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拒腐防变论文,几点思考论文,能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是党的十五大在全面总结执政党建设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重要论断，是实施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课题之一。因此，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一问题作较为深入的探讨是必要的。
一、在拒腐防变问题的探索中要贯穿改革精神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邓小平理论的这种时代精神，概言之，就是勇于实践、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改革精神。用改革精神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是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基本条件。不断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历史课题之一，需要总结新经验、开拓新思路、没有改革的勇气、探索的勇气，没有在继承优良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固守传统经验，从本本出发，要解决这一历史课题是不可能的。
在拒腐防变问题的探索中贯穿邓小平理论的改革精神，首先就是用新的视点观察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新变化，用在20年改革开放中积累的新经验审视执政的共产党会不会腐败变质这一基本理论问题。若不如此，我们就不能对党内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作出科学分析：就探寻不出遏制、根除腐败现象的有效方法和途径；就避免不了由于理论上的贫困而导致的实践上的尴尬和无序。
执政的共产党会不会腐败变质，人们在这个问题上至今还是讳莫如深的。要么从本本出发，持否定态度；要么避而不论，视而不见。之所以如此讳言，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然而，这能否构成不正视、不探索的理由呢？事情明摆着，逞蔓延之势的腐败问题怎么可能会在无所作为中得到解决呢？事实已向我们昭示：对这一问题越是回避，问题的敏感度越大，其解决的难度也就越大。既然如此，我们就必须正视这个问题，用改革精神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执政的共产党会不会腐败变质呢？按照传统的党建理论的解释，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共产党是由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有科学的世界观为理论基础，能够根据不同历史阶段的任务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代表者，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样一个性质上先进、理论上科学、实践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党，按理不会腐败变质；在执政的情况下，即使产生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只是在社会上形形色色的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影响下滋生的。然而，只要我们把眼界放宽一点，把这个问题放到世界范围内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中来考察，我们就会发现党的腐败变质不仅具有潜在的可能性，而且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苏联、东欧共产党的变质垮台就雄辩地说明了这个问题。尽管这些执政的共产党的变质垮台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共产党会腐败变质这一点上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大量事实已向我们表明，消极腐败现象几乎在所有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中都不是个别现象，而且是个顽症固疾，难以消除。这些客观事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腐败变质的原因是什么呢？
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腐败变质的原因分析
任何政党都是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者，是应民主政治的要求而产生的，是“人民”利益表达和利益综合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问题是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与剥削阶级政党是有本质区别的，在执政以后，获得的只是领导人民群众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的条件，而不是私利和特权，在执政的过程中为什么也会出现腐败，乃至变质垮台呢？人们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至今还局限在社会历史根源、改革开放的现实条件和各种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这样三个方面。毫无疑问，这些都是重要原因，但是只要我们做些较深入的思考，就会发现改革开放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处在同一现实条件下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不仅能够在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社会基本矛盾的情况下继续执政，而且在遏制消级腐败现象方面还取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执政党却被改革的大潮吞没了。再说剥削阶级腐朽思想对执政的共产党来说，只是一种外在的侵蚀，而对资产阶级政党来说，却是一种内在的意识形态，为什么消极腐败现象在前者当中出现了蔓延之势，而在后者的一些执政党之中却取得了一些遏制腐败的成功经验呢？因此，仅从客观上去分析原因是不够的，是令人难以信服的，而且会导致实践上的尴尬和所采取的措施之间的矛盾和碰撞。既然如此，就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勇气，去正视党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中存在的弊端和问题。
首先，从党的组织结构上看，权力高度集中，导致党政不分。一个政党应采用何种组织结构，是由这个党在一定时期所要达到的目标决定的。政党的目标不仅有长远目标，而且还有近期目标。长远目标是恒定的，近期目标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这一特点要求政党必须根据近期目标的改变适时地改变自身的组织结构。只有这样，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否则，就是死路一条，即解散组织，重组政党。苏联、东欧几国共产党的变质、垮台、解散就属于这种情况。我们知道，在社会主义国家执政或执过政的共产党几乎都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党，共产国际在组织结构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权力高度集中，并且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和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应该说，这种组织结构与当时党试图要达到的目标是相吻合的。问题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在执政以后，不仅没有适时地调整自身的组织结构，反而在斯大林时期把以高度集权为主要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推向了极端，并延伸到国家政权，形成了一种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执政模式。随着社会民主化进程的推进，潜伏在这些政党内部的结构危机就凸现出来了，最终使这些国家的执政党走上了瓦解、解散的绝路。这个教训我们应永远汲取。
其次，从党的功能上看，政党功能被无限夸大，导致党群关系紊乱。政党政治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文明社会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因政党所具有的两种特殊的功能，即利益表达功能和利益综合功能。资产阶级政党表达的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利益进行综合，形成政见，以此来影响法律的制定和政府的行为。同理，无产阶级政党表达的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并对各阶层劳动人民的利益进行综合，在此基础上制定路线方针政策。但从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情况看，党的功能被无限夸大了，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政党功能被夸大的直接后果，就是政党基本功能的退化萎缩和党群关系紊乱。例如，党居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发号施令，虽然给贯彻党的路线带来了便利，但国家机器的异己因素却使这个党远离了群众，缩小了自己的根基；又如，斯大林时期系统采用的干部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虽然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提供了充分的组织保证，但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对自己的“公仆”无从约束的时候，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就大大削弱了；再如，党过多地借助行政、经济、乃至镇压手段，导致党的说服教育功能退化，使说服引导越来越变成强迫服从，使群众产生了越来越多的离心甚至敌对倾向。凡此种种，不胜枚举。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对党的漠视情绪和离心倾向的积聚，党的危机就发生了。苏联、东欧几国党的变质、瓦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再次，从党的运行机制上看，缺乏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导致权力失控。一个政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要有科学的运行机制，运行机制是否科学，关键是看是否具有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恰恰是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和执过政的党都普遍存在着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的严重弊端。一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误读和从主观主义出发对执政党内涵的曲解，使党的定位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必须居于领导地位，并且执掌国家政权，这是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的基本观点，是千真万确的，我们必须坚持。问题是居于领导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凌驾于国家政权之上呢？执掌国家政权就等于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政党的基本功能是表达人民利益和综合人民利益，这就决定了党的正确定位应该是：连接人民与政府的桥梁，人民影响和控制政府的工具，是居于人民与国家政权之中而不是之上，是居于之内而不是之外。而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定位却与此正好相反，这就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使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出现权力监督真空区。这两方面的合力作用必然产生消极腐败。二是党内监督机构的地位与职能不相符，监督体制不顺畅。应该说各国党内都是设有专门的监督机构的，只是名称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似的，即地位与职能不相符，体制不顺畅。就拿我们党来说，各级党的委员会和纪律检查委员会都是由同级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理应同向代表大会负责，彼此之间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与“以权制权”原则是相符的，与监督机构的职能是一致的。但是，党的章程规定：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实行双重领导体制，即在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领导下工作。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同一层次上各级党组织一把手的权力如何监督和制约呢？而这正是党内监督的重点所在。三是缺乏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监督机制。共产党的一个最大优势，从本质上说，在于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离不开人民群众，人民群众离不开党。但是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让人民群众接受党的领导比较容易，而让党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比较难，既缺乏理论上的指导，也缺少机制上的保证。久而久之，就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对党和党的干部的隔阂加深，冷淡和不信任情绪增长。这就是党内腐败现象不能有效遏制的深层原因。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腐败变质的主要原因，还是在党自身，在于深藏于党内的结构、功能以及运作机制中各种弊端和问题的积聚。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通过何种途径来增强我们党的拒腐防变能力呢？
三、通过改革和制度化途径，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
改革党的自身建设，强调党的制度建设，是邓小平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不靠政治运动，通过改革和制度化途径，完善执政党建设机制，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宽阔的眼界，从世界范围内考察党的建设，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在新的时代进行发展得出的深刻结论，它所涵盖的内容是广泛的：第一，实践证明，执政党依靠政治运动来解决党内问题不成功。一是无产阶级政党执政以后中心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群众性政治运动的要求是，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进行思想批判和学习运动，这样势必冲击正常的工作秩序和生活秩序，影响党的中心任务的实现。二是解决党内的消极腐败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经常性工作，不能把解决问题的立足点放在突击式的方式上。三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虽然可以造成一定的社会氛围，但是这种运动是以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为评判准则，以领袖的语录和领导人的指示为最高标准，因而具有极大的随意性，容易夸大问题、混淆矛盾、误伤好人。第二，改革是党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动力。我们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国家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必须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有的经济基础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人民的自主意识和民主意识也将不断增强，人们对党的要求也必然要提高。因此，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上层建筑核心部分的执政党没有任何理由无动于衷，以不变应万变。党必须适应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要求，改革党的自身建设体制，革除存在于党的结构、功能和运作机制中的各种弊端，只有这样，党才能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求得生存与发展。可以这样说，在新的历史时期，党能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觉地改革党的自身建设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党的命运。这正是我们提出改革是党自我完善和发展动力的意义所在。当然，这种改革不是否定和抛弃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而是在坚持党的根本性质、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地位的基础上，对其根本原则实现的具体方式、途径和机制进行新的探索和创造，以适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需要，保证党的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第三，制度建设是执政党的一项根本性建设，它对于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是由制度本身的特点和功能决定的。所谓党的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准则和办事规程，是党内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它的第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具有全面性和系统性。它既包括党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工作制度、生活制度等各个方面，又涉及党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等多种层面。各种制度紧密联系，形成统一的网络体系，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发挥着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全面制约作用。第二个鲜明特点就是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由于制度是全党整体意志的体现，通常是由党的一定授权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和发布的章程、条例和规章，它一经产生，就对党的各级组织和所有党员具有同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第三个鲜明特点就是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制度一经形成，在一段时间内就处于稳定状态，任何人无权随意改变，因而它可以减少主观随意性和“人治”现象，这有利于维护党内的生活秩序，有利于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总之，通过制度化途径，完善党的运行机制，促使党的活动和党内生活的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既是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基础性环节，也是增强党的拒腐防变能力的根本性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