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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族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民族。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白族有1，598，052人；75%聚居于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 其中以大理市（古称太和）为主。另外，昆明官渡区团结乡、元江县、保山市、湖南桑植县，以及河南、贵州等地都有白族的分布。今天仍保持白族原始传统的白族是兰坪县的拉玛人、勒墨人。大理州的白族则多受到汉文化影响。
早在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就曾对白族的形成问题展开过讨论。近年来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白族形成问题又有新的进展，但论见歧出，尚无定论。兹将近50年来关于白族形成诸问题讨论的情况综述如下。
一、关于乌蛮与白蛮
在讨论白族形成问题时，必然要讨论“乌蛮”与“白蛮”。“乌蛮”与“白蛮”的记录始见于唐代樊绰的《云南志》（又称《蛮书》）。何为“乌蛮”与“白蛮”，不仅是讨论白族形成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到唐代及唐以后云南部族分布、民族由来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对于云南民族源流的研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乌蛮”、“白蛮”历来有不同的解释，对这些意见做深入的探讨与辨析，更显得十分必要。
凌纯声在《唐代云南的乌蛮与白蛮考》（《人类学集刊》1938年第1卷第1期）中认为：“唐代的乌蛮为今之罗罗及广义的藏缅族”；“白蛮为汉代的哀牢夷的濮民或称鸠獠，元明时的阿僰或僰剌，今日的民家、僰子、僰人”。他关于“乌蛮”与“白蛮”的论述来源于元代李京《云南志略》。李京在《云南志略·诸夷风俗》中说：“今曰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罗罗即乌蛮也”。李京所说的“白人”即今白族，“罗罗”即今彝族。依据凌纯声的看法，白族就是唐代的“白蛮”，这是白族的来源与形成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法国伯希和的《交广印度两道考》（《东方学》第4卷，1904 年）说：“元代云南地名有察罕章和合剌章，蒙古语察罕之义为白，合刺之意为黑，章即爨之译音，察罕章即唐代之白爨，合剌章为唐代之黑爨。”向达认为“伯希和的解释大体是对的”（《南诏史略论》，《历史研究》1954年第2期）。但林超民认为， 元代史料清楚地说明察罕章与哈剌章（合剌章又作哈剌章、阿剌章等）是地名而不是族名，察罕章在丽江，哈剌章在大理。而唐代的爨地不在丽江和大理地区，东爨乌蛮在滇东北，西爨白蛮在滇池区域，不论族别或地区都相差甚远。况且唐代的记录，只有乌蛮、白蛮的称谓，并未见白爨、黑爨的名称。所以，伯希和的谬误是显而易见的（《试论唐代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大理文化》1985年第6期）。
向达在《南诏史略论》中提出：周秦之际，“戎族以氐、羌两族为其主要的成分。属于戎族的氐羌到了云南以后改称爨，爨不过是戎族的同名异译而已。……西爨白蛮之为氐族，东爨乌蛮为羌族”。“两爨以及六诏源出于氐族和羌族”，“分别来说：白蛮属于氐族，乌蛮以及六诏属于羌族；南诏为乌蛮，故为羌族”。林超民指出，史籍中每以氐羌连举，或以氐羌互用，或视为同一种类，几乎不可以把氐羌分离开。《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西南夷各部落说：“皆氐类也”。又《后汉书·西羌传》记载西南部落的支系都是羌族，他们既被称为氏，又被称为羌，并无截然分别。迁到云南的氐、羌族分为乌蛮、白蛮，在历史发展上找不出迹象来，何况滇东有乌蛮、白蛮，洱海区也有乌蛮、白蛮，又如何能说明氐系和羌系之分？若进入洱海地区的氐是白蛮，那么六诏乌蛮是氐还是羌？向达之说显然站不住脚（见《试论唐代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
徐嘉瑞在《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84年）中说：“乌蛮白蛮为民族”，“乌蛮在曲靖以东，白蛮在曲靖以西”，“爨分为二：统治乌蛮者曰东爨，统治白蛮者曰西爨”。把乌蛮、白蛮当作民族的专门名称，认为爨“由古长之姓，即统治者之姓，变为部族之名称，故有爨人之称”。因此，西爨白蛮就是今天的白族。
陈吕范《南诏不是傣族建立的国家》（载《南诏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一文说，南诏境内曾有很多民族，其中以乌蛮、白蛮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居住于洱海地区、滇池地区以及滇东北、滇东、滇南、滇西的广大区域。这也是把唐代的白蛮和今天的白族视为同一个民族的观点。
马曜在《试论白族源出于汉代洱海区的昆明人》（载《云南白族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57年）一文中说：“不能认为唐代洱海区的‘乌蛮’、‘白蛮’是族的区别，而只能认为是昆明人内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当然结果。”此后的《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源和流》（《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一文， 马曜又提出了新观点：“到了唐宋时期，云南腹地的白蛮和乌蛮逐步形成今白族和彝族支的彝、纳西、哈尼等族”，“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其他各族（主要是迁入的汉族）人民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集团”。在东爨地区居住着昆明人的许多部落，“所谓‘昆明十四姓’都是乌蛮”，“乌蛮的大部分是今天彝族的祖先”。“洱海地区的河蛮及其附近的松外蛮等，都是白蛮的一部分。只是在某个时间阶段内，这些地区不在爨氏统治的范围内，所以没有列入西爨地区”，“洱海周围地带也有许多乌蛮部落，但不在东爨的范围之内”。
日本学者白鸟芳郎在《乌蛮、白蛮的住地与白子国及南诏、六诏的关系》（《民族学研究》卷十七，1953年）等文章中认为：“所谓白蛮和乌蛮乃是种族互异的两种蛮族”。“这里出现的西爨白蛮即日后以白夷、白衣摆夷等名称在同一地方留下踪迹的所谓白族，这是属于主要在平地种植水稻的广义的傣语族的种族。而另一方面这里出现的东爨乌蛮则是属于包括罗罗、麽些（纳西）族等所谓藏缅语族的种族集团……他们处于山间僻地，是过着流动生活的种族”。“白蛮是属于傣族的一个族”。
方国瑜在《关于“乌蛮”、“白蛮”的解释》（《滇史论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一文中则认为：“乌蛮”、“白蛮”的记载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涵义，不能混为一谈；“乌蛮”、“白蛮”是普通称谓，不能认为是专门名称、族别名称。而所谓的“乌蛮”、“白蛮”皆为彝族，是同一族系的部落，因区域之别而有不同的称谓。再次，在雋州地区，即四川凉山地区，则以姓氏划分乌蛮和白蛮。据《新唐书》所载，一个部落中有数姓的很多，即今彝族区域的所谓“家支”，这说明同一族系在同一区域不同的统治者，分别称为“乌蛮”、“白蛮”。
方国瑜在《略论白族的形成》（载《云南白族的起源与形成论文集》）一文中指出：如果只说“乌蛮”是彝族，忘掉“西爨白蛮”，只说“白蛮”是白族，忘掉“六诏并乌蛮”，都是不符合历史发展而且错误的。从历史发展来说，所谓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滇东和滇东北的彝族；雋州的乌蛮、白蛮是大渡河以南的西蕃（普米）族；但洱海地区的乌蛮、白蛮的记载都不是彝族。
林超民完全赞同方国瑜的观点，他列举民族史与民族学的大量资料证明，乌蛮与白蛮不是民族名称而是文化高低的差别，乌蛮与白蛮就像生蛮与熟蛮一样是“汉化深浅程度”的不同，而不是民族的分野（见江应梁、林超民主编《中国民族史》中册，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二、白族来源
关于白族的来源有各种不同的观点，大致有本土说、外来说与多元说三种。
1.本土说。杨文堃、张旭等主张白族是云南的土著民族，而不是外来的任何民族的一种支系。张旭从文献和考古的角度，对自己的主张进行阐述。他认为，近些年来，在以洱海为中心的200 公里范围内，发现或发掘出的新石器、金石和青铜器遗址八、九十处都表明，遗址附近的居民已开始经营农业，并已形成长期定居的村寨，这就是白族的祖先“土著昆明人”。“白族不仅是洱海地区的土著居民，而且是这一带种植水稻的古老民族”。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些土著的昆明人未迁往他处，并且成为汉、唐时期洱海地区的主要居民。“南诏王室和主要文武官员，都是西洱河蛮、白族的先民”（张旭：《大理白族史探索》，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杨堃的看法，也与此大体相同（杨堃：《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2.外来说。主张此说者主要有马曜、王叔武、向达、范义田、徐嘉瑞、尤中等，他们的说法又各有不同。
向达、徐嘉瑞等认为白族主要来源于氐羌。中国北方的氐羌，沿着河西走廊、六盘山、四川北部及西部边境，进入云南。氐在滇池周围演变为彝族；羌则聚集在洱海而成为白族（向达：《蛮书校注》，中华书局，1962年；徐嘉瑞：《大理古代文化史稿》，中华书局，1962年）。
尤中认为，元代所称“白人”，即白族，就是汉代的“僰人”，分布情况自汉迄元都未变。对魏晋以后“爨”的看法，他认为，爨氏家族本身的民族成分是“白蛮”。南北朝以前，爨氏是汉族移民中的“大姓”，但在六朝以后大姓割据，和内地之间联系松弛情况下，这些汉族大姓逐渐融合到当地民族之中，因而六朝后期的“爨氏”或“爨蛮”，已经属于“白蛮”、“乌蛮”或“僰族”的集团了。到隋唐的“西爨”、“白蛮”，就成了白族先民；而“东爨”、“乌蛮”则成了彝族先民（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以马曜为代表的外来说支持者们认为，“白蛮”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以滇僰、叟、爨为主体而不断融合汉族及其它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接受汉族文化较多的集团。这个形成过程主要完成于南诏时期，宋代大理政权已经是“以白蛮为主体建立起来的”。
马曜、王叔武等编撰的《白族简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认为，白族来源于汉代的昆明与滇僰、魏晋的昆与叟、唐宋以后的白蛮。昆明与滇僰、昆与叟、爨（西爨白蛮）是一脉相承的同一民族。
3.多元说。以方国瑜、林超民为代表。他们认为，任何一个人群共同体都不会是单一族类形成，而是很多族类聚合而成。白族也不例外。白族并非以一个单一的族体一脉相承形成的，白族的族源是多元的（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林超民：《唐代前期洱海地区的部族社会与统一政权的建立》，1981年云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油印本；林超民主编：《中国民族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0年）。
首先，白族的先民之一是土著居民。考古发现，大理地区的宾川白羊村，在4000年前已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土著的“洱海人”就是唐代文献所说的“西洱河蛮”。同时，还存在一个昆明人。（林超民：《汉文化与白族的形成和发展》，《社会、民族与文化展演国际研讨会论文》，台北1999年）
第二，僰人的西迁。僰人是属于氐羌系统的一个族体，其发源地与其他氐羌族一样，在黄河上游，后在四川西部今乐山一代活动。战国时，秦国开始向巴蜀发展，文献资料表明，秦汉时期，僰道已无僰人，只是在滇国境内散居着一些“滇僰”。公元225年，诸葛亮在昭通地区设朱提郡。晋朝时期， 朱提郡成为“宁州之冠冕”。永嘉之后，该地不断发生战争，宁州晋民和夷民被迫迁徙，或入永昌，或入交州。在迁往永昌的途中，大理是必经之地，因大理是蜀身毒道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所以迁徙之中有一部分人留在了大理地区。此后，却都无文献记载了。唐初，文献记载才提到昭通朱提，但人文地理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唐初，昭通朱提文化消失，居住生蛮，“无跪拜礼节，三译四译乃通”，变得十分落后；同时，大理洱海地区却出现了新的文化。因此可推测，僰人由昭通地区迁徙到了大理地区，成为白族先民之一（林超民《僰人的族属与迁徙》，载《思想战线》1982年5期）。
第三，汉族的进入。与汉族同时迁入的还有僰人。西晋时，大量的汉族及僰人“入永昌”，来到了洱海地区，他们带来了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这是汉族迁入洱海地区的重要一支。
第四，哀牢人。汉代，雋唐、哀牢人居住在永昌郡，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逐渐向东迁徒并发展起来，定居于洱海地区。“东汉设置的永昌郡境内居住着的族别，据《华阳国志·南中志》及郭义恭《广志》所载，主要为濮人……在西汉时期有一个酋长的名字叫哀牢，所以也称哀牢夷。他们原以澜沧江以西为主要住居区，在两汉时期迁到江东区域，如今之永平县很早时期已为哀牢地。”（方国瑜《略论白族的形成》，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
唐代，洱海地区有六诏，其中蒙舍诏与蒙雋诏二诏，都自言祖先为哀牢，且《旧唐书·南诏蛮》和樊绰《云南志·卷三》都记载蒙舍诏是哀牢夷之后。所以，推测此二部落是哀牢夷为主组织起来的。另外，在唐代还有西部东来的哀牢人。他们共同组成了白族的又一族源。
基于对以上三种观点的阐述，可以看出本土与外来结合的多元说更具说服力，也更能准确地说明白族的来源问题。
三、关于白族的形成
学者们在此问题上观点比较接近。尤中等认为唐代的白蛮就是白族，但没有对白蛮和白族的关系作进一步论述。《白族简史》认为，“滇、叟、爨（西爨白蛮）是汉、唐间白族先民的主体族。”其后又有大量的汉族人民融合与白族之中。“其他少数民族也有部分融合与白族之中。”“经过大理南诏国500多年的统治， 洱海地区成为云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住在洱海地区的人民，发展了该地区共同的经济文化，有了趋于一致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逐渐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共同体，白族共同体至此始形成。与此相适应的，白族的族称再次有了统一的称谓，‘白人’（僰人）、‘白王’、‘白史’等名称相继地涌现出来。”
方国瑜、林超民认为，唐贞元十年南诏再次归附唐朝后，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洱海地区进入封建领主社会。洱海地区也成为南诏的首府所在地。以大厘城（今大理县）为中心的十赕是南诏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十赕地区，以往的昆明蛮、云南蛮、哀牢蛮、西洱海蛮、僰人、汉姓等在长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中，互相依存、互相交流，使原来诸蛮部之间的差别逐渐消失，形成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政治体制、共同的语言与共同的文化，融合为一个新的人民共同体。原来的哀牢、昆明、云南、弄栋、青蛉等蛮名也随之消失，出现了共同的专用名称。据《新唐书·南蛮传》中所记唐嘉宗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南诏酋龙卒，子法（隆瞬）立，自号“大封人”。 “封人”也作“封民”。
方国瑜在《略论白族的形成》中说：“称洱海区为‘封人’或‘封民’，都是以族名作地名。显然，那时洱海地区的人们已形成一个共同体，也出现了一个共同的专门名称了。这一共同体是由原有居民族系和外来族系融合而成，不能认为是由一个种族发展而来的。”在《唐代后期云南安抚司（南诏）地理考说》（《历史研究》1982年第3 期）中，方国瑜也提到：“封民称号之出现，反映西洱海地区居民在南诏后期已融合形成白族也。”“大封（邦，即白）民国”的出现，标志了白族形成。
林超民指出：“‘封人’就是‘僰人’。南诏将洱海的十赕称为‘大封民国’，也就是‘大僰国’，与历史上的‘僰子国’有密切关系。‘僰’字又作‘白’字。‘大封人’这个专用名称的出现，标志着洱海诸蛮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冲突与融合，形成一个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民族——白族。……唐朝文化在南诏的广泛传播，与南诏社会生活的交融，促使南诏洱海地区形成一个新的人们共同体：白族。”（见《汉文化与白族的形成和发展》）
杨堃在《试论云南白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谈到：“白族的形成过程，一共包括有160 年的时间（自第八世纪中叶到第十世纪初），开始于南诏之吞并六诏，并经过南诏王朝的政治力量和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和发展，到了大理国时代，白族就正式形成为部族了。”杨毓才在《略论白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南诏大理国的社会性质》（载《云南白族的起源和形成论文集》）一文中说：“南诏统一六诏并以国家的形式出现，说明阶级社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后，以白族为主的段氏大理国的崛起和封建化的过程也就是白族部族共同体进一步形成的过程。总之，白族作为一个部族的共同体来说，开始于南诏时代，并在大理国时代更形统一和巩固。”
四、“白族化”问题
林超民提出，在云南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白族化”的趋势（《汉文化与白族的形成和发展》）。他指出，南诏亡后36年，段思平建立大理国，又28年（公元965年），宋灭蜀。宋王朝因北有“大敌”， 无暇顾及西南。鉴于南诏给唐朝带来诸多麻烦，宋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错误地认为，南诏是使强大的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一直对大理采取防范的政策，甚至编造出“宋挥玉斧”的神话。由于大理国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况，白族作为大理国的统治民族，在大理国时期，白族统治者将势力扩张到云南各地，并向云南各地移民。早在南诏时期，南诏统治者就开始从洱海地区向外移民。这也是白族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范围（比今天云南稍大）设首府（今云南大理地区）、二都督、六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首府之外，废都督、节度，设置八府、四郡、四镇。无论前期后期，所有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段氏派出的白族大姓担任。这些白族大姓在统治区域成为世袭领主，从而出现了云南“白族化”的倾向。
在蒙古宪宗三年（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部南征，攻取大理国都城（今大理市），次年留大将兀良合台镇守云南，继续平定云南各部。经过两年多的征战，“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蛮三十七部”（《元史·兀良合台传》）。兀良合台还镇大理。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至元十一年正式建立云南行省。以中庆路（今云南昆明市）为省会。同时封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管，委之以大理地区的行政事务。云南行省的建立及相应的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化”的进程，汉文化又在云南广泛传播。
元代出现的“僰人”称谓，是白族发展史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历史上早有“僰人”的记录。林超民：《僰人的族属与迁徙》（《思想战线》1982年第5期）认为， 将“僰人”与白族视为同一人群共同体则是在元代，首见于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李京认为元代云南大理地区的白人就是汉代僰道的僰人。唐朝时南诏寇西川，掳掠了大量的汉人。白人中有不少的汉人，白语中也有许多汉语成分。所以，僰被认为白人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李京的说法尚有值得推敲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在李京的《云南志略》以前，大理地区的民族并没有一个确定的称谓。尽管出现过“白蛮”、“乌蛮”、“昆明蛮”、“云南蛮”、“南蛮”、“大封民”、“白衣”等称谓，但没有一个具有民族名称的确定含义。到元代，白族作为一个民族在云南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并建立过南诏、大长和、大天兴（大兴元）、大义宁、大理国等政权，所以，白人不再是只有某种文化特点的族群，而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共同语言、共同文化的人群共同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民族。李京对白人的确认，表明中原王朝和中原汉人对白族的确认。到明代，白族自称“民家”与汉人相区别，是白族民族意识进一步提高在民族称谓上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