缔造和谐：一种崭新的战略思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和谐论文,战略思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初，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的重大战略思想，其核心理念“和谐”，是中华民族根据当代实践的需要，焕发自数千年文化生命深处，并综合人类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用马克思主义加以创造性阐发的结晶。由于其直面国内外现实问题的强烈针对性、高屋建瓴解决现实矛盾的突出创造性，以及植根于世界的特别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深厚底蕴，它一经提出，就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看，如果说，19世纪是中华民族因落后而挨打的世纪，20世纪是以奋斗争自立的世纪，那么，21世纪就将是中华民族以和谐促复兴的世纪。
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缔造现代化的新模式
建国后，党领导人民一直在探索一条迅速摆脱“一穷二白”，尽快实现现代化的道路。近代以来各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形形色色，基本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两途，各自又有若干次生的类型。中国在经受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挫折后，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的问题是，伴随着巨大成就而来的是改革关键期和矛盾并发期的同时出现，表现为一系列难度很大的深层次问题的凸显：城乡和区域的差别越来越扩大、财富的分布越来越倾斜、资源的压力越来越沉重、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挑战越来越强劲、霸权主义的干涉和挤压越来越猛烈。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进入这一阶段后因未能妥当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而遭受严重挫折的。中国这一世界上最大人口国、第四大经济体能不能迈过这个坎，不能不为举世所关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思想，就是要从全局上、长远上解决这些问题。科学发展观着重解决如何发展的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着重解决发展的方向和目标问题。
我们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论缔造了现代化的新模式，主要在于它可以妥善处理中国现代化建设之科学性与价值性、革新性与稳定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的辩证关系，为中国今后改革和发展的全面成功开辟了一条坦途。科学性与价值性之统一体现在：它同时克服了苏联模式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和过度集权政治的非科学性，以及拉美模式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的价值偏差，既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又使发展成果为广大人民所享用。革新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体现在：它把“改革是第二次革命”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有机结合，使改革、发展、稳定得到统筹兼顾。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体现在：它紧紧依托于中国当代实践和优秀传统，又充分汲取世界各民族的文明成果，使我们始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统一体现在：它既着眼于解决中国当前的突出问题，又充分考虑到今后长远发展的需要，使今天的发展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不是制造障碍。胡锦涛同志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1] 这里提出的和谐社会的六大特征，实际上就是现代化新模式的基本内容：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良好状态，公平正义是资源分配的合理状态，诚信友爱是公民道德的优良状态，充满活力是发展动力的激发状态，安定有序是公共秩序的善治状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生态环境的友好状态。它实际上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广阔领域，在发展动力的激发、社会财富的均衡、政治文明的进步、公民道德的提升、公共规范的养成、生态环境的改善诸方面都作出了系统安排，将创造出一个既具备生生不息的强劲发展动力，又能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既能够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又能够保证发展的成果被人民共同享用那样一种现代化新模式。
二、“共建和谐世界”提供了未来世界格局的新模式
二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尽管比以往有巨大的进步，但是，不管是两极世界时期，还是苏东剧变以来的“一超多强”格局，主导局面的都是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尽管一直在努力奋斗，却总是摆脱不了国际垄断资本的巧取豪夺。在技术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发达国家大力鼓吹的以“华盛顿共识”为标帜的新自由主义，其实质无非是以“全球化”、“自由化”为幌子，诱使发展中国家放弃国家主权，听任国际垄断资本长驱直入实施控制，攫取超级利润。其造成的南北差距后果较前更为严重。近年来每年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G8峰会）和其他大型国际会议几乎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反全球化抗议示威，充分说明现有的国际格局和全球发展模式在国际垄断资本掌控下存在着严重的不公正，正在受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抵制。
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应对这一局面？胡锦涛同志在庆祝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的演讲中，提出“共建和谐世界”的新理念。这是一个既能主持国际正义、扩大中国的影响力，又能避免与超级大国直接对抗的极有创意的战略思想。
第一，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心声，赢得他们的衷心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对发达国家凭借技术经济既有优势，力图把发展中国家变为经济文化殖民地的险恶用心十分不满，但却无力改变这一状况。发达国家也曾向发展中国家推荐各种发展模式，但实践的结果无不显示，这都是些貌为发展中国家设计、实为国际垄断资本服务的模式，最终往往导致灾难性后果。新自由主义药方在拉美、在苏东导致的就是这样的后果。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却闯出一条坚持国家主权和民族自主、发展成果普惠全体人民的现代化新模式。这对于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具有巨大的示范意义。
第二，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可以最大限度地孤立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能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虽然苏联瓦解后美国一直把中国当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潜在实力的头号对手，但两国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特别是在经济方面，双方的相互依存度已达到很高的程度。就是在政治上，像朝核问题、反恐问题，也有利益共同点。如果我们在国际事务中事事与美国对立，无疑是不智的。我们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实质是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批判，是提出一种针对不合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旧模式的替代方案。但因不针对任何具体国家，所以它不但得到各国的广泛支持，就是美国也找不出指摘之由。
第三，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可以帮助“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建立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发展迟缓的基本原因。发达国家有责任主动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但他们抱着既得利益不放，对此避重就轻，所做甚少。中国原本也是受剥削的一方，帮助发展中国家是出于社会主义的制度自觉和患难与共的兄弟情谊。中国在自己尚不富强时就曾源源不断地援助发展中国家，近年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时更是带头增加援助，并大幅度减免其债务，而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这为发达国家树立了真心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的榜样。
第四，以“文明多样性”作为共建和谐世界的理论基石，有利于从根本上破除西方中心主义，为各民族文明的存在和各国制度模式的选择奠定合法性。胡锦涛同志指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在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都以自己的方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存在差异，各种文明才能相互借鉴，共同提高；强求一律，只会导致人类文明失去动力、僵化衰落。各种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高低优劣之别。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2] 这种对文明多样性的肯认和强调，是我们党探索中华文明发展史和整个人类文明史得出的重要结论，是对人类解放客观进程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是我们党多年来艰苦探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获得的重要理论成果，
第五，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可为我国的和平崛起创造良好的国际条件。历史上大国崛起包括社会主义苏联的崛起无不伴随着霸权主义和军事扩张，中国的崛起能否摆脱这一“规律”？打消这种顾虑，必须既重视外交宣示，更要以长期持续的外交实践来取得国际信任。我国在坚持“和平、发展”的同时，加进了“合作”，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构成一个极具张力的新的外交方针，是一种紧贴时代脉搏，契合中国和世界现实需要，可以获取广泛支持的仁智之举，而“睦邻、安邻、富邻”正是这一外交方针在周边外交中的运用。我国在对外经贸实务中秉持的平等协商态度和“互利双赢”原则，也博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中国不论是从其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从其悠久的文化传统看，其崛起都会是和平的崛起、合作的崛起、共赢的崛起。这就为中国的进一步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完全复兴创造了更好的国际条件。
三、和谐：中华民族价值追求和思维方式在当代的发扬光大
和谐是人类追求的一种美好的生存状态。老子憧憬的“小国寡民”，孔子向往的“大同”之世，柏拉图追求的“理想国”，就是这样的生存状态。但这只是理想状态，几千年来人类真实的生存状态无非两种：一种是政治比较清明、人民比较富足、社会比较安定的状态，可以算是比较接近和谐的状态；一种是政治陷于黑暗、人民苦难相寻、社会日趋混乱甚至战乱频仍的状态。毫无疑问，人们享受的安和乐利、幸福美满，人类积累的灿烂文明，主要是在接近和谐或以和谐为主旋律的时代创造的。因此，和平的环境、和谐的社会不能不是人类的普遍追求。我们的先人把“和”、“和谐”、“中和”、“协和”上升到很高的地位，因为他们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出发，认为这些理念既反映了宇宙“大化流行”的客观过程和内在机理，也反映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普遍需要和愿望。而这种需要和愿望是在反复比较人类混乱状态与和谐状态的形成机制后的某种选择和追求。因此，它体现了先人对自然和社会演化规律的猜测，以及人作为“剧中人”“参天地之化育”可以发挥的高度智慧。
和、和谐、中和、协和在中华文化里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价值。首先，和、和谐、中和、协和是天地万物处于美好状态的表征。同音齐奏只会发出刺耳的尖叫，五音协和才会奏出悦耳的乐章；同味相加只会令人难以下咽甚至作呕，五味调和才能烹调出可口的佳肴。其次，和、和谐、中和、协和是天地生生之德最直接的体现和最良好的状态。史伯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中庸》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见于道德，则“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见于政治，则“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见于外交，则“亲仁善邻”（《左传·隐公六年》）、“协和万邦”（《尚书·尧典》）。
中华文化里和、和谐、中和、协和的思想并非否认对立和斗争的存在。北宋大哲学家张载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太和》）。我们的先人不可能不看到自然界形形色色的冲突、灾变和人类社会可怕的战争、暴力，只是认为这不是宇宙间占主导地位的存在形态，“以暴抗暴”的方式更不应成为人类根本解决自身对立和斗争的出发点和价值目标。《中庸》相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自然和社会的万事万物，虽有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但也有内在的同一性，只要以“和”为出发点，与人为善，处理适当，是可能用和平的方法，找到不导致破裂的解决办法的。这是一种处理事物的高度智慧，以交通为例，“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思维方式就不但避免了车辆的直接对撞，而且已超越“红绿灯”思维方式而达到“立交桥”思维方式。这种理念和思维方式，也许并不完全适合在战争与革命年代运用（那时更强调矛盾的对立斗争方面），但纵观人类史，战争与革命毕竟是短期的、暂时的，居次要地位的；纵观自然史，灾变同样并非常态。就是在战争与革命年代，我党也以统一战线为重要法宝，两次国共合作均取得显著成绩，社会主义革命更是采取了广为世人称道的“和平赎买”政策，取得极大成功。因此，在和平、发展、合作成为当今世界主流的情况下，在国内致力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情况下，把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即和、和谐、中和、协和的思想发扬光大，在国际上倡导“共建和谐世界”，在国内推进“构建和谐社会”，就是一种立意高远、具有极大创造性和现实意义的举措。
四、和谐：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
中国共产党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终极奋斗的远大理想，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近期实现的共同理想。党从十三大开始，即把富强、民主、文明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实际上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里要实现的基本价值。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3] 在富强、民主、文明之后增加了“和谐”这无疑是对我们党原来的奋斗目标和基本价值的发展。如前所述，加强社会建设、实现社会公正、构建和谐社会不但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突出问题，而且它还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导向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基本价值。如果说，在富强、民主、文明之后加上了“和谐”，体现了党中央把握时代脉搏的睿智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科学发展思维，那么，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更广阔的理论视野里，在共产主义理想的视野里，和谐同样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基本价值。《共产党宣言》揭示的理想社会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P294) 这里的所谓自由，指的是通过人们（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持久努力，人类将逐步摆脱自然和社会关系对自身的束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从“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则标志着这种发展必须是人人平等的自由发展，是人人都拥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和发展机会，不然“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不可能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能直接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则提示着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状态——联合体的状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联合体状态应是一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充分涌流、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的道德水准大大提高，社会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状态。因此，自由、平等、和谐应该是超越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这些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领域划分的基本价值之上，属于整个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价值，也即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自由主要指个人的存在和发展状态，平等主要指人际关系形态，而和谐则是两者的综合，指称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关系的总体状况。
和谐理念的新阐释，“构建和谐社会”和“共建和谐世界”的提出，标志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在实现“政治自觉”（走中国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自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正在进一步实现“文化自觉”（意识到中华民族深厚的文明经过创造性阐释可以也应该为人类的今后发展作出历史性贡献）。可以说，和谐——这就是中华民族贡献给21世纪人类的历久弥新的理念；缔造和谐，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新世纪内政外交的崭新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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