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再论出版生态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危机论文,生态论文,产业论文,报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春节长假里，认真研读了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出版管理司主编的《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5—2006），触发了许多感想，形成了这篇长文。
2005年8月，我在《出版广角》发了一篇题目为《出版生态环境论纲》的文章。在文章的“绪论”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出版产业和政治、经济、文化的大环境息息相关，荣损与共。出版生态学就是研究它们之间特殊关系的一门崭新科学。”“出版生态学的理论探究和学科担当，任重道远，亟需突破。该学科研究的切迫意义，在于探讨社会转型对出版学术发展的理论建树和产业发展的科学建构，在于概括出版体制改革的中国式伟大实践的逻辑意义，总结中国出版业发展模式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独特的全球意义下的人文价值。”
文章提出了“出版生态环境恶化”的论题，分析了出版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影响，提出了治理对策的个人见解。
2007年7月，笔者与王哲先生合作，又在《出版广角》发了《正视出版文化的生态危机》一文，探讨了人才成长环境、好书生产环境的问题。文章指出：“出版精神萎缩，文化身份模糊，文化使命淡解，这是出版文化生态环境恶化的深层表现。而出版精神、文化心态的劣化，又直接导致了出版社思想力、文化力、影响力的衰减，这更是出版文化生态危机的根源所在。”
两篇文章在理论反思的层面提出了“出版生态恶化”的命题。立意在习焉不察，察焉不言的现实语境中，提供一个独立思考的反思空间，拓宽出版学研究的新视野，探寻出版改革新一轮思想解放的精神动力。
近读陈家刚先生《生态文明与社会公平》（载2007年10月18日《中国环境报》），对照《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2005—2006），觉得自己原先立论的数理依据有所不足，深觉有必要沿着“出版生态恶化”的论题再作一番探讨，以期引起业界同仁的质疑、批评，而不至于一再陷入悄无声息的悲哀。
有质疑，有批评，有反思，才能激活思想，碰撞智慧，进而可打通出版界思想力的活水源头。有感于此，我再撰写此文，再论出版生态危机。
陈家刚先生的文章谈到：“从发展史来看，人类文明已经经历了原始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人类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生态文明是人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生态文明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它是指人们在改造客观物质世界的同时，不断克服改造过程中的负面效应，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建设人类社会整体的生态运行机制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所取得的物质、精神、制度方面成果的总和。”
出版生态文明是整个人类生态文明中的一个分支。它既包含人类生态文明的普遍要求和基本规律，又有着自身行业特点，具有出版的特殊要求和独特规律。概而言之，在出版生态文明的视域中，除了物态文明、业态文明、世态文明，更强调心态文明、智态文明。出版生态文明是指出版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与自我之间的一种和谐、科学、平静、安详、良性的可持续的互动和观照。
出版活动是人类思想文化的物态化、社会化的复杂劳动。出版的本质是传播文化。出版的价值是积累、创造、引领文化。出版的功能在于知识传承、文明对话、道德关怀、精神抚慰和人文滋养。因此可以说，出版生态文明既强调群体的，又强调个体的，既审察物理的，又体悟心理的，既关注当下的，又前瞻未来的，它是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制度层面、政治层面的综合文明和理性升华。
出版生态危机是出版生态文明出现了失衡、恶化、断裂乃至崩溃的征兆。本文依据《中国图书出版产业报告》，同时援引其他数据，从人才成长、图书出版、阅读习惯、出版物流通销售、文化心理孕育、文化力思想力生成状况等六个方面，稍加论列，以求正于方家。
人才成长状况方面。出版是智慧生产行业。人才智力资源是出版的第一资源。这在业内早已尽人皆知，达成共识。从总署到各省市出版局，层层抓人才培养工程。鼓励在职人员学习、培训、进修，积极引进吸纳新人，构成了出版人才的良性培养环境。截至2006年，出版的从业人员已达55642人，比2004年增长11.17％。从业人员平均年龄39.71岁，比2004年下降了0.89岁。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8495人，占总人数16.40％。大学本科学历23616人，占总人数45.58％。获副高以上职称11806人，占总人数21.22％。从业人员逐步年轻化，高学历、高职称逐年增加。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线编辑平均年龄38岁，占总从业人员46.6％。社长、副社长、总编、副总编等主要领导层，拥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占该层面的35.63％，拥有正高职称的占该层面42.43％，拥有副高职称的占37.48％。上述后两项相加，占到了79.81％。这是一个非常雄厚的人力资源，是出版生态基业长青的强大智力支撑。稍为欠缺的是，产业报告中没有关注到业内获得各种优秀人才奖的人数，包括优秀青年编辑奖、韬奋奖、国家特殊贡献人才奖、劳动模范奖、“三八”红旗手奖、“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等项。
问题不仅如此。众所皆知，拥有高学历、高职称是一回事，是否拥有出版的高智慧、高能力，又是另一回事。正像高校中许多硕导、博导不再登堂授徒，不再给本科生开课，许多出版社的高级人才，尤其是进入社长、总编行列的，也不再编书，不再亲力亲为在精品工程中摔打。他们不少人耽于行政事务，陷于文山会海，有的还习惯于看上级眼色，只对上级负责。获得了高级职称后，有的人不再研究新问题，很少有真知灼见的论文发表，也很少见有勇气、有胆识者，继续打造核心骨干工程。人才的老化、蜕化和异化，造成了极大浪费。
图书出版状况方面。2006年出现了几大变化。一是重版、重印率为44.40％，比2005年增加了10.45％，其中，一般图书重版、重印率为38.04％，比2005年增长5.55％。二是版权贸易逐步优化，进出口比率从2000年的11.5∶1，2001年的12.2∶1，2002年的7.9∶1，2003年的15.4∶1，2004年的7.6∶1，2005年的6.5∶1，到2006年5.3∶1，呈现了良好的发展势头。2006年的引进版权数量同比增长16.71％，输出方面则增长43％，实现了输出大于引进的历史性突破。三是图书出版单位资产总额延续了2003年以来每年以40亿元增长的持续递增势头。四是图书单品种平均净利1.39万元，比2005年的1.31万元增长36.11％。图书从业人员人均税利5.86万元，远远高于中国企业500强上榜企业的人均税利2.84万元。不过同样欠缺的是，有关原创性图书，有重大突破的学术、思想、文化著作以及获国家大奖的图书品种数量，没能在报告中反映出来。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壮举。从僵化的计划经济发展到灵活的市场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同时也暴露了诸多的矛盾和问题。从理论上回答、解释这些问题，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和智慧，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义不容辞的使命，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作贡献的时代使命。但是我们针对现实的理论研究和出版，做得还很不够。从最新公布的中国出版政府奖获奖名单中，我们只看到《“十一五”规划战略研究》、《竞争力经济学》、《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大国》、《超级杂交稻研究》、《中国煤矿灾害防治理论与技术》、《中国气候与环境演变》、《河流污染治理技术与实践》、《中国石油“十五”科技进展丛书》、《开发性金融论纲》等为数不多的理论成果，这与每年出书23万种相比，可以说是很不相称的。
图书流通销售方面。其一是全国大书城、大批销中心的建设，其二是民营总批发权的逐步放开，其三是民营图书网点的全面铺开（全国约有36035处），其四是“扫黄打非”、“反盗版百日行动”的深入开展，全国图书营销态势逐年趋好。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类销售看涨，2005—2006年天文学、地球科学类图书的增长率为83.35％，医药、卫生类为48.75％，文学类为8.24％。2006年单本图书销售超过一百万册的有11种，其中文学类占了3种。发行册数居前100位的七大类图书，理论热点学习类最为喜人：《科学发展观学习读本》发行量为510万册，荣居榜首；《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读本》（简编版）发行265万册，居第三位。此外，历史文化类《品三国》（上）发行136万册，《于丹〈论语〉心得》发行113万册；文学类《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发行134万册，《兄弟》（下）发行47.4万册，《莲花》发行42.3万册；少儿类《新童谣》（精编版）发行134万册，等等。但也应该看到，支撑中国出版业大半壁江山的教材、教辅类仍占图书总量的55％以上。全国541家出版社平均每家出版教辅105种，在全国平均出书431种中，教辅占了1／4，教材教辅的总量则占了1／3。随着教材全品种全国范围招投标、教材免费供应、循环使用，许多依赖教材教辅的出版社已经到了增长的衰退期。
阅读习惯的养成方面。多元化、数字化、娱乐化、休闲化的阅读，成了阅读习惯的新趋势，给出版业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也凸显了出版人在新时期肩负的文化使命。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图书阅读人数为60.4％，以后逐年走低，2001年为52.2％，2003年为51.7％，2005年为48.7％。与之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网上阅读人数逐年增加，1999年为3.7％，2003年为18.3％，2005年为27.8％。国民上网率6年来平均每年增长39.96％。截至2007年6月，中国网民总人数已达1.62亿人，仅次于美国的2.11亿人，居世界第二位。我国数字出版产值从2002年的15.9亿元上升到2006年的200亿元，5年间增长了10倍。2005年我国城镇居民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达到1097.5元，增长了6.26％，占人均消费性支出总额的13.8％，农村人口的同类消费为295.5元，增长19.3％，占人均消费总额的7.16％。为推动农村居民的阅读和文化生活，2006年启动了农家书屋出版工程，到该年年底，全国已建立3000多家农家书屋，推荐各类适农出版物4400多种。最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是，2006年4月18日，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作协等11个机构向全社会提出，今后在每年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为全民阅读营造良好的读书环境。2007年的学术文化、原创少儿、动漫图书、青春文学等阅读势头强健，在一定程度上也彰显了阅读习惯的良性发展。
应该看到，我国人均购书、看书的指数仍然是很低的。尤其是广大农村的中小学生、农村中的常住人口，人文社科类图书的阅读率仍然是很大的空缺。网民的增加，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阅读，游戏的成份占了极大的比重。2006年我国数字出版产值达200亿元，其中网络49亿元，游戏65亿元，彩铃、动漫80亿元。这虽然也是一种发展空间，也不能不说是阅读的无奈与悲哀。
文化心理孕育和文化力、思想力生成影响方面。这两点关涉到思想文化张力的问题。它们相辅相成，相互作用，包括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发展力等，换言之，这是一种“软实力”。改革开放30年来，出版业欣欣向荣，魅力四射，吸引力倍增，吸引了众多学子投向这一行业。据统计，应运而生的出版编辑专业急剧增长，全国有130多所高校开设了本科出版编辑专业，其中，有29个硕士点，7个博士点，全国共有20余家出版编辑科研机构，有32种专业期刊。中国文化的影响远播四海五洲，全球有100多个国家的2500余所大学开设中文课程，海外学汉语人数也超过3000万人。“孔子学院”在海外纷纷开办。目前已有145个国家与我国签订了752个文化交流执行计划，近千个国际文化组织与我国有文化往来。“中国文化年”、“中国文化节”在全球五大洲主要国家热火朝天地举办。
但是，出版编辑学专业的学生却陷入了两难境地：毕业了找不到工作，勉强进了出版行业，却发现此地并非桃花源。中国文化的出口，比之于美、英、法、德、日，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五国人口占全球人口的10％，图书贸易占50％，中国人口占了全球人口的1／6，图书贸易却占不到1％。
此外，出版产业报告没有收入民营出版业、图书工作室、策划室和民营动漫、数字化出版的发展状况，这也是很大的缺陷。作为出版行业的权威报告，没有多元文化经济成分的统计，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数据上，都有失水准。但从这份报告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出版业在长足发展的同时，仍然面临较大的困境，隐藏着很大的危机。除了上述所论，这个危机，要而言之，是出现了出版的异化现象。表现在观念上，思想认识上，出版人的忧患意识不够强，对我国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认识不足，行动上出现了许多偏差。下面着重讨论两点。
1.在出版集团的组建上，有许多值得讨论和反思之处。
集团组建是“政府主导”、“外力推动”项目，主观愿望是加快改革步伐。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加大市场主导的因素，努力通过组织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实现规模和效益的提高。但在实际运行中，为了支付大量的改制成本、人员开支，不少集团忙于圈地盖大楼，热心于搞房地产等来钱快的项目，对主业的打造缺乏全心全意的关注和投入，对图书出版的主体工程、重大项目缺乏高瞻远瞩的战略目标以及实际而有耐心的操作，尤其是对出版产业的特殊规律，对文化生产力的综合性、后发性、潜移性、持久性等，缺乏深入了解和把握，某些人总摆脱不了跳跃式、跨越式、急进式的思维，思想深处常常免不了忽视渐进式的改革。出版产业报告表明，2006年出版集团实现销售收入增长的只有9家，17家呈负增长，其中有的负数高达46.15％。实践证明，出版大楼并不代表好社、强社，出版的繁荣也不是靠行政命令奏效的。令人担忧的是一些集团仍处于制度框架的搭建初期，对一线出版社的管理仍然袭用行政手段的管理办法，发展思路仍欠明晰，对主业如何发展处于迷惘，核心项目长线投入不到位，常销项目比较少，这必将继续影响到今后销售状况的改观。而在大格局上，全国出版集团又陷入了同质化的雷同困局，进入了出版改革的疲惫期。
2.对出版转制、市场竞争的艰难性，缺乏较为清醒的认识。
应该指出，中国属于后发展国家，它的社会转型具有特殊的历史定位：我们的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有一个很大的时代落差。西方发达国家是在工业文明高度发达，开始向后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过度之时开始它的文化现代化建设的，而我们是在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同时存在的时代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我们市场竞争的成熟度远较西方发达国家迟缓。我国出版业的转型，又是在中国经济领域转型、国企改制完成之后开始的。这种双重的挤压造成了出版转型的焦虑、忧思和困顿。在文化观念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可以说，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边缘文化与中心文化、民间文化与主流文化、草根文化与官方文化之间，构成了错综复杂的纠结和时隐时显、时强时弱的文化冲突。文化观念并不是虚无缥缈、不可捉摸的。它时时刻刻地影响和制约我们的行动。比如在出版上市融资方面，不少人以为这是现代企业的特点，寄希望以上市来解决出版业社会化、市场化的问题。然而正如中国出版科研所郝振省所长指出的，这里至少存在三大难题：一是先天不足，二是后天矛盾，三是资本与文化的冲突。从传统出版体制中转过来的出版集团领导，能否很快成为上市公司的“操盘手”？资本的本性是盈利，而出版产业仍然承担神圣的文化使命，在这两者的博弈之间，文化有时难免屈从于资本，把短平快、不雅不高的盈利文化项目摆在重要位置。这些年出现某种程度的出版文化积淀稀薄化，文化发展短视化，文化价值逐利化，不能不说与出版人的亚文化、泛文化心态有关。
这里应该特别提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某些出版人不良的心态、智态状况，构成了对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冲突与制约。有的出版人过分追逐名利，心性浮躁，气氛喧嚣，工作粗疏，甚至出现了失信行为。大码洋、大系列、超豪华、黄金版与泡沫、垃圾、盗版同时杂陈的出版怪相、乱相，以降低出版的学术智慧含量和人文思想增量，牺牲出版文化的纯洁、尊贵来换取商业娱乐文化的表面繁荣，只能是“丰富中的贫乏”、“繁荣中的苍白”，是高危运行的脆弱发展态势，这些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的警惕和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