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于边缘的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的阶级矛盾（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阶级论文,边缘论文,矛盾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力文 译）
从“铁饭碗”到“社会主义”当铺
“铁饭碗”一词并不能公正地评判通过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赢得的权利和保障的复杂性。在这种制度下，政府有效地保证所有成年人都能工作，而且，直到最近，实际上每一个为国有企业工作的人都有职位，这种职位实际上是不能解除的，至少不提供同等的职位是不能解除的。
可是，这种防止失业的“铁”的保证只是掌握中国政府代表所运用的复杂的社会关系的开始。对政府机构的一个职位来说，几乎始终伴随着雇主提供的在附近公寓大楼中的维修费用最低的住房，免费医疗保健和产妇开支，工伤补偿和其他保险形式，养老金，往往还有诸如学校或娱乐设施等其他资源。因此，在一个工作单位就业提供在一种封闭的社区环境中的一系列社会益处。即使在中国经济总体水平很低的情况下，这种无所不包的制度也使社会条件完全不同于更富裕得多的美国。这儿实际上没有失业、乞讨或无家可归，没有犯罪，没有棚户区贫民窟，即使在很穷的人中间，也没有处于绝望和丢脸的贫困中的社会流浪者的“下层阶级”。
因此，虽然中国工人缺乏某些在西方被认为是应该有的正式的或法律上的权利，诸如建立独立的工会或罢工的自由，这决不能被认为，他们是无权的。当提出为什么在文化革命结束15年后，在一家汽车厂生产第一线工作的人仍能挣得比教授多的问题时，答案是，工人们根本不愿容忍任何变化。如果专业人员的工资得到提高，工厂中的人就会要求增加同样的工资，找到的方式是限制他们的产量直至达到目的。因此，“铁饭碗”包括对工人阶级及其权力的极大尊重，以及社会保障的更定量的形式。
因此，“铁饭碗”不只是一种就业保障，其至也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制度，而是一种社会主义形式，它全面地组织社会，包括其阶级关系和平等主义程度。在过去15年中，这些社会主义成分一直能令人惊奇地抵制住直接的进攻。因此，在政府中占优势的“改革者们”现在刚刚在全面废除以前的制度方面取得成功，而且，即使迟至今日。
他们通过一种迂回策略才能这么做。正是在这种努力中，外商企业和合资企业被赋予关键的作用，被作为打破现存社会关系的楔子。而它们的遭受沉重剥削的工人又被作为经济战中的突击部队，去打破旧制度的后盾，迫使中国工人阶级接受新的“市场化”力量。结果，虽然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在整个经济中仍占一小部分，它们的影响与它们的经济活动份额是不成比例的。在极其迅速的发展之后，到1993年底，中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利用外资的比例仍只有13%，这部分的劳动力为500万至600万人，只是从事农业以外工作的1.45亿人中的一小部分。可是，私营和外资部门的作用比单单它们的规模能显示的大得多，因为它们是经济中最有活力的成分，而且已经是某些主要产业、尤其是高科技产业的主要生产者，更重要的是，它们被政府和公众看作新的社会关系的前驱。
外国拥有或投资的公司因而成为模式，“市场社会主义”正在围绕这种模式建立，而国有企业也应该遵循这种模式。正是在这方面，正在进行试验，试验在党和国家不全面失去对社会控制的同时，中国在废除计划、管理和社会服务的社会主义形式上能够走多远。因此，这些部门的较高工资和较少控制的工作条件已使“南方”成为一种对全国有吸引力的磁铁，不仅导致人员大规模地向该地区流动，而且还在那些甚至抵制在那儿寻找其财富的诱惑的人们中形成一种心理再定向的形式，就象西部在美国发展中的作用。最后，正是在私营或半私营的部门，正在形成与任何已知形式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新阶级成分。
因此，今天政府单位的模式是不需国家支持就能在世界经济中自行发展的私人拥有的公司。这一点得到税额优惠等优惠政策等级制度的加强，这种优惠政策首先和最初赐与外国投资者和合资企业，其次是那些在新建立的经济区投资的国有企业。然而，较老的政府单位和小型合作公司基本上得不到这些好处。这使后者在与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的竞争中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导致许多强烈的抱怨，不过，外国投资者也谴责政府各部显示出对其自己的公司的偏爱。
尽管存在这些互相矛盾的见解，正是那些在半私有化过程中落在后面的国有企业，因为始终“拖后腿”和缺乏发展而受到中国官方的指责。此外，它们经常被劝告接受市场改革，向外界开放和采纳现代管理方法，即那些由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和用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因此，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国营公司与私有和半私有企业之间、国内社会主义与外国投资的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是非常不平等的。虽然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能自由地使用资本主义方法，只需作很小的努力或者不必努力使这些方法遵守社会主义原则，向“市场化”方向改革国有公司的压力却是经常不断的。
在为这些政策辩护时，那些坚持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并非不相容的思想理论家同时又不辩证地指出，国家所有权制度仍是社会主义的标志。因此，只要“公众”拥有经济的主要部分，后者据说就代表“社会主义”。然而，政府所有权本质上不能被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恰当定义，因为政府控制生产资料的程度决不是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利用不相容的。这一点在土地问题上表现得最明显。土地完全由中国国家所有，但在长期租赁个人用地块的基础上，由于能出售这种租赁权以及建造在地产上的任何建筑，土地仍支持了繁荣的私人房地产市场。
这些政府拥有的单位所获得的利润可能、并且在今日中国正日益被转成范围广泛的实际上是私人的外快。被特别挑出受到官方谴责的是购买豪华汽车的惯例，这些汽车接着被用于非官方的目的，诸如接送主要官员的孩子上学等。这种弊病传播得如此广泛，以致国家禁止国有企业购买这种汽车。但是，即使这种破坏性的控制措施也只是触及了更深刻的关系变化的表层，这种关系变化使每个公司都能从其自己的经济活动中赢利，而利益基本上流向具体公司的员工，特别是主要管理人员。因此，公共所有权本身不是防止实际上的资本主义关系的保证。
然而，不废除所有的社会保障和这些保障所组成的社会关系，对社会主义的“铁饭碗”形式的全面改革就不能实现。正是这些转变现在受到政府的大力推动。最值得注意的是，就业保障迅速瓦解。在过去几年中，经理们日益被授与减少劳动力的权力。这种发展的关键是1986年后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采用的新的合同制度。根据这种制度，工人们或者个别地、或者通过工会直接与其雇主达成协议。根据这种合同的安排，雇员根据其产品获得报酬，他们还获得了改变工作的更大自由。与此同时，企业获得扩大了的雇用和解雇工人并确定其自己的工薪比率的权利。大约2330万雇员或者国有公司职工的25%左右已签订这种合同。全国范围的大多数新工人都是根据这种条件被雇用的。
这些发展使千百万工人失去了他们一直享受到现在的社会保障，并导致数十年未见的状况复活。当铺一度被认为是富人剥削穷人的手段，现在已得到恢复。它们已成为个人以及私营和合作企业的有限现金的宝贵的短期来源。毫无疑问，在政府控制之下，“社会主义”当铺或许比官僚地主和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旧式当铺较少剥削性。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在倡导“市场社会主义”的所有意识形态宣言中，“一些人必须先富”的思想获得最绝对的成功。许多主要的党政官员、军官、国有企业经理。尤其是私人企业家和半私有企业的企业家所享有的“新财富”正日益变得明显。可以在高级饭店和皮尔·卡丹商店中看到许多这样的人，他们炫耀自己的大哥大和传呼机、精致的西式服装，以及使人想起国民党时期中国上层人士的高傲举止。
不过，那些在改革条件下能利用机会“致富”的人决不限于高级官员和企业家。社会各阶层中相当多的人，都能获得使他们显然有别于他们的中国同胞的新水准的财富。例如，在海南岛，一个年轻农民开发旅游业，第一年就赚了10万元。科学家、大学教授、甚至大学生有时也会“走运”。一位博士研究生出售化学领域的一项发明得到200万元，而1993年的一次研究想法的拍卖使18位科学家每人平均获得10万元。正是这种“突然”发财与旧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相对的平等主义形成鲜明对照。
可是，最近一次始于东北、终于南方的贯穿中国的旅行提供了看得见的贫困的“苦难迹象”，这种贫困是与市场化不可分割的。在长春、北京、西安，人们仍几乎看不到什么明显迹象，说明曾是社会主义制度标志的社会保障条件到目前已停止运转。即使在西部中心省份四川，也没有可以意料的混乱的明显证据，虽然有大量贫穷农民正从该地区移居南方和东部。但是，当人们到达东海岸急速发展的上海时，变化开始了，出现了乞讨的儿童。向南到达主要的旅游区桂林，乞讨变得更明显，但仍是有限的，没有彻底绝望的感觉。
目前，估计约有20万儿童在中国城市的街头流浪。在上海，1992年收容了3000多名流浪儿童。甚至在北方，这种情况也在蔓延。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估计有3000名流浪者。其中大约600名儿童在1989年至1991年间被收容和遣送回家，但同样数目的儿童又迅速地重新出现在街头，到1992年底，14岁以下无家可归的儿童比前年增加了40%。去年，控制农民进入广东的努力也获得了部分成功。但是，该省整个面向市场的生产体系基本上建立在移民的基础之上。目前那儿估计有80万至100万短期居留的工人，其中大部分是妇女。那儿还有大约50万童工，其中许多人有助于新的血汗工厂的运转。因此，广东的问题不能这么轻易地通过限制国内移民、或者通过别处使用的治安遣送得到解决。这是无家可归和乞讨在南方比在国内其他地区更明显的主要原因。
这种第三世界现象的发展对中国来说是可悲的变化。毛泽东在革命早期制订的政策的核心正是决心避免这种农民向城市大规模流动，决心避免由贫穷的半流浪工人、失业人员、贫民窟居民和无家可归者组成的城市下层阶级的发展。中国社会的规模使这种混乱的产生变得特别迅猛。中国政府自身估计，在乡村至少有一亿“剩余”农民，3000万至5000万或者更多的人已经在寻找工作的流动之中，其中80%是年轻人。到本世纪末，中国流动劳动力的这个数字可能高达两亿人。除了这些做工的农民离开农村地区，城市失业者的人数正日益增加，由于企业“优化”其职工，失业者的队伍也在迅速扩大。
因此，“新富豪”的诞生伴随着在更大范围内的一代更新类型的穷人的出现，他们除了作为劳动力后备军外别无出路。市场化已开始吞没以其名义开始的群体本身，而市场化正是在这些群体中首先生效的。在农村地区，在改革的最初几年，平均收入有所上升，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历史差距有所缩小。可是，到1980年代中期，市场化也开始向城市中心扩展。随着改革被引进主要工业部门，尤其是包括更自由的定价，通货膨胀的压力增大。在过去5年，农业生产资料的开支与谷物的价格一样，迅速上涨了两倍。因此，尽管生产力更大了，但许多地方农民的收入实际上却是下降了。与此同时，还向农民征收非法的费用、罚款，强行索取“赞助”，甚至公开进行敲诈。这类开支往往占他们的收入的10%或者更多。
可是，“改革”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经济影响。开始于1950年代、在文化革命期间因“赤脚医生”而得到很大发展的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上已遭到破坏。资金筹措已经中止，首先是因为转向个人家庭责任制，公有结构遭到破坏，造成地方税收基础的崩溃，其次是由于喜爱城市居民甚于农民，导致农村医疗机构所得到的国家医疗保健预算的比例下降，从1978年的21%降至1991年的10%。今天，全国只有5%的村庄负担得起合作医疗制度的费用，导致医生迅速地大批离开，或者私人开业，或者流向更城市化的中心。
有关这些发展特别重要的是，不管他们的个人财富如何，作为整体的农民已开始作为一个阶级受到损害，农业地区正日益被夺走收入，为城市中飞涨的消费水平付出代价，并弥补公有结构解体时所丧失的镇区收入。尤其不祥的是许多农业技术援助制度的瓦解。农村地区不断发展的矛盾的另一个结果是食品价格的突然上涨，1993年初与前年相比，主要城市地区的食品价格上涨了25%以上，谷物上涨达40%，诸如新鲜蔬菜等日常必需品上涨了一倍以上。一般说来，当国家支持的城市蔬菜商店在改革条件下失去补助后，它们之中有许多转向其他生意，它们现在只控制市场的10%至15%，其余部分由私人业主支配。结果，虽然蔬菜零售价格通常只比批发水平高10%至15%，但1994年春天在街头出售的蔬菜价格却比零售商的成本高出一倍以上。与此同时，这种价格飞涨成了城市穷富之间差距迅速扩大的部分原因。中产阶级所受打击最重，在大城市接受调查的人中，30%至40%声称，他们觉得越来越难于维持尚可的生活标准。
在这方面，主要的受害者又是那些政府以前曾经偏爱的人，最值得注意的是收入固定的专业人员以及国家机构和国营企业中的职工，在通货高速膨胀的经济中，他们的收入实际上是冻结的。例如，大量学者不得不从事各种第二职业性质的活动，这些活动往往是与他们的正常工作无关的，只是为了使收支相抵。许多人不顾他们在大学中的职责，去担任企业的顾问，或者亲自经商。另一些人移居南方，在那儿的合资企业中，他们能迅速增加自己的收入，但往往以抛弃他们以前的专业领域或者甚至家庭为代价。在全国各地，已爆发一场招聘战，迅速发展的地区提供高薪，外加住房、甚至汽车，用以吸引需要的专业人员。这种“人才流失”已在许多贫困或偏僻地区产生严重后果。
日趋激烈的就业竞争往往是差别对待的，尤其是歧视妇女。1994年初，在北京，一半以上的职位“只提供给男子”。“甚至历来为妇女保留的职业，诸如秘书和教师等，也被男子占据。”政府官员经常敦促妇女支持现代化改革。可是，虽然她们仍被说成是支撑着“半边天”，即使在旧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平等的许诺远不能得到实现，而在“新”中国，她们越来越被阻止获得甚至一半的职位或获取一半的薪金。
这些职业妇女在南方有她们的无产阶级姐妹，尤其在广东。广东的“新”职工主要来自妇女。她们是中国劳动力中最得不到保护和最没有组织的组成部分，离家千里，生活在不熟悉的城市环境中。她们通常没有受过教育，甚至往往缺乏关于她们能获得哪些为数不多的社会服务和保护的基本知识。由于年轻妇女在社会上由老练的男子控制，她们尤其没有力量，没有社会地位。许多人最终流落街头，加入日趋兴旺的卖淫和色情交易的队伍。1993年，广东一次为期两个月的镇压所围捕的妓女几乎达3.3万名。因此，改革的影响是，不仅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内，而且在职工本身内部，两极分化的程度不断加深。由于这些不断加深的矛盾，“市场社会主义”的倡导者们可能面对的反对不仅来自其利益从一开始起就受到他们的政策伤害的阶层，而且来自那些以前曾得益于市场化的人们。（未完待续）
（摘自美国《每月评论》杂志1994年12月号、1995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