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辩证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辩证法论文,发展观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胆识、思想家的敏锐、战略家的气魄、实干家的智慧，领导了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三次飞跃，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理论，使其成为指导中国人民胜利前进的旗帜。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发展问题。社会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当代中国社会人们最关注的课题，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发展观是辩证的发展观，是科学的发展观，他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从而达到认识社会主义问题上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现实与未来的统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就是邓小平社会主义辩证法的杰作。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此做为认识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邓小平在理论创造中，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把它们纳入认识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邓小平曾说过，“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正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使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批评“两个凡是”时，坚决地贯彻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特别是把否定“两个凡是”同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他认为：“如何看待思想中的僵化，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8页。）鉴于这种认识，他率先支持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引导人们冲破“左”的思想束缚，结束了“两个凡是”的统治。通过思想大解放，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社会主义实践引向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邓小平于1985年4月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 在总结1973年以来的教训时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8页。）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都证明，离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社会主义就会失去正确的发展方向。针对时代主题的转换和国内条件的变化，邓小平特别强调，“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都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46～147页。）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在于指导实践，指导改革，指导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事业，对此邓小平曾意味深长地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 老祖宗不能丢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由此可见，做为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邓小平始终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分析、研究、阐述当代社会主义的重大现实问题，时刻也没有忘记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塑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二
坚持矛盾分析法，辩证地分析并处理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
矛盾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邓小平运用矛盾法则去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的运动，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作用的矛盾进行分析，辩证地回答和处理了一些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关系。
第一，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的发展是以生产力为终极动力，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在此基础上人们才能从事社会其他活动。邓小平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观点，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体系，从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找出了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邓小平对历史经验和我国国情作了科学的分析，他明确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体系中，抓住社会主义生产和需要的主要矛盾，它辉映出邓小平做为自觉的辩证法思想家的敏锐性和深刻性。他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首先，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摆脱贫穷的根本。社会主义“首先是摆脱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其次，通过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条件。邓小平据此讲出了一个十分浅显的道理，“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0页。）再次，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积累战胜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邓小平把生产力问题放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中进行考察，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战胜资本主义的战略高度，阐述发展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他总是让人们理解这样的道理：生产不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无法体现出来。甚至发展太慢也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因此，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社会主义优越性最终要体现在生产力能够更好地发展上”（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9页。）。只有依靠大力发展生产力，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才能使社会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
第二，坚持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分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科学阐述了两者的辩证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两大支柱，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在两者的关系中，邓小平首先认识到物质文明的基础地位，他认为，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是建设物质文明，因此“要特别注意物质文明”。 1982年2月，在视察广东、福建和上海等地后，邓小平同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中讲到：“跑到香港去的人开始回来，原因之一是就业多，收入增加了，物质条件也好多了，可见精神文明说到底是从物质文明来的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2页。）因为， 社会的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为物质文明的持续进步，归结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认识物质文明的决定作用的同时，邓小平又突出了精神文明的反作用，他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不放松地抓，从具体事件抓起”的重大战略任务。
第三，充分认识事物内部存在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两个方面，正确处理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关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改革大业中的两大支柱，它们是对立统一关系。我国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展开，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阻碍改革的态势越来越严重。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提醒我们“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64页。）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内在关系如此紧密，是它们在社会结构中所担负的特有功能所至，两者既是一种平行关系，又是一种互动关系。所以在邓小平看来，改革引起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必引起政治权力的调整，首先遇到人的障碍。如果政治权力结构不变，经济结构的调整就难于进行。在两种改革的相互作用中，邓小平抓住了矛盾的现实主导因素，突出了政治体制改革，提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进行，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6页。）但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每一项措施的出台，都涉及千百万人的切身利益，要在党的领导下，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的战略构想。
第四，坚持辩证法，反对形而上学，提出从两条战线去反对错误倾向，既反“左”，又防右，但主要是防“左”，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中，经常会遇到来自“左”和右的错误干扰，中国人民饱受其害。“左”和右两种错误就其认识方法来说都是形而上学，它们是对待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的两种极端，从不同方面破坏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早在1987年，邓小平在同外宾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我们搞现代化，既有“左”的干扰，也有右的干扰，“左”表现为僵化、教条化，右表现为自由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但在不同时期，上述两种错误倾向并非是等量齐观的，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邓小平分析认为，建国以来最大的破坏来自“左”，“左”倾思想往往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以革命的姿态出现，好像越“左”越革命，由于“左”来自习惯势力，经营的时间长，要改起来不容易。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提出主要是防止“左”，有其现实针对性，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是在否定形而上学基础上的辩证唯物主义的重点论的突出表现。
三
遵循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制定由量的积累，到最终实现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三步走”的战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由量变走向质变的过程，社会主义的任何重大发展，同样遵循这一规律。邓小平在设计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时充分考虑到现阶段的中国国情，生产力水平低，人民生活还不富裕，社会整体发展还处于摆脱贫穷的初级阶段，所以“中国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并以此为立足点确立了在本世纪末的若干年内到下世纪中叶，“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决策。针对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邓小平提出了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遵循事物发展循序渐进、由量的积累最后达到质变的辩证发展的总体设想，即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1页。）这个战略目标显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由解决温饱到生活小康，到最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实施“三步走”战略，既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也适应了经济运动的辩证法。
邓小平认为，发展经济要坚持渐进发展的原则，克服那种有违于经济发展的“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贯彻实事求是，“雄心壮志太大了不行”，否则就会破坏由量变走向质变的客观过程，有损于经济的发展，这就是邓小平在认识经济发展辩证规律时对我们的忠告。
四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否定观，重新审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分析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外部条件，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受“左”的思潮影响，把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绝对化，视为是水火不相容的绝对斗争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使人们冲破了传统的僵化思维定式，给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辩证地否定资本主义，首先必须看到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质的不同。邓小平从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谈到两者的对立，他认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如三权分立、议会制、多党制不适合中国。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能“全盘西化”，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经济上，强调公有制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和途径问题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差别。在思想文化方面，邓小平提醒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不能让资本主义文化中有害于我们的东西畅行无阻。”
邓小平是个辩证论者，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只是社会主义与其关系的一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否定历来与肯定相联系而存在，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就包含了对非资本主义的本质某些因素的肯定。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提出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新思维。早在1983年召开的十二届二大全会上，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44页。）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总之，无论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还是对资本主义因素的有限肯定都不是目的，邓小平的否定观告诉我们的是：否定资本主义，有助于树立社会主义的必胜信念，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学习、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合理的、积极的因素，有助于社会主义发展，有助于“赢得与社会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处处折射出辩证法的光彩，他的发展观的全部内容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逻辑基础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邓小平的辩证法是“实践辩证法”。可以肯定地说，在运用辩证法方面，邓小平开拓了认识社会主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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