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易学通论——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的易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易学论文,少数民族论文,通论论文,中华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认为，当代易学最重的进展之一就在于，它已逐渐从单纯的学理疏证及零星实例的收集和解说，转向易文化系统的总体把握和阐释，而对构成“易”的始源经验的探索，也从汉族扩展而及各个少数民族，进而追寻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渊源。“中心”也许依然存在，当然是常而有变的，这个很大的“圆”不能固定不变地确定它的“同心”。作者指出，中华少数民族易学是一个学术内涵非常丰富的人文科学课题，随着我们理解和研究的深入，很可能不得不对我们信以为常的一些易学和易学史概念，乃至整个中华文化概念，作一番重大的修正。
当代中国民族学的最有意思的进展之一，就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研究的深入。其中，对少数民族易学的民俗调查和文献资料的初步整理，意义尤其重大。在我看来，基于这些表面上零星分散的民俗材料和文献资料，已经足以使人确信，可以进一步以较明确的方式提出“少数民族易学”的概念及如何对中国少数民族易学展开整体性研究的课题。
那么，何谓“少数民族易学”？是由汉族易学典籍和思想在少数民族那里传播和影响而有易学呢，还是在一些少数民族中易学自有渊源？或者，多源、多元的少数民族易学实际上是在和汉族易学相互渗透、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形成和演变的？这些以一般性形式设立的问题，在还没有展开深入而具体的研究之前，很难作一个确切的说明，我们暂且存而不论。
还有，由于“易”的“原型”构成相当复杂——诸如：原生态的对立观念或二元观念究竟为何、原发性的图式化形式究竟怎样才能加以辩认和阐释，等等——这里所谓的“易学”，是就这个词较为宽泛的含义而用的，即是说，凡涉及占卜（占卦）、阴阳、五行、太极、河图、洛书的种种观念、思想和范式，皆纳入“易学”的范畴。
一、作为中华易学总体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易学
中华民族是一个由56个民族组成的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的形成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史过程。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并在频繁而休戚相关的交往中建立起某些共同的文化规范和沟通网络，相互利用，相互认同。
现在的问题：将“易”纳入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的精神演化背景和过程来探讨和理解是否可能？我们的答复是肯定的。中华易学有其悠久的历史，曾对中国境 内各民族的文化学术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在整个中华易文化的演进过程中，汉族诚然起了主导性的作用，汉族易学可以说构成了整个中华易学发展的主流，但与少数民族的共同参与和所起的协力作用是分不开的。
中国少数民族易学是中华易学整体构成不可缺少、不容忽视的内在的组成部分。自远古以来，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相互间就处于频繁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在这种义流和融合的过程中，原始汉族的形成及易学的最初发生和构成曾受到早期民族和文化融汇的重大影响，而《易经》成书以后，随着汉文化向周边民族推广，也随之传往四方，并在一些主要少数民族中形成独特的易学传统。由于文化与历史等诸方面的原因，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易学传统及易学流派构成具有一些不同于汉族的特点：首先，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易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基本上是汉族易学典籍和思想在那里传播和影响的结果，并广泛地表现为文化观念形态或民俗形态，总体而论，其学术性和理论性稍弱。其次，各少数民族的易学传统一旦形成，即与该民族基本的哲学思想的演进过程密切相关，或与其固有的原始哲学观念相结合，或与汉族哲学相认同。再者，中国少数民族中，除几个主要的文化历史程度较高的民族，如彝族、纳西族、蒙古族、回族、满族外，一般都没有形成系统的易学及作为专门学术的《易经》研究传统，而停留于较直观的发展水平上。在指出上面几点的同时，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中国各少数民族在汉族历史文明和易文化形成的过程中，曾起过不容轻视和低估的作用。因而，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在易学方面也存在着种种具体的以双向交流关系，尽管这种关系尚有待我们通过历史文献、考古发现和传说资料展开重新探索和说明。
进一步看，中华易文化形成的民族文化背景以及少数民族对易学发展的贡献至今仍是一个有待以严格的方式提出并加以深入探讨的学术课题。本文不能讨论得那么远，先从一些较实证的事例谈起。可以初步从文化传播的角度予以确定的是，汉族易学原典和思想在某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至晚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据史籍记载，从秦朝开始即在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设置郡县制。汉承秦制，在原有的地区设置都护府、校尉等行政机构以施统治。以后，汉族中央王朝的统治方式由侧重政治经济转向重文教的灌输。通过教育和教化的途径，《易》的丰富内涵，特别是阴阳五行观念，开始深入各个少数民族的思想文化，成为其内在的构成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少数民族的原始神话和传说中都可以发现“易”的影响及与“易”相吻合的观念。如土家族先民关于人类起源有所谓“卵生”说。依据这一传说：“白云里有一个卵，卵白似天形，卵黄似地形。卵生下无极，，无极生下太极，太极生下两仪，两仪有阴阳，就象两个人。他们自己取名，阴就自称李古娘，阳就自称张古老”，由此繁衍人类。这里所谓卵生无极、无极生太极，显然是对宋易“无极而太极”说而作的社话借用；而卵为无极、并为太极所本则是宋易的发挥。阿昌族也有类似的说法。所不同的是，他们认为：宇宙原初为“混沌”状态，由混沌而生阴阳，而有人类祖先的天公和地母。此外，瑶族盘古传说的创生观念显然融合了“易”的“太极”、“阴阳”等概念的影响。如：“水是有源树有根，太极先生盘古帝，开辟元年皇帝身，未曾有天未有地，未有日月及乾坤，先有玉皇共盘古，我同玉皇共出身，我俩不是爹娘生，‘浮云’结成自我身”（引自《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第4-5卷，第3号）。又：“昔时上古天地不分，世界混沌，乾坤不改，无日月阴阳，不分白天黑夜，是时勿生。我皇古圣皇首先出身置世，凿开天辟地，置水土，造日月阴阳”（《过山榜》）。这里，“太极”被当作象盘古同一层次的创造之神，并通过“我”或“自我”的意识流露，以拟人化的方式来表达，在这一宇宙图式中，天地、日月、乾坤、阴阳、水土则作为被创造物来构造。这些以太极、阴阳为基础观念的创生神话和传说，显然不是简单的思想影响的产物，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且相当复杂的文化传播和相互渗透的过程。
中国少数民族中较系统的易学思想的形成，始于汉唐时期，在明清时期已有较大的发展。而到了近代，则普遍趋于衰微。近十多年来，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思想和学术，在一大批学者的倡导下，开始走向自觉的复兴。在这种情形下，易学首先以“民俗”（占卦问卜等）形式重又复苏。如何从学术的立场，运用现代人文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少数民族的易学文献和资料进行系统的整理、阐释、总结，无疑是当代易学研究的一项具有多重文化意义的基础性的课题。
二、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的四种类型
少数民族易学的形成与发展，在不同的民族中具有不同的特点。我们大体可以将其区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可举出布依族、水族，以及前面提及的土家族、阿昌族、瑶族。这些民族的易学思想仍停留在神话和原始占卜水平上。这里仅以水族为例。第二类则可举出纳西族和彝族。其易学思想的发展，已从占卜进至哲学，其文化充满“易”的色彩。这里仅以纳西族为例。第三类可举出白族、满族和蒙古族，其易学基本上汉化了，因而可以纳入汉族易学的系统来考察。满族和蒙古族易学已有人着手研究，这里仅以白族为例。第四类以藏族和回族为代表。藏族密宗受汉族阴阳思想的影响相当深入，而曼荼罗图式与易学图式的关系，是一个有待进一步予以探明的课题，这里暂且略而不论。回族易学则与宋儒周敦颐一系易学关系至密。以伊斯兰哲学的观点阐释易理，其易学富于世界哲学色彩。由于篇幅关系，这里只能略加述评。
（一）水族的易学
水族的历史时期，大体从汉代开始。由古代南方“百越”群族中的“骆越”支发展而成独立的民族。水族的易文化传统与占卜有关，并形成自己的占卜经典《水书》。《水书》大致形成于秦汉之际或早于该时期。约有400个单字，其字体构成有象形、会意、指示和假借四种，其中象形字比重较大。《水书》从文献构成看，相当庞杂，就其主要内容讲，是占卜用书，由“水书先生，（巫师）掌握，并据以进行占卜和其他巫术活动。《水书》分条撰写，共约有700余条，分吉凶两类，吉祥类有60多条，凶祸类则有600余条。古代水族笃信“水书先生”的占卜，因此，《水书》成了指导人们社会生活的“圣书”、“经典”，但凡婚丧、营造、出行、祭祀、疾病及日常生活的各种活动，均视占卜，由《水书》的条文来决定吉凶、休咎。因此，《水书》在水族人民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对水族的思想、文化有重大影响。
《水书》以干支纪时，依据时空具体条件和事物分类进行占卜。如《水书·金堂篇》中说：
⒈凡逢甲辰、乙亥之年，一月、亥时；葬则吉；又该年、该月之祭卯日葬亦吉，宜且。
⒉凡逢申子之年、酉金日、丑酉时，葬则财源广进。
《水书》的占卜辞中有成对的观念，如阴阳、水火、金木、生死、吉凶、文武、贪廉、夫妇、父母等。按照《水书》的解释，这些成对的事物相交才吉，不交则凶。如说“阴家在阴家，阳家在阳家，丢下屋基荒凉冷浸”。又说：“金家住金家、木家住木家，穷得连碗也没有用，如果金木相济，福泽长百二千年”。《水书》不仅揭示事物的对立和关系，而且也表达了事物相互转化的思想。如在占卜中有向外推走钱财的“歹徒”日，有肮脏厌恶的“堂疑日”，有万事难如意的“天烟”日，把这三个凶日合并，则正为“歹盖”的吉日。逢这个吉日，启蒙读书过目不忘，过目成诵，外出经商能诸事如愿。三个凶日合并而成吉日，是“物极必反”思想较直观的表述。又如《水书·七天窗》说：
甲子年、虚宿日，忌放鬼，放则反害事立。
这表明，《水书》作为占卜用书，，其观念已相当丰富而复杂。这种观念趋向哲理性的思考。当然，若是单纯停留于直观性致用层面，是不能进致哲学的。《水书》体现了中华易学较为原始质朴的一种文化范型。
（二）纳西族的易学
纳西族的易学文献相当丰富，东巴教的各类经典中都有与易学相关的内容其中有些内容似乎较为古老，很可能是东巴文化的独创思想，有些则明显地可以看出受到汉族易学（例如道教易）的影响。因此很难用简单的分类方法对其源流关系和流派构成进行划分。
从我们初步掌握的资料看，纳西族的传统易学思想从发生上看似乎呈现为两个系统：一、原始的阴阳观和精威五行说，而无论阴阳论还是五行说都有不少创见；二、“青蛙八卦”体系，在这一体系中我们可以寻找到阴阳说五行说结合的基础。
阴阳是古代纳西族宇宙观的基本概念，在许多东巴经中都有系统的记述。如《古事记》说：
太古天地混沌之时，阳（神）阴（神）混杂难分。
汉文译本《创世纪》表述：
很古的时候，天地混沌未分，东神（按：即“卢神”、“男神”）、色神（即：“阴神”或“女神”）在布置万物。此所谓“布置万物”的“东神”即阳神，“色神”即“阴神”，是说世界由混沌的存在分化为阴阳对立的存在。《崇搬图》对阴阳“二神”或“二气”究竟怎样化育天地，作了如下的概括和表述：
最初天地混沌，男神（阳神）女神（阴神）相混合，……最初由三元化育为九宫（或译“九橡”、“九个元母”），由九宫化育为母体，出现了一切真与不真，实与不实的东西。……由真体和实体两种来化育，……以后，出现了天地及万物”。
它肯定了在“混沌”到“天地剖判”之间存在着一个酝酿、孕育的过程。这个孕育过程，东巴经特殊读语称作“奔巴别”，意指阴阳或对事物“相交媾”或“相交合”而孕育或化育。而“阴阳”正是从自然界男女、公母、阴阳成对事物相交、化育的事实和现象中概括出来的观念。纳西族表达阴阳观有两种文字，一组写为象形字，形似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另一组读作卢色，则为音符记录，是符号文字。两者排列顺序皆为“阳阴”，其基本意思为“阳”和“阴”外，还有许多较为具体的含义。值得注意的是，大约在明代前后，纳西族创造的“格巴”文字中，开始用汉文《易经》的阴阳符号
之中。这种移植借用，表明古代纳西族的阴阳观念和汉族阴阳观念具有共通性（当然其原始的差异性仍不容忽视），并由此能相互交流、融合，形成新的思想观念。
现今我们所见到的东巴经汉译本所称的“五行”这个概念，是后世译者对汉族易学哲学通用术语的借称。原来，纳西族古代象形文字中对“五行”概念保留有特殊记法和读语。就记法而言，东巴经中有专门指称“五行”四个象形文字，一般意译为“精威五行”或“精威五样”，或直译为“五行五样”，“阴阳五行”。纳西族的“精威五行”，从内容和性质来说，除个别经文记为风、木、火、金、土外，一般也是指五种于人有用的物质，也就是汉文“五行”所指的金、木、水、土、火（木、火、土、金、水），只不过以具体的金属“铁”代“金”，即为木、火、土、铁、水。其排列顺序基本也与汉族同。但在五行起源问题上，纳西族的解说比汉族更复杂。关于“精威五行”的起源，在东巴经中有两种说法，一是说，精威五行产生于金黄大蛙临死时的叫声或由其死后的尸体所化生；一则说，“精威五行”根源于气、产生于“声音”和“气息”。而汉族的五行说则有较强的逻辑模态特征。因而，纳西族的五行说显然较原始。
从中华易学演进的源流关系看，世传于纳西族民间的东巴经书《碧庖卦松》（译名之一）更值得重视。《碧庖卦松》以所谓的“金黄大蛙八卦”作为占卜之本。以此“金黄大蛙”为摹本，东巴经师中形成了画蛙体以占卜的传统方法。此占卜法即以蛙体布局阴阳五行、天干地支、八方八门，使之形成了特殊的“青蛙八卦图”即《巴格图》。最后用青蛙形象图即《巴格图》构成整个世界空间，从而用它来解释自然界，预测自然变化现象和人类生活。根据现有材料，这些不同的青蛙八卦图可能都源于《碧庖卦松》中记载的一个母图。据《碧庖卦松》中记载：早期人类曾派蝙蝠使者到天上与掌管占卜的“盘孜沙美”求取占卜经书。盘孜沙美把360种占卜经装在箱子里，赐于蝙蝠使者，嘱咐说：在回归路上，决不能打开箱子看。蝙蝠使者不信箱子里有占卜经书，在路上便打开箱子，结果，所有占卜经书都被大风吹散了，其中最好的一部占卜经书吹散后被“金黄大蛙”所吞食。蝙蝠使者请来了神人“诗所多知”三兄弟（一说：“巨都、巨戛、巨耶、巨珠”四兄弟）用箭射死了金黄大蛙。传说至此，该经书便以象形方法，描画出了一幅金黄大蛙死时的躯体摆置图，这幅图后来称为“金黄大蛙八卦图（参见下图）。这幅图涉及到纳西族八卦来源和八卦分配以及和“精威五行”的关系。《碧庖卦松》记述道：
……金黄大蛙临死时，头朝着依赤蒙（南方），尾巴朝着火古洛（北方），身体朝着尼咩古（西方），金蛙八卦的来历就出在这里。……金黄大蛙不死将死时，叫了五声，就产生了精威五行（即木、火、土、铁、水）。……金黄大蛙死时，蛙毛来变化，演出了东方的木。蛙血来变化，变出北方的水。蛙血来变化，变出了中央的土。
这是对“青蛙八卦原始母图”的解说。图中神蛙有头、尾、四肢和肚腹，背有纹理，蛙头向下，张开嘴巴；尾巴向上，并撒出尿来；蛙腹横穿着一支箭，箭簇朝左，箭杆朝右；蛙身左、右、上、下各标有一个象形文字，用于表示方向。此青蛙死时摆置的状态即原始“金蛙八卦母图”。从这个母图出发，东巴经师创造了各种不同的青蛙八卦图，或以八卦配阴阳五行，或以八卦配干支。同汉族八卦图一样，纳西族的青蛙八卦图也不仅仅是用于占卜，还用以解释自然和人事，因而内涵了纳西族与文化传统的不少内容。这种图式尽管还比较直观，但可以说，它是古代纳西族古代文化的缩影，是纳西族人认识世界，解释世界的哲学图式。
（三）白族的易学
白族于明清时代，其哲学思想已接近或达到同时期汉族哲学的思想水平，这与他们长期接受汉族学术文化有关。明清时期，白族不少学者都对《易经》有较深入的研究，其中尤以高奣映（1647-1707）、王崧（1752-1837）有成就。由于他们和当时汉族主流学术的关系是这样密切，我们似可将他们看作是融合白、汉文化的学者、思想家。
高奣映著作据说有81种之多，易著方面有《太极明辨》、《增订来氏易注》。在易学哲学上，高奣映的探讨是接续宋儒而来的，然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批驳“无极而太极”这一命题，认为，“真言‘混沌’合理则可，如云‘无极而太极’，决决不可”（《太极明辨》卷二）。他提出，‘太极前，只宜看作混沌、固混沌所包，自有归复之理为运行之主，此即是将然之太极，不得看作无极”（同上）。不过，“虽是无有极，然此中自会有中正之真理，包二五之精灵，终有至极之一日”（同上，卷一）。那么“太极”又是什么呢，他说：太极是“生天、生物、五行万物之品庶流行，为后天之极之本始”，而“阴阳、动静、五行、万物、精粗，本末皆发明太极”（同上，卷二）。在这个意义上，混沌有太极的某些特性：“混沌极而分阴阳，阳极而生阴，阴极而生阳，莫不从其极为生化之互根者”（同上，卷一）。因此，他强调：“静极复动，动极复静，循环无端，流转不穷，最要在天地息机归根复命中看出此‘混沌’两字。盖是时势气候到此田地，不得不成这等境界，只是个机颓气死、瞢瞢腾腾耳。然瞢瞢中之腾腾，即是终不可于混沌之生意。此生意即是太一含元而能立极之理也”（同上，卷二）。从总体上看，高奣映基本上接受了中原宋儒一系易说，并依据本民族的传统思想，形成了以“混沌”释“太极”的独特的易学思想。
王崧先世为江南人，经数传，与白族通婚，到王崧上辈已为白族人。易著有《说纬》二卷，另《河图书考》一篇刊于《说纬》之未。在自然观方面，王崧主要继承《易传》思想，但发挥较少。在《说纬》中，他考察了《列子·天瑞篇》、《淮南子·天文训》、《博雅·释天篇》中关于天地开辟的各种论述，认为“以上诸家言天地开辟之原要，皆以意揣测”（卷五，《混沌开辟》）。他以天地已经存在这一经验事实作为讨论问题的前提，提出：“《序卦传》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措’。是则天地开辟之故，《易传》已尽之矣”（同上）。又说《易传》所谓“若夫天地絪缊，‘万化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先气化后形生，其义昭然（《搅古》，《乐山集》卷上）。在自然观方面，王崧没有提出许多新见解，他的兴趣似乎更多地是在社会伦理方面，在这些方面，他的一些见解很有意思。在人性论上，他提出“天地之性”同时是人性中善恶两种成分的本体。这一解说与宋明理学家有所不同。在宋明易学家那里，“天地之性”主要是用来说明人性本于“至善”的。王崧辨析说：“立天之道，曰阴曰阳；……善
属阳而恶属阴，阳主生而阴主杀；“天命有生有杀，生为善命，性所以无不善也”。但是，“天之道有阳不能无阴，于是人之性有善不能无恶”（《性释》）。这是用《易》传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来解说“天地之性”的概念，由此提出他的“性善常”，“性恶变”的颇具特色的人性学说。王崧的“图书学”研究似乎同样值得关注。他在《河图洛书考》中认为《河》、《洛》学就其渊源相当古老。自谓：“自汉至唐，言《易》之家于《河图》、《洛书》但悬空立说，而未亲其状。五代、宋初，乃有流传二式，曰《河图》、曰《洛书》，并以白点、黑点分奇偶之数，一为五十五点，其数自一至十。一为四十五点，其数一至九。朱子《本义》首载入经，而未言传自何人”。于是据《东都事略·儒学传》，《宗史·隐逸传》、《道学传》、《儒林传》，朱震《汉上易传》，晁公武《郡齐读书志》，陈振声《直斋书录解题》等，初步考定《河》、《洛》二图传自陈博。又据《左传》、《大戴礼》、《乾凿度，断言陈、邵之图由五行生成之数及太乙下行九宫法衍变而来。他别有所见地指出，由于阴阳历算、纳甲、飞符、太乙王遁、占候、相地、兵法、方脉、神仙修养、龙虎丹灶等方技术数皆自称传自黄帝而与图书相关，故他认为陈、邵之图乃渊源于黄帝图。由于王崧生活于少数民族地区，且对地方文化历史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们这种推论或有所本。当代民族学研究再一次肯定西南地区民族文化可能跟上古易学的起源有深切的关系。因此，王崧的图书源于黄帝说，及黄帝图与陈、邵图一脉相承的看法是很值得我们好好玩味的。
（四）回族的易学
回族的易学大体可分为两系：汉化系和儒学化回教系。前者以瞻思（1277-?）和李贽（1527-1603）为代表，后者则有王岱舆（约生活于1580至1660年之间），刘智、马注（1640-?）等人。
瞻思是元代后期一位博通经史和易、道之学的学者。他著有《易经思问》、《奇偶阴阳消息图》，今不存，已无从具体了解其易学思想。李贽著《易因》六卷，全书仅解《易经》六十四卦彖象，未及系辞以下。书中多引用方时化之言以论卦象，书中附录则多引用王弼、王几、程颐、苏轼之语，重义理而颇近乎禅。
从王岱舆开始，中国回族学者开始系统地研究伊斯兰教义并刊行其汉文充译著。王岱舆是“博通四教”（儒、道、佛、伊）的大学问家，他研究易学是为了将其中义理纳入伊斯兰思想体系中去。从他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易学的基本概念有较深入的把握，如说，真主“原有无始，久远无终，不属阴阳，本无对待，独一至尊，别无一物”（《清真大学·本然》）。又说“数一”“自能有之中，承命而显，此为万物本原而载万理，斯为无极，亦有三品作证：即‘元勋’、‘代理’、‘代书’是也”（同上）。以“无极”喻“数一”的精神实质。又说：“真一乃单另之一，非数之一也。数之一，非独一也。曰‘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数之一也……。乃天地万物之一粒种子，并是数一。真王是数一之主也”。认为《易》所谓“太极”之“一”，是“数一”乃是复数性的。数一虽能产生万物，但非绝对性的，只有“真一”是数一之主，是绝对性的。王岱舆在引述易说明，提出了一个类似周敦颐的问题：周敦颐提出“无极而太极”的命题，从而引出“太极”之前为何的诸多争端。王岱舆则明确地提出太极之前有真主的“真一”之存在，而真主造就宇宙的形成过程就是：真一→数—（无极、太极）→阴阳→天地→四大（土水火气）→人、万物。这是很有意思的。
在刘智的思想体系中，柏拉图哲学的“理念”、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说，宋儒的“理”、“先天”、“后天”、“太极”诸说，伊斯兰教的“信主独一”，毕达哥拉斯的“数”论等等，都有所反映，并融汇于一个体系中。刘智认为物质世界之前还有一个先天世界，先天世界的本原为“无称”、为先天世界的最初之境。“无称”既相当于《系辞》所谓的“太极”、周敦颐的“无极”、老子的“道”，又与这些概念不同。即后者是非绝对性的概念，前者则是绝对性的。他提出“先天之本，后天之根，认为后天是从元气开始的，”首判阴阳，阳舒阴敛，变为水火。水火相搏，爱生气土，气火外发，为天为星。土水内积，为地为海。高卑既定，遮类中生。造化流行，至土而止。流画则返，返与水合，而生金石。金与火合，而生草木。木与气合，而生活类。活与理合，而人生焉。气火水土，谓之四元。金木活类，谓之三子。四元三子，谓之七行。七行分布，万汇生成。殊行别类，异质分宗。理随气化，各赋所生。大化循环。尽终返始，故惟人生，独秉元精，妙合元真。理象既生，造化成矣”（《天方性理》）。所表述的虽是伊斯兰哲学对天地人生成的基本见解，其中都有易理的内在的运用，这是具有非常浓厚易学色彩的伊斯兰哲学。
马注将伊斯兰教信主独一的教义与宋儒的易说结合起来。他接受了理学家们“太极”说中关于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太极，太极本无极的说法。据此，他进一步提出了“然则由无极而成太极者谁欤”的问题。他认为，在太极和无极之先，有一个“大能真主”。他说：“万物必赖于两仪，两仪必本于太极，太极必本于无极，开极必本于真一。真一乃造化之原主，无极乃万命之原种，太极乃万物之原果，两仪乃万形之原本。形不离性，性不离命，命不离理，理不离真一”（《清真指南·穷理》）。他这样赞颂“至清至净”的“无配真主”：“太极未萌，阴阳未肇。渊万象于先天，具众理于元始。无动无静，至渺至冥。色象不能喻其妙，万物不能配其尊”（《清真指南·独一》）。认为真主是先于太极无极的存在，是任何力量也无法比拟或模仿的。
总观之，明清之际儒学化伊斯兰教思想家的易学哲学的探讨，多集中于无极和太极之前的真主存在的本体论问题上。这就使“太极”和“无极”成为一个现象层面上的概念，其本体论的规定性则被移到“真主”这一绝对概念中去了。于是，易学概念和范畴经过伊斯兰哲学的诠释，成为伊斯兰教教义的内在组成部分。这可说是回族最富于民族特色的易说。
三、从中华易学总体构成的观点看少数民族易学的特点及其意义
即使从前面浮略的叙述看，就已经可以看出其“中国少数民族易学”的内容是十分多样和丰富的。问题在于如何通过表象性的认识进一步理解和说明少数民族易学作为中华易学整体构成部分的特点及其意义。
理解当然可以有多种角度，说明也可以有多种方式。我们仅就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初步作一些说明。
（一）少数民族易学与中华易学的发生学研究
易学应建立自己的发生学理论。易学史应考察、研究易学观念、思想的最初萌芽、发生的过程，而易学与哲学、宗教和整个人类文化构成一样，当起源于史前的原始文明时期。
史前社会去古已远，远古的社会、文化、观念是什么样子，因当时尚无文字记录，人们不得其详。这就为易学史前史的发生学研究带来相当的困难。但这非绝无踪迹可寻的，我们可以通过汉民族史前流传下来的传说、神话等资料，及古文献有关的材料，更可以积极利用各少数民族从原始时期流传下来的口头传说、神话、史诗等资料结合，古文献的有关的材料，两者相互发明，再辅之以民俗及地下考古发现来窥测、推论其概貌。
在西南少数民族特别是布依族、水族、纳西族、彝族中，保存着有关远古占卜、古历法、阴阳五行观念等种种传说、神话、史诗、文物、文献之类的东西。这类东西流传至今，几经变异，已经很难对它展开“历时性”的了解和说明，但由于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其中显然保有其大量历史的真实要素等内容；若从“范式”或“范型”的观点看，这些资料和文献就更有意思。因为支配某一民族的文化思维“范式”，一旦形成，就有持久起作用的功能，即使是新“范式”的创建，也不能完全排除或代替旧“范式”的存在和作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诸多少数民族中既存的各种易学范式的“变型”去探求其“原型”。这可说是中华易学发生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课题之一。而少数民族遗存的易学资料和文南为这种研究提供丰富的实例，其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二）少数民族易学与中华易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中华易学”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其体系的建立经历了孕育、萌芽、形成的漫长的历史年代，而各民族之间易学的演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关系趋于密切化。当然，由于文化差异等诸多原因，相互间的关系同时亦有由联系的松弛而疏离或隔开的一面。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一范畴的文化学术内涵和规定性是不同的。中华易学有许多文化层次，如汉族的易学基本上是哲学性的，作为哲学性的学问对各门具体应用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布依族的易学基本上停留于占卜的较为直观的思想水平上，更多地从民俗上多方面地产生影响。纳西族和彝族的易学渊源似乎相当古老，不过，似乎没有象汉族那样从占卜演进到博大精深的哲学。我们前面的述评拘于资料，似乎太保留，很可能，纳西族和彝族（特别是彝族）是中华远古多源、多元易学发生系统的基本“源”和“元”之一。考虑到远古时代，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远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频繁、要富有成效的多，上面的初步推测可能不为无据吧！
中华易文化的发展、中华易学的演进是一个各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参与和推进的过程。我们这里特别可以指出的是蒙古族与元代易学、满族与清代易学两个实例。元代和清代在造成易学的国际传播方面贡献尤大。同时，蒙古、满族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也为易学研究的深化做出了成绩。在我看来，回族的译注派思想家王岱舆、刘智、马注等人在中华易学史上是最有思辨性的思想家，他们也是当时最具有世界眼光和博学深思的易学家。他们对易理的阐释，赋予易学哲学许多新内容，或者可以说，是从思辨哲学立场向易学自身提出的挑战。尽管当时他们自己可能不是这样看的。谨此数端，即可见少数民族易学对于中华易学的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意义。
（三）从中华易学的总体观点看少数民族易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从前面论及各主要少数民族易学那部分，即可看出少数民族易学渊源复杂，流派既多而又颇具特色。我们约可举出以下几点：
⒈鲜明的民族特色。这是由于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状况等因素决定的。如布依族、水族的占卜，已经超出了原始经验的意识水平，而初步系统化、逻辑化了，通过易学占卜反映布依族和水族的哲学意识正在从原如意识中崛起的特点。而回族“以易释经”、“纳易入伊”的易说，则体现了回族易学形成、发展的民族特点。
⒉渊源复杂，流派纷呈。综观少数民族易学思想内容，其渊源是多方面。它们或很大程度上跟本民族古老的文化传统有关，如彝族古老十月太阳历中的阴阳思想和纳西族古老传说中的“精威五行”学说；或从汉民族那里传入易学而加以继承、发挥，如蒙古族的保巴和满族的玄烨；或依据民族的宗教和哲学，吸收易学的某些内容而形成自己民族的主体哲学，如回族的王岱舆、刘智、马注等等，不一而足。当然，反过来，少数民族的易学一定也曾对汉族易学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如宋代图书学的复兴，朱熹等人力图去发现图学的渊源，蔡元定曾去四川等地，对“古易图”有所发现，其发现除与当时道教有关外，是否也从当时西南少数民族那里获得一些有价值的资料和信息，显然是一个可以深而推测的问题。由此看来，少数民族易学流派构成相当复杂，有的较直观，有的则相当思辨；有的受到民俗（巫俗）的深远影响，有的则受到汉族易学深刻的影响，已经汇入汉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易学的内在的组成部分。
⒊少数民族易学若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萌芽早，形成晚，变化缓慢，在学术研究方面，其演进缺乏连贯。除了极少数几个民族外，大都没有形成如汉族那样有一个成熟的、完备的、系统的学术体系。它们更充分的发展是在占卜的民俗应用方面。
⒋中华各民族易学的形成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相互影响、互相充实的推进过程中。这不仅表现在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还表现在少数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经过长期的共同文化演进，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这一共同思想基础的形成显然与各民族对易学的认同和利用是分不开的。
通过对少数民族易学特点的分析，我们似可以进而将少数民族易学纳入中华易文化史来审视其地位，评估其意义。
(1)正是由于少数民族易学的形成和发展，才使汉族易学的演进不断脱出其限制性，共同形成内容丰富、流派众多的中华易文化。使易学成为具有跨文化意义的世界学术主流之一。
(2)少数民族的易学充实了中国传统易学的内容。随着我们对少数民族易学展开全面而具体的深入研究，很可能会导致传统易学观念和易学史视界的重大转变。
(3)较之汉族，少数民族原始易学资料相当丰富，是研究中华易学历史发展过程的宝贵资料。这一过程若能从文明的构成及与其深切相关的思维、观念、精神的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展开阐释，其意义当更大。
(4)较之汉族，少数民族也是最初将易学的根本基础移到另一哲学体系基础的尝试者，这就是回族“译著派”的学者。他们以回教释易理的努力使我们想起几乎与他们同时代的在华耶稣会士的“太极之辨”。
从整体上说，中国少数民族易学就其学理水准而言，在国内似比不上汉族，在世界上也比不上在古代同属“中华易文化圈”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有后来居上趋势的欧、美，但从整个易学史看，其地位是不低的，具有不容低估的特点。由此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易学在中华易学史上、在易文化总体的构成中，都应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都应享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