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高尔基学(续)——高尔基学术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史研究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4.高尔基的文学史观念
高尔基的文学史观念，包括他对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和革新等多方面的文学理论，一直是国内外学界关注的重要文艺思想之一。重要的批评文章有李辉凡的《高尔基的文学史观念》、黎浩智的《高尔基对待文学遗产的科学态度》等。李辉凡在《高尔基的文学史观念》一文中，对高尔基的论著《俄国文学史》作了分析。他指出，高尔基并没有把这一讲稿当作一部完整的文学史对待，也不是按照一般的文学史的体例来编写或讲授的。高尔基在准备写这部讲稿时曾公开明确自己的任务是研究“俄国文学和俄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关系”。高尔基把俄国古典文学的传统分为两个源头：一个是普希金，另一个是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前者被尊为革命的人民艺术之源，后两人则被视为颓废文学的鼻祖。高尔基常常在批判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把他同果戈理的错误联系在一起。这也表现了高尔基认识中的某些偏颇是在所难免的。而高尔基对于托尔斯泰的评价却表现出与列宁文章的一致性，都是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从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评价了托尔斯泰的功与过。一方面指出托尔斯泰的伟大之处：“二十年来他的严厉而正直的呼声在呐喊，在揭发一切；他告诉我们俄罗斯的生活，几不下于全部俄国文学……他的作品将永世留存，俨若天才的顽强劳动的纪念碑。”另一方面，高尔基又警告说：“我们不应该固守托尔斯泰的结论，他的草率倾向的无抵抗主义的说教……这种说教就其最后结论来说乃是积极反动的。”对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高尔基首先看到他们的“社会意义”，就是它的批判性。高尔基认为，批判性，乃是这些作家的“最大的功绩”。“在无情地、鲜明地展示生活罪恶和人们的缺陷的同时，他们培植人们对美好事物的渴望，他们教育人们。”高尔基还肯定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认识价值，“依据左拉的小说我们可以研究整个时代”。高尔基对古典艺术大师们的艺术技巧评价也很高，称他们在创作技巧上是“不可超越的”艺术家。高尔基也指出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局限性：“十九世纪欧洲文学和俄国文学的基本主题，乃是跟社会、国家、自然界对立着的个人。激起个人起来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原因，乃是跟阶级思想和生活传统相矛盾的独特地组织起来的大量否定印象。”②
《俄国文学史》的译者缪灵珠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对高尔基的文学史观点和方法所作的概括，也在我国文学研究界引起了回响。高尔基认为：“俄国文学大部分是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体系；在这里，在俄国文学里，知识分子追求较好生活地位的历史，他们对人民的态度的历史，乃至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内心生活的全部历史，是特别详尽、深刻、而且忠实地被描画出来。”高尔基在这里不仅提供了一种看取文学史的独特视角，也甚为精当地概括了俄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俄罗斯文学是知识分子精神历程、心灵历程的形象描述。
5.反对小市民习气
反对小市民习气是高尔基文艺思想中一个重要内容。评论界认为，高尔基四十多年的文学活动中，注意力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问题，高尔基的一系列反对小市民习气的文学论文提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反对小市民习气体现着高尔基对文学的任务的理解，对文学遗产的批判与继承的态度，以及对新的创作方法的探讨，是高尔基无产阶级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陆人豪指出，十月革命以后，高尔基仍然警告绝不可低估市侩习气的影响，社会主义文学要负起与小市民习气斗争的任务，同时也要在自己的领域内坚决清除小市民习气的有害影响——高尔基这个观点之所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是因为它启发我们去思考我国文艺现状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③
汪介之指出，这部作品对“萨姆金精神”——小市民习气作了讽刺性刻画，形象地说明了小市民精神心理的历史延续性和恶劣腐蚀性。同时，作品里库图佐夫为另一类正直、积极的知识分子的代表，通过贯彻作品始终的对照性描写，以充满深思熟虑的笔触揭示了近代俄国社会精神文化领域斗争的全部复杂情状，展示了小市民人生观的戏剧性破产和形形色色的陈腐，没落，反动的思想、学说，观念江河日下的颓势，以及科学世界观的日益深入人心与巨大影响力，从而显示了伴随整个民族历史行程的民族精神心理演变的主流。这部巨著，既是一部关于俄国知识分子“对人民的态度的历史”的艺术总结，又是作家探究俄国小市民心理，考察俄国国民性的一个总结，也是作家对自己关于知识分子的许多思考的全面梳理。④
6.高尔基与现代主义
在高尔基时代，苏联文学给予现代主义的关注是很微弱的。但是，高尔基却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有学者指出，一九一三年，高尔基在给德·尼·谢苗诺夫斯基的信中，提到“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高尔基的论述中，是指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同现实主义相对抗的各种文学流派。在许多场合下，他用“颓废派”这个术语。就所论及的文学现象、作家、创作风格来看，高尔基是把现代主义和颓废派视为一体的。到了后期，他又用形式主义这个术语来论述这些流派。首先，高尔基从文学的目的出发，抨击了颓废派的悲观主义、个人主义和神秘主义倾向。其次，高尔基批判了现代主义作家对人的畸形描写。高尔基认为现代主义本质上是反人道主义的。第三，高尔基并未虚无主义式地全篇否定现代主义，而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现代主义作家的才华和作品的价值。第四，高尔基对俄国现代主义作家的影响是巨大的。第五，高尔基的创作也渗透了一些现代主义的形式因素。⑤
(三)高尔基美学体系的建构
陈寿朋在中国高尔基学发展中最突出的成就，是他对高尔基美学体系的建构。一九八二年十二月，陈寿朋出版了《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这是一部专注于高尔基美学思想的论著。《高尔基美学思想论稿》涉及到高尔基的美学思想发展道路、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真善美、劳动的美学观、社会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典型论问题和继承文学遗产的方法论等学术问题，在研究层次上较高，得到了包括戈宝权、孙绳武等老一辈专家和读书界的充分肯定，认为是中国高尔基学的代表性和标志性著作。
(四)《不合时宜的思想》译本出版
长期以来，国内对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直到一九八八年苏联重新出版这本著作以后，关于《不合时宜的思想》的译介与研究，才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现高潮。
一九九八年一月，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朱希渝翻译的《不合时宜的思想》单行本；同年九月，新华出版社出版了陈寿朋、孟苏荣合著的《步入高尔基的情感深处》。这部论著分析了十月革命期间“不合时宜”的高尔基，其中的“附录”全文译出了《不合时宜的思想》。前64篇文章是根据高尔基编辑、审定，但未能出版的文稿译出的。后22篇文章也曾在《新生活报》发表过，但未被作者收入计划出版的文集中。陈寿朋希望像苏联同行所期待的那样，通过这组文章，“让中国读者了解一个完整的高尔基，一个‘活生生’的高尔基，了解他的伟大、他的探索、他的迷误和不足”，把一个真实的、全面的高尔基还原给历史。
国内评论界的观点基本上与列兹尼科夫、奥夫恰连科等苏联文学评论家重新评价高尔基的论点相一致。评论界对《不合时宜的思想》所涉及的历史事实和内容，开始了较为客观而全面的研究，抹去了高尔基头上神圣的光环，把一个真实的高尔基还原给人们，标志着高尔基学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三、欧美国家的高尔基学
这一时期西方对高尔基的研究和以前一样关注高尔基的生平传记和政治活动，如法国作家亨利·特罗亚出版了《高尔基》(一九八九)一书，加拿大学者亚德琳·特迪亚撰写了《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政治传记》(一九九九)。与以往不同的是，大量研究高尔基的史料得以出版，如《高尔基档案》(一九九三)、《马克西姆·高尔基：书信选编》(一九九七)，这些书籍的出版为人们深入研究高尔基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在对高尔基文学作品的解读方面，也比以前有了深入和细化，学者们开始研究高尔基一些以往被人们忽视了的作品。如美国学者巴里·P.舍尔撰写出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此外，这一时期陆续发表了一些对高尔基的研究很有深度的论文，如一九九六年发表在《今日历史》杂志上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俄国革命》和二○○○年十二月《加拿大斯拉夫论文》上刊登的辛西娅·马什的关于《底层》的评论文章。
(一)《高尔基》(一九八六)
法国传记作家亨利·特罗亚创作的《高尔基》一书是中国读者熟知的一本高尔基的传记著作，该书一九八六年在法国出版，一九八九年洛威尔·拜尔翻译的英文版在美国出版，二○○○年北京出版社的中文版出版。
该书以高尔基一生中的重大事件为线索用生动的语言描绘了高尔基极具传奇色彩的一生，对高尔基的生活、思想、创作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记述，肯定了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家的高尔基对苏联革命和苏联文学所作出的伟大贡献，但他认为，晚年高尔基思想中存在着深刻的机会主义。例如，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后，高尔基创办的《新生活报》对革命群众中的一些过火行为，以及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的领袖进行了猛烈抨击，由于形势所迫，在列宁的命令下该报被取缔。对这之后高尔基思想上的转变，亨利·特罗亚是这样阐述的：“由于这场反对布尔什维克专制的斗争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斗争是徒劳的。厌倦逆水行舟的高尔基发现了机会主义在物质和精神上的好处。他想，否认日常现状将一无所获。这样，虽然他不完全赞成布尔什维克学说，但他正向布尔什维克学说的坚定拥护者靠近。这不是屈服，而是近乎讨好。”⑥亨利·特罗亚还认为自从高尔基与布尔什维克和解以后，就受到这个政权的“操纵”。他成了国家棋盘上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卒。对于苏维埃当局来说，高尔基是唯一能在国内外有效地起到革命道德楷模作用的人。⑦
对于高尔基晚年对苏联政权和政策的拥护与支持，他是这样阐释的，“虽然他揭露旧制度的一切错误，却希望隐去新制度的缺点。昔日对祖国的热爱，他宁愿撒一个甜蜜的谎，也不愿说出苦涩的事实。对自己的变化，他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相反，他认为自己没有放弃年轻时的观点，因为像过去一样，今天，他仍然将无产阶级的幸福置于他的个人利益之上。在他看来，只要目的是好的，可以不择手段”。⑧特罗亚对高尔基对新政权的虔诚态度也提出了质疑：“他对政权的虔诚里，真诚和机会主义各占多大比例呢？高尔基可能想不顾一切地使自己相信他是在为理想制度服务。他拒绝面对这个制度的缺点是出于自卫本能。对他来说，停止信仰，就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过去、自我的完整性、事业和生命。与其因为过分清醒而丧失生存的理由，还不如不时地进行自我欺骗。只有对现实怀有希望，才更有可能征服命运。”⑨从他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特罗亚认为晚年的高尔基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谎言和欺骗之中，高尔基成了一个自欺欺人的人，那么他的虔诚就应该是虚伪的，被苏联人民和世界无产阶级所崇拜和敬仰的高尔基就应该是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一个彻头彻尾的大骗子了。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一点上特罗亚对高尔基的评价是有欠公允的。
对于高尔基的文学创作，亨利·特罗亚认为，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和戏剧《底层》是成功的，而且是不朽的。三部曲揭露了俄罗斯民族最卑劣的性格和最令人憎恶的野蛮行为。《底层》反映了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这部戏剧经受了时间、翻译和表演的考验，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对于高尔基最富盛名的作品《母亲》，他给予的评价是“思想偏执，形式呆板”。
虽然对高尔基晚年的政治观予以了否定和批判，特罗亚对高尔基在苏联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是予以了充分的肯定，认为高尔基开创了苏维埃文学的先河，是反映俄罗斯帝国末期社会现实的大作家和那些凭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进行创作的后继者之间的活纽带。他致力于文学新人的培养，苏联许多文学新人取得的成就都要归功于他。他跨越了两个时代，确保了俄罗斯文化的延续。他既是继承者，也是革新者。
(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政治传记》(一九九九)
亚德琳·特迪亚撰写的《马克西姆·高尔基的政治传记》没有探讨高尔基的文学创作，而是用大部分内容集中探讨高尔基的信件和政论作品。这本书按年代顺序编写，记述了高尔基个人生活中一些对其政治选择产生影响的细节，这些材料的多少恰能满足叙事的需要。书中对高尔基的政治思想发展状况进行了系统阐述，认为这是他对无产阶级文学事业的伟大贡献。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一位学者韦恩·道勒发表评论文章，认为特迪亚的写作目的在于正视高尔基神话，她旨在对高尔基的政治观和政治活动进行真实可靠的描述。特迪亚认为，高尔基和布尔什维克党所宣称的一样——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前后矛盾、不成体系的思想家，同时，她也刻画了在政治喧嚣背后一个始终坚信人性和人类教化的高尔基，而这一点正是布尔什维克害怕在高尔基身上见到的。韦恩·道勒也对该书提出了批评，认为在多数情况下，亚德琳更乐于列举材料，而不进行深入分析，她这种表达方式上的节制阻碍了她深入研究高尔基晚年所面对的痛苦的两难困境，从而不能满足读者渴望深入解读高尔基的愿望。此外，该书缺乏细致缜密的编辑整理。
(三)《欧洲作家》(一九八三)
《欧洲作家》对高尔基的评述较为客观、全面和公正。这套由乔治·斯塔德任总主编的《欧洲作家》，从一九八三年问世以来，曾多次再版，最新的一版是一九九二年出版的。书中对高尔基的生平、短篇小说、长篇小说、戏剧创作和传记作品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同时，也对二十世纪后半期西方对高尔基的评价作了较全面和客观的论述，对于我们了解西方对高尔基的认识和理解是很有帮助的。
书中认为，高尔基在世时的声望是与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等同的。然而，随着读者群生活时代的变迁，高尔基文学创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日益凸显出来，批评界不大愿意以高尔基的自由主义、同情心和从俄国革命时期到他去世期间对俄国作家和俄国文化的贡献而原谅他这些缺陷。但是，随着作家的个人声誉远远超过人们对其文学作品的兴趣，其作品重要性的日渐模糊，高尔基这个人似乎比他的作品更为重要。和其他受人尊崇但少有人读的文学“巨匠”一样，现在人们更多的是关注高尔基作品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而其作品文学创作方面的成功之处却被人们忽略了。
在西方，人们提到高尔基时基本上是指剧作家高尔基，因为他创作的《底层》依然不断被人们搬上戏剧舞台。英语世界中，高尔基作为剧作家的声誉首先是由于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公司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高尔基戏剧作品的成功排演而得到复兴和加强的。高尔基的《小市民》、《敌人》经过重新翻译被搬上了英美各地的舞台，美国的戏剧界还推出了高尔基不太有名的戏剧如《太阳的孩子》、《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一九九九年，高尔基的《瓦萨·日烈兹涅娃》再次被搬上了伦敦的舞台。然而，高尔基的第一部剧作，也是高尔基最优秀的几部剧作之一的《小市民》，却由于英文版本陈旧等因素一直未能重新唤起人们的注意。
该书对高尔基文学创作的优缺点都给予了充分的阐述。例如，书中认为，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是他文学创作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作为作家，高尔基认为他的最大责任是把人物作为观念的载体。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传达他的社会和政治观，因此他的作品有过于明显的宣传性，过于把人物作为思想的载体。但是他在叙事和对话方面的天才以及他创造极其生动、可信的人物的能力部分地弥补了这些不足。⑩高尔基的作品，由于其倾向性和改革主义者的热情而使他有时会忽略作品的艺术性，这一点经常受到人们的指责，尽管如此，他的作品中还是有许多有趣和令人愉快值得一读的东西。他的短篇小说中充满了不安分的、对浪漫主义冒险的渴望，展示了作者对不平凡的、多姿多彩的生活的敏锐观察。他最出色的戏剧作品则展现了俄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富于戏剧性的生动画面。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描绘了最广阔的俄国社会，在这方面同时代任何作品都无法与之相比。高尔基对其周围世界的兴趣及其非凡的观察能力在他的回忆录和传记中有着最出色的反映，这些作品反映了高尔基在不受意识形态所累时的杰出的写作技巧。因此，无论作为作家的高尔基具有怎样的缺点，高尔基作为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文学家，其大量的文学作品还是和其人一样值得人们作出公允的评价。
(四)《高尔基》(一九八八)
巴里·P.舍尔撰写的《高尔基》是一部关于高尔基文学创作的学术专著。他在该书前言中阐述了该书的写作目的，同时介绍了西方读者对高尔基作品的接受情况。在苏联，高尔基的作品被奉为经典，备受推崇，他本人也被人们称为“苏联文学之父”。他的作品在中学和大学得到广泛的阅读和研究，几乎每年都有一本关于他的作品的研究著作问世。在西方，高尔基的声誉主要是在他生前，当时他的许多作品几乎在国内出版的同时在国外就有了译本。但在当代他的声望已经大大降低了，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有些复兴的迹象，但批评界对他的关注还是零星的，多数英语读者是通过剧本《底层》了解他的，《底层》是他的作品中依然受到国外观众好评的剧作，其次是他的传记作品，还有少数几篇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然而即使是在学习俄国文学的学生中，多数人对他的大部分作品还是陌生的。
因此，舍尔写作这本书的目的就是使西方读者熟悉一下被人们忽视了的高尔基著作，同时也告诉读者高尔基还有许多作品值得一读。另一方面，作者也力图展示高尔基在《底层》和他的自传体三部曲中所体现的优秀的创作风格在其他不被人们看好的作品中也同样可以找到，甚至表现得更加完美。
这本书分七章分别探讨了在不同阶段高尔基的短篇小说创作、长篇小说创作、戏剧创作以及自传体作品和回忆录方面的创作情况。
舍尔把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按照不同的风格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浪漫传奇小说、寓言小说、流浪汉小说、自然主义小说、幻灭小说。他归纳了每类小说的风格特点、叙事角度及人物特征，使读者对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和了解。首先，他分析了传奇小说中叙事主人公的特点，第一人称的叙事主人公通常不会陈述任何与自己有关的故事，他只是在故事开头做些铺垫以后，就不再发言，直到结尾才偶尔站出来对故事里的主人公发表一点看法。这一点在小说《马卡尔·楚德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高尔基另一本传奇小说的代表作是《伊泽吉尔老婆子》。与之不同的是，流浪汉小说中的主人公不再依赖任何人。他追求自立，有自己的规则，既拒绝知识阶层的优柔寡断，又拒绝农民阶级的逆来顺受。他不受良心的困扰，愿意接受他自认为正确的事。如《切尔卡什》、《科诺瓦洛夫》等作品中的主人公。
自然主义小说主要是指高尔基在十九世纪末创作的几部带有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如《在筏上》、《草原》。舍尔还着重分析了高尔基笔下的女性人物，如小说《玛尔华》(一八九七)中的女主人公玛尔华，他认为高尔基短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独立、坚强，和高尔基笔下挑战社会规范的流浪汉人物一样蔑视传统的道德规范。
幻灭小说的代表作是《沦落的人们》、《二十六个和一个》，这类小说大多创作于十九世纪末期，作品里的人物或是有着被玷污的理想，或是曾经有过他们无法企及的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但最终得到的都是绝望。寓言小说主要包括《撒谎的黄雀和爱真理的啄木鸟》、《鹰之歌》、《海燕之歌》。这类小说的显著特点就是比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更加直接地陈述自己对生活和文学的观点。如《海燕之歌》中搏击风雨的海燕就是动荡社会中一场革命暴风雨即将到来的通报者和革命急先锋的隐喻。
对于高尔基的长篇小说，舍尔着重分析了《福马·高尔捷耶夫》、《三人》、《母亲》、《夏天》、《忏悔》、《奥古洛夫镇》等。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对小说《母亲》的论述。由于这部小说对现代革命的刻画和对变革社会的革命事业的全身心投入，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舍尔首先回顾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修改及出版过程，探讨了作品中主人公的生活原型以及该部作品重大的社会意义。尽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才得到广泛确认的，但是写于约二十五年前的小说《母亲》就已经对政党理论家们产生了很大影响。舍尔引述拉法斯·马修森(Rufus Mathewson)的观点说明了该部小说对后来苏联文学的影响。《母亲》中的两种明显的“程式”是后来的苏联文学中常常出现的：一是幼稚的、没有革命头脑的人“皈依”革命；二是在面临挫折困境时标志性的政治英雄主义程式。高尔基创造了革命的原型人物：儿子代表着整个年轻的、革命的一代；母亲代表着老一辈人和下一代人联合起来。总之，小说《母亲》可以被阐释为一部革命精神的神话。小说明显是在刻画革命意识的成长，尽管小说表现的是母亲深深为自己对儿子的爱所激励，但依然刻画了一个原本对政治一无所知的人被卷入革命洪流的整个过程。(11)
舍尔在这里还试图通过对《母亲》、《无用人的一生》、《夏天》、《忏悔》这几部小说中一些情节描写来追述高尔基造神论思想的发展脉络。首先是小说《母亲》，小说中的主人公巴维尔尽管后来对有组织的宗教形式持怀疑态度，早期的他则曾在墙上挂有一幅耶稣复活像。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洛·雷宾告诉巴维尔“有必要发明一种新的信仰……创造一个能成为人民朋友的上帝！”这里雷宾的思想就已经接近了高尔基后来在《忏悔》中宣扬的造神论思想。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安德烈·霍霍尔也曾不止一次表达了和雷宾很相似的关于上帝的思想。其实，书中没有一个人比尼洛夫娜本人对宗教问题考虑得更多，她本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她对教会没有好感，认为教会远离了基督的教导，同时她的宗教信仰被摆在她面前的新的革命信仰撼动了，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她不但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反而感到自己更接近基督了。尼洛夫娜在小说中对于宗教的见解足以表明高尔基对宗教的抨击，尤其是对俄国东正教教会的抨击。高尔基试图从腐败的教会中挽救并将之归还给人民的宗教感情集中在巴维尔和尼洛夫娜所理解的基督或雷宾、霍霍尔所理解的“新上帝”的身上。因此，经常被许多当代批评家所忽视或轻视的《母亲》中的精神关怀，实际上是高尔基叙述工人运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时也是研究高尔基本人思想发展的重要线索之一。
舍尔对于高尔基在《忏悔》中所表达的造神论思想，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引起的不同凡响，以及当代批评界对造神论的关注进行了简单的评述。一方面，《忏悔》反映了当时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得到了如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肯定，同时也受到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和列宁的反对；另一方面，俄国象征主义者，如别雷、勃洛克等一些过去一直攻击高尔基的人突然在这部小说中发现了值得他们热情赞颂的东西。由于在《母亲》中高尔基已经从雷宾、霍霍尔和尼洛夫娜等人物身上流露出了造神论思想的萌芽，舍尔认为高尔基在《忏悔》中表达的造神论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有着思想和创作上的渊源的，不同的是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和突出。
高尔基的另一部作品《夏天》(一九○九)中的主人公库金是一个上年纪的农民，也是一个坚定的宗教信仰者。作为俄国东正教的忠实追随者，他对革命事业产生了深刻的同情，但是他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这种方式和造神论很相似。小说的叙事者叶戈尔是《忏悔》中叙事者马特维的一个宗教意味不很浓的翻版。叶戈尔追随革命更多地是出于本能，而不是信仰。他和马特维一样是一个流浪者，一个追寻“真理”的朝圣者。将他作为《夏天》的主人公进行描写，表明高尔基的造神论思想并没有在完成《忏悔》后一夜间消失，这里高尔基依然在寻求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尽管他在一年前完成的小说，《忏悔》中已经对此有了充分的表达。
舍尔在对高尔基的戏剧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重点分析了《底层》中历来最有争议也是最受人瞩目的两个人物：一个是萨金，一个是鲁卡。鲁卡主要在剧本的前三幕出现，而萨金则是第四幕的中心角色。从一开始，鲁卡就不断地鼓励他人，他告诉安娜不要畏惧死亡，死亡会给他带来最后的安宁。他告诉“演员”有一个人们喜欢他而且可以医治他的酗酒毛病的地方。他建议贝贝尔(剧中的小偷)逃往西伯利亚。多年后高尔基承认鲁卡给予人们的都是些“慰藉的谎言”。鲁卡是那种有知识善于表达但是只关注自身利益的人，高尔基认为自己未能清楚明白地表现鲁卡的思想。通常人们认为，萨金讲述的是不带任何虚幻色彩的事实，从而是与鲁卡站在相反立场上的人物形象，然而舍尔认为萨金在某种意义上不代表鲁卡的对立面，而是与之有着一致的立场，这个立场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想帮助别人，只不过是通过不同的语言形式罢了。高尔基追求的是表达的强度而不是前后一致和连贯性，在努力把他所有的想法都囊括进来的同时他却失去了关注的焦点。这就解释了该剧有些模糊的寓意和无意中对鲁卡的肯定描写。然而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作品中背景的无情与残酷，人物设置的独特性，以及在希望与绝望之间的互动都使该剧成为这位当时还羽翼未丰的剧作家的优秀之作。
《避暑客》、《太阳的孩子》、《野蛮人》是高尔基创作的一组关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戏剧创作。舍尔认为这三部剧作在艺术特色上都不及《底层》，但在个体人物塑造和背景设置方面还是取得了很好的舞台效果。这些作品的人物和情境设置依然可以在契诃夫的作品中找到原型，就是说高尔基依然没有摆脱契诃夫的影响。在简要叙述了三部作品的大致情节之后，舍尔认为高尔基在这三部作品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描绘越来越悲观黯淡。《避暑客》中几位主人公打破现状，试图成就一番业绩。《太阳的孩子》中没有太多的邪恶，但也没有太多的美好和善良，受过良好教育的主人公除了无能之外并不很坏，但是在《野蛮人》中，所有主要人物不是残暴、堕落，就是软弱无力。
舍尔还提到了高尔基过渡时期的戏剧作品。过渡时期主要指高尔基在戏剧创作中逐渐摆脱契诃夫的影响，从刻画俄国郊外别墅和乡绅的世界转向了新兴的资本家工厂主和商人阶层，这也是这一时期他小说的主要内容。主要作品包括《敌人》、《最后一代》和《怪人》。
《敌人》和《母亲》一样是高尔基在美国逗留期间创作的，如果说《母亲》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小说，那么《敌人》就是第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戏剧。这部作品很快就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注意，普列汉诺夫赞扬了该作品的意识形态特性和文学成就，注意到高尔基对来自普通工人阶层主人公形象的塑造。《最后一代》故事的主题和《敌人》一样，都涉及到政治问题，但是故事冲突没有发生在工厂里，而是在一个官员的家里，因此该剧更多地带有室内剧的特点，而不是政治剧。高尔基的这部剧作具有双重价值。首先，他创作了一出没有政治人物的政治剧，受到指控的革命者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因此他所代表的事业基本上成了通过人们对之做出的反应来界定个体的试金石。其次，高尔基简化了情节，但使冲突更加尖锐了。如果说《敌人》标志着高尔基第一个戏剧创作阶段的结束，那么《最后一代》则标志着第二个阶段的来临。《怪人》也是一部过渡性的作品，甚至在某些方面这部作品又回到了高尔基的早期创作风格上。不同的是，这部作品把社会问题放到了幕后，置于台前的是心理问题和哲学问题。
舍尔认为高尔基的自传体写作既保持了他的创作优势，又克服了其缺陷。高尔基生动再现了他所熟知的生活和他青年时代难以忘怀的往事。同时在处理自己对生活的观察时比之其他作品，高尔基更注意让事实说话，回避过多的说教。
舍尔仔细分析了《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中的重点章节，通过与高尔基先前写作但未发表的自传作品的对比，指出了高尔基在创作童年生活方面对真实生活的艺术加工和对人物形象的深化，尤其是他对外祖母形象的美化。《童年》中的外祖母勤劳勇敢、任劳任怨、慈祥和蔼、能歌善舞，尤其擅长讲童话故事，简直就像童话中的人物一般，而没有提到真实生活中的外祖母经常酗酒，有时甚至喝得不省人事。然而《童年》中童话故事般的气氛，在后两部作品里却让位于清醒而残酷的现实主义风格。《我的大学》的题目就很有讽刺意味。他的“大学”不过是喀山的大街小巷和他在这里加入的政治团体。尽管这部作品中涉及到的时间跨度和《在人间》中的时间跨度差不多，但是长度却明显不如后者，连一半都达不到。
《罗斯游记》的主要内容取材于高尔基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和九十年代初在俄国南部和高加索地区的游历生活。这些作品也带有很强的自传性质，但是在创作手法上又和短篇小说很相似。作品关注的焦点不在阿历克谢·彼什科夫以及他的成长历程，而在于他所遇到的俄国人和他们的生活。《日记摘要·回忆录》涉及到高尔基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一直到十月革命开始的生活，包括笔记、随笔、回忆录以及新闻报道等各种形式的文章，涉及内容非常广泛，有很多地方是在描写俄国生活中残酷的一面，尽管高尔基在该书的结论部分说最好不要回想那些使人蒙羞的“事实”。
高尔基的文学回忆录按内容可以分为三类：政治家，主要指列宁的回忆录；商人，如布格罗夫；作家，如契诃夫、托尔斯泰、柯罗连科、安德烈耶夫、勃洛克、叶赛宁等人。高尔基的这些文学回忆录以一些看似是细节材料的堆积，为读者了解他所记录的个体，提供新鲜，有时让人吃惊，但总是很恰当的观察角度。例如在托尔斯泰的回忆录中，高尔基在一些似乎是随意提到的瞬间揭示出托尔斯泰深刻而内在的东西，这些简短、片断的回忆比许多大部头研究更好地勾勒出一个让人难忘和怀念的人物形象。高尔基通过这篇回忆录表明，天才和圣人不同，一个人与伟大靠得越近，对伟大的充分理解就变得越发虚幻。
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继续探索着文学创作的新题材、新形式，一九二五年出版了《高尔基一九二二－一九二四年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一本小书的故事》、《隐士》、《蔚蓝的生活》等短篇小说，在这些短篇小说中，高尔基尝试运用新的题材、新的角度和叙事技巧进行创作，从而与高尔基早期短篇小说创作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小说《隐士》在叙事方面有两个显著特征，其一是小说结尾的开放性，叙事者不再发表任何观点，而是留给读者去思考；其二是作者与小说的叙事者分开，增强了作品的客观性，由此可以看出创作成熟的高尔基依然没有停止探索新的主题和题材。在这些作品中，他更喜欢让他的主人公及他们的行为来说话，这应该是作者对自身能力的一种自信的表示。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高尔基尝试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在这些小说中，社会因素和政治背景依然很重要，但高尔基对人物的挖掘更加深刻，并提出了一些很难回答的问题。因此，他的这些小说比他的早期作品更加复杂和难以捉摸。
高尔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戏剧创作主要包括：《索莫夫和别的人》、《耶戈尔·布雷乔夫和别的人》、《托斯契加耶夫和别的人》，并改写了《瓦萨·日列兹诺娃》。这个时期高尔基共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没有最终完成的《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舍尔指出《克里木·萨姆金的一生》在苏联学者看来是一部史诗性的文学巨著，可是西方学者们却一直对该书保持冷静的态度，认为其艺术性还不及《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但舍尔认为这部作品在人物塑造、背景设置等许多方面都具有创新精神，不愧为作者在探索文学世界方面的伟大成就。
最后，舍尔引用高尔基本人的论述，阐述了高尔基文学创作的宗旨。高尔基认为文学的任务是教育人们，给人们指明通向与现在不同的更美好生活的道路，而他本人则毕生致力于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对于他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问题，存在许多争议，在当今苏联国内，他的作品基本上被奉为经典。在《简明文学百科全书》中他被称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苏联文学之父”。而在《文学百科全书》里，I.M.柏斯帕洛夫关于高尔基的文章(一九二九)则以较公允的态度总结了高尔基的创作，“高尔基的作品是由情景、事件、自然描写、日常生活、人物的外在面貌等等一系列因素的机械组合建构起来的”。“这些因素的引进不是因为主要情节或人物形象塑造的需要，而是因为其各自独立的重要性。”(12)这篇文章的语调几乎是否定性的，但是却要比其他关于作家及其成就的观点更具现实性。
总之，舍尔在书中较为全面地分析了高尔基各阶段的文学创作，对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戏剧、长篇小说和传记作品，给予了尽可能详细的梳理和分析，特别是对一些当代读者不熟悉、一些几乎已经被人们所遗忘的作品的重视，使读者对高尔基的文学创作有了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并在书中多处引用高尔基本人对这些作品的观点以及其他评论家很有见地的分析，从而大大提高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对高尔基作品的分析在深度方面挖掘得不够，其次就是缺乏一家之言，就是说作者在大量引用他人研究结论的同时，缺乏自己的东西，特别是自己独到的见解。
(五)辛西娅·马什关于《底层》的评论文章
除了对高尔基的研究论著外，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还出现了一些关于高尔基的学术论文。其中，重要的有二○○○年十二月辛西娅·马什在《加拿大斯拉夫论文》上发表的关于《底层》的评论文章。辛西娅·马什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俄国文学高级讲师，研究方向是俄国戏剧。在俄国文学和戏剧研究方面她已经出版了三本著作，发表了多篇文章，目前正在写作一本关于高尔基戏剧的专著。
这篇文章对《底层》中主题与形式的对比衬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剧本中运用口头讲述故事的形式强化并延伸了谎言与真理的辩论，剧作中真理和谎言不是在形式上相互冲突或碰撞，而是合作并存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种观点的优劣之间没有冲突，有的只是不同观点之间的相互对照和补充。高尔基更多地是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政治宣传家。由此，剧本《底层》所表达的就不是片面的政治纲领而是一个接受了多种观点的综合体。
以前评论界对《底层》的批评多是集中探讨“残酷的事实”与“安慰的谎言”之间的对立，并将这个问题作为该剧的核心，认为这是一个与意识形态相关的问题，而与哲学问题关系不大。对于这种论调，辛西娅·马什在文章中予以了反驳，她认为，这种观点忽视了创作剧本的目的是为了演出。如果主题在意义建构过程中与戏剧形式结合在一起，那么就可能出现与迄今为止在批评中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同的阐释。主题与形式相互促进的兴趣领域主要在于剧本中讲述故事的片断。这些片断使戏剧形式有意识地与戏剧中真理和谎言的主题相结合成为可能，同时也产生了阐释戏剧复杂结局的纽带。《底层》中故事的讲述不仅例证、强化，而且大大拓展了真理与谎言之间的辩论。
对于鲁卡和萨金之间的对立，辛西娅·马什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们通常认为，萨金是一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接受生活中的一切；鲁卡是一个安慰者和乐观主义者，通过给人们送去生活将会改善的希望而给人们以抚慰。无望者(支持萨金)鄙夷给人们带来暂时的谎言的努力，希望者(倾向于鲁卡)拥抱一切能够缓解目前苦痛的事物和观点。事实上，马什认为两者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此泾渭分明，其中的复杂与纠葛也已经在评论界引起了争论。随着剧情的发展高尔基的观点是有所改变的。萨金，这个现实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欣然接受了统一全人类的理想主义观点，而鲁卡，这个乐观、处处给人以安慰的人，在使信念服从于自身目的的同时透露出隐约的悲观主义：如果你相信，那么事物(包括上帝和故事)就是真实的；反之，就不是真实的。其实，这两个主要人物都拒绝人们对之随便归类。对于生活的意义，剧本为观众提供了哲学的思考，对于平等和一致问题提出了意识形态的解决途径。然而，这一思考或这个解决途径都不能包含该剧内在的复杂性。剧中“演员”的自杀呼应着剧中早些时候讲述的一个故事，并把现实/虚构与真理/谎言之间复杂的衬托关系凸显出来，防止该剧停留在唯一的意识形态的思考上。
马什认为，高尔基的《底层》强调的是观点的多重性而不是观念的冲突性，冲突是一种基本的政治力量，是高尔基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全身心接受的，但同样，高尔基在这部戏剧中，理解了人类深层次的苦难，对这一点，任何意识形态或哲学对该问题的解决都只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因此，这里存在另一个高尔基，他能够把自己世界观的复杂性与戏剧表演中引发的多重性相融合。
另一方面，高尔基的戏剧创作处于欧洲戏剧自然主义潮流发展的末期，《底层》中对社会底层人们生活处境的逼真描写就是受这种文艺思潮影响的结果。《底层》中存在着两种模式，一是环境的真实，一是戏剧的自指，这两者对《底层》的结构是很重要的，他们在真理和谎言辩论的形式中获得的多重性存在，既具有示范性又得到强化。真理存在于隐含的舞台背景丧失社会性的真实性之中，存在于房客的苦难之中；对谎言的意识则来自对戏剧假象存在的内指暗示。因此，《底层》的一个基本特色是虚幻与现实的相互关照，安慰性的谎言作为生活复杂过程的一部分是真理的基本的“他者”。换句话说，这一争论的任何一方都无法令人满意：问题不是在萨金和鲁卡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同时接纳两者。
总之，辛西娅·马什在文章中通过对该剧形式与内容统一性的研究，反驳了通常人们对该剧进行的政治性的诠释，强调了其观点的多重性，这些彼此相异的观点是对真理的争相展示而非解决途径，这才是《底层》的核心所在。
(本文续完)
注释：
①本文摘自课题“高尔基学术史”的相关成果，该课题由陈寿朋负责，邱运华、王芳、马晓华、马晓辉、史亚娟参加。
②李辉凡：《文学·人学——高尔基的创作及文艺思想论集》，第293、316页，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③陆人豪：《反对小市民习气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任务》，《江苏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④汪介之：《社会批判·文化心态批判·自我批判——高尔基创作中审美取向的历史进程》，《外国文学评论》1988年第2期。
⑤见白嗣宏《高尔基论现代主义》，《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第3期。
⑥［法］亨利·特罗亚：《普罗作家高尔基》，第169页，单飞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⑦⑧⑨［法］亨利·特罗亚：《普罗作家高尔基》，第234、210、220页，单飞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
⑩Stade,George.editor in chief.European Writers:Selected Authors,Vol.II (from Maxim Gorky to Marcel Proust),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992 (the 1sf edition:1983)p.691.
(11)Scherr,Barry P.Maxim Gorky.Boston:Twayne,1988.p.44.
(12)Scherr,Barry P.Maxim Gorky.Boston:Twayne,1988.p.111.
标签：高尔基论文; 俄罗斯文学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俄国革命论文; 现代主义论文; 小说论文; 不合时宜的思想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夏天论文; 忏悔论文; 小市民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