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货膨胀、经济增长和货币政策——我国未来15年的货币政策重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货币政策论文,通货膨胀论文,经济增长论文,重点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在各国致力于经济的发展时，所面临的一个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的关系。一般认为，要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就应该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刺激投资，但这容易导致物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而要实现物价稳定，就得收缩银根，紧缩信用，提高利率，抑制投资，而这又可能导致经济萧条，失业增加。
战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影响下，实行了扩张性的经济政策，把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结果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80年代以后，随着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的兴起，西方国家继而选择了以稳定物价、稳定币值来取代经济增长作为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往往采取赶超型战略，把经济增长作为首选的经济政策目标。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要素主要有货币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等。而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恰恰存在资金短缺、技术落后、劳动力素质差等现实问题，尤其是资金短缺，并且和体制性因素等一起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矛盾，实现经济起飞和经济增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吸引国外资本投入的同时，往往通过增加货币发行量，甚至采用赤字财政政策来刺激投资，实现对经济增长的货币支持。结果，这种缺乏经济基础的货币超经济发行往往引发通货膨胀，导致宏观经济的波动。
理论上，如果按照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状态来分，可以分为“高速高胀”、“低速低胀”、“高速低胀”和“低速高胀”四种类型。从实践的情况来看，“高速高胀”的国家并不多，即便属于这种类型，维持的时间也不长，并且会带来十分严重的后果。巴西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1968—1974年在高通胀刺激下巴西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10%，外贸增长了4倍，但6年的“高速高胀”带给巴西的却是以后20年的“低速高胀”，1993年达到2500%的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导致经济衰退，而且造成许多的社会问题。而不少拉美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潮的影响下，采用了信用膨胀和赤字财政政策，但结果却未能取得理想的快速增长，反而造成了整个80年代的“低速高胀”，进入90年代以后又处于一种“低速低胀”的状态。相反，东亚的“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或地区，由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注意控制经济总量和宏观经济平衡，又能够及时采取各种措施抑制通货膨胀，尽管由于各种内、外部原因也曾多次发生宏观经济波动，但因调控得当，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在较长时期内从总体上看处于一种“高速低胀”的状态。1960—1985年间，“四小龙”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4倍多，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三国的实际人均收入增加了1倍多，而这些经济实体的通货膨胀率却明显低于拉丁美洲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表1）。为此，被世界银行称为“东亚奇迹”。
表1：平均消费价格指数对比表
国家或地区 平均消费价格指数
（1961—1991年）
新加坡
3.6
韩国 12.2
香港（1972—1991）
8.8
台湾 6.2
泰国 5.6
马来西亚 3.4
印度尼西亚（1969—1991） 12.4
南亚 8
拉丁美洲 192.1
撒哈拉以南非洲
20.0
所有中低收入国家 61.8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东亚奇迹》，中国财经出版社1995年版。
以上情况说明，同样是以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的主要目标，但由于各国在选择采用经济政策和调控手段运作上的差异，其结果是大不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根据本国的实际，适时选择恰当的经济政策和手段进行调控，是实现经济高速低胀发展的关键。
二
我国自1978年以来，社会经济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到1994年止，16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8%，使中国成为目前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成就令人瞩目。但是，在高速成长过程中，也出现了三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第一次是在80年代中期的1985年，通货膨胀率达11.9%；第二次高峰则出现在198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0.7%；最近一次高峰则出现在1994年，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1.7%，是改革以来通货膨胀率最高的年份。
从通胀类型来分析，前面两次高通胀，主要归因于短缺经济条件下的供求失衡，以需求拉动型为主。而1994年的通货膨胀，则要复杂得多，既有需求拉动的因素，又有成本推动、结构性失衡的因素，其中受农产品供应状况的影响很大。三次物价的大幅上涨，从其货币表现来看，则在于多年来货币的超经济发行。据测算，在1984—1993年的10年中，我国货币供应量年均增长27.8%，大大超过了GNP年均10.1%的增速。再从现金发行和信贷发行情况来分析，现金发行：1991年超计划发行7%，1992年超93%，1993年超53%；信贷发行：1990年到1993年超计划发行均在25%以上。从广义货币M[，2]与GNP的比较来看，1990年至1993年底名义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94.9%，M[，2]平均余额却增长了157.9%，高出前者63个百分点。
虽然从表面上看，货币超经济发行与通货膨胀之间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但通货膨胀的真正根源在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内部，货币则仅仅是经济内部矛盾运动的外部表现而已。首先，如前所述，经济增长需要有足够的资金积累来支持，而在短缺经济条件下，消费和投资同时膨胀。为了缓解改革中出现的消费、投资双膨胀的矛盾，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家不得不通过货币扩张来抵消消费对投资的冲击。其次，从通货膨胀的背景来分析，一是投资体制和微观经营体制的不完善，决定了投资饥渴症的存在。由于改革尚未到位，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理顺。在国有企业资产营运效果不佳，企业经济效益滑坡的情况下，争取更多的投资不仅可以掩盖亏损的窘境，推迟财务危机的到来，而且投资的一部分又能够给企业职工和经营者转化为货币或非货币的收益，这无疑助长了企业对投资的冲动。二是结构性失衡，集中表现为农业生产衰退，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失衡，使农产品和主要消费品供求缺口扩大，价格上升。三是职工收入的过快增长，并且这种增长并不是企业效益增加的反映，恰恰相反，总体来看，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1990年至1993年有下降趋势，分别为12.4%、11.8%、9.7%、9.7%，而同期国有工业企业职工人均工资分别为2362元、2575元、3165元、3610元，呈明显增长趋势。四是比价调整和在放松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由于市场法规和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流通体制和市场监管跟不上，企业市场价格行为很不规范，造成市场秩序混乱和物价过快上涨。
尽管三次高通胀的类型和成因有所不同，但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1988年高通胀前后出现了“抢购风”和挤兑现象，曾经一度引起人民恐慌，迫使国家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政策措施，但1989年的“急刹车式”的治理整顿政策以市场疲软、经济滑坡的效应而告结束。1989年全年社会商品的零售总额为8101亿元，比1988年增长8.7%，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却下降7.6%。在1989年8月至1990年8月的13个月中，中国经济有2个月为负增长，4个月为零增长，2个月为微增长。1989—1991年，GNP、工业总产值及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三项指标年均增长仅为5.5%、10.4%和7.8%，为改革以来最低水平。对于1994年的高通胀，国家采用了“双紧”政策，实施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消费基金扩张的措施，实行银根紧缩，试图实现“软着陆”以减少对经济发展的损害程度。虽然通胀势头得到有效抑制，但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却普遍地由于资金短缺造成生产经营困难，包括那些效益较好的国有企业在内。重新出现了“三角债”现象。同时，工业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面增大。据测算，到1995年，各大商业银行拥有的不良债权已达20%—30%，甚至更高；企业亏损由1994年的16.8%上升为20.3%，增长3.5个百分点，其中国有企业由28.9%上升为33%，增加4.1个百分点；企业亏损额则更比1994年增长27%，实际情况可能更糟。
其实，宏观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波动现象并不为怪，值得关注的是经济波动的性质、周期和幅度。如果经济波动过于频繁，周期过短，波幅过大过长，就会使经济增长付出沉重代价，增加经济生活的不稳定性，给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很大的损害。回顾近16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运行总体状况良好，不仅生产取得了很快的发展，而且人民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但也暴露出经济波动日趋频繁的问题，使得经济经常处于一种冷热、松紧的变换之中。与货币供应总量的扩张和紧缩效应相对应，经济的运行也基本按照“高速高胀”—“低速低胀”的轨道周期性地循环运行（表2）。这一方面反映了宏观调控操作上的欠缺性；另一方面说明解决经济生活中的深层次矛盾的迫切性。前者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时机的把握上，后者的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涉及到投资体制、微观经营机制（尤其是国有企业）、企业竞争淘汰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等等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和完善。由于经济生活中所存在的深层次矛盾的复杂性，客观地说，要根本解决这些矛盾仍需要时间，在短期内恐难完成。因此，在努力尽早解决这些矛盾的同时，灵活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工具和调控手段，并根据现实经济生活的变化状况，对经济运行适时适度地加以调控是十分重要的。
表2：1985—1994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和GNP增长率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4》；
马洪、孙尚清主编：《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1994—1995）》第182页、第186页。
三
“九五”期间和后十年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保持经济持续的较快增长仍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目标之一。在经济运行过程中，经济增长与货币资金的矛盾将继续存在。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完善，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货币政策对于经济运行的调控作用将日益加强。由于货币量对于经济增长的两面性，即既有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又有对物价的助涨作用，把握适度的货币供应总量仍是货币政策的重要调控内容，也是货币政策工具作用的重点。与此同时，努力利用金融市场，配合其它经济政策，搞活货币存量，引导投资与消费，促进投资结构、生产结构向合理方向变动，是充分挖掘现有潜力，增加有效供给，缓解供需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也是保证货币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实现总量控制的必要条件。
1、把握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货币边界，保持货币供应量的适度增长。有分析表明，在中国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能够支持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货币政策长期目标是一组至少包括MGO、MG1、MG2三种具体指数的边界，它处于1.77—2.06之间，即全社会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大体上是GNP增长率的1.77—2.06倍。从台湾和韩国的实践情况来看，处于起飞时期的台湾在60—7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8.6%，狭义货币供给增长率为15.1%；韩国在80年代的经济增长率为7.9%，狭义货币增长率为18.4%（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论中国经济高速健康增长的货币支持边界”，《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
在进行货币总量调控时，由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其体制背景正处于一个不断变动的过程中，金融市场、市场机制、微观经营机制和经济运行约束机制正处于发育和建立完善之中，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众多的不确定因素，简单照搬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或者单一启用某一政策工具手段已难以奏效，而必须充分利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并相机组合运用。在灵活运用中央银行再贷款和再贴现政策工具的同时，随着债券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的日趋成熟，逐步扩大公开市场业务的操作与力度，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保留规模控制，以共同调控基础货币和货币供应总量。而强化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的调控职能，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和货币政策制定、实施方面的自主性则是保证货币政策得以产生有效作用的基本条件。
2、运用利率政策，正确引导投资和消费。利率是金融商品的“价格”，在金融市场中，利率的变化对货币的供给和需求都产生重要的调节作用，从而引导货币资金的流向。在非深化型金融市场中，利率对货币供求关系的调节，是围绕中央银行规定的利率体系来进行的。这时，利率变量是市场的外生变量，由央行从外部输入金融市场。如果输入的利率变量合理，金融市场上货币供给量与需求量就能相互平衡；如果输入的利率变量不合理，货币供求关系也就不平衡。这种金融市场的缺陷是利率变化缺少自主性，不能准确反映市场运行和供求状况。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放开金融市场上的利率变量，实行利率市场化，让金融企业根据中央银行输入的基础货币控制参数和市场的货币需求状况去决定利率变量已成为趋势，这有助于增加利率对货币资金供求的调节作用。
从短期来看，对投资和消费状况的基本判断，是合理运用利率政策的前提。进入9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已在悄悄发生变化，包括1994年通货膨胀的形成原因。与80年代情况有所不同的是，市场疲软、生产的相对过剩已逐步成为经济生活的主要问题，通货膨胀的主因也从消费需求过分膨胀转向投资需求膨胀。1992—1993年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未导致企业产成品库存的急剧下降，相反，企业库存水平依然增长。到1994年11月末，预算内工业企业产成品资金占有比年初增长1000亿元，其中70%的投资品库存，新增产成品的资金占用相当于当年新增贷款的1／2左右。消费需求在90年代下降的原因主要在于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分布，在一部分居民（主要是城市居民）的日常工业用品尤其是耐用品的消费达到基本饱和而新的消费热点尚未出现以前，另一部分居民则由于收入的效应，消费能力不足，依然停留在低层次消费水平上，从而造成消费空位。与此相对应，由于投资体制等方面的问题，投资结构调整滞后，重复投资、盲目生产的现象使得资金短缺加剧，给国家货币资金的供给造成很大压力。
因此，政府利用利率政策近期的重点是抑制无效投资需求和适度刺激居民消费，改善资金流向，提高资金的运用效率。同时，要加快利率市场化进程。这既符合继续贯彻货币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的精神，又有利于结构优化。
3、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加快商业银行建设，优化信贷结构，理顺银企关系。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要转变生产要素的组合、使用的方式、方法，使劳动、资本、土地和技术管理有效结合，使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其核心是提高经济效益，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经济结构不够合理，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经济增长过分依赖于投资增长。以致投入多，产出少，资源消耗大，投资效率不够理想。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资源浪费，导致资金紧张，而且会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并且容易导致经济的大起大落，引发通货膨胀。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状况。
货币政策在这方面的任务，主要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来实现。一是要建立真正的商业银行，使商业性贷款和政策性贷款分离，使商业银行成为金融市场上独立的经营者，按照效益性、安全性和流动性原则从事货币的经营活动，让利益机制和风险机制支配银行的行为，这是微观金融能否搞活的核心。从宏观调控的角度来说，商业银行的建设也是中央银行实现有效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缺少这个基础，宏观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下降，而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使经济运行重新落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困境。二是配合产业政策，给银行信贷活动以必要的“窗口指导”，合理引导信贷资金流向。商业性贷款的重点是产品有市场，经营有效益的企业以及市场急需的商品生产；政策性贷款的重点仍是国家重点项目、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支持推动技术进步的技术改造项目。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增强债券、股票与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引导储蓄转化为投资，推动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这不仅有利于解决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资金缺短的问题，也有利于分担银行信贷的风险压力。但加强规范，抑制过度投机是十分必要的。
4、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完善金融法律法规。货币政策能否正常地发挥作用，还在于是否具有健全完善的金融约束机制。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整个金融体系在不断扩大，金融机构在增多，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也在增多，金融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金融市场的竞争将不断加剧。在这种背景下，严格执法，加大金融监管力度，规范有关各方的金融行为，以减少金融风险，保证金融业的安全和稳定，保护有关各方的合法权益，打击金融违法行为，以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也是保证货币政策有效的重要条件。
总之，我国未来15年的货币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实现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的双重目标，既要增加货币政策本身的科学性，继续深化金融领域本身的改革，完善金融体制；又需要与其他方面如国有企业制度等的改革配套相结合，与其他政策协调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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