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存在问题与政策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形势论文,存在问题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总体态势
中国从1993年7月开始在加强宏观调控的目标上，采取了一系列的紧缩政策，到1997年，第一次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通货膨胀率已经降到1%以下，国内生产总值仍然以近9%的速度持续增长。就“宏观经济形势”来说，除实际失业率仍然无法准确判断之外，在货币控制和总量平衡方面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的局面。
1.经济增长：农业基础改善，工业增长适度。
1996年是紧缩的第四个年头，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了1995年和1991年，开始逐步走出紧缩阶段。1997年，在通货膨胀率已经降至0.8%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同期增长8.8%，其中第一产业增长5.0%，第二产业增长11.1%，第三产业增长8.3%。
1997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0476亿元，比1996年增长10.9%。国有经济增长率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增长率达到7.1%；集体工业增长11.7%，增长速度比1996年大幅度回落；其他经济类型工业增长13.4%，增长速度略高于1996年。根据国家统计局预计，1997年全年实现工业增加值31752亿元，以比1996年增长11.2%的情况推断，乡及乡以下工业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农业生产增长较快，对促进整个经济增长率的回升和降低通货膨胀率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年粮食总产量达4.9亿吨，是历史上第二个高产年。棉花总产量达到430万吨，比1996年增长10万吨；油料总产量2100万吨，比1996年减产100万吨。畜牧业、渔业稳定增长，其中肉类总产量和水产品总产量均约增长6%。
1998年第一季度的主要经济指标走势：
——1998年1-3月累计全国完成工业增加值442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其中3月份增长9%。
——1998年1-2月累计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1.7%，居民消费价格略涨0.1%。1月和2月生产资料购进价格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0.64%和1%。
——1998年1-2月累计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65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
——1998年1-2月累计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
——1998年1-3月累计进出口总额696.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其中出口增长12.6%，进口增长2.6%，累计顺差105.3亿美元。
2.通货膨胀：有农业丰收和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停止上涨作物质基础，已经接近消除；价格结构趋向于“与国际市场接轨”，总体物价水平上涨带有很大的市场自组织的价格结构调整性质。
连续几年的紧缩政策有效地控制了物价上涨，1996年全国商品零售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已经分别下降到6.1%和8.3%。1997年物价涨幅继续稳步回落，为深化改革、加快结构调整创造了宽松的宏观环境。从社会商品零售价格来看，一季度2.6%、二季度0.9%、三季度0.2%、四季度微弱负增长，全年为0.8%。全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率为2.8%。
1998年1-2月份，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1.7%，居民消费价格上升0.1%。其中，1月份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5%，居民消费价格上涨0.3%；2月份商品零售价格下降1.9%，居民消费价格下降0.1%。同比物价水平处于下降之中，但环比物价水平有所上升，并没有呈现出“通货紧缩”趋势。全国社会商品零售价格环比增长率从1997年12月0.1%上升到1998年2月的1.2%（2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与1月份比上升1.5%），速度较快。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下降是有企业生产资料购进价格停止上涨作物质基础的。1993年时企业购进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曾经高达23.27%，1995年下降到10%以下，1996年下半年开始基本停止上涨，1996年全年为-0.2%，1997年全年为-1.1%。1998年1月和2月的生产资料购进价格环比指数和同比指数均处于轻微下降状态，环比指数分别为-0.2%和-0.44%，同比指数分别为-0.64%和-1.0%。
价格变动的结构特征是，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的产品价格指数下降较快，机电产品、家用电器、交通和通讯工具的价格绝对水平处于下降之中。第二季度粮食、食品和蔬菜的绝对价格水平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价格上涨幅度仍然较大的产品种类有书报杂志、燃料、中西药品和服装鞋帽以及服务项目、居住和医疗保健等，这些都是比国际市场价格低的项目。总体价格结构趋向于“与国际市场接轨”，物价水平上涨带有很大的市场自组织的价格结构调整性质。
3.失业与企业效益：略有好转迹象，问题依旧严重。
据估计有1000万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但这在本质上是属于在职失业和隐性失业的显性化，是需要从体制改革上去解决的结构性和长期性的问题。非国有经济开始大量吸纳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成为主要的就业增长点，开始缓解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带来的“失业问题”。1996年以来非国有经济新增从业人数占全国新增从业人数2/3；全国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经吸纳下岗职工几百万人。
企业亏损问题依然严重，但这有多种原因。由于竞争的加剧，所有类型企业都要保持增长率和市场占有率，而要同时保持盈利却越来越困难。价格竞争直接导致同样的销售额只能实现更少的利润，非价格竞争则使同样的销售额中蕴含更高的成本，也导致利润水平的下降，直至陷入亏损境地。另一方面，由于会计、法律等社会监督机制落后于市场发展的需要，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为了自身的实际利益，通过价格转移、多摊成本甚至直接作假账等手段来减少账面利润，形成假亏损。无论真亏损还是假亏损，企业账面亏损就会导致财政赤字和银行呆账，形成经济增长的两大隐患。在税收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政府要保持必要的开支和对经济活动的控制，逐年扩大发行债券，提前支取未来的收入。以后为还债，要么直接提高税率从而阻碍经济增长；要么多发票子，带来通货膨胀。银行呆账则一方面直接损害储蓄—投资者的利益，影响储蓄—投资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直接形成了潜在的通货膨胀。
二、因素与结构
1.国内消费：增长较为稳定，信心仍然较高。
1998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85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5%。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5%，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同期增长9.6%。扣除价格因素，1-2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际增长率为11.2%，略高于1997年全年10.2%的实际增长率，显示出消费需求的稳定增长。1997年农村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4.6%，比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长率(3.4%)快，是导致1998年第一季度农村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略快于城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初步显示了启动农村市场政策的效果。
消费市场的品牌仍然十分分散，还基本谈不上品牌集中度。根据中央电视台咨询中心和人民日报社新闻信息中心于1997年10月在北京、广州、上海等32个大中城市进行的居民消费调查结果，在35种经常性消费品中，平均每种消费品涉及到的品牌数达407个，比1996年平均每种消费品涉及品牌213个多近1倍。耐用消费品的品牌数平均为302个。这表明中国消费市场的体制结构仍然十分初级，竞争仍然很不充分，现实可挖掘的市场潜力和未被满足的市场需求还很大。
1998年3月24日公布的1997年第四季度万事达消费者信心指数表明，受金融危机影响亚太国家消费者信心总体上有大幅度下降，但中国相对下降幅度较小，从1997年第二季度的73.6下降到第四季度的60.1。在13个亚太国家或地区中，中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1997年第二季度的排名第四提高到1997年第四季度的排名第一。该项指数包括就业机会、整体经济表现、经常性收入、股市表现和生活质量等五个方面。尽管整个中国都对“就业机会”不够乐观，但被调查的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除香港之外都对“整体经济表现”、“经常性收入”和“生活质量”比较乐观，在“股市表现”方面则是均较为乐观。可以较有把握地预计，下一季度中国的消费市场仍会保持较为稳定的发展。
2.国内投资：总体平稳，房地产投资回升明显。
1998年1-2月，国有单位固定资产投资65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2%。基本建设投资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要方式，1-2月增长率达到12.2%；更新改造投资则进一步下降，1-2月只比上年同期增长1%。房地产投资已经走出低谷，1-2月累计房地产投资增长已经高达10%。其他投资增长18.8%。分行业看，机械电子工业、邮电通信业及能源工业投资高速增长，增长率分别为79.4%、50.8%和20%。农业、原材料工业投资增长率较低，轻纺工业投资下降3.9%。
1-2月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数字，明显地反映出当前的结构调整力度加快，但还看不出来新一轮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3月份开始，尤其是“两会”结束之后，由行政力量推动、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已经开始启动。国家开发银行在1998年一季度安排122亿元贷款计划的基础上，3月下旬又下达85亿元的贷款规模，重点用于支持农、林、水利枢纽工程、铁路、公路、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从1998年起，所有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均可办理住房公积金委托贷款业务，《个人住房担保贷款管理试行办法》将重新修订，把贷款期限放长，允许所有商业银行在所有城市对所有普通商品房开办个人住房担保贷款。
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提高了固定资产投资的计划规模。广东省新近宣布的1998年计划基建规模达到2300亿元；山东省计划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5%，基建规模将达2000亿元。其中，在城市建设方面，投资增长目标为20%。四川省将1998年投资总额的目标由原计划1080亿元调整为1180亿元～1200亿元，重点加强了交通通信和电力等基础设施投资。
3.外贸、外资与汇率：保持稳定。
1997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达325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2.1%，首次位居世界贸易排位第10位。1997年出口增长20.9%，进口增长2.5%，贸易顺差达到403亿美元。1997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640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15.7%，其中外商直接投资453亿美元，增长8.5%。199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349亿美元。由于良好的外贸、外资形势，国内对通货膨胀的有力控制等因素，中国抵御住了东南亚金融风波的影响，人民币汇率稳中略升，由1997年初的8.2984元人民币兑1美元到1997年末的8.2796元人民币兑1美元，升值188个基本点。
1998年1月因进口下降12.9%，出口也只增长了8.8%，进出口总额曾一度下降1.2%，但2、3月份又回到了正常增长的轨道。1-3月累计，进出口总值696.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2%。其中出口401亿美元，增长12.8%；进口295.7亿美元，增长2.6%。1-3月累计贸易顺差105.3亿美元。1998年1-2月份“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为2195个，比上年同期下降9.82%；合同外资金额48.4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17%；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52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22%。2月末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为8.2789，比1997年初又升值了7个基本点。
国有企业在外贸出口中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外商投资企业的加工贸易出口是当前外贸出口的主要增长点；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对亚洲的增长速度较低（只有4.2%），但对欧美及其他地区出口增长加快，尤其是对拉美、非洲、欧洲及大洋洲的出口都有很高的增长率（均在17%以上）；初级产品出口下降，一般贸易出口仍有较大增长，工业制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彩电、程控交换机、微机、VCD机和部分电子元器件的主要生产国。
为继续促进出口增长，又出台了一些政策和措施。1998年国家将纺织品出口退税率提高到11%，将输美纺织品协议配额总量的15%以上直接戴帽分配给纺织品自营出口企业，以支持和扩大中国纺织品的出口。中国进出口银行决定扩大政策性出口融资的服务对象，更好地支持企业扩大机电产品出口。为鼓励投资及进一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自1998年1月1日起，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国内投资项目和外商投资项目进口设备，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
4.财政政策：保税减费。
1997年中央财政赤字560亿元，地方财政结余4.94亿元。1998年中央财政预算赤字460亿元，比1997年减少100亿元，地方财政预算保持平衡。1998年中央财政到期需归还的国内外债务本息为2348.6亿元（比上年增加431.77亿元），加上当年赤字460亿元，国内外债券发行额为2808.6亿元。
从1997年的财政执行数和1998年的财政预算数来看，中央及地方的财政收支政策保持在了一个较为稳定的状态。中央财政收入和支出预算的增长率分别比1997年的实际增长率调低了2.8和3.2个百分点，中央财政的预算赤字减少100亿元，反映出财政政策的继续“适度偏紧”，但并非“过紧”。财政政策“放松”的重点放到了“税外收费”方面以及税收减免方面。
国家取消217项基金项目，主要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下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未按国家规定报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越权设立的各种基金，其项目数量大约占目前全国各地征收的基金总数的1/3。国家计委公布降低农业部等13个部门收取的乡镇企业管理费等22项收费标准，平均降低幅度为35%。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通知》，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征收个人所得税（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仍征收个人所得税）。
5.货币与资本市场：资金供应渠道改变。
由于通货膨胀率的大幅度下降以及金融体制和企业融资方式的改变，判断资金供应的松紧，不能再仅以与过去相比货币供应量及金融机构贷款增幅的大小为根据。1997年广义货币(M[,2])和狭义货币(M[,1])增长率分别比1996年低7.4个百分点和3.1个百分点，但若考虑到1997年通货膨胀率比1996年低5.3个百分点这一因素，1997年广义货币(M[,2])“实际”增长率则只比1996年低2.1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实际“增长率”则是提高了2.2个百分点。导致广义货币(M[,2])“实际”增长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保险及其他投资市场吸纳部分居民储蓄及企业定期存款以及在资金供应渠道方面股权资本对银行长期信贷资金的替代。
从企业实际得到的资金供给数量及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存款增加情况来看，也十分明显地表明了1997年的资金供应比较宽松。全年金融机构新增贷款比1996年减少约300亿元；但与此同时，企业通过股票市场、银行汇票承兑以及结汇等渠道获得的资金合计比1996年增加了1550亿元。1997年末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存款余额比1996年增长了22.5%。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更广义的货币（如M[,3]），包含金融债券和商业票据）统计，其增长率则会是很高的。
从连续几个季度三类货币供应指标的增长率均大大高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的情况来看，货币流通速度在放慢。货币流通速度放慢可能有体制、预期和灵活动机等多方面的原因。体制方面包括因住房、医疗、退休金等福利保障体制改革引起的货币需求增大和部分货币沉淀等积极因素；但更主要的因素是“欠债不还”现象加剧，企业之间拖欠还款、企业拖欠银行贷款，银行的呆账和企业应收款的增长，导致货币流通速度的放慢。物价水平的持续下降导致减缓消费，名义利率的明显下降，导致手持现金和货币灵活动机需求的增长，这些因素均会使总体上的货币流通速度下降。一旦因预期改变，或其他冲击导致物价上涨，下降的货币流通速度，及由此导致的货币沉淀，便会成为通货膨胀的助推器（第二级火箭）。因此可以说，货币流通速度放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形成了“潜藏的通货膨胀”压力。物价持续上涨时期，货币发行量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之和，正是货币流通速度加快的影响。
广义货币、狭义货币、流通中现金的同比增长幅度均高于国内生产总值加物价的增长幅度，表明当前的货币供应是比较充裕的。有的学者从商业银行贷款占总资产的比重下降，货币供应量增幅低于计划目标以及房地产市场“需求不足”等现象得出“我国经济目前事实上已处在货币紧缩状态”的结论是没有足够根据的。国家商业银行“信贷额度用不完”以及货币供应量增幅低于计划目标等等本身都不能说明实际资金状况的松紧。国有商业银行新增贷款比上年减少了，非国有银行则增加了；银行的新增贷款减少了，银行向企业开出商业承兑汇票和为企业办理票据贴现的金额则增加了，企业从资本市场上直接融资的金额也增加了。这是金融体制改革、企业融资方式变化的正常结果。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经济增长停留于粗放式阶段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创新不足。
如何加速技术进步，推进中国经济增长从粗放方式向集约方式转变，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十几年的粗放式高速增长给中国经济打下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也带来了一些积重难返的问题。各种试验性的制度变革，开创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总体局势，但伴随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与反复摇摆性。
经济增长停留于粗放式阶段的表面原因是技术进步缓慢、技术创新不足，实质原因则是制度创新不足。技术创新是一种长期投资和风险投资，没有足够长时间眼界和足够强风险承担能力的企业是不会进行技术创新的。在现行以承包制为主的国有企业体制下，国有企业不可能有内在动力去进行技术创新。承包者关注的只是其承包期内的企业增长与企业利润。技术创新的高风险也会使国有企业望而却步。非国有的内资企业，如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等则因其自身实力有限而难于进行重大的技术创新投资。
中国现行体制下，技术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政府通过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优先批准技术改造项目，给技术改造项目更多贷款等等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的技术进步，但却没有也不可能提供足够的技术创新动力。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开发的目的在很大程度上是获取政策优惠和更多的资金，但实际上往往依旧进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政府认可的技术创新，未必也是市场认可的技术创新。只有处于市场竞争第一线的企业经营者与技术开发者自己才可能知道什么是市场最需要的技术创新。由此造成政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的效果并不显著。
2.国有企业及其富余职工问题。
在市场和价格改革大步推进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负债率高，历史包袱和社会负担重，内部管理不善，亏损严重，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面临着如何解决大批富余职工的难题，据估计国有企业富余人员有2000万之多，这么大规模的人员不可能都推向社会，但不裁员国有企业效率和竞争力难以提高，改革也难以迈出大步。富余职工问题也不是任何一个企业能够单独解决的。从体制上说，中国的富余职工问题，是政府与国有企业职工之间就终止传统雇佣契约的谈判问题。在传统体制下，国有职工以低工资报酬和不自由流动为代价，换取政府的福利保障与就业终身制承诺。改革以来，在国有企业的外部劳动力市场逐步发育起来之后，经济效益好的国有企业没有什么问题，经济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资产则成了国家给职工的抵押品。不同企业职工占有的国有资产价值不同，又引起了其收益的明显不同，形成了很严重的不公平。
要有效地解决富余职工问题，使富余职工能够流出国有企业，而又不至于引起动乱，不能仅就富余职工来探讨富余职工问题。可行的办法是划出一定比例的国有资产，作为全体国有职工的福利保障与失业救济基金。单个的国有企业，无论是破产、变卖，还是合资、改制等等，都可以就资产谈资产，任何一项具体的国有资产都可以脱离附着其上的富余职工而独立地在市场上实现其价值。这样才可能为国有企业的彻底改革和真正走上市场铺平道路。政府通过补贴亏损企业，来维护国有职工的就业这种转个弯的社会保障方式，只是徒然增加了运转成本。企业靠贷款维持生存，继续进行没有效益的生产，或准确地说是一种负生产活动，带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
当年的拨款改贷款，目的是给企业增加压力，现在贷款可以不还，换个说法叫国家投资，企业一样可以不给国家任何投资回报，等于把贷款改回拨款。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使国有企业贷款不还行为合法化，形成欠账机制，从另一角度支持了效益不好的企业进行粗放式扩大再生产。一种制度变革会因预期因素而影响其实际价值。即使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的政策或制度变革，可能会因其给经济行为主体形成一种不好的预期，而给经济运行带来长期的负面影响。中国正处在全面的制度变革时期，每一项具体的制度创新都要与整个制度变革的方向一致，才能促进整个制度变革的顺利与平稳进行。
3.融资、投资体制及资本市场问题。
现行体制下，产品已是市场导向，资金却还是计划决定，产生了许多矛盾。产品市场与资本、劳动等要素市场之间，是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政府及国有银行体系隔在中间，割断了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不可能达到市场均衡。在以国家专业银行为主要中介的间接融资体系下，居民和企业之间在资本供求上的联系被割断了。银行一方面以保值利率承担了居民的资本市场风险，另一方面又为企业承担了投资风险。即使是非常富有的居民及一些资金富余的机构，都只是把钱存到银行里就行了。企业方面则是不择手段地从银行得到资金，至于项目是否真正可行则无关紧要。风险都集中在银行这一环节，致使银行也无法承担，最后再转嫁到国家身上，通过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来由整个经济体系承担。
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与融资者直接见面，就不同的项目达成不同的合约安排。居民和机构自身要承担投资风险，企业则要直接接受居民和机构投资者的监督，必须慎重地选择投资项目。银行则以为企业提供短期融资为主，逐步减少中长期的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业务。企业的中长期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逐步以股本融资为主，杜绝将流动资金贷款转为固定资产投资的现象。
中国当前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不足，与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体系不发达有关。企业从银行贷款及各种形式的自筹资金，限于规模小、期限短及成本高的关系，只能用于投资少见效快的项目。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大见效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体系支持，企业没有能力去做。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
目前外资进入中国基础设施与基础产业领域的热情很高，中国政府也在抓紧制定有关法规。从近期看，外汇问题是外资进入基础部门的主要障碍。但从长期看，政治和国家安全问题将阻止外资进入基础部门的深度。促进国内民营经济力量进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领域，具有重要的长远战略价值。
四、政策选择
1997年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已经不紧，再考虑到各种新的融资渠道，企业的资金供应更是较为宽裕。1997年8.8%的经济增长率不能被多数人接受是“正常”水平，并担心1998年8%的增长目标难以实现。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又加剧了人们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加之新一届政府面临机构改革带来的人员分流压力和国企改革引起的大量下岗人员的重新安置压力，靠提高经济增长率来缓解矛盾已成为“迫不得已”的选择。但是面临越来越严重的体制和结构性矛盾，短期内可供选择的政策空间并不大。
1998年3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同时决定自3月21日起对存款准备金制度实行改革，并降低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这是自1996年5月以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第四次下调利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由现行的13%下调到8%，并同时将金融机构缴存到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和备付金的年利率，由过去的7.56%和7.02%统一降为5.22%。实际上从1996年下半年开始，通过扩大对国有大型好企业的贷款、加大国家重点工程投资力度等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中央政府已经在实际上执行了逐步放松的宏观调控政策。
从环比物价水平开始持续上升的情况看，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已经不能再加快，否则会影响通货膨胀率在3%以下这一目标的实现。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下调利率的空间也不大了。而且最根本性的问题是在体制性的“借债不还”痼疾没有彻底根治的情况下，利率对实际投资是没有多大影响的。不能通过改革来解决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问题，但同样不能企图通过总量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回避体制性和结构性的改革问题。在适度刺激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快改制、改组和结构调整的步伐。但行政命令式的改制，以至强迫职工入股等，不可能提高体制效率。现有“股份制”企业的工业生产增长率仅比国有和集体企业略高，而大大低于港澳台及外商投资企业和其他经济类型企业的工业生产增长率，已经显示出现有“股份制”企业的体制效率不到位。政府硬性拉郎配性的兼并，很多带有“平调”遗风，往往把好企业拖跨了。
由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和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正在从资金（资源）约束转向市场（需求）约束，并由此导致了消费者地位的上升和企业平均利润率的下降。如果没有非国有企业的发展，国有企业体制性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就不会结束。当前非国有经济发展受限制的部门，其价格或大大高于国际市场，或仍在不断上涨（在名义价格受管制的情况下，便通过低劣的服务态度、附加收费及受贿等方式“涨价”），便是一个证明。由于政府管制的放松和部门（地区、行业）之间资本和人员流动障碍的逐渐消除，竞争加剧、行业利润率趋向于平均化，不仅“暴利”的机会减少，“短平快”的机会也在减少。没有认识到这种转变的“企业家”，肯定会感到没有投资机会。1997年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高达13%，大型跨国公司积极加大在中国的投资力度，反映出外资对中国市场的乐观看法，其投资决策的依据是可挖掘的市场潜力，不是一哄而起的市场泡沫。
为使正在出现的增长方式转变的良好势头保持下去，必须坚持总量上从紧、体制和结构上调整的宏观政策。总量控制和体制及结构调整都应该包括财政和货币两个方面。货币方面，货币发行量已经比较松，需要做的是通过改革和强迫还债等方面的法制建设，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在信贷资金投向、自主融资机会和融资权利方面，应该给非国有企业以平等待遇。财政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名义税率高，而实际征收效率低，税收的随意性太大。需要做的是适当简化税种，降低税率，大力加强征管。可以在交通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技术推广以及保护农产品价格等方面增加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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