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并购与新投资:跨国公司进入模式选择理论的最新发展与模型分析_跨国并购论文

跨国并购与新建投资——作为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理论的最新进展及一个模型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跨国企业论文,模型论文,最新进展论文,理论论文,方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102(2004)01-0074-06

本文所指跨国企业的进入主要针对股权投资的直接投资进入方式,即在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中跨国企业选择了所有权进入方式的独资进入以后,如何对建立方式(并购进入和新建进入)进行抉择。

一、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理论研究的最新进展

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维农的区位优势理论、巴克莱等人的交易成本理论以及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是最早对跨国企业进入方式进行解释的经典理论。但是,由于跨国公司以及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尚没有出现具有全新理论框架的创新和重大突破,邓宁的OLI分析范式仍然主导着跨国投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方向。当然,这一领域里也出现了一些最新趋势,它极大地丰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一)从实证检验角度研究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方式的产业特有性因素、国家特有性因素和企业特有性因素

近年来,在对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的研究理论框架没有大的突破条件下,主要的进展之一是通过检验跨国企业选择进入方式的因素和条件,大量的实证研究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开展。

企业特有性因素影响企业的市场战略和进入方式的选择,企业的核心资产和能力是企业保持适度竞争力的来源。在国际市场上,影响跨国企业竞争力有企业特有性因素和与之相关的资产和能力即进入企业的国际经验、资产规模、保持差异化生产的能力(包括广告支出的强度、R&D密集度、产品多元化的能力等)以及技术领先能力等,其中企业特有性因素被很多学者视为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Chen,1999)。产业性因素直接决定行业的市场结构进而影响企业进入方式等行为的选择,企业所面临的产业特有性因素包括东道国产业的竞争状况、国际产业的集中程度、所要进入产业的潜在国际竞争者、产业的需求条件等。国家因素包括跨国企业将要进入的目标国家和地区的区位因素,比如东道国的引资能力和优惠政策、是否没收跨国公司投资资产的可能性等政策因素以及东道国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总量指标因素和产业技术进步等因素。

(二)对跨国企业选择并购进入方式的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跨国并购的规模以极快的速度增长。然而,传统的直接投资理论研究基本上没有区分FDI的不同方式,分析的对象也主要以新建投资为主,研究的结论也是基于新建直接投资。由于对跨国并购研究极少,现有的对跨国企业并购进入方式的决定因素、进入动机的理论研究仍然是以OLI范式为分析框架,这大大影响了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深度。不可否认的是,对跨国企业并购方式的研究很多也只是初步和肤浅的,是实证的而不是理论框架有所突破的重大创新。

1.跨国并购与OLI范式的修正

目前大多数对跨国并购进入方式的理论研究仍然以邓宁的三优势理论(OLI范式)为基础,并且对企业的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区位优势进行了一定的拓展和深入,对于不适应跨国并购的具体因素进行了修正,近年来对跨国并购进入方式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体现在对OLI范式的改进和丰富。由于收购和合并是两种不同的跨国企业进入方式,它们在OLI分析框架内的进入动机和影响因素也不完全一样,实践表明,跨国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进入的影响因素是截然不同的(UNC-TAD,2000)。

2.对影响企业跨国并购因素研究的最新进展

(1)宏观层次的因素。经济的增长既影响跨国并购的供给也影响对跨国并购的需求(Kang and Johansson,2000),母国的经济增长和繁荣会直接提高收益水平和股本价格,因而会大大增加母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资本规模。从东道国的角度讲,东道国的经济繁荣会提高并购潜在目标企业(target firms)的短期利润,这些都是影响跨国并购的积极因素。相反,母国的经济萧条、衰退以及资本瓶颈会使企业集中在国内,这会减少国外扩张的动机和需求(Kish and Vasconcellos,1993)。汇率在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的战略决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内货币相对于国外货币的升值或贬值在很多方面影响跨国企业决策制定过程,汇率变动影响交易的实际有效价格、融资、管理目标企业的成本和射手企业未来利润的汇回等。在一个有甲、乙两国的简单模型中,甲国相对于乙国汇率高估或者升值,则甲国企业必然从收购乙国企业中获利,甲企业在乙国收购的规模增加,同时可以看到,乙国收购甲企业的规模将会大大减少。但是理论界对于汇率对跨国并购的净影响仍存在着争议,因为汇率对利润及红利的汇回与收购企业时产生相反的结果。甲国的汇率升值会刺激甲国的企业收购乙国的企业,但由于汇回的利润和红利按照升值的汇率换算成母国的货币减少,预期汇回的利润和红利的折现值将会大大降低(Vasconcellos and Kish,1996;Khoury,1980)。

(2)企业层次的原因。企业特有性因素对从事直接投资的企业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同时企业特有性因素也直接影响跨国企业对并购方式和新建投资两种进入方式的偏好和选择。Anderson和Svensson1994年指出,如果一个企业的组织和管理技能越强,企业选择跨国并购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的的技术能力越强,选择绿地投资的可能性越大。而组织和管理技能同企业消化和利用现有知识的能力相关,技术能力同企业的技术发展和技术创新的能力有关,企业的国际经验通常与企业组织和管理能力紧密联系,因此拥有较多国际经验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收购方式。也就是说在东道国有先期投资经验的企业(比如早期建立子公司、合资以及战略联盟等)在投资决策中更有可能采取跨国并购,实证研究同以上结论也是吻合的。相对于竞争者,跨国企业采取的竞争战略也极大地影响着进入方式的选择。企业掌握具有垄断优势的核心资产或特有性资产对开展直接投资的企业是极其重要的。如果一个企业没有足够的无形资产以保持竞争力,通过收购一个在东道国拥有一揽子资源(企业急需的技术、商标、营销网络和其他重要无形资产等)的现有企业以获取企业不足的无形资产将是明智的选择。相反,如果一个企业拥有技术优势,同时在国际市场上保持较强的竞争优势并希望继续维持对企业的控制力,新建投资比并购方式更具有吸引力(Yamawaki,1994;Andersson,1993)。除了对核心资产的获取是跨国企业选择并购方式的主要动机之一,迅速地进入外国市场和控制重要中间投入品生产链的需要,常常是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而放弃新建投资的重要原因(Tatoglu and Glaister,1998)。

资产多样化和分散风险是跨国企业选择并购方式的重要原因。给定一个企业的偏好的风险收益特征,通过跨国并购开展多样化经营可以提高企业的收益水平。因为收购情形下不同经济系统(即使在同一产业内)的协方差会小于在同一经济系统的情形(Kish and Vasconcellos,1993)。

(3)与政府政策以及管制环境有关的因素。解释跨国并购发生的原因除了企业层次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受到管制环境和政府政策的影响。关税和贸易政策直接影响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歧视性关税或者进口限制将会导致跨国企业收购东道国的现有企业而不是靠出口来进入外国市场。而且,不同国家的会计制度也会影响跨国企业进入方式的决策。税收政策对发达国家的跨国并购的发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Scholes and Wolfson(1990)指出美国的税法直接刺激了国内企业的合并和外国企业收购美国企业的动机,因为在1981年的经济恢复税法下合并后的企业(国内并购或者国外收购)享有加速折旧的税收优惠。(注:具体见Harris and Ravenscraft(1991)。)

20世纪末期以来,伴随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和各国放松对投资管制的政策,加速了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跨国并购的增长。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新兴市场国家纷纷放松了对外国并购本国企业的限制,鼓励外国企业参与本国产业重组以焕发经济的活力走出经济的低谷。在电信、金融、电力等行业持续深入进行着规制改革和放松管制,同时这些行业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是跨国并购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发生的持续私有化也大大刺激了跨国并购的开展,因为私有化提供了可供出售的国内企业供给(UNCTAD,2000)。在欧洲和北美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运动和投资一体化运动为跨国企业通过并购方式实现国际扩张提供了机会。在实现一体化和将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内部,统一的投资政策和成员国企业不受约束地在区域内开展资产重组,大大节约了交易费用,实现了跨国企业整合多国资源和实现最大化利润目标(Kang and Johansson,2000)。

(4)与科技关联的因素。科技变化在很多方面影响着跨国并购活动。一方面,信息技术的发展扩展了企业控制资源的范围和广度,大大扩张了现代企业的适宜规模,在科技进步和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跨国企业在通过并购扩张企业规模和占领市场地位的同时可以保持效率和经营的灵活性。另一方面,巨额的研究和开发经费投入和技术变化的不确定性要求企业通过各种联盟或并购方式结成利益共同体,以分担巨额研发经费投入和分散投资风险(Kang and Johansson,2000)。科技变化缩短了产品的生命周期,同时产生了新的产业和增加了新的进入者,科技变化的结果大大改变了竞争条件和市场结构。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或者战略联盟的方式能够迅速对竞争者或潜在竞争者的行为做出迅速反应,必要时进入新的市场和行业。在以知识为基础的行业,跨国公司之间通过结成具有广泛合作关系的固定网络,既可以在一定时期稳定行业的技术边界,又可以排斥外来竞争者,达到提高进入壁垒的目的,在电信制造业、汽车等行业大量发生的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都是出于此目的(UNCTAD,1999)。

(三)企业资源禀赋、企业组织控制等因素对跨国企业进入方式选择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识到,不同的进入方式要求不同的资源保证(resource commitment)。最早对资源保证和企业国际经营活动进行系统研究的是Daniels(1970)和Vernon(1983)。资源被认为是一组配置到其他用途将会带来有成本且有价值的资产,按照现代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观点,跨国企业是控制和掌握可以从组织中分离的优秀组织技能和只能隐含在企业员工内部的技术优势的组织制度。因此,跨国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受到对资源禀赋要求和控制力的一定程度的偏好影响,独资进入、合资进入以及并购进入等都将受到资源和控制权的影响。许多研究将所有权的控制程度作为资源要求的代表,在一种进入方式中,如果进入者的控制权程度越高,那么资源约束的要求就越高。在合资进入中,企业资源要求的保证条件相比独资进入要低得多,因为合资双方共享资源条件而不是一方独自掌握。在独资进入中,资源保证的要求条件最高,进入者单方掌握重要资源的控制权。而在非FDI进入方式中,资源保证的约束条件是最低的(例如许可和战略联盟等进入方式)。

在独资进入的两种方式中,资源禀赋的保证条件也能有效地区分和很好地解释并购方式和新建进入方式。企业使用跨国并购进入方式,是为了取得一组对企业极其重要的资源,而采取新建进入方式的企业主要依靠以前所获得的优质资源。以上理论的合理推论是,拥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新建进入,而没有适当资源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并购进入并且用自己的金融资源交换被收购企业的有价值资源。(注:此处的资源既包括有形资源,例如产品特性,也包括无形资源,比如市场经验等。)并购和合资进入两种方式在以上理论框架下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企业在合资方式中要和合作伙伴分享并提供企业的内部资源,在收购方式中企业不需要提供这样的渠道。企业只有在甘愿承担合作方分享自己内部资源的风险,并且也能找到愿意向自己提供内部资源的合作方时,才利用合资进入方式弥补自己资源不足的缺陷。在合资方式中,重要的问题是找到愿意将内部资源与人分享的合作伙伴,这种偏好基于企业之间的长期信任并且重要资源的共享不能对企业的战略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在不能找到愿意共享所需要资源的合作伙伴,或者企业本身不愿合作伙伴分享内部化资源时,将优先选择并购进入方式(Daniels and Magill,1991)。

(四)从动态战略角度研究跨国企业进入方式

企业开展国际化遵循动态过程已经被理论界所普遍接受,企业开始国际扩张活动是通过非直接投资方式实现的,许可、出口、联盟等是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最早采取的进入外国市场的方式,随后企业开始大量的进行设立子公司的新建投资和并购当地企业的直接投资方式(Gleason,Lee.and Mathur,2002)。企业在国际扩张中由于对外国市场的不熟悉,决定了一个企业的资源保证条件的知识和经验积累扮演重要的角色,它逐渐消除了进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随着企业对外国市场经验积累的增加,掌握的资源禀赋越来越多,从而将推动企业选择控制程度最高、最能发挥内部化优势的直接投资方式(Cui,1998)。

二、跨国并购与跨国新建:一个基于企业国外进入方式选择的模型分析

企业的盈利本质决定了企业行为是以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外国企业对新建投资和跨国并购投资两种投资方式的选择也正是基于企业盈利目标。外国企业在进入东道国市场时对投资方式的选择是多种因素综合的结果。企业在采取新建投资或并购投资前后,其所掌握的资本和技术等要素禀赋、控制权的分布结构、地域文化因素的整合等方面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外国企业选择哪一种进入方式仍然符合经济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外国企业对两种进入方式下的未来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和比较是确定选择并购和新建投资方式的惟一标准。跨国并购和新建投资这两种独资的进入方式下的收益包括效率改进型收益和非效率改进型收益,而效率改进型收益主要来自规模经济收益、管理协同效应和多角化经营效应,非效率改进型收益包括市场份额和财务协同效应(陈璐,2000)。本文以影响两种进入方式净收益的最主要的两种因素即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作为外国公司选择进入方式的自变量,建立一个数学模型来分析外国公司在并购东道国现有企业和绿地投资之间决策时所考虑的主要因素和选择进入方式的条件,研究在何种情况下外国公司优先选择并购方式以及在何种情况下外国公司选择绿地投资。

(一)模型的建立

首先我们假定,(1)外国企业行为的目标是追求企业利益的最大化;(2)东道国政府对外国公司选择哪种进入方式不加干预,完全由外国企业决定或者与当地现有企业自行商议;(3)外国企业对东道国企业的并购采取跨国并购最主要最常见的方式,即同一产业内的水平并购,不考虑上、下游产业之间的垂直并购或者不同产业的混合并购;(4)企业的收益指扣除成本以后的净收益,假定外国企业两种投资方式的初始投资成本(并购或者新建的收购成本、投资成本等)是相同的;(5)假定企业收益是市场势力和规模经济的函数;(6)假定外国企业收购东道国企业是全额收购(即控股比例为100%)。

国外企业为A,东道国企业为B,g为外国企业由于生产和投资规模经济效应带来的平均成本的降低,s为企业市场势力带来收益(指企业利用市场地位提高价格、降低产出以此提高企业垄断或寡占利润的效应)。

外国企业进入方式的选择基于并购或者新建投资的收益最大化,进入方式的选择实际上类似于一个静态的博弈过程,外国企业的收益矩阵如下:

其中为外国企业在并购方式下的净收益,P[,A]为外国企业在新建方式下的收益,P[,BM]为东道国企业在与国外企业并购时的净收益,主要包括股东收益在收购前后股份收益的增值和资产的出售价值等,为在新的国外企业进入时东道国企业的净收益,主要指古诺均衡时的企业收益,P[,B]为在没有国外企业进入时东道国企业的收益。

(二)外国企业对进入方式的决策过程

外国企业选择哪一种进入方式(并购或者新建方式)的关键在于这种进入方式能给企业带来最大化的利润。我们在这里仅仅分析外国企业进入方式的博弈过程,暂不涉及东道国企业的决策过程,我们主要站在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决策的过程。

外国企业的决策主要是在两种进入方式之间进行选择,比较其净收益的大小。

由于外国公司与东道国现有企业合并或者前者收购后者,会利用原有企业现存的生产设备、管理资源和营销网络,以及利用原有企业的学习曲线,在短期内迅速降低新合并企业(合并方式建立)或外国企业(收购方式进入)的平均成本,而外国企业新建进入在形成最低效率规模(Minimum Efficient Scale,即MES)之前会增加大量的成本,我们一般认为跨国并购比跨国新建方式更容易实现规模经济和利用规模经济优势降低平均成本。因此

如果并购后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强,即:

势地位相对于新建投资的减弱而带来的价格优势的丧失,外国企业将放弃选择并购方式进入而选择新建方式进入东道国市场。

(三)小结

外国企业进入东道国的净收益是规模经济和市场势力的函数,如果并购后企业的市场势力增强,外国企业选择并购方式进入;如果并购后企业市场势力降低,关键要分析外国企业从并购后企业的规模扩张中得到的平均成本下降的程度与由于市场优势地位相对于新建投资的减弱而带来的价格优势丧失之比较,若前者大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并购进入,若前者小于后者,外国企业优先选择新建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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