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中国文学的思想性——以新世纪十年文学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性论文,为例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以新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2)02-0001-06
思想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一部文学作品是否能打动人心、流芳千古，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思想是否深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面对强大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作家们开始向世俗化的现实生活倾斜，文学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失去了思想这根脊柱。而文学的思想性，曾被雷达先生誉为“文学的钙”，思想性的流失必然导致文学的无力。因此，重塑文学的思想性，已成为新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艰巨任务。
一、“思想的滑落”：从“崇高”到“凡俗”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可见文学的兴衰与时代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进入新世纪，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高度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都使中国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而消费文化的盛行，更是让其固有的商业性、通俗性和娱乐性对文学创作造成了冲击。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文学开始出现了向“物欲”倾斜的迹象，原本那种理性的智慧以及形而上的哲理品格变得模糊，文学的思想性在当下的消费社会中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自古以来，西方哲学在“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的经典发问中不断完善，而文学也应当是在作家对自身的生存与人生意义的追问中不断完善的。所以，文学的思想性，更多地体现为对存在与意义的发问，特别是对人与人性的深刻洞察与发现更有益于对文学思想性的提升。回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主要是对群体文化精神特征的思考，主要表现为对群体的一种观照，其思想性体现为对崇高的追求，对国家、民族、历史、文化进行深刻的思考，在精神上予以观照。例如，柳青的《梁生宝买稻种》，其中通过梁生宝这一人物形象来表现在当时的社会中所崇尚的“照党的指示给群众办事，受苦也是享乐”的革命精神。王安忆借中国淮北一个僻远、贫困、几近乎静止状态的小村庄，来审视传统文化的自救力问题的《小鲍庄》，还有张贤亮的《灵与肉》、谌容的《人到中年》等作品都包含了对于人生的深刻思考，表现为一种“崇高”的思想性。但到了新世纪，文学开始从高高的“神坛”上走下来，将以往对国家、民族、历史等宏大概念的关注点逐渐转移到寻常百姓的身上，进而强调人的感情和欲望，突出平凡世界中的凡俗人生。而产生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日益加快，在无形当中促使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疏远。人们在认识彼此、认知自我时感到茫然和焦虑，这种心理上的变化使人们开始回到人本身，重新来关注人、认识人。
然而，新世纪近十年的文学对人的关注大都浮于生活的表面，不仅缺乏敏锐的洞察力，而且难以打动人心。尽管新世纪近十年来中国小说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小说写作也明显表现出对普通百姓的生活状态的关注，但是在关注“凡俗生活”的过程中文学的思想性却逐渐地被忽视。特别是当新世纪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越来越频繁地出现了“底层”、“打工”、“讨薪”、“弱势群体”、“农村”、“留守”等关键词的时候，很少有作品可以真正让读者走近它们，走进这些处于底层的平凡人的内心世界。它们的存在似乎只是热衷于展示平凡生活的表层，只是为了追逐当下写作的潮流。另外，由于对“底层”缺乏真正的了解和认知，有不少底层文学在表现现实生活时往往视角单一，在情节的设计上也缺乏新意。以表现乡村生活的作品为例，一些作品常常会展现乡村权力的角逐倾轧，作品中充满了心计、手腕、圈套和阴谋，梁晓声的《民选》、尚志的《海选村长》、曹征路的《豆选事件》、秦人的《谁是谁的爷》、荆永鸣的《老家》、陈中华的《七月黄》、燕华君的《麦子长在田里》等作品都不同程度上描写了乡村政治权力的争斗。这些小说在对乡村权力争斗的刻画中，往往止于对问题的揭露，而不能站在新的角度上反思乡村政治的现代性转化问题。而且这类乡土小说构建叙事情节与塑造人物形象通常的做法就是：作品中乡村权力的拥有者，通常借助权力满足自己欲望(金钱、性)，权力的占有者把欲望得以满足作为自己占有权力的前提。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描写乡村问题的惯用手法，毫无新意。
另一方面，新世纪底层文学中也常常展现城市与乡村的隔阂与对立，主要表现在乡村想要融入现代化的城市时所产生的一种痛楚。这种痛楚被善于吸引读者眼球以此获得市场卖点的人利用使之成为作品叙事的内核，并一次次将这种痛楚放大。例如，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写乡下人李四的孩子进城后失去了良知，泯灭了人性，逼死了曾视自己为“麦田”的老父亲李四。李佩甫的《城的灯》中，农村青年冯家昌在城市里受到利益的诱惑，学会了各种权术交易，抛弃了几乎为他奉献一生的刘汉香。王祥夫的《一丝不挂》，写两个民工因被拖欠工资，而持刀逼迫欠债的老板脱光衣服，赤裸着身体开车，最终不幸死于车祸。这些进城农民在精神上的扭曲，似乎都是城市惹的祸。还有陈应松的《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曹征路的《霓虹》，于晓威的《厚墙》等，都非常典型。对此种在文本中不断放大各种苦难的现象，贺绍俊先生批评为“已经变异为一种‘恶意软件’，它强制性地设置为文学的‘主页’，贪图轻松的作家自然接受了这样的‘主页’，因而在他们的小说里缺乏属于自己的真知灼见”[1]。
所以，不得不说明的是，在诸如此类的文学作品中很难发现创作主体对于生活的深刻思考。无论是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反思，还是对弱势群体内心世界的倾听，都停留在现实生活的表层，写作只是充当了现实表象的传声筒，很少有人能通过凡俗生活去展现人生底蕴和文化内涵。那些表面上走向了多元的乡土小说在事实上也已经陷入了重复表现、主体失语、想象力缺失、视角单一的状态，无法达到文学应该具有的精神上的冲击力和思想上的穿透力。此外，一些作者为了更好地体现凡俗的场景，在语言上还倾向于“以通俗之语叙写世俗人生，以粗俗之语展示俗人俗事，以俚俗之语描写凡俗场景”。
新世纪小说作品中包含了太多的对生活场景、家长里短的繁琐描述，太多的个人经验、感受，并且过多地采用了粗俗的文字，使作品出现了从凡俗到世俗，再到粗俗的倾向。新世纪文学的这一倾向消解了文学的思想和精神，削减了文学对现实社会以及人性的深刻的洞察和反思。还有一些作家沉溺于现实生活中浅层情感以及纷繁杂乱的生活细节之中难以自拔。总之，“就涌现的文学现象而言，真正的有思想深度和广度，有现实感、宗教感的灵魂探求性的作品的缺失已经成为普遍的现象。”[2]
二、“高蹈的经验”：从“精神”到“生活”
与新世纪之前的文学相比较，新世纪的文学作品在思想性上完成了一次大的跨越。现实和社会的“紧张”关系趋于缓和，文学从以宏大叙事为主、注重精神的凸显，转变为日常生活叙事。主要表现为以贴近生活，凸显个人感官、情感和经验为主，而且在叙事时也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的作品那样注重对情节的构思，以及写作技巧的运用。
新世纪文学越来越多地追求“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自由创作，“从《一地鸡毛》《不谈爱情》的《烦恼人生》开始，《闯入者》历经无数次《哭泣游戏》，迈过重重《欲望》的《障碍》，进入了《抒情时代》，兴奋不已的《上海宝贝》们于是《尽情狂欢》，一路高歌《我爱美元》，单是《你和我跳过一次舞》远远不够，还应当《像卫慧那样疯狂》《玩的就是心跳》。”[3]这些小说无不例外地以沉湎的方式，沉醉于物质化、欲望化的场景和生活经验之中。但是马尔库塞曾强调：“艺术只是在它使自己与我们可能面对的日常现实相区别和相分离的这个意义上来说是超越性的。”[4](P30)所以，过度地沉醉于生活中的细枝末节、飞短流长是不可能洞悉到日常生活的隐秘本质的。文学应该与生活“保持距离”，以思考的姿态进入到生活之中，从而使思想之光穿透被欲望浮云所遮盖的生活，照亮现实生活的本真，以此表现文学超越日常生活的精神向度和无与伦比的价值意义。
与上述作品相比较，新世纪文学中也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比如黄慧心的《女人的名字叫安》这部以现代女性的日常生活为叙事主题的小说，以平民化的视角围绕“家”来表现爱情、亲情、家庭教育，突出了小人物的生活观、价值观，从多个角度展现了与其他人物情感、观念的碰撞，具有较为深刻的思想性。而李师江的两部长篇小说《比爱情更假》和《爱你就是害你》则是与个体独特的生活方式以及境遇相关的，里面包含了大量的私密的生活场景，当然也存在一些琐碎、无聊以及空洞的“生活”，而他往往可以借助生活来揭露生活中人们所蓄意掩饰的东西，让我们能从中窥见人的精神与生活的本真。然而像黄慧心、李师江所写的这一类包含思想性的日常生活叙事小说，在新世纪庞大的小说出版队伍中依然占少数。很多作品往往是对日常生活进行事无巨细的“描述”，而没有贯穿始终的人物情节，也不再注重作品的布局谋篇、人物的塑造。还有一些作家是将生活场景搬到台前，为人们展示生活、提供个人经验。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新世纪的‘人’既不同于1980年代的‘理性’的人，也不同于1990年代新写实的‘原生态’的人，或‘欲望化’的人，而是日常化了的人”[5]。一些作者为了追求作品逼真的现场感，突出“本真”，利用“摄像机拍摄式”的描写方式，将所有的细节一一呈现。不可否认这确实可以给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但是这在一定的程度上也淡化了“主体性”，作者本身的存在感被家长里短和事无巨细掩盖了，而这些细节会在不同程度上转移读者的视线，从而影响读者对于作品更深层次的思考。同时，作家似乎在从“精神”走向“生活”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应有的价值立场。在关注生活、表现生活时仍然没有走出物质主义的误区和阴影，他们将文学附着于生活的表层，将目光停留在物质世界的表层，而无法深入生活的骨髓；他们止步于对生活中个人经验细致入微的描述，却根本不去表达人在日常存在中那种复杂微妙不可名状的内在精神；他们为了达到“绝对真实”，花费了许多精力和技巧去用文字雕琢平庸与琐屑。作家们放弃了对原有精神栖息地的坚守，代之以一种随性的生活态度，满足于对事实的陈述，或以一种日常的生活场景、琐碎的生活细节、生活中的温情、个人的心理感受来化解这些矛盾和问题，使之归于一种“必然”或“无奈”。
此外，新世纪尤为盛行的市井小说在描写普通市民的人情人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文学的“载道”和“反思”的功能。虽然市井小说注重对普通市民生活状态的关注，表现出了对于普通民众的人文关怀，然而依然有一部分小说滑落到了物质和欲望的层面。它们不但难以引起读者的审美体验和深刻的反思，而且还容易走向低俗和病态的写作。其中贾平凹的作品尤为典型，贾平凹从1993年的《废都》开始把性作为文本叙述的核心，此后其文学创作就一直在使用这种“欲望话语叙述”方式，可以说贾平凹开启了“欲望化写作”的先河，到2005年贾平凹出版的第12部长篇小说——《秦腔》，其中也存在大量有关于性场景的描述，甚至达到了“疯狂的地步”。后来的林白、池莉、棉棉、卫慧的作品似乎也“继承”了这种叙述方式，她们作品中也不乏对于性的大胆展示。而“性”对于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家来说，还是“难以启齿”的，但这并不是表示对于性的描写就是道德沦丧、不知廉耻。古往今来，一些文学经典中也不乏对于性的描写，“性”本身就是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它代表着人生来的欲望，而透过欲望所能看到的就是生活的本质。也正因为如此，一些作家想借“性”来表现人的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但是，在文学中我们不能用性概括生活，更不能让欲望遮盖生活，“欲望虽然是生活的一部分，可是文学还得‘打破生活’、‘再造生活’，因为文学毕竟不止于欲望的狂欢，更重要的是要完善人性、提升精神境界”[6]。所以从这一点出发，贾平凹在《秦腔》中就“没有自觉地认识到生理快感和心里美感的本质区别，从而忽略了人的深刻的道德体验和美好的精神生活的意义”[7](P242)。
与此同时，官场小说、商战小说的创作也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一些倾向于对官场的窥视和陶醉，满足于娱乐、消遣、暴露作品受到人们的追捧。这类作品只有指认能力，没有精神批判的能力，更缺乏充沛的正气，即便有些市井小说、官场小说、商战小说中的一些描述是对日常生活的真实反映，但是那些粗俗话语以及对日常生活场景不厌其烦的描述，不但不能表现出文学的审美性，而且也不能展现人的精神面貌，对于真正的文学来说更是毫无意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文学的格调。因此，可以明确的是：“社会愈是向物化发展，人就愈是需要倾听本真的、自然的、充满个性的声音，以抚慰精神，使人不致迷失本性。新世纪的文学有没有动人心魄的力量，就看它能否不断发出清新而睿智的独特声音。”[8]所以面对新世纪小说中对人的这种“日常化”描写没有达到“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的高度，更多地则是表现为对一种生活状态的叙述或者是对生活经验展示的问题，我们应当给予足够的关注。而且，新世纪小说在“日常生活化”的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区别于现实的问题。日常化写作本身就是为了贴近生活、再现生活，然而它又不能完全等同于生活。所以在写作的过程中既要完整地展现生活内涵的丰富性，使之达到作品最后整体的景观，又要在凸显丰富性的同时区别于现实，要从作品中透射出精神上的独特性。因为只有对生活的观察和感受与众不同，才能写出别样的人生。这与刻意地追求新意、引人注目不同，这完全来自于个人对生命的独特体验。现在的知名作家的作品在叙事和构思上比较成熟，有些见解也不乏深刻，但往往在思想上缺少足够的冲击力，以及对生命的感动。
三、“偏执之痛”：从“思想的匮乏”到“价值的重塑”
文学中的思想性是“直接从认识时代精神以及其他意识形态的活生生的形成过程本身来获得”[9](P23)。因此，文学是通过反映时代精神来进一步突出文学的思想性的。而文学的思想性主要表现在作者对所处时代的深刻领悟和阐释，它需要作者沉在生活的底层，用更为宽广的视角观察生活，用更为理性的态度反映现实。另外，作者还需要对产生并正在形成中的思想问题具有敏锐的感知能力，并最终将自己对社会的感悟和理解注入到文学作品之中，使现实生活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和折射。然而，新世纪近十年的文学作品为追求市场效益、迎合大众的趣味而失去了自身的主体性，作品无论是对生活的认识、生活境遇的展现，还是对社会的再现和描述，都缺乏深刻的情感介入，缺少了打动人心、拷问灵魂的东西。傅国涌先生曾感言道：“20世纪早期历史上的鸳鸯蝴蝶派，以张恨水为例，他的小说够市场、够市民化、够畅销，但骨子里还是有人性、有善恶，有褒贬，有净化世道人心的功能。今天的大多数小说连这样最简单的功能也没有了。”[10]他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现在一些作家失去了深度写作的能力和追求，文学的责任感、神圣感在他们的作品中逐渐被淡化了。当下一些所谓知名作家有一个共同点：一味地迎合市场、追求极端化写作。他们不断地放大痛苦或制造感官刺激，让读者在“放大镜式”的作品中一次次感受苦难，窥探他人隐私。对于这种现象雷达先生认为：“文学应当承担一种功能，即使不谈责任，但至少得有捍卫人类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能力，作家确实需要那种体贴、理解、追问、好奇和一种不倦的内心。”[1]因此，作家应该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以及自己的作品，看看是否达到了捍卫人类健康和内心真正高贵的标准。
面对新世纪文学思想缺失的问题，笔者将其产生的原因归为以下几点：
首先，进入新世纪后，消费社会的特征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文化领域，而文化工业的盛行更是消解了大多数作家“十年磨一剑”的心性，一些作家没有耐心等待作品在数年后才得到读者的认可，而且面对着热闹的图书市场，许多作家都想借此来个名利双收。他们通过媒体的高调宣传吸引读者的眼球，并以此来快速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中国每年小说的出版数量是惊人的，竞争也异常激烈，所以想要在这里立于不败之地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一些作家为了能分得图书市场中的一块“蛋糕”，不得不改变传统的写作方式，以媚俗的姿态去迎合市场、迎合庸俗心理的需求。
其次，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复制和克隆已经是屡见不鲜，而且写作的群体由单一的专业作家发展为专业作家与“网络写手”共存。面对市场中激烈的竞争，一些作家为追求高产、谋求利益，将文学当做商品批量生产，“写作”被取而代之为简单的复制和模仿。没有创新，没有深度，文学原有的探索精神更是被大多数作家所忽略。新世纪文学在具有强烈商品意识的作家们手中，已经不再具有精神的挑战性。文学在失去昔日的精神和灵气的同时，获得了普通庸常的世俗性，成为沉沦、适应的代名词，尤其是当下文学中所充斥的对性欲与色情不厌其烦的描述，使文学从此被笼罩在肉欲的迷雾中，使人们的欲望逐渐膨胀。失去了精神维度的文学让本能充满人类的躯壳，这种现象预示着精神之光毁灭后的文学荒漠时代的到来。
缘于此，笔者认为，新世纪文学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对其思想性的挖掘和重塑。而要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对作家、作品以及评论家提出更高的要求。
第一，对于作家而言，要明确创作的目的。现代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的关系密不可分，然而文学作品的创作并不是以谋求利益为目标，更不是以提升作家的知名度为目的。作家在创作时其出发点应该是“善”，即在创作时要有责任感，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钱谷融先生曾说：“一切被我们当作宝贵的遗产而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文学作品，其所以到今天还能为我们所喜爱、所珍视，原因可能是很多的，但最基本的一点，却是因为其中浸润着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因为它们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的。”[12]所以作家要坚持人道主义精神，创作真正有思想内涵的作品。与此同时，作家面对市场经济下利益的诱惑，要坚守自己心灵的栖息地，表现出自己独有的思想和精神，从而形成自身独特的风格。
第二，对于作品而言，要突出作品的丰富性。这里不仅强调文学样式的丰富性，更强调作品在思想内涵上的丰富性。现在“快感阅读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心灵阅读，消费性、游戏性的阅读取代了审美阅读，而且所占份额过大”[2]。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作品本身难以吸引读者，难以给读者心灵上的震撼，更不用说给予读者精神价值的拷问。虽然现在出现了日常生活写作，以此来再现现实生活并试图展现现实经验，然而现实经验不能代替作品艺术境界和意味的生成，更不能通过现实经验来说明作品具有思想性。现实可以为文学创作提供素材，但对于现实不高明的还原无疑是对文学作品审美性和思想性的损害。因此，在追求作品的丰富性时，作者更应广泛地取材，高度地凝练，追求感性与理性的统一，用艺术的想象来完成作品、完善作品，这样才能树起精神的标高和塔尖。
第三，对于评论家而言，要坚持客观公正，敏锐深刻的原则。近年来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的批评也是不绝于耳，主要是从批评家的眼光能力和批评家的职业操守两部分进行的。现在文学写作与文学批评的关系已经陷入某种怪圈之中，难以自拔。“不少人把注意力集中在狭隘的专业领域……不关注现实，放弃社会批判责任，不对社会承担道义，不为人类净化良知。他们丧失了社会公共代表的角色，被学科体制收编。”[13]与此同时，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评论家言不及“物”，他们和文本离得太远，有时未走近文本就习惯性地套用文学理论的框架进行评论。这种“不及物”的病症，主要是由于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缺乏真正的对话，缺少灵魂的碰撞和精神的拥抱，批评家很多时候走不进作品本身，更走不进作家本身。在这种状况下，评论家已不再认真地去研读作品、了解读者，而是用大话、套话来对某些书进行赞扬或者扼杀，从而失去了批评家评论的独立性和敏锐性。
四、结语
当下的中国处于一个急剧转型期，这一阶段包含极端的对立和巨大的冲突，这种冲突是文学最好的源泉，是优秀的文学作品诞生的一个契机，作家可以通过这些冲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思想是一部作品的灵魂，没有思想的作家是写不出有力量与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的，所不同的是，每一个作家都有着各自不同的思考与发现，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与反映也各不相同。所以面对以商业利益为目的的文学创作，我们重提思想并非毫无意义，而我们所能做的便是期待那更加绚丽丰富与更为深厚的思想的出现”[14]。然而，对于文学的思想性的重塑不能以过分强调思想为目的，而束缚文学作品的创作方式和内容，并且要考虑到对它的夸大会不会对作家捕捉生活细节造成伤害。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作品的审美价值，毕竟文学需要给人一种美的感受，而新世纪的底层文学也好、亚文学也好，虽然贴近生活，但是有时对于现实生活的描写中出现了太多粗俗的词语，严重地损害了文学的审美性，使文学作品沦为一种消遣的、庸俗的读物。因此，我们要坚持文学的思想性，强调文学的教化功能，以丰富读者的知识，提升读者的素质为己任，做社会的“良知”，创作出更多题材丰富的优秀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