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江南地区诗歌创作基本状况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南地区论文,唐五代论文,状况论文,诗歌创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所指江南为狭义之江南，乃今之江苏安徽两省的长江以南部分、上海市及浙江省之全部。于唐代则为开元年间所置之江南东道由浙江以北至长江部分和江南西道之徽南部分，含江南东道的润州、常州、苏州、湖州、杭州、睦州、越州、歙州、明州、衢州、括州、婺州、温州、台州；江南西道之宣州、池州，共16州。诗人之占籍均据陈尚君先生之《唐代文学丛考·唐代诗人占籍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并参以《唐诗大辞典》（周勋初主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周祖譔主编，中华书局1990年版）。诗作之统计则以《全唐诗》（中华书局1979年版25册本）、《全唐诗补编》（陈尚君辑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所收作品为限，无作品存世者不计。综合统计唐五代江南地区有诗作存世的诗人共有345人，分布江南东道、江南西道的16州的73县。存诗总数11329首616句。现据此编成《唐五代江南各州县诗人与存诗数量统计表》（见下页）。
从统计，我们可以看出唐五代江南籍诗人创作的一些基本情况以及唐代江南诗歌的某些区域特征。
第一，从有诗作存世的诗人及其诗歌数量来看，唐江南地区诗人数量占据整个《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所收3700多诗人总数的9.3%。我们知道，《全唐诗》、《全唐诗补编》收录的3700余人中，有相当部分的人是籍里无考的，籍里明确的诗人实际只有陈尚君先生考订的1900余人，如果按这个基数统计，江南诗人数量比则达到18.2%，差不多占五分之一。现据《唐代诗人占籍考》等编唐代各地区诗人数量统计表如下：
（本表中地区划分按照开元年间十五道的建制，“其他”栏包括唐宗室、籍里不明、四裔及外域诗人）
唐五代江南各州县诗人与存诗数量统计表
（本表“其他”栏系籍里不详之江南诗人）
显然，唐代各地区间江南东西道诗人最多，达564人，占总数的29.3%。而这其中我们所讨论的江南诗人则占了江南东西道诗人总数的61.1%，这是甚为可观的。由此可见，江南诗人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主力之一。另一方面，唐代江南诗人存诗数量亦很突出，按《唐诗大辞典》等典籍的统计，现存唐诗总数不少于 55000首，其中江南诗人存诗数是11329，占总数的20.6%。考虑到众多籍里身世不明的唐诗人中江南诗人应占不小比例的事实，江南诗人的实际存诗数显然远远超过现存唐诗总数的五分之一。再从《全唐诗》中诗人存诗卷数分析，《全唐诗》存诗一卷以上的诗人总数为249人，其中江南诗人60人，占总数的24%。这60位江南诗人的编诗总卷数为157卷，占《全唐诗》总卷数的17.4%。这部分诗人中存诗四卷以上的有14人，存诗十卷以上的有5人。当然我们也看到《全唐诗》编卷并不十分严格恰当，一卷诗的分量有时相差殊远，最少的仅仅七、八首，最多的却达一百多首。所以存诗卷数并不能完全准确地反映诗人作品数量的差别。不过从《全唐诗》的整体看，编卷如此悬殊的并不很多。因此，一般来说卷数可以作为衡量诗人创作实绩的一个参数。由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出唐江南诗人实际是唐代文学创作的一支重要力量。
第二，唐代江南籍众多诗人中，诗歌风格鲜明并对唐诗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者众多。如虞世南、陈子良、骆宾王、贺知章、包融、张旭、储光羲、戴叔伦、刘长卿、鲍防、严维、钱起、权德舆、顾况、皎然、张籍、李绅、孟郊、秦系、张祜、朱庆馀、殷尧藩、鲍溶、施肩吾、陆龟蒙、项斯、罗隐、方干、吴融、贯休等。这些作家诗歌风格不一、成就高下不等，但都是唐诗史上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家，都从不同方面为唐诗的发展作出过贡献。虞世南是唐初深得唐太宗赞誉的馆阁诗人，其雍容俊朗的诗歌是当时的“文学之宗”（注：见《贞观政要》卷二任贤第三：“贞观初，太宗引（世南）为上宾，因好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骆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号称“初唐四杰”，是唐代成长的第一批诗人，他们首变风气，给唐诗注入青春的朝气与活力。盛唐“吴中四士”之贺知章、包融、张旭，诗歌创作兴象宛然情思浓郁，实标志着盛唐气象的形成。储光羲则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重要代表。中晚唐时期江南籍诗人更为活跃，成就与影响最为突出。这一时期绝大多数的唐诗流派的产生、诗歌思潮的创立、传播、新的风格的建立、新的手法的运用，都有江南籍诗人的参与，很多人则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甚至是主要作用。如大历时期地方官诗人刘长卿、戴叔伦，台阁诗人钱起、权德舆（注：参见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一章、第四章，中华书局1995年版。），以顾况和大诗僧皎然为代表的“吴中诗派”（注：参见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赵昌平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7年版。）、隐逸诗人代表秦系，他们都在盛唐之后以不同的创作新变完成了开元与贞元、元和两个高潮间的过渡。其后江南诗人更是成为中唐两个最大诗歌流派的主要力量，张籍、李绅乃元白新乐府运动的先导与中坚；孟郊首创奇古峭劲诗风，直接开启韩孟奇崛诗派，继老杜之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大转变。张祜、朱庆馀等则是由贞元向大中过渡的诗人。张志和模仿学习民间曲子词，促进了词之文人化。另外，晚唐五代之际的陆龟蒙、贯休、项斯、罗隐、杜荀鹤，唐末章碣、钱珝、吴融等也是在不同方面有所拓新的诗人。另外我们还可看出，唐江南诗人在唐诗史上不同时期的创作状况是有差异的，作家数量前少后多，有诗存世的345位诗人中，初盛唐时期约100位左右，而中晚唐五代达240位左右。可见唐江南籍诗人经历了从少到多的过程，其诗歌创作也相应经历了从一般到兴盛的过程，大体上初唐不是非常突出，盛唐始勃兴，中晚唐则为高潮。唐江南诗人在唐诗中的重要地位是不容忽视的。
第三，再从空间分布上考察，唐代江南内部各州的诗人数量与诗歌创作状况并不平衡，也有一定的差异。由统计表可见苏州、润州、杭州、常州、湖州、越州、睦州、婺州、宣州九州集中了江南地区80.8%的诗人，存诗数量占整个地区存诗总数的87.8%。显然唐五代江南诗人集中于环太湖、浙东及徽南地区，而尤以前两类地区最突出。这一地区无疑是唐五代经济最活跃、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另外，与这种具体区域差异相联系，唐五代江南家族诗人甚多，在这些经济文化更为发达的地区有着众多突出的家族诗人群体。据《唐代诗人占籍考》的研究成果，这些突出的家族诗人群体有：丹徒权氏、曲阿蔡氏、延陵包氏、义兴蒋氏、常州萧氏、吴县陆氏归氏、苏州张氏杨氏、长城钱氏、钱塘储氏、临安钱氏等。他们或父子或兄弟或叔侄或祖孙同为诗人，有的甚至一家数代相继擅场诗坛。如吴县陆氏11人，临安钱氏11人，常州萧氏7人，丹徒权氏、义兴蒋氏、长城钱氏、湖州沈氏各有4人等。唐五代江南俊彦云集人才辈出由此可见一斑。
第四，从唐五代江南诗人身份的构成看，诗僧众多也是一突出的现象。江南345位诗人中有诗僧40人。《全唐诗》、《全唐诗补编》中籍里明确的1900余诗人中有132名诗僧，这样江南诗僧就占据了总数的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整个唐代最杰出的诗僧均为江南籍。江南山水优美，兼之有着悠久的“淫祀”的传统，唐代江南佛寺遍布，精于诗文的僧人众多。皎然、贯休、灵澈是江南最杰出的三位诗僧，《宋高僧传》卷十五“道标传”云：“标经行之外，尤练诗章，辞体古健，比之潘刘。当时吴兴有昼（皎然），会稽有灵澈，相与酬唱，递作笙簧。”（注：《宋高僧传》，中国佛教典籍选刊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刘禹锡《澈上人文集纪》亦云：“世之言诗僧，多出江左。灵一导其源，护国袭之，清江扬其波，法振沿之，如幺弦孤韵，瞥入人耳，非大乐之音。独吴兴昼公，能备众体。昼公后澈公承之。”（注：《刘禹锡集》第19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全唐诗》编皎然诗为7卷，其存诗总数537首。皎然创作体现了王维之后诗与禅结合的新倾向，严羽推尊其风格清逸清狂的诗歌“在唐诸僧之上”（注：《沧浪诗话校释·诗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他的《诗式》是唐代最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其理论主张不仅成为中晚唐许多重要流派与作家的理论基础，而且还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诗歌理论与创作（注：赵昌平：《从王维到皎然——贞元前后诗风演变与禅风转化的关系》，见《赵昌平自选集》。）。灵澈的诗风孤高萧瑟别具特色，皎然《答权三从事德舆书》赞其“具文章，挺瑰奇，自齐梁以来诗僧未见其偶”。确实，灵澈的诗典型地体现了大历诗僧的世俗化倾向（注：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编第三章，第370页。）。《全唐诗》编贯休诗为12卷，存诗总数737首，是唐五代存诗最多的诗僧。其诗兼收并蓄，学白居易兼韩孟，同时又吸取王梵志、寒山等的通俗质朴，从而形成自己的幽劲粗豪的诗风。蒋寅《大历诗人研究》、日本市原亨吉《中唐初期江左的诗僧》等已对中唐前期的诗僧众多的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但唐五代其他时期的诗僧创作尤其是江南诗僧的创作情况仍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第五，唐五代江南诗人创作方式上有着突出的群体化倾向。江南诗人群体常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以某些诗人或雅好文学的官员为首，在他们的周围环聚一批诗人，如中唐严维、鲍防为首的浙东文人集团，以皎然、颜真卿为首的浙西文人集团；某些志趣相投的诗人结成的群体，如“吴中四士”；等等。他们经常相互赠答酬唱诗文往来，而最能体现其群体性的莫过于各种或大或小的诗会联唱了。这种诗会创作形式多样，常见的如同咏、分题、分韵、联句等等。联句诗乃多人共作一首诗，注重意脉的关联、对偶的精当及语言的丰赡，形式技巧要求很高，颇能显示作家的学识与才华，同时又带有很强的社交娱乐性质，所以成为文人集团群体创作的最好的形式。联句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出现，但是形式比较简单，基本上是一人四句隔句押韵，或一人一句逐句押韵，篇幅较短。唐代是联句诗的成熟与鼎盛时期，《全唐诗》卷七八八至七九四录联句135首，《全唐诗补编》补录15首，共计150首。初唐时期保留下来的联句不多，仅见的只有《全唐诗补编续拾》卷七收录的唐太宗与太子、诸王及群臣共作的一首，形式仍是一人一句，逐句押韵。现存盛唐联句亦较少，主要是李白、杜甫参与的几首，虽然形式仍承传统，但手法与技巧则比较纯熟。中晚唐是联句的兴盛与成熟时期，形式已定型，多为一人一联，隔句押韵；或开始由某人写一句，而后每人一句下联，一句上联，如此反复，以至完篇。现存的唐诗联句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又是江南诗人的作品，或者都有江南诗人的参与。中唐出现了联句创作的高潮，大历年间鲍防、严维文人集团及浙西颜真卿、皎然集团，在浙东和湖州开展了多次的大规模的联唱诗会。尤其是湖州诗会参与人数众多，前后共有100多人，其中《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作者达29人（注：《全唐诗》卷七八八。）。这两大诗会的主力大多是江南籍诗人，除了鲍、严、皎然外，突出的还有潘述、刘全白、权器、陆涓、李萼、皇甫曾、丘丹、陈允初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联句形式上有所创新，句式运用十分丰富，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及一至九字联句等。这种多样化的探索对推动联句艺术的完善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此后联句创作更盛，如白居易、裴度、刘禹锡、张籍、李绅、韩愈、孟郊等人的联句，虽然参与者的规模不及大历间的联唱，但联句体式已至定型，技巧也更为成熟。尤其是韩孟联句，篇制宏大，结构森严，语言奇崛丰赡，终于使联句达极盛之境，后人评论“韩孟天才杰出，旗鼓相当，联句之体固当独步千古。”（注：方世举：《韩昌黎诗歌编年笺注》卷一。）晚唐则有皮日休、陆龟蒙的苏州联唱，段成式、张希复等的《游长安诸寺联句》等，实为唐人联句的尾声。从唐代联句的简单的发展史可见江南诗人在其中的突出作用与贡献。
唐代江南诗歌创作的兴盛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它既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也与这一时期江南人文地理因素积淀的特有传统相关。
从魏晋开始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北方频繁战乱，大量人口不断南迁，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以及经济文化的发展，使南方特别是江南经济文化的地位不断上升。这期间比较大规模的移民主要集中于晋永嘉之乱和唐安史之乱时期。尤其是安史之乱，中原河南、河北、关中等富庶地区陷入旷日持久的战乱之中，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百姓大规模逃往相对安定的南方，情形正如李白《永王东巡歌》所咏：“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注：《全唐诗》卷一六七。）安史之乱以后中原又陷入长期的藩镇割据，混乱动荡局面并未停止，杜甫“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的哀叹即是其现实的真实写照（注：杜甫：《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全唐诗》卷二三三。）。因而移民仍持续不断，从唐人有关记载更可详见其状：“自中原多故，贤士大夫以三江五湖为家，登会稽者，如鳞介之集渊薮。”（注：唐穆员：《工部尚书鲍防碑》，《文苑英华》卷八九六。）这些移民南迁避乱之地主要集中在淮南、江南、江西、福建、湖南、湖北、岭南等地。在江南则“多分布在钱塘江以北诸州和钱塘江以南的越州等地。”（注：葛剑雄：《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6页。）亦即集中于宣州、润州、苏州、杭州等地，而这些地区也是江南最早开发，经济最发达的地方，整个唐代中后期赋税的主要来源就依赖于江南。唐代江南诗人集中于这一地区也就不是偶然的了。环太湖地区大规模的开发始自六朝，尤其隋开凿大运河将太湖沿岸的常州、苏州、湖州及南面的杭州、睦州、西北的润州等地连成一片，构成了以太湖为中心的经济区，并且与淮南经济区联系，最终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唐五代这一地区则“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增长、社会分工的扩大、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太湖地区的地主和农民与市场的联系逐步密切了，并开始从宗法式的农民向经营地主与小商品生产者转化。”（注：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唐五代经济》，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145页。）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完成于中唐。显然唐江南地区文学发展的总体状况与内部的区域状况和江南地区经济地位的演变是一致的，其兴盛是建立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明清以及近代江南地区文化空前繁荣与江南经济领先全国一样，唐江南诗歌创作与其经济状况有着必然的联系。
江南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优美宜人的自然地理环境及士人较普遍的快意自然、高雅脱俗的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也对唐江南地区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之文化传统，上可追溯到远古时期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文化则是其进一步的发展，与楚文化共同构成中国南方文化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江南文化，无疑对唐代江南文学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正如上文分析，在魏晋以来南方人口不断增加、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之上，南方特别是江南地区的学术、文学、艺术也得到崭新的发展，逐步积淀了鲜明而丰厚的文化底蕴。江南世家大族自汉代形成后，在这一时期特殊的政治形态的背景下得到发展与壮大。在封建文化高度繁荣兴盛的唐代，他们的政治地位虽然有升有降，但他们的文化优势则承魏晋时期的传统，绵延不衰，大放异彩。唐江南家族诗人众多，应是这种趋势使然。像苏州陆氏其家族在汉朝时即与顾、朱、张号为“吴中四姓”，孙吴时期陆氏更是权倾朝野，两晋时期陆机、陆云为太康文学的代表，最负时誉，在南朝其家族势力依然不衰。整个唐代其家族诗人即有十多人。另一方面，因战乱迁移南方的大量北方世族也主要集中在江南的环太湖、浙东及宣州地区，《南史·宋本纪上》载“晋氏东迁，刘氏移居晋陵丹徒之京口里。”《南史·齐本纪上》：“中朝丧乱，皇太祖淮阴令整，字公齐，过江居晋陵武进县东城里，寓居江左者，皆侨置本土，加以南名，更为‘南’兰陵人也。”南朝宋、齐的皇族均由这些侨居江南的世族产生。这两类世族出于政治利益的需要，多数时间里和平共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北方世族日渐本土化（注：参见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导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晋与南朝统治者在政治上均依靠他们，形成门阀政治。世族的典型特征除了门第最重要的是文化优势，即使有些世族靠军功起家，其后代也必以文化立足。所以世族普遍重视子弟的教育，读书为学蔚然成风，再加上南朝统治者大多雅好文学，如简文帝萧纲、昭明太子、陈叔宝等，在他们周围团聚着大量作家，形成极为活跃的南方文人群体。在此基础上，江南文化更是蓬勃兴盛。南北朝文学的中心在南朝，南朝文学的中心自然在江南。陆机、陆云、张翰、葛洪、谢灵运、孔稚珪、沈约、谢胱、吴均、丘迟、陶宏景、王羲之、王献之、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文学艺术家均出自江南。此外，江南还是清新明丽、柔美天然的南朝乐府民歌的主要产地。这些都是唐江南文学发展的基础，唐代众多的江南作家都有着继承学习魏晋南朝文学的倾向。
事实上，南朝文学与唐江南文学是有着许多的共性及先后相继的关系的。魏征在唐初精当辨析南北文风的不同，呼吁融合两者创造“文质彬彬、尽善尽美”的新文学（注：《隋书·文学传序》。）。因此向来人们议论唐代文学与南北朝文风的关系，更多注意唐代文学对风格迥异的南北文风的融合，却有意无意忽视了南方文风在唐代的继续发展。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宏观地概述了唐代文学存在南北的不同：“若贞观以后，诗律日严，然宋沈之诗以严凝之，骨饰流丽之词，颂扬休明，渊乎感世之音。中唐以降，诗分南北。少陵、昌黎体峻词雄，有黄钟大吕之音。若夫高适、常建、崔颢、李颀诗带边音，粗厉猛起，张籍、孟郊、贾岛、卢仝思苦语奇，縋幽凿险，皆北方之诗也。太白之诗，才思横溢，旨近苏张；温李之诗，缘情托兴，宜符楚骚；储孟之诗，清言霏霄，源出道家，皆南方之诗也。”（注：《刘师培论学论政文集》，李妙根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虽然他重在指出唐代诗风的南北差异，其“南北”的概念也是相对而宽泛的，并未论及具体地域文学特征，但是他的论说对我们有极重要的启发。唐代文学既有融合南北文风的一面，也存在着地域性差异，南方文风仍有着一定的独立发展，可谓合中有别，同中有异。从纵向上看，初盛唐融合多一些，而中晚唐区别多一些。
魏晋时期的名士风度、人格精神与生活态度也得到唐江南诗人的直接继承与效仿，许多江南诗人爱好山水、适意自然、诗酒留连的生活态度与诗性化的生存方式，都可从魏晋名士那里找到渊源。颜真卿、鲍防、陆龟蒙等人的诗会联唱，自然可以看作东晋王羲之等在会稽兰亭曲水流觞的高雅风流之会的继续。像“吴中四士”、顾况、张籍等人共同具有的狂放的人生态度，也可视为晋张翰恋莼羹、鲈鱼弃名爵的高怀逸趣的知音。
另外，唐政治的变化也对江南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唐初时期朝廷主要采取关中本位政策，关陇集团是主要的政治力量，江南世族因许多人在梁陈隋代的政治文学地位，入唐后得以在政治上得到较为重要的利益，如虞世南、陈叔达、褚遂良等就是代表。所以，高祖、太宗朝江南世族文人是这一阶段文学的主要力量与代表。高宗、则天朝政治上则压制打击关陇集团和江南世族，同时大兴科举，大量普通中下层文士进入朝廷政治生活。因此这以后直至五代，普通家族文士成为唐代文学的主要力量，唐代文学也才真正进入辉煌繁荣的阶段。江南文学状况与此进程是完全一致的。据方北辰先生的研究，以唐玄宗天空中为转折点，江南世家大族余势殆尽，迅速衰落。“隋唐时期出自江东世家大族的政治人物，有百分之七十三产生于天宝之前。自此以后，数量大幅减少。与此正相反，出自江东普通家族的政治人物，天宝前的比例不到百分之四十，自此以后，数量明显增多。”（注：方北辰：《魏晋南朝江东世家大族述论》，台湾文津出版社1999年版，第141页。）另外我们从《旧唐书》《新唐书》当中的列传记载的人物也可以看出，江南地区的人物在唐代中后期有较大幅度的增加（注：胡可先：《中唐政治与文学》，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与之密切相关，盛唐以后尤其是中晚唐，江南文学更为兴盛。如果说初盛唐文学中心在北方，那么中晚唐则北方与江南并为中心，有些时候江南甚至超过北方。
总之，唐五代江南诗人无论在创作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是唐代诗人的一支重要的力量，唐代江南诗歌创作有着突出的地域特征。它反映了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等的发展状况，也关涉唐代政治情势的嬗变，同时还是汉魏以来江南地区逐渐积淀的独特深厚的区域文化底蕴在唐代的表现和新的发展。本文仅仅对唐代江南文学创作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而唐代江南文学详细的发展状况与过程、影响江南区域文学共性的复杂因素、江南文学与其他区域文学及整个唐代文学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毫无疑问，其研究对深入探讨地域文化因素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和作用、对深化唐代文学的研究将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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