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之滥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滥觞论文,中国论文,卫生事业论文,近代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共卫生是指与公众有关的卫生问题（注：公共卫生，在《辞海》与《大百科全书》，均没有这一词条，只有“公共场所卫生”与其意思相近，但是，也不完全一样，因为有些问题属于公共卫生范畴，如饮水卫生、食品卫生，但并不一定发生在公共场所。），与个人卫生相对，主要是指通过社会共同努力、改善公共环境卫生（固体垃圾、液体垃圾的处理、粪便的处理等）、公共食品卫生、公共饮水卫生、灌输个人卫生知识、促进医事发展以及对传染病的防治。公共卫生问题与人类社会相始终。有社群生活，就有公共卫生问题存在。公共卫生问题与人口集聚数量、人口密度、互动频率成正比关系。公共卫生作为世界性问题，主要是城市问题，是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酝酿
按照布罗代尔的研究，无论是在中国城市，还是在欧洲城市，在前近代时期，公共卫生情况大同小异，都是令人烦恼的问题（注：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65-270、366页。关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香港大学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的《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研究上海开埠后50年间医院、自来水、预防传染病方面的情况，以及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形成，其中对西式医院着墨最多。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史林》1999年第1期），对民国时期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作了研究。）。
在古代城市，人们一般通过排放污水管道处理污水（主要是雨水），通过清洁工处理固体垃圾（包括粪便）。至于厕所，通常设在室外，一家一厕，或一片地方设一公厕，粪便则包给清洁工运到乡下去当肥料。在欧洲，直到1788年，厕坑的粪便掏不干净，依然是巴黎城市一大问题。人们往往从窗口倾倒便壶，塞纳河畔成为人们自由大小便的场所（注：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65-270、366页。关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香港大学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的《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研究上海开埠后50年间医院、自来水、预防传染病方面的情况，以及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形成，其中对西式医院着墨最多。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史林》1999年第1期），对民国时期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作了研究。）。伦敦的情况也不妙：“城内街道，并不铺石，亦无清扫街道章程，是以各街道泥淖拉杂，堆积甚多。”（注：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50页。）饮水也成问题，不少流经小城市的河流，被当地人称为“粪河”，因为居民什么东西都往河里扔（注：参见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65-270、366页。关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香港大学程恺礼(Kerrie L.Macpherson)的《一片沼泽地：上海公共卫生起源，1843-1893》(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研究上海开埠后50年间医院、自来水、预防传染病方面的情况，以及租界公共卫生管理制度的形成，其中对西式医院着墨最多。陆文雪的《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史林》1999年第1期），对民国时期上海工部局食品卫生管理作了研究。）。
在中国，江南城镇的居民，通常将污水直接排放到纵横交错的小河里，富家宅院皆有厕坑。但是居住在贫困区多层楼房中的穷人，却不得不使用马桶。城镇粪便、垃圾则由专门行业负责，卖给郊区的农民当肥料（注：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1页。），但是随处乱放尿桶、随地大小便、乱扔垃圾的现象仍很严重。北京早在13世纪就开始建设大规模的水冲式排污管道，并将清理地面垃圾（包括人类粪便）的工程，包给民间的清洁工来完成。不过，这些排污管道都是设在地上而不是地下的，容易淤浅、堵塞，对这些排污管道的清理又造成对城市新的污染，“全年淤积起来的所有脏物，都堆积在大街上，空气中充满了难闻的气味”（注：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09页。）。首善之区北京如此，其他城市更可想而知。
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欧洲城市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空前发展起来。伦敦、巴黎等城市在18世纪大型排污系统的建设，自来水的使用（注：近代意义上的自来水在1782年以后开始使用，1873年以前伦敦的自来水厂已按户供水。），室内抽水马桶的使用，对食品卫生的管理（英国在1848年成立了卫生委员会），对天花的防治（注：1798年琴纳发明牛痘接种预防天花。），19世纪中叶细菌学和寄生虫学的建立，导致人们开始对传染病的积极预防，公共卫生法规的制定（注：英国在1848年制定了卫生法规，1875年正式颁布公共卫生法。），以及从13世纪就开始的到18世纪更加重视的对霍乱、鼠疫等流行病的防治，使得这些城市率先实现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
19世纪中叶，中国被迫对外开放，随着中西交流逐渐增多，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逐渐酝酿、开展。这方面，传教士倡其先声。
欧美传教士来华以后，感受最强烈的一点，便是中国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环境肮脏，水质恶劣，卫生习惯不良，疾病传染。他们从母国和故乡的经验出发，以自己所了解的有关知识，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努力，并呼吁中国改善卫生环境。其中，传教医生的表现尤为突出。
近代来华传教医生，成效最突出的有四大领域，一是预防天花的种牛痘技术的推广，二是眼病的防治，三是外科手术，四是对鼠疫、麻风病、霍乱等流行病的预防和治疗。其中眼病传染，天花、鼠疫、麻风病等流行，都与环境不洁、卫生习惯不良有关。传教医师曾在中国作过多次大规模的传染病和流行病的调查。德贞曾考察了霍乱病史，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对于霍乱的学术争论（注：Wong.K.Chimin.& Wu.LienTeh: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p.239.）。1910-1911年间，东北鼠疫大爆发，中华基督教博医会派出传教医师，与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学生以及沈阳等地的传教医师一起参加控制和扑灭东北鼠疫的工作。由于中国成功地抵御了这次鼠疫，国际鼠疫大会遂在中国召开，这是来自十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专家在中国的第一次重要聚会。这一事件被视为中国全面接受西方医学的标志性事件。
传教士多方呼吁中国注意公共卫生问题，他们广泛发行关于种牛痘、预防天花、预防霍乱和鼠疫的知识读物，不断向中国有关官员提出改善公共卫生的建议。美国传教士费尔顿指出：“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在整个传道的事工上极占重要的地位。耶稣在世布道时已极重视此种工作，即今日西差会的事工亦莫不以医药的工作为重要。故今日各地的教会应当注重卫生工作，使人的生活丰满，寿命延长，并且得有‘更丰盛的生命。’”（注：费尔顿：《基督教与远东乡村建设》，上海广学会1939年版，第303页。）传教医师将公共卫生工作与传教事业联系在一起，认为“对于引起疾病的神秘因素的恐惧也势必成为基督教进步的障碍。消除这些恐惧，不管是通过科学的还是宗教的手段，都能使人们达到精神上和理智上的自由。”（注：China Medical Journal，1924 p.45.）
传教医师在广州、上海等许多大城市进行实物宣传，一些基督教出版机构发行了大量宣传物品。据巴姆记述，济南曾建立公共卫生宣传区，与当地博物馆及医学院结合在一起，参观人群达450万人以上，各式各样的表格、模型及实例说明，向公众展示出在中国疾病漫延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些比较的数字统计，来说明预防传染病的重要意义（注：Harold Balme.China And Modern Medicine:A Study in Medical Missionary Development.1921.p.176.）。
传教士在其译介的著作中，强调公共卫生的重要性：国家应于各大城镇，设立卫生章程，使地方可免疾病之险。于各街道开沟，通入清水，使污秽得以宣泄，地方可免危险之病（注：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8页。）。他们特别认为洁净的自来水是解决公共饮水卫生的重要途径（注：傅兰雅译、应祖锡述：《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傅兰雅出版的《延年益寿论》中，有《论人生免病之法》，讨论污水处理、厕所、环境卫生、饮水等方面与人健康的关系。
传教士关于公共卫生知识的宣传和实践，对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起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一些中心城市，出现了有中外人土共同参与的地方健康委员会，致力于促进公众在公共卫生方面的认识，改善和提高城市的卫生状况。
19世纪60年代起，中国出使人员有感于中国与欧美城市公共卫生的巨大差距，开始发出改善公共卫生的议论。志刚在《初使泰西记》中，记载了西方自来水生产过程，称之为“激水机”；记载了西方的抽水马桶的原理与妙处，无以名之，只称“白瓷盎”。张德彝则对西方城市污水与垃圾处理、公共厕所大感兴趣。
中国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也对改善公共卫生问题发表许多真知灼见。郑观应对西方城市垃圾处理称道不已：今泰西各国皆设工部局，“以水车洒尘埃，以木车收垃圾，街道洁净迥异寻常，非若中国各府州县，道路任其倾圮，污秽人其堆积”（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60页。）。王韬在《瀛壖杂志》、葛元煦在《沪游杂记》等书中，对上海租界先进的公共卫生设施详细记载，大加赞赏。《申报》上也时常有改善公共卫生方面的议论。
传教士的宣传与努力，出使人员的介绍，改良派的呼吁，共同构成了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舆论。上海租界等外国人居住集中的地区，则成为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的先行地区。
二、上海租界：先行地区
近代中国先后存在过25个租界，其中以上海租界设立最早，面积最大，居住外国人最多，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注：参见熊月之：《上海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三章。），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也领先全国。
上海英租界开设之初，就将英国有关公共卫生管理的原则搬了进来。第一个《上海土地章程》（1845年）便规定，租界内“应行公众修补桥梁，修筑街道，添点路灯，添置水龙，种树护路，开沟放水”，并禁止“堆积污秽，沟渠流出路上”（注：《上海土地章程》中文本，见《上海租界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684页。）。租界街道起初由工部局雇人打扫，每周三次，小弄多归私人负责。60年代中期以后，界内人口日多，街道打扫的次数也逐渐增加，1869年，除星期天外，主要街道与部分小弄已归工部局每天打扫。为了防止尘土飞扬，19世纪70年代初，工部局开始使用垃圾车运送垃圾，用洒水车在界内主要街道洒水减尘。
为了制止居民在街上乱倒垃圾，工部局规定，凡居民垃圾只允许在天亮到早上九点以前倒在路旁，由工部局派清洁工运扫，超过时限，一律送罚（注：《工部局年报》1874年度，见袁燮铭：《工部局与上海路政(1854-1911)》，《上海研究论丛》第二辑，第182页。）。60年代中期以后，又规定严禁随路便溺，同时厕所、小便池在界内逐渐增设。此类规定，以后不断增加，包括禁在路上倾倒垃圾，禁卖臭坏鱼肉，禁九点钟后挑粪担（注：葛元煦：《沪游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公共卫生条例起初执行起来，颇为不易。1872年，居民王阿保等十余人，违反工部局关于挑粪过街必须加盖桶盖的规定，挑着无盖粪桶悠然过街，经巡捕劝解不听，被拿送会审公廨，各被拘留一天（注：《申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八日。）。同年，一位广东籍人在美国公馆门口便溺，会审公廨以其情节严重，枷号三日，以示惩儆（注：《申报》同治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十月八日。）。
至于上海县城的情况，就与租界有明显差距。郑观应曾说：“余见上海租界街道宽阔平整而洁净，一入中国地界则污秽不堪，非牛溲马勃即垃圾臭泥，甚至老幼随处可以便溺，疮毒恶疾之人无处不有，虽呻吟仆地皆置不理。唯掩鼻过之而已。可见有司之失败，富室之无良，何怪乎外人轻侮也。”（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修路》，载《郑观应集》上册，第663页。）
从19世纪60年代起，一些有识之士就不断呼吁，采用租界那样先进的市政设施，改善公共卫生。上海地方士绅和政府也在这方面进行了实际的努力。上海道台、上海知县不断地把租界市政管理条例改头换面，加以发布。到20世纪初年，租界有关公共卫生的管理条例都被搬至华界，华界与租界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其规章制度已经一体化了。
近代给水事业兴办以前，上海居民用水取自江河。所饮之水，每多泥沙而不清洁，每有咸秽之味。西人来沪以后，为解决饮水卫生进行了种种努力，先是挖深水井，再后来是建自来水厂。1860年，外滩的旗昌洋行，开凿了上海第一口深水井，深256英尺（78米），供洋行内部使用。1873年上海已有一家营业性的小型自来水厂。1875年上海建成中国第一个自来水厂，厂址在杨树浦，有沉淀池、过滤池、水泵、皮龙等设备。其业务为用木船载水分送到贮水池，及向过往船舶供应滤后水，并且用水车送到用户家中。
自来水较之河水，清洁卫生，也很方便，但自来水流入县城，颇费了一番周折，其中最主要一点是误解。有的说，在水管上有两龙相斗；有的说，水管与煤气管接近，有煤毒进入水中（注：参见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0页。）。因此，相当一部分华人“谓水有毒质，饮之有害，相戒不用”（注：胡祥翰：《上海小志·水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8页。）。
针对人们的疑忌、误解，自来水公司免费向水炉、茶馆赠送自来水，并请当时上海医疗所所属老德记药房对水质进行化验，表明水的质量，比之伦敦和世界其他工业城市不相上下（注：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编：《上海公用事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4页。）。1884年2月15日，上海地方政府在《申报》上刊登告示，说明社会上所传有关自来水的谣言“均属不确，现在此处已经查验，极为清洁。自来水随处可以取携，用之不竭，水清价廉，与从前民间用水，相差极大。地方清洁，食水澄清，居民可免灾疫”。此后，自来水在上海逐渐推广。
对食品卫生的管理、流行病的防治，也是近代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租界从建立之初，就很重视食品卫生问题。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如有人在议定界内开设零用饮食等物，铺房及租给西洋各国之人暂行寄寓者，均应由管事官先给执照，始准开设”。这是租界以执照方式对食品卫生进行管理的第一个法规。1860年，工部局设立妨害处，负责市政卫生，1898年专设卫生官，负责食品卫生检查。为了便于检查鱼肉蔬菜，工部局在1892年开设了上海第一家室内菜场虹口菜场。公共租界在1896年开设了屠宰场，对食用肉类进行检疫。
为了使公共卫生管理法制化，工部局颁布了一系列管理条例，其中《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42条，涉及沟渠、建造房屋、街道清洁、挑除垃圾污秽、查视地方污秽、查视房屋污秽等（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5款66条，涉及牛奶棚、洗衣作、买肉铺摊、野味及鸡鸭铺摊、猪肉铺（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法租界也有类似规章（注：《上海洋泾浜北首西国租界田地章程后附规例》、《工部局管理清洁卫生所给发无捐执照章程》、《法租界公董局章程》，见《上海指南》，上海商务印书馆1909年出版。）。这些规章，详细而周密地规定了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处理办法、卫生检疫费用、罚款数额等。
传染病曾经严重袭击上海。1863年上海流行霍乱，仅7月14日一天，上海市区就有1500多人死于此病。上海随后加强对流行病的预防，仁济医院等作出了巨大贡献。19世纪90年代，当鼠疫在广州、香港、牛庄和日本等地流行以后，上海租界采取严格的检疫和防卫措施。上海海关规定，“对所有来自这些口岸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并要他们先行提交免疫通行证，然后才允许他们入境和工作。”（注：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1897年，吴淞口外的崇宝沙卫生站，检查了422艘船只，55589人次，相当数量的旅客被留站观察（注：徐雪筠等译编、张仲礼校订：《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1882-1931)——海关十年报告译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88页。）。
到19世纪末，上海租界已经在硬件设施、组织机构、法规建设、技术保障等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代公共卫生系统。上海华界在20世纪初发起地方自治运动，在市政建设、卫生管理、法规建设诸方面，将租界的一套移植过去，并在食品检疫、预防流行病等方面与租界合作。这时的上海城市公共卫生水平，在总体上走在全国前面。
三、北京等城市公共卫生面貌的改善
上海租界在公共卫生方面的巨大进步，对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其他城市是示范，也是刺激。20世纪初，随着地方自治和清末新政运动的开展，北京、武汉、广州等城市在公共卫生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北京与上海是晚清中国最著名的两大城市，一为政治中心，一为经济中心，公共卫生方面，一肮脏，一清洁，形成鲜明对照。19世纪后期，北京与中国许多省会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极差：
今京师为首善之区，而地方之污秽以京师为最，人畜之类，堆积于道，晴则碾成细末，大风一起，扑人口鼻，不可向迩，雨则与沙泥融成一片，至不可插足。江浙诸会城，则唯大街通衢，稍觉清洁，而街头巷尾，则秽物之堆积，直及屋齐，而行人复便溺其旁，臭秽之气，远闻数里，实为致疾之媒，而足以伤人之性命。以故一值夏令，时症即起，死亡之多，实骇听闻（注：《论中国宜讲求洁净地面之政》，转见《新学界丛编》癸卯年卷一下。）。
北京就是在这种批评声中，开始了公共卫生近代化的缓慢步伐。1901年以后，北京新办警察事务，开始设立公共厕所，其法“三面围以土墙，墙内挖土成粪坑，无屋盖，无门板，无隔障，极不完备，只不过遮路上行人之眼而已。加之清扫设备不足，粪块积累，尿液浸淫土地，臭气熏天，不可接近”（注：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版，第461页。）。据日本人记载，到清末，北京虽然修整了大的道路，“人行道左右设有明渠，故雨水等可由此流入城外之护城河，但污水终无流走之途径，尤其小巷，仍完全未经修整，无一渠沟，故雨水任其自流，或待日光晒干，或污水只排于路上，别无他途。……又城内各处有贩卖鸟兽鱼肉蔬菜水果类的市场，只以大街路旁充当市场，无特设房屋，市场肮脏之极，臭气熏鼻，苍蝇成群，猬集于食物，不卫生的危害不少”。路旁小巷等处，随意大小便，天将黑时，曾见数人并排大便（注：以上为日本人在1907年以前记载的资料，见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460页。）。民国初年，在北洋政府的支持下，北京的京师警察厅和京都市政公所，在城市公共卫生方面，作出了许多努力，包括清扫街道，修缮和清理沟渠，建筑公共厕所，监督公共厕所卫生及运输尿粪，还负责检查准备出售的食品，监督妓院的经营，监督民间医院等（注：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57页。），颁布了一系列的卫生条例和法规，使北京城市公共卫生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按照史明正的研究，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是北京市政近代化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注：史明正：《走向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第116-122页。）。
汉口是中国内地城市公共卫生改善幅度比较大的地方。汉口有五国租界，其设立虽然较晚，但在公共卫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注目。1911年，汉口的几个租界完成了污水排放系统工程，英、俄、法三租界铺设了自来水管道，次年日、德租界也用上了自来水（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02页。），有的地方采用化粪池、污水池等处理污水。过了几年，租界的这些设施，也为居住在租界及其附近比较富裕的中国居民所仿效（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7页。）。汉口老城厢进行了一系列改善公共卫生的措施，有关当局加强了对销售食品的检测，并经常对澡堂和其他公共设施加以检查和监督，“街道有人打扫，垃圾一天倒三次。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还开展了灭鼠工作”（注：穆和德等：《近代武汉经济与社会——海关十年报告》，李策译，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38页。）。
天津有九国租界，在公共卫生近代化方面仅次于上海租界。天津英、法、美三国租界在公共卫生方面起步较早，19世纪80年代开始修建下水道，1897年成立天津自来水公司。其他租界亦随后跟上。对于垃圾管理、住宅卫生管理、传染病防治、食品卫生管理，天津租界大多效法上海租界。20世纪20年代初，天津英租界强制性地规定住宅安装厕所设备，设置化粪池，按工部局统一要求埋设排污管道（注：尚克强、刘海岩主编：《天津租界社会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48-150页。）。
广州租界虽然设立不算晚，但一直发展缓慢，面积小，人口少，整个广州城市公共卫生方面进展也不快。到1901年，广州还“完全没有卫生预防措施。阴沟每五年清扫一次，自从鼠疫发生以来，官方指示人民努力保持卫生，但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不能持之以恒”（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1905年，广州的排水系统得到了改造，居民卫生状况有所改善，伤寒和疟疾等流行病得到了控制（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广州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1906年，官督商办的广州自来水厂开办，两年后7500户居民用上了自来水。到1911年，广州的公共卫生事业才算有了比较可观的进展。广州海关报告说：这里的“中国居民已逐渐习惯采用西方种痘方法。官方种痘者为贫苦阶层提供免费的服务。由于这一服务，以及卫生条件的改善，极为明显地减少了因患天花致死的人数”（注：张富强、乐正等译：《广州现代化历程——海关十年报告》，第104页。）。
厦门的公共卫生情况，在很长时间里，与中国其他城市没有太大差别，相当糟糕。据厦门海关报告：
厦门的主要街道和小巷40年来还是老样子。铺路的石板高低不平，丝毫不顾及行人的方便。……道路下的排水沟要多糟糕有多糟糕。唯一的排水办法是借助雨水的冲刷，但这一良好意图却因水沟经常堵塞而成了泡影。腐臭的脏水找不到流畅的通道排除出去，自然会从石板的间隙溢到街道上去。在阴雨季节成了令人厌恶的东西。这种状况造成了恶臭气味的四处扩散。……由于当地居民的漠视，街道成了无人过问、令人厌恶和毫无艺术情趣的地方（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17页。）。
厦门鹭江对岸的鼓浪屿，在1845年以后居住的外国人渐多，1902年正式设立公共租界，其市政设施仿照上海租界，远较厦门为优。受其影响，厦门的公共卫生事业也逐渐有些发展。1911年以前，鼓浪屿建立了污水处理系统，建立了屠宰场，街上建立了公共厕所和垃圾箱（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55页。）。1912年，厦门和鼓浪屿流行天花，但由于人们自愿接种了疫苗，故疫情很快就被控制住了（注：厦门市志编纂委员会：《近代厦门社会经济状况》，鹭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从总体上说，除了上海先行以外，到民国年间，大多数城市都设立了专门管理公共卫生的卫生局或卫生处，市政设施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公共卫生事业都有所发展，北京、南京和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如广州、厦门、武汉、天津、九江、重庆等较好，内地城市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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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城市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步履缓慢，是由多方面因素决定的。首先，与工业化水平有关。公共卫生事业近代化，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近代工业产品，以及近代医生、医药器材和技术，而这些正是中国近代一般城市所缺乏的。其次，与中国城市制度性缺陷有关。近代以前，中国城市除京师以外，多为省、府、州、县的治所，驻市衙门中治人之官多，治事之官少，没有专门机构负责公共卫生事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清理、传染病防治，多由有关行会或土绅、居民等社会力量负责，既无专司，亦无专人，因此基本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其三，与人们的生活习惯、传统观念有关。据记载，当医生要求给北京一些居民的儿童进行免费牛痘接种时，竟遭到拒绝，理由是“此痘疮乃孩儿之疫病，非患一次不可，故人为预防乃违天理。多有以种痘为邪法而排斥者”（注：张宗平等译：《清末北京志资料），第461页。）。这是以迷信抵拒科学。其四，与中国国民性之缺点有关。梁启超等人认为，由于千百年的专制统治，中国国民形成顾个人不顾集体、顾小我不顾大我的缺陷，“不知群之物为何物，群之义为何义也，故人人心目中但有一身之我，不有一群之我”（注：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饮冰室文集》之五，第23页。）。公共卫生意识的淡漠，都是这种缺陷的表现。
由此可见，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关乎物质、制度、精神层次的文明。中国近代公共卫生事业举步维艰，进展缓慢，正是中国近代化艰难脚步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