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围绕外交构想的三次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苏联解体以来，对外政策一直是俄罗斯民众和各派政党十分关心的问题。六年来，俄罗斯政坛和理论界就外交构想进行过多次争论，其中较大的争论有三次。这种争论，对俄罗斯政府的外交政策有重大的影响。随着争论的展开以及某种外交构想当时得到社会的支持，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便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
1.第一次争论：三种理论思潮（1992年上半年）
伴随着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社会产生一种严重的亲西方情绪。但是，俄罗斯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未消失。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下，俄罗斯在外交构想方面出现了三种主要的理论思潮，这就是“大西洋主义”、“欧亚主义”和“全球主义”。
(1)“大西洋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激进民主派盖达尔（前任政府总理）和科济列夫（前任外交部长）。他们认为，既然俄罗斯已放弃社会主义，就应回到西方国家的行列，同西方国家建立紧密的伙伴和盟友关系，并以此作为俄罗斯对外政策的基础和重点。他们这样做的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俄罗斯同西方国家有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念，彼此之间“完全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分歧和利益冲突”。第二，俄罗斯正在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过渡，必须而且能够取得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投资。
1992年3月31日，科济列夫在《消息报》上发表文章说：“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和外交目标”，就是“进入北半球文明大家庭”，加入世界最发达国家俱乐部。同年4月17日，叶利钦在俄第六次人代会上说：“俄罗斯国际活动的中心任务包括：同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建立稳定的伙伴关系，以保证俄罗斯能完全合法地、和谐地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5月，叶利钦对记者说：“俄罗斯自古以来就跟欧洲是一体，因此我们应该与欧洲委员会和欧洲经济共同体等欧洲机构联成一体，应该加入其政治和经济同盟。”7月3日，盖达尔在俄议会发表讲话说：“俄要为自己的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创造良好条件，要吸引外国大规模贷款和投资”，因此“面向西方是唯一理智的选择”。还有人指出：“通向世界经济之门的钥匙不在的黎波里，也不在北京手中，而在华盛顿、波恩、伦敦、东京手中”。（注：《莫斯科新闻》1992年3月阿·普什科夫的文章：《应保住自己的地位》。）所以，英国《卫报》1993年1月4日的文章说：“人们将科济列夫称为‘大西洋主义者’，这在某种意义上是说他正在忽略‘近邻’。这种叫法也意味着他对西方过于顺从，并正在急不可耐地炫耀‘新俄罗斯’的反共业绩。”
正是这个“大西洋主义”，曾一度导致俄罗斯当局推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
(2)“欧亚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前驻美大使卢金和前总统国际事务顾问斯坦科维奇等人。他们认为，亲西方外交政策不符合俄罗斯国情；“如果让宽肩膀的俄罗斯农民穿上大西洋风格的无尾礼服和打上蝴蝶结领带，那将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可笑的”；俄罗斯要用许多年才能成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一员，而在此之前，只能扮演西方国家小伙伴的角色。他们认为，应当利用俄罗斯地跨欧亚、包含多种文明、多种宗教的独特地位，在东西方和南北方之间求得某种平衡，起到别国无法取代的协调作用，使俄罗斯再次跻身于世界“领导”行列。他们特别强调，俄罗斯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对俄本身的发展和周边的稳定至关重要；而且，即使为了同西方国家建立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也应当发展同东方国家的关系，取得平衡，以加强俄罗斯在同西方关系中的地位。
1992年，卢金曾在俄罗斯报刊上发表若干文章，抨击俄政府一些人沉湎于“不现实的、幼稚的亲美主义”，认为“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钟摆的摆幅太大，因而使西方期望俄罗斯在它面前俯首贴耳。卢金认为，俄罗斯应把俄美、俄欧和俄中关系放在同等的优先地位；俄罗斯应发展和加深俄中关系，建立一种“不可逆转的相互依赖”关系。1992年12月，俄民主党领导人特拉夫金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点首先应放在相邻的前苏联共和国，然后是东欧和其他前苏联的盟友，最后才是美国和西欧。
(3)“全球主义”
这一理论思潮的代表人物，是俄罗斯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所长诺·西蒙尼亚等人。西蒙尼亚虽然承认俄罗斯要将发展同近邻国家的关系放在首位，但他的观点有以下一些特点。第一，发展经济至关重要，必须把发展经济放在传统的政治军事思想之上；只有发展经济才能实现政策稳定，而发展经济的关键在于西伯利亚，因为它有丰富的资源。因此，他要求俄罗斯“根本改变”对亚洲的政策，并成立一个包括中国、日本、南北朝鲜、美国和澳大利亚在内的国际集团。第二，俄罗斯不应站在北方一边卷入世界新的北南分裂，而应利用它是两个世界的成员这一独特身份，尽其所能避免北南分裂。第三，俄罗斯必须抵制西方的人权运动和干涉主义，因为干涉主义是美国的世界新秩序构想中固有的主张，这种主张只会加深北南之间危险的分裂。
除以上三大理论思潮外，还有“新反帝主义”和“救世主主义”。“新反帝主义”认为，俄罗斯应依靠前苏联的传统盟友，在国际政治棋局中与西方大国保持距离，必要时甚至可同“帝国主义”再次对抗。日里诺夫斯基则是大俄罗斯扩张主义的另一种典型代表。他宣称“世界应对俄罗斯过去和将来作为救世主的作用感恩戴德”；他希望世界大乱，俄罗斯则乘机向南方扩张，使印度洋沿岸都成为讲俄语的国家。但是，以上两种意见被笼罩全社会的亲西方情绪所淹没。当时，俄罗斯政府的对外政策主要受“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政府中掌握外交大权的，也正是“大西洋主义”者。
2.第二次争论：四种意见（1992年底——1993年）
从1992年底开始，特别是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期间，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就对外战略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据俄外交学院副院长巴扎诺夫1996年4月访华时介绍，当时形成以下四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俄罗斯的盟友在西方，因为西方是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面的同盟者，也是向俄提供经济援助的主要来源，西方可以帮助俄罗斯建立民主国家，实行市场经济。因此，俄对外政策的重点仍应放在西方。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仍然是激进民主派盖达尔等人，他们实际上依然坚持“大西洋主义”。
第二种意见同第一种意见正好相反，认为西方自古以来就是俄罗斯的敌人，从13世纪以来就想肢解俄罗斯，直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才达到了目的。因此，俄罗斯不得不同西方对抗，为此应同独联体国家建立友好合作关系，甚至可同伊斯兰国家或中国结成同盟，共同反对西方的霸权主义。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以当时的国防部长格拉乔夫为首的一批高级将领。
第三种意见认为，俄罗斯的敌人到处都是，不仅仅在西方。如波罗的海国家、伊斯兰国家、士耳其、日本、阿富汗，还有中国。还包括犹太复国主义者，都是俄罗斯的敌人或潜在的敌人。为此，俄罗斯必须加强国防力量，把门关起来，走俄罗斯自己的道路。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是大俄罗斯民族主义情结特别强烈的人，如日里诺夫斯基。据报载，日氏曾说过，如日本、德国干涉俄罗斯内政，俄将再制造几个广岛、长崎；谁对俄罗斯提出领土要求，将给它投100个核炸弹；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不惜用俄罗斯的导弹把纽约、华盛顿、洛杉矶、巴黎、伦敦等西方大城市夷为平地；中国对俄罗斯是个威胁；等等。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也曾发表文章说，俄罗斯是犹太人控制世界的最后一个阻力。统一和谐党领导人沙赫赖曾说过，威胁来自中国，中国人要占领西伯利亚，等等。
第四种意见认为，俄罗斯根本没有敌人，在东方没有，在西方也没有。他们说，俄罗斯不要老想着跟一些人为敌，跟另一些人联合；俄罗斯应做沟通各方面的桥梁。由于俄罗斯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它可以在世界上起平衡作用；俄罗斯同各个国家的关系应当一样，谁对俄罗斯友好、对俄罗斯有利，俄罗斯就跟它友好，同它发展关系。
据巴扎诺夫讲，这场争论对俄罗斯形成新的外交战略起了重大影响。尽管至今仍有不同的意见，但俄对外政策总的发展趋势无疑已向第四种意见靠拢，即采取务实外交，同所有国家交往，发展友好关系。1992年12月叶利钦在北京谈论俄中关系时说，“实用主义是两国关系的有效基础。”1993年11月公布的《俄联邦军事理论基本原则》认为，“俄罗斯没有潜在的敌人”。俄当局后来按第四种意见做的结果，国内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批评与不满已渐渐平息，各派政治力量已渐渐达成共识，意见已基本一致。
后来，俄对外政策的整体目标和战略方针已基本确定，这就是：重振大国地位，维护本国利益，实行务实的、以独联体为基础、以西方为重点、同时兼顾东方的“全方位”对外政策，同各个“国际力量中心”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其实早在1993年4月，叶利钦批准的《俄联邦对外政策构想的基本原则》就指出：俄联邦“在正在形成的国际关系体系中仍然是一个大国”，它对冷战结束后“形成新的世界秩序负有责任”。该文件在谈到俄美关系时强调，这“首先应当由俄罗斯的利益来决定，而俄罗斯的利益远不是始终都同美国的利益相吻合的”。1995年2月，叶利钦在向议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进一步指出：“俄罗斯不打算同任何国际‘力量中心’对抗，它今后几年的最佳战略将是全方位的平等伙伴关系的战略。我们将不仅同美国，而且同欧洲各国、中国、印度、日本、拉美国家以及所有准备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俄罗斯对话的世界各国发展关系”。还说，俄罗斯今后仍将“优先发展”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而在利益平等的基础上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仍是俄罗斯外交“最重要的方面”。1995年3月14日，叶利钦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人时重申，俄现在和将来都应在世界大国中占有应有的位置。
对俄罗斯来说，上述整体目标和战略方针的确定意义重大。这说明：盖达尔那种认为价值观念相同、国家利益也就相同的观点已被否定，对外政策不再意识形态化，而要以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为重；俄不再甘当世界二等国家，而要争取同西方大国的平等地位；俄在国际事务中不再追随美国，充当小伙计，而将与西方大国拉开一定距离，显示自己的大国地位；俄不再急于加入“文明国家联合体”，而将走自己的道路；俄不再实行一边倒的亲西方外交，而将实行全方位的外交，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
3.第三次争论：三种态度（1996-1997年）
从1996年开始，西方国家为巩固“冷战”的成果，加紧推行北约东扩计划。1996年10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宣布，北约将在1999年之前正式接纳第一批新成员国。西方决定，北约16国领导人将于1997年7月在马德里开会，到时将宣布第一批新成员国的名单。北约东扩显然是针对俄罗斯的，其目的就是要遏制俄罗斯。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展开紧张的外交活动，同西方讨价还价，最后于1997年5月同北约签署了《相互关系基本文件》。
面对北约东扩的强大压力，俄罗斯政界和理论界又展开新一轮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俄罗斯国内对北约东扩主要出现了三种态度。
第一种是“对抗派”，以自由民主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为代表。他们主张，俄罗斯应调动一切军事力量，采取“以牙还牙”的手段，坚决阻止北约东扩。日里诺夫斯基说：北约东扩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我们应当立即同白俄罗斯联合起来，向那里派100个师，并重新把我们的导弹瞄准美国和布鲁塞尔。那样就不会再有人向东扩张了。”俄共和其他一些左派政党对北约东扩也持强硬态度，认为1997年5月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的相互关系基本文件是一份“投降书”。俄地缘政治专家杜金认为，俄罗斯应着手建立欧亚联盟，它包括前苏联各共和国、某些东欧国家和个别亚洲国家。也有人认为，在这种地缘政治形势下，中国客观上成了俄罗斯的战略后方。
第二种是“融合派”，以科济列夫、盖达尔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北约东扩对俄罗斯不会构成任何威胁，俄罗斯应同北约全面合作，而且今后可以融入北约。就连前安全会议秘书列别德和现任安全会议秘书雷布金（直到1996年10月30日），也曾流露出俄罗斯可以加入北约政治组织的想法。
第三种可以称之为“务实派”，这是以叶利钦总统为代表的俄罗斯当局的立场和态度。他们的主张是：既反对北约东扩，又不搞全面对抗；既要斗争，又要妥协和合作。他们的主张可以概括为三点：政治上坚决反对，行动上妥协合作，战略上不搞对抗。采取这种态度，主要是考虑俄罗斯的现实处境和实际利益。根据调查，多数俄罗斯人是反对北约东扩的。为了安抚和迎合多数人的情绪，俄当局的政治表态自然要坚决反对北约东扩。但是，俄罗斯实际上无力同西方对抗，而且对抗也不利于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叶利钦政权不仅政治上需要西方的支持，经济上也需要西方的援助。因此，俄罗斯只能作出某种让步和妥协，找到同北约对话和合作的新途径，把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危害减低到最小的程度。
基于这种态度和立场，为了减轻北约东扩的危害程度，俄罗斯目前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五个方面。第一，保持足够的防御和威慑力量，强调保留使用核武器进行自卫的权利，重新进行军事部署，加强西线的防御力量。俄罗斯的军事理论目前已否定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宣称只要俄罗斯受到侵略，就可能使用核武器。第二，由于建立“独联体军事联盟”暂不可能，就力求在独联体各国保持和扩大自己的军事存在，特别是加强同白俄罗斯的结盟关系。第三，强烈反对并大力阻止北约向前苏联地区扩展。第四，在其他地区寻找盟友，特别是加强同中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同印度、伊拉克、伊朗等国加强合作，以求在世界范围内牵制美国。第五，在美国与德、法等西欧国家之间制造不和，加强俄罗斯同德、法等国的关系，借以削弱西方国家之间的凝聚力。不过，这些措施的政治意义大于实际效果，因此很难抵制西方的压力，更无法阻止北约的继续东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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