞康熙的亲民政策和宏图伟业，并未对当时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实质性建议。康熙及其读卷官，在遴选鸿儒时一般也仅从诗艺、用典等方面予以评判，较少涉及答卷的内容。因此，“康熙朝试鸿博之宽”(32)，一时为士林所传诵。
尽管康熙遴选鸿儒并未制定具体的取弃标准，但“阐发经史，润色词章”、“崇儒重道”的宗旨却十分明确。(33)此种意图体现在诗学上，就是要建立一种歌赞升平、黼黻鸿业的盛世诗学。盛世诗学的理想范式显然是唐诗，而非当时盛行于京师的宗宋诗风。此正如博学鸿儒科的重要举主、读卷官之一的冯溥所言：“宋诗自有其工，采之可以综正变焉。近乃欲祖宋元而祧前古，风渐以不竞，非盛世清明广大之音也。”(34)康熙后来御选《全唐诗》，“以诗必宗唐”，亦反映了他对建设以唐诗为范式的盛世诗学的重视。
康熙及文臣之所以宗唐，还有另一重要的原因。清初宗宋诗风的盛行，除有诗歌发展的自身因素外，与政治变迁也有直接关系。不少学者都认识到，清初的宗宋派因“不臣异族，遁迹山林，故好宋诗”，(35)因而宗宋者多为遗民或遗民情绪甚浓的诗人。比如，钱谦益即十分推重陆游，作品沉郁顿挫，奇崛危怪，俨然宋诗一路；前期浙派代表黄宗羲、吕留良、吴之振等遗民诗人，也是宗宋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吴之振于康熙十年持《宋诗抄》至京师，使宗宋之风愈演愈炽。“至迟到康熙十八年，宋诗热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潮流。”(36)因此，康熙选择宗唐，内心是否潜存着这样的愿望：遏制宋诗风的蔓延，使诗人们从遗民梦魇中走出来，随着他建立像大唐一样的清朝盛世呢？
这一意图，也较为潜晦地反映在博学鸿儒科试之中。从所选中的五十鸿儒的诗学宗趣看，宗唐者据大多数。例如，彭孙遹曾说过“诗以唐人为宗，固也”(37)；李因笃之诗“浑成工妙，直入初盛唐之室”(38)；陈维崧亦尝云“五言必首‘河梁’、建安，七言必首垂拱四子以及高、岑、李、杜，五律贵王、孟，七律善学维、颀，排律沈、宋最擅其长，绝句王、李独臻其胜”；毛奇龄“诗拟唐人，意在矫虞山推重宋元之枉，议者目为唐皮”；(39)朱彝尊持宗唐抑宋的倾向，也十分明显(40)；徐嘉炎尝自叙学诗经历：“始学初唐，中年肆力于青莲、右丞二家，入都后间涉昌黎、苏、陆”；施闰章曾说：“诗家三昧，直让唐人独步，宋贤要入议论，着见解，力可拔去出，去之弥远。”(41)高咏之诗近施闰章，皆号为“宣城体”；黄与坚自小“酷好唐人诗律，录小本携出入”；(42)尤侗专尚才情，诗近温、李；(43)庞铠之诗“雅而醇，奇而不肆，合乎唐开元、天宝之风格”(44)；李澄中“以汉魏三唐为宗”，“高岸开朗，仍效于麟体也”；徐釚“诗格在唐中晚间”(45)；袁佑“著《纪事诗》六十首，才调华美，大类唐人绝句”(46)；王顼龄之诗“舂容和雅，一以唐为师，而无一字流于鄙俚诙笑嘻戏之习”；(47)汪楫“诗出入盛唐大家，而上溯汉魏，不蹈袭古人自居，皆出自出机杼”；(48)严绳孙诗“冲融恬易，鲜矫激之言”，(49)亦为宗唐一派。其他如张烈、乔莱、汤斌、沈珩、李铠、吴任臣、范必英、米汉雯等人，或精通经史，或笃志实学，或长于艺术，影响并不在诗歌，自不必细论。
鸿儒进入翰苑、史馆后，确实也极力地应和统治者在诗学上潜在的诉求，发表了不少“宗唐抑宋”的言论。毛奇龄《西河诗话》卷四载：
益都师相尝率同馆官集万柳堂，大言宋诗之弊，谓“开国全盛，自有气象顿骛，此佻凉鄙弇之习，无论诗格有升降，即国运盛衰于此系之，不可不饬也”。因庄颂皇上《元旦》并《远望西山积雪》二诗以示法。时侍讲施闰章、春坊徐乾学、检讨陈维崧辈皆俯首听命。且曰：近来风气日正，渐鲜时弊。(50)
“益都师相”就是冯溥，万柳堂是当时鸿儒雅集的主要场所。冯氏纵论宋诗之弊系于国运之盛衰，目的是为了整饬当时甚烈的宗宋诗风。而对他执“弟子礼”的陈维崧、施闰章、毛奇龄等鸿儒的“俯首听命”，即反映了他们正接受并倡导官方诗学。事实上，这几人包括朱彝尊在内，都先后发表了抨击宋诗的言论。比如，朱彝尊称：“唐人之作中正而和平，其变者率能成方，迨宋而粗厉噍杀之音起。好滥者，其志淫；燕女者，其志溺；趋数者，其志烦；敖辟者，其志乔。”(51)施闰章“值长安词客多高谈宋诗之际”，与汪懋麟争论唐宋诗不合后，“自选唐人长句律一百首，以示指趋，题曰‘馆选’”。(52)
不过，尚有一个问题不容回避：既然康熙崇唐，又何以于康熙十七年擢拔了正倡导宋诗风的王士禛呢？关于此，潘务正已作了一些解释：“王士禛进入翰林院，主要依靠其诗的才华，康熙看重的正在于此。……至于诗风则属次要，因为当时尚未关注这一方面。”(53)这里尚需说明的是，康熙“宗唐抑宋”的倾向亦非完全绝对，后来他御定的宋、金、元、明四朝诗，即反映出他对诗家源流正变之重视。故而，即便在后来宗唐与宗宋论争最为激烈之时，翰林院等文化机构中始终都有宗宋诗人的影子。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何以像曹禾、汪琬、孙枝蔚等宗宋诗人亦被预选在五十鸿儒之列了。
相对而言，康熙二十至二十五年是宗宋与宗唐争论较为激烈的时期，在康熙及其文臣的努力下，宗宋诗风一度受到压制。《西河诗话》卷七云：“初盛唐多殿阁诗，在中晚亦未尝无有，此正高文典册。近学宋诗者，率以为板重而却之。予入馆后，上特御试保和殿，严加甄别。时同馆编修以宋诗体十二韵抑置乙卷，则已显有成效矣。唐人最重二应体，一应试，一应制也。人纵不屑作官样文字，然亦何可不一晓其体而漫然应之？”(54)钱某，即入己未博学鸿儒科一等十二名的钱中谐，兹事发生在康熙二十四年。康熙对学宋诗者“严加甄别”，可见较之博学鸿儒科时，他已经明确地树立了宗唐抑宋的诗学取向。康熙二十五年，宗宋的骁将之一汪懋麟(因丁忧未试词科，服阙后入史馆)亦因敢言无忌而遭康熙“好生事”的评语，罢归还乡。史载，汪懋麟是因陷入南北党争而被罢，但或许也因为他未能及时放弃“宗宋”的主张而适应主流诗学。据王士禛《居易录》、郑方坤《国朝诗钞小传》等载，汪懋麟曾与毛奇龄、徐乾学、施闰章等人激烈地争论过唐宋诗之短长。他的罢职离京，也可算得上是康熙“宗唐抑宋”所取得“成效”之一吧。
鸿儒的翰苑唱和与康熙朝的盛世元音
五十鸿儒虽职事主要是修史，但“同年”、“共事”的机缘，亦使他们经常一起宴游雅集、酬酢赠答，从而构成了一个形态较为松散的唱和群体——鸿儒诗人群体。此外，他们还与冯溥、徐乾学、叶方蔼等文臣，常陪侍经筵，奉和应制，又实际充当了康熙推行“右文策略”后鼓吹盛世之音的中坚。
今观鸿儒此时期的作品，题材大抵不出纪恩颂圣、宴游题咏、友朋赠答之类，次韵、步韵、分韵之作无虑大半，基本不出于馆阁翰苑唱和的范畴。比如，王顼龄之诗，“值文治昌明之日，奏太平黼黻之音，故一时台阁文章，迥异乎郊寒岛瘦”(55)；邵平远“五载内所作，多典礼、纪颂之章，酷摹唐音，颇见宏赡”(56)；汤斌所作“高文典册，扬庙堂之盛，则纶扉判词，槐厅起草，举凡应制、应试之作，往往而是”(57)；汪楫“入词馆后，典重高华，易幽峭为台阁”(58)；高咏“通籍后所作，非颂圣即贡谀”(59)；彭孙遹的“馆阁诸体尤为瑰玮绝特，盖孙遹博雅之才，际国家文治鼎新，和声以鸣太平之盛，要亦无愧于词科矣”(60)；朱彝尊《腾笑集》之诗，以“纪恩”、“恭纪”为题者俯拾即是，其友人李良年的诗句“供奉吟笺绝可师，换来风格又经时”(61)，可为其诗风变化的最好脚注。
不过，历来馆阁唱和的主题虽大体相近，但同样也会受到时代精神、个人境遇的影响，显示出不同的精神气度。清人范与良曾概述了前代馆阁应制诗的发展历程：
应制诗皆奉制敕使赋，仍依人主体制，从而和之，亦有不由圣制而作者，应诏犹是也。……贞观应制，故习顿新，气象虽昌，和平未奏；至神龙、开元之际，沈、宋、苏、许接迹后先，奉和之诗，洋洋盈耳，是惟明皇治几升平，而臣工事同赓载也，诚哉声音之尽美者乎！自是厥后，应制寂寥亡纪，逮于宋之天圣、明之宣德，君明臣良，赓歌载睹，方之唐，其犹在永徽、贞元之上，抑亦后世所希觏欤？(62)
大抵而言，初盛唐宫廷诗呈阔大壮丽之象，北宋天圣间的馆阁诗有温润风缛之风，明宣德间台阁诗则具雍容典雅之态。这三个时期，均为各朝国力上升时期，其中作手亦多长年浸润于馆阁翰苑，故所作应制诗一直是台阁诗创作的典范。
博学鸿儒们虽躬逢康熙崇儒右文之世，但大多长年隐迹草莱、沉沦下僚，一旦跻身清要，欲洗却身上的山林气而锻炼出富贵气，恐非易事。此外，他们进入翰苑、史馆后的坎坷境遇，也很难使他们有强烈的身份意识。是时，词馆中以常科进身者，咸怀忌嫉，甚至讥讽鸿儒为“野翰林”(63)；陈维崧也有诗称：“匪缘括贴进，或作优俳狎。语语面嘲诙，汹汹背歃盟。”均反映了他们在翰苑中的尴尬处境。随后，继之而起的党争，亦使不少鸿儒身陷其中。朱彝尊尝在家书中说：“吏部极其可恨，循资限格，仅拟授我等布衣为孔目。明中堂不平，乃改议授待诏。把局而顿改，真出意外。我草一呈辞，吏部不见。……在京百无一有，力难支，吾已不必说，家中十余口如何是好。冀或者天无绝人之路，别有机会，也忧不得许多。”(64)字里行间透露出无限的凄凉。鸿儒入史馆后，先后被弹劾、降调者达数十人之多：曹禾以事罣误去官；冯勖授检讨后，旋罢归；潘耒于康熙二十三年降调，遂归；庞铠授翰林，后出为福建建宁府知府；乔莱，与修《明史》，主广西乡试，官至翰林侍读，后中蜚语罢归；秦松龄中蜚语罢归；徐釚，既入翰林，会触怒权贵意，当外转，遂拂衣归；尤侗居三年归；米汉雯二十年充云南乡试正考官，二十六年充江南乡试正考官，因事罢官；朱彝尊二十三年因携仆人入内廷抄书被劾谪官，二十九年复官，三十一年再度被罢而归。对于鸿儒的结局，邓之诚曾精辟地概括说：“鸿博之试，诸生布衣入选者，未几皆降调，或假归，始则招之唯恐不来，继则挥之唯恐不去也。”(65)因此，不少鸿儒在总结这一段经历时，常深怀痛悔之感。比如，潘耒诗云：“野夫何事点朝班，竟岁劳劳尘土间。报国早知才薄劣，趋时长恨质疏顽。蹉跎归计愁衰鬓，烂漫春花忆故山。”(66)汪琬《拟明史列传自序》称：“琬又衰老且病，计入史馆才六十日，杜门请告者殆逾一年，始得放归。蹉跎一出，几丧廉耻。”(67)朱彝尊在给黄宗羲所撰寿序中更称：“予之出，有愧于先生。”(68)
这样的境遇，无疑使鸿儒们很难以一种雍容闲雅的心态去歌赞升平，他们在颂圣时甚至时常顾念昔日的窘状。例如，朱彝尊《恩赐禁中骑马》中云：“回思身贱日，足茧万山中。”《二十日召入南书房供奉》中云：“本作渔樵侣，翻联侍从臣。”(69)潘耒：“未老心情贪学道，长贫生计耻干人。”(70)有的鸿儒甚至身在朝阙，却心系江湖，并无真正歌赞之心。例如，朱彝尊《答胡司臬书》：“每见南宋而后士人文集，往往多颂德政上寿之言，览之令人作恶。”(71)他将自己仕清时期的诗集名为《腾笑集》，即取《北山移文》“于是南岳献嘲，北垄腾笑”之义，反悔之意，十分明显。朱则杰称他此期间的作品无“真性情”，(72)具体而言就是朱氏表达了其内心本就缺乏的所谓“升平气象”和“雍容悠闲”。邓之诚评高咏此时之诗也说：“咏通籍后所作，非颂圣即贡谀，连篇累牍，读之生厌。盖惧以文字获咎，不惜宛转随人，既乏情形，复失诗旨。清初文士往往如此，不独咏也。”(73)此言很精辟地揭示出了鸿儒馆阁唱和的心态和诗风。尽管鸿儒的诗歌中不乏金玉富丽、蓬莱仙阁之类的辞藻，但盛世气度却难以得到真正的体现。毛奇龄即说：“夫诗学之流移久矣。长安高髻，不计尺寸，而世儒无学，方且以草野哩喭之习易我高文典册，以自掩其劣。”(74)此中原因，倒不是由于时代因素使然，而主要在于鸿儒的特殊身份与坎坷遭际。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作为康熙盛世之音的“鼓吹手”，五十鸿儒尽管不算太“合格”，但客观上也推动了康熙盛世诗学的建立。他们的诗学取向和创作得失，对当时同在翰苑的王士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士禛曾说了一段颇有意味的话：
吾盖疾夫世之依附盛唐者，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自命高华，自矜为壮丽，按之其中，毫无生气。故有《三昧集》之选，要在剔出盛唐真面目与世人看，以见盛唐之诗，原非空壳子、大帽子话；其中蕴藉风流，包含万物，自足以兼前后诸公之□。彼世之但知学为“九天阊阖”、“万国衣冠”等语，果盛唐之真面目、真精神乎？抑亦优孟、叔敖也。苟知此意，思过半矣。(75)
王士禛不满的正是康熙年间“瞎盛唐”者，徒有“九天阊阖”、“万国衣冠”之语而乏真气象、真面目之诗。这其中很难说不包括鸿儒的馆阁应制诗在内。鸿儒尽管大多持“宗唐”倾向，但由于内心缺乏真气度、真精神，故他们的馆阁翰苑唱和未能真正体现出盛世气象。王士禛作为康熙亲自遴选出的诗人，其身份意识和诗学理路与鸿儒有很大不同，他独取盛唐王、孟，倡导蕴藉、含蓄的“神韵”诗风，从而建立起康熙朝真正的盛世元音。
注释：
①关于博学鸿儒科的研究，可参看张亚权《“博学鸿儒”的研究回顾和展望》，《江海学刊》2006年第5期。
②赵尔巽等主编《清史稿·选举志》卷一○九，第3183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③参见李瑄《清初五十年间明遗民群体之嬗变》，《汉学研究》第23卷第1期，2005年6月。
④关于此问题，可详参孟森《己未词科录外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第484～508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孔定芳《论康熙“博学鸿儒科”之旨在笼络明遗民》，《唐都学刊》2006年第5期；等等。
⑤李颙：《二曲集》卷一八《答友人》，《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第2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⑥李颙：《二曲集》卷一八《寄子》《续修四库全书》第1410册，第272页。
⑦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三《与叶讱庵书》，第53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⑧黄宗羲：《南雷集·南雷文案》卷三《与陈介眉庶常书(戊午)》，《四部丛刊》影印清康熙刻本。
⑨丁宝铨编，缪荃孙校订《傅青主年谱》“康熙十八年”条，《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69册，第84～8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⑩杨海英：《康熙博学鸿儒科考》，《历史档案》1996年第1期。
(11)王士禛：《蚕尾集》卷三《慕庐叶公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7册，第228页，齐鲁书社1995年版。
(12)小横香室主：《清朝野史大观》卷五“严绳孙难进易退”，第64～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81年版。
(13)严绳孙：《秋水集》卷六《拜命后作》，《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33册，第579～780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14)潘耒：《遂初堂集·梦游草》卷上《写怀》十首之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49册，第531页，齐鲁书社1995年版。
(15)潘耒：《遂初堂集·梦游草》卷中《赐宴瀛台诗(并序)》，第543页。
(16)毛奇龄：《特科杂录》，见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118～12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17)王应奎：《柳南随笔、续笔》卷四，第68页，中华书局1997年版。
(18)顾炎武：《顾亭林诗文集》卷三《与苏易公书》，第206页。
(19)魏世效：《耕庑文集》卷二，参见黄毓栋《明遗民家庭对出处的安排——宁都魏氏个案研究》，《汉学研究》(台湾)第22卷第2期，2004年12月。
(20)参见孔定方《博学鸿儒科与晚年顾炎武》，《学海》2006年第3期。
(21)戴名世：《南山集》卷八《朱铭德传》，《续修四库全全书》第1410册，第16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22)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三《与叶讱庵书》，第53页。
(23)顾炎武：《亭林诗文集》卷四《答子德书》，第75～76页。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8页，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25)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788页。
(26)袁行云曾云：“顺、康两朝，诗学甚昌，成就之高，可驾唐、宋。然诸家皆出生于明，孳乳前朝文化，若论其所得，自当由明、清两属之。如谓清诗开山，遗老固不当领衔，降臣亦不自胜任。”见《清人诗集叙录》卷十，第345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27)尚小明：《清代士人游幕表》表8《根据游幕人数(次)制作的不同时段游幕士人地理流动情况统计表》，第23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
(28)俞兆盛：《渔阳诗话序》引王士禛语，《清诗话》，第1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29)蒋寅：《王渔阳与康熙诗坛》，第35～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30)潘务正：《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31)吴育：《上仁宗论制科之设不专因灾异宜随科举下诏》，见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一○，第4425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32)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六，第621页，中华书局1997年。
(33)《康熙十七年正月乙未上谕》，见《清实录·圣祖实录》第1册，第910页，中华书局1985年版。
(34)施闰章：《佳山堂诗集序》，见冯溥《佳山堂诗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15册，第5页，齐鲁书社1995年版。
(35)刘世南：《清诗流派史》，第21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
(36)张建：《清代诗学研究》，第3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7)彭孙遹：《松桂堂全集》卷三七《广陵刘子(阙)选戎昱诗序》，《四库全书》第1317册，第301页。
(38)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下册)，第168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39)杨际昌：《国朝诗话》卷二，第1695页。
(40)参见束忱《朱彝尊“扬唐抑宋”说》，《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
(41)施闰章：《蠖斋诗话》，《清诗话》，第3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
(42)李调元：《淡墨录》卷四，第7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3)秦瀛：《己未词科录》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537册，第155页。
(44)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七《丛碧山房诗》序，《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77页。
(45)陆蓥：《问花楼诗话》，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第2806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46)钱仲联：《清诗纪事》，第2812页。
(47)王豫：《江苏诗征》引朱彝尊评，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第2677页。
(48)钱仲联：《清诗纪事》，第2792页。
(49)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七六《严君墓志铭》，《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499页。
(50)毛奇龄：《西河诗话》，《丛书集成续编》第200册，第378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5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九《刘介于诗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98页。
(52)毛奇龄：《西河集》卷二五《唐七律诗选》，《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265页。
(53)潘务正：《王士祯进入翰林院的诗史意义》，《文学遗产》2008年第2期。
(54)毛奇龄：《西河诗话》，《丛书集成续编》第200册，第438页。
(55)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世恩堂集》提要”，第1659页，中华书局1995年版。
(5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三“《戒庵诗存》提要”，第1655页。
(57)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五《汤潜庵先生全集序》，第480页。
(58)阮元：《淮海英灵集》甲集，转引自钱仲联《清诗纪事》，第2791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59)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第582页。
(60)永熔：《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七三“《松桂堂全集》提要”，第1523页。
(61)见方熏《山静居诗话》，《清诗话》下册，第95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62)范与良辑《诗苑天声》，《四库全书存目补遗》第38册，第19页，齐鲁书社2001年版。
(63)小横香室主：《清朝野史大观》卷五《朱、潘两检讨被劾》，第83页。
(64)转引自于翠玲《朱彝尊〈词综〉研究》附录三，第236页，中华书局2005年版。
(65)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第382～383页。
(66)潘耒：《梦游草》卷下《续写怀》，第561页。
(67)汪琬：《尧峰文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5册，第50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8)朱彝尊：《曝书亭文集》卷四一《黄征君寿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18册，第121页。
(69)朱彝尊：《腾笑集》卷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57、156页。
(70)潘耒：《梦游草》卷下《癸亥除夕》，第558页。
(71)朱彝尊：《曝书亭集》卷三三《答胡司臬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503页。
(72)朱则杰：《清诗史》，第164页，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73)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第582页。
(74)毛奇龄：《西河集》卷五七《甘州行省朝勿斋先生松岑集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20册，第503页。
(75)王士禛口授，何世璂述《然灯记闻》，《清诗话》上册，第12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