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构想的文化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渊源论文,一国论文,两制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战结束后，由于各自特定的历史原因，世界上存在着若干个被分裂的国家。迄今为止，有的国家已实现统一，有些国家尚待统一。纵观全球，在解决国家统一的问题上，只有中国人首倡并运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式，并已取得伟大的成效，受到世人的瞩目与高度评价。
“一国两制”构想在国际上是一个创造性的贡献。我们要问，中国人提出此种构想的依据，除了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态度之外，有没有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在里边，它与文化传统有否关联，是否具有文化上的意义？
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的政治家认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江泽民：《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
中国的学者认为，“‘一国两制’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它本身是一个不同的东西能不能相容相处的问题，所以它还有文化上的意义。……我们应当这样去理解这个事情，看到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制度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可以出现对立面的统一，再进一步去看它的来源，有一个中国文化的本质在里边，它可以把不同的东西合一起。没有这样一个本质，那就不会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也不会出来‘一国两制’”。（费孝通：《中国文化与新世纪的社会学人类学》）
这里提出了两个概念，一是精神“纽带”，一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搞清楚这两个概念，对从文化传统上理解和诠释“一国两制”是有益的。
（一）
中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文化。当代考古成果证明，在中华文化的生成期，中国境内并存着三大文化区：河洛文化区、海岱文化区和江汉文化区。这一多元的文化存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中交流、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华原始文化。进入文化发展期后，居住于河洛地区的华夏族容纳、吸收了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特长，构筑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河洛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产生、发展和形成中处于核心地位，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河图》、《洛书》、周易八卦、儒家经学、道家经典、释教佛学、老庄玄学、谶纬神学、伊洛理学，或者在这里诞生，或者在这里兴盛，因此，在学术界有“中华文化，根在河洛”之说。河洛文化，润泽中华。它与其他区域性文化相互撞击、融合、补充，共同创造了和而不同、多元互补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与佛、道文化长期并立，求同存异、互相渗透，取长补短。居住于周边地区的各民族接受了“融于一体”的文化理念，使中国境内许多不同的族群都笼罩于“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旋律中。中华民族是一个以华夏族为主体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文化是一个以河洛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体系。
“多元一体”既是中国文化的构成方式，也是中国式的文化思想，两者都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本质。当代中国倡导“一国两制”，是对“多元一体”文化观的继承和在新时代的发展。换句话说，“一国两制”渊源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本质与理念。“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即统一的中国。统一的中国，主体是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因而大陆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是统一后的中国的主流文化。“一国两制”在文化观上，则要求从一元的社会主义文化变为多元并存、多枝同根、共生互助的中华大文化。这一统一的中华大文化，不但有大陆社会主义文化，还包括港台在内的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自由的爱国主义文化。
（二）
多元一体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培育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反过来，和合精神促成多元一体文化的诞生。从特征上讲，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合文化。“和合”是中华文化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独创的哲学词汇与文化理念，它贯穿渗透于儒、释、道及其他各派的学说之中。
早在先秦时期，“和合”二字连用并提，构成“和合”范畴。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和价值标准，他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含义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补互济达到和谐统一。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大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管子》将和合并提，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就不会受到伤害，给和合以高度重视。
墨子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孟子把人和视为超过天时、地利的最重要的因素。荀子认为万物化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天下的治理，都是和合的结果。
由此可知，在先秦时期，中国文化的和合精神与传统得以产生和发展。
中国古代先哲们讲的“和合”，归纳起来有三个要旨：“和”，指异质因素的共处；“合”指异质因素的互补互济；“和合”指异质因素由此而形成合力，呈现出和谐统一的局面。中华民族讲和合，主要用来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民族关系、国家关系，强调要使这些关系保持和谐统一，形成合力。因此，中华和合文化精神，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数千年来，和合文化历史积淀在每个中国人的心理层面上，极大地影响着炎黄子孙的人生态度。使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一直能延续下来的力量，就是包含在中华文化中的这种和合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民族凝聚力。没有这种和合精神，也就没有今日的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
邓小平倡导的“一国两制”，正是继承和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它的顺利实施，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当今人类提供了和合的范例。“一国两制”既不否认海峡两岸存在着差异，同时认为两岸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和平共处，互补互济，互惠互利，从而使中华民族形成新的活力，焕发出新的生机。香港回归后的实践，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的正确性，也证明了“一国两制”所体现的和合文化传统仍然是有生命力的。它之所以得到绝大多数炎黄子孙的理解和拥护，而分裂祖国的台独势力之所以不得人心，重要的根源就在于“一国两制”合乎中华文化的和合传统，而“台独”则背弃了这一文化传统。
和合精神并不否定必要的斗争，凑合、捏合、离合都不属于和合的范畴，与和合背道而驰。现在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要把自己的文化模式强加给其他国家，是在搞捏合；中国的台独，藏独势力企图分裂祖国和民族，是在搞离合，他们都是在破坏和合，必须坚决地与之斗争。
（三）
在和合精神哺育下形成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具有四种优秀文化传统。这就是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中概括的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和自强不息。这四种传统，是连接华夏子孙的极其重要的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认同的文化理论标志。有了这种共同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才有着共同的文化规范和价值观念。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思想渊源于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是勿庸置疑的。中国政治家提出这一构想的重要依据，就来源于海内外的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精神“纽带”。无论是大陆，还是港澳台以及其他海外华人社会，主要分属于当今世界上的两种基本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尽管存在着这样的差异，但他们却有着比政治制度更为深层的共同性，这就是由长期历史积淀而形成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华文化优秀传统深藏在炎黄子孙的心中。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就把中华文化的这些传统带到哪里，在那是生根开花。无论经历多少岁月，他们都无时无刻不怀念祖国、怀念家乡。这种精神“纽带”使他们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热切盼望祖国的统一与强盛。
“一国两制”构想直接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之中。没有这一伟大构想的巨大感召力，没有海内外同胞对精神“纽带”的认同，中国的和平统一，港澳台的回归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一再证明，中华民族对文化传统的认同，能够超越时空限制，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中华民族文化上的统一，使政治、地域上的分裂不可能持久。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与实践主要用于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对当今世界的一个贡献，是20世纪末发生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实验，它为新世纪中人类对不同文化可持明智态度做了重要提示。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文化模式以及社会制度，客观上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不能只有一种模式，一种制度。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矛盾难以避免，但不应诉诸武力，而应以和平的方式化解冲突。世界应该是多元而又互补的，冲突而又融合的。在这方面，中华文化可提供解决冲突、和平共处、互不干涉、共同发展的理论思想，可提供反对霸权主义的价值评判标准，使人类文化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相互吸收优长，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而共同创造21世纪人类未来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