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人总看不到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有些人论文,资本主义论文,当今论文,矛盾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没有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模式，而是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可是一些人总想把中国拉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总是那么美好。确实，一些人总看不到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原因究竟何在呢？对此，西方一些左翼思想家的剖析起码可以部分地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根源，有助于这些人把思想转移到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
在2002年3—4月号的《新左派评论》(伦敦《新左派评论》出版社出版)上，刊登了法国著名学者皮埃尔·布尔迪厄和德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君特·格拉斯在电视上的一次交谈。在这次交谈中，他们强调，要认清新自由主义和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关键在于自己所持的立场，也就是说，必须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才能看清新自由主义和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
实施新自由主义必然造成两极分化，有一部分人得益而成为富者，而另一部分人则受害而成为穷人。若要回答实施新自由主义究竟给人们带来什么，那首先得明确你是站在受益人立场上还是站在受害者立场上讲话。如果你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权贵、富豪，自然会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而倘若你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穷人、下层人，那对新自由主义嗤之以鼻也在情理之中。布尔迪厄的《世界的忧虑》(The Weight of the World)一书和格拉斯的《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书都描述了实施新自由主义给下层人带来的苦难。格拉斯明确地对布尔迪厄说，这两部著作有着共同之处，就是都“站在下层人的立场上讲话”[1]63。他还这样说道：“我们并没有居高临下地替胜利者说话，我们对得起我们的职业，我们站在那些被社会排挤者或者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立场上说话。”[1]63格拉斯高度赞扬布尔迪厄在《世界的忧虑》一书中对在新自由主义的统治下的法国工人阶级状况生动而真实的描述，认为尽管这种描述缺少文学色彩和幽默感，但确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有力的控诉。
布尔迪厄赞同格拉斯关于只有站在失败者和下层人的立场上才能对新自由主义作出正确判断的说法。他回答为什么要采取直接地描述工人阶级的状况的写作手段时说道，把那些人的生活经历直接记录下来展现于人，这本身就足以感动人。要想使自己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距离，只在远处不痛不痒地描述他们，这对他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工人阶级和下层人的生活经历充满了令人动容和伤感的东西。要让读者了解到这种原汁原味的悲剧，就必须避免使用文学的笔调，因为唯有如此，才能把在新自由主义统治下所发生的故事中的那些非同一般的和实在令人无法忍受的暴力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再三强调：“我们相信，遍布于欧洲、拉丁美洲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所带来的暴力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人们纯粹用概念分析根本无法抓住其要害。”[1]64
在2000年第1期的《新左派评论》上发表了法国学者塞巴斯蒂安·巴杰安的一篇题为《一种新的“资本主义精神”》的文章。在资本主义日益走向全球化，越来越多的人拜倒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脚下的情境下，巴杰安要人们特别关注吕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夏娃·夏佩罗(Eve Chiapello)编著的《新资本主义精神》(Le Nouel esprit du capitalisme)一书。他认为这一著作出版的一大意义就是可帮助人们认识一个重大问题：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违背极大多数人的利益，但为什么一些人对资本主义的这种新的发展漠然处之呢？
巴杰安赞赏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这一著作开宗明义地陈述了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愤慨”和对反对派的态度的“困惑”。资本主义正把一种“新的恶毒的形式”非常顺利地、不知不觉地安置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这种资本主义新的形式“比以前更加灾难性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结构”，但是，它“既没有受到预期的批判性的关注，又没有受到反对派力量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反对派以前曾经是如此斗志昂扬，可如今却变得如此袖手旁观，或者干脆成了资本主义新发展的“拉拉队”，“这一切都是为什么”[2]150？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巴杰安顺着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的思路，把人们的视野拉回到1968年的“五月风暴”。那时之所以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对戴高乐主义政体的运动，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现实中存在着导致愤怒的四种可能因素：一是对自由的渴求，二是对虚假性的排斥，三是对利己主义的拒绝，四是对磨难的无法忍受。前两种因素通常用艺术批判来表达，而后两种因素则表现为社会批判，所谓艺术批判就是借助于艺术等形式的一种抵制和反抗，而所谓社会批判就是传统的劳工运动。资本主义的历史有多长，这两种批判的历史就有多长，“它们通过一系列方式既联系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又互相关联着”[2]151。法国的“五月风暴”正是这两种批判的有机结合，从而产生了向资本主义挑战的巨大力量，以至于资本主义秩序不得不对人民大众的要求作出实质性的让步，同意提高薪水并改善工作环境。但是自此以后，这两大批判开始分离，一方面社会批判随着共产主义的演变和衰弱而变得虚弱，另一方面自由论者和一些激进左翼团体的艺术批判却日益活跃。这些从事艺术批判的人为了反对官僚作风、资产阶级伪善和消费者遵从论，大力倡导富于表现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这两大批判的分离，特别是社会批判的弱化可以用来回答为什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违背极大多数的利益，但人民群众却对之置身事外。
伴随这两大批判的分离，特别是社会批判的弱化是资本主义统治方式的变化的标志之一。“资本主义经常借助于对现状的批判来提醒自己注意其当前的形式在任意发展的过程中所存在的隐患，并且在内部挖掘用以压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反对和提高效益的治病药方”[2]151。这治病药方就是重新组织生产过程和工资合同。灵活的劳工制度、转包合同、团队工作、“平面”管理等就是具体表现。所有这些反映了在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艺术批判的过程中所“暗含的需要”，并消除了“一种潜在的颠覆性的威胁”[2]151。巴杰安不同意“韦伯主义公式”认为资本主义是受“通过和平的手段对资本无限积累的需求”所驱动的观点，在他看来，这是“荒谬而且无从区别是非的”。物质的动因和高压政治都不足以调动能使资本主义制度动作起来的所必需的大量人民。所需要的是能使个人通过参与而获得的利益与某种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理由。传统的一些宣传，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获得物质上的进步、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满足人们需要的效能、在自由市场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着亲和力等太苍白，无法激发真正的忠诚和参与。只有同时满足人们的这两种潜在的对立的渴望才能确保这种忠诚和参与：对自治的渴望和对保障的渴望。当代资本主义力图向这方面努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们反抗它的理由。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尼托尼奥·多斯桑托斯一方面承认，“我们仍然生活在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我们在当前面临的是一种资本主义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经济”，另一方面又指出，“我们还应看到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的时候，面临着有可能被社会主义取代这样一个挑战”。那为什么有些人看不到这一点呢？他认为，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人存在着下述错误的认识：
其一，这些人看好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出于对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畅行世界，私有化运动大力推进的偏爱。多斯桑托斯针对这一点明确地指出，以英国撒切尔夫人和美国里根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为标志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思潮在全球经济发达国家兴起，是一种反动的历史现象。自由主义肯定是“反动的思想”，“它的反动性主要表现在资本统治势力，力图把当今的世界拉向后退，把当今的世界拉回到寡头的统治时代，而且是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经济”。这些看好资本主义的人面对这一事实，竟然熟视无睹。
其二，这些人看好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由于把国际间的资本更加自由的流动视为当代资本主义繁荣的标志。多斯桑托斯指出，国际间资本的更加自由的流动不是给资本主义带来繁荣而是使之陷入更深的泥坑。国际间的资本更加容易流动所造成的巨大的、严重的问题，这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由于有着巨大的投机资本的流动，同时存在着巨大的贸易赤字，所以政府不得不每年付出高额的利息。他以自己的祖国巴西为例加以说明。巴西政府每年的开支，有40％用来支付这样高额的利息。人们可以想象，在支付如此高额的利息之下，巴西政府怎么可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教育、健康和运输的需求？在巴西，如果你要建一所学校，或者建一所医院，向政府申请资助，政府会告诉你：我们没钱。但是，如果银行要发生危机，政府会立即掏出20、30以至40亿美元给他们。在他看来，看不到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对当今资本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当然也就无法认清当今资本主义的本质。
其三，这些人看好当代资本主义，主要是因为认定国际政治领域正完全朝着有利于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他说：“原苏联解体了，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负面的发展，因为我们可以从当中吸取很多的东西。”他认为，要把握当前的国际政治的走向最主要的是要知道产生这种走向的背景：以生产为导向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实力有所加强。他强调：“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仍然是分析当今世界发展和变化的真正的、卓有成效的工具。”在这样一个时代里，工人阶级及其运动可以得到比较快的发展，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之下，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比如中国将有好的机会影响世界、影响其他国家。他强调，这些看好资本主义的人被国际政治动向的表面现象迷惑了。
法国学者阿尔贝尔强调，“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尽管每况愈下，但却受到了普遍的追捧，这主要是由一些非理性的因素导致的。阿尔贝尔要人们注意这一现象：把“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相比较，显然后者要比前者完善、成功得多，但真正在世界上广泛影响的却是前者，人们普遍认可、效仿、追捧的也是前者。这是什么原因呢？阿尔贝尔对此作出了详尽的剖析，而这一剖析显然有利于人们扫除正确地认识当代美国的资本主义本质的种种障碍。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模式无论在社会心理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在不断地扩大地盘，尽管其经济在不断衰退，却在社会心理和政治上确立了自己的优势。这有点像在汽车市场上，公众都会喜欢这样一种品牌：它的车身光彩夺目，却掩盖不了并不强劲的发动机。当代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正好比是这样一种汽车，它的发动机已呈强弩之末，但其外表还是如花似锦，从而仍然吸引着众多的围观者。虽然它在效率上失了分，但却在魅力上得了分。阿尔贝尔认为，要正确地对此作出解释，就要研究人的经济行为的理性问题。他指出：“如果以为经济只服从严格的利益逻辑，那就错了。如果认为经济行为人从来只是在仔细斟酌了同意还是反对一项决策之后才采取行动，以便使他们个人利益的总量能够得到市场这只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良好调节，也是错误的。”[3]169理论家总认为理想的经济人的一举一动应当像个数学家，总是经过冷静的思考、周密的计算以后才做出自己的决策，实际上这种经济人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换句话说，“激情、非理性、花样翻新和走火入魔的模仿，比人们想象的更能控制经济”[3]169。人们的行为并非总是受理性支配，而是常常受制于非理性因素，这包括人们的经济行为在内。当人们追逐“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之时，实际上也受的是种种非理性的因素所影响。人们这样做时，并没有非常认真、冷静地思考这种资本主义是否真的会给人带来利益，以及带来多少利益，而只是一味地感情用事，对“新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的模仿确实已到了“走火入魔”的程度了。
在分析非理性因素导致美国模式的资本主义日益“走红”时，阿尔贝尔特别提到了媒体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美国资本主义虽然遭到种种挫折，负债累累，工业薄弱，不平等加剧，但它依然是媒介宣传中的一颗真正的明星。正是在媒体的大力宣传下，其对手把它诅咒为“唯一”的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的卫道士又把它奉为神话。不管美国资本主义遭到了什么失败，新闻媒体都会始终如一地对其歌功颂德。新闻媒体喜欢悬念和耀眼的角色，喜欢金融冒险和巨人搏斗，喜欢黑白分明的骑士，喜欢善恶二元论和财富的外在表现，而所有这一切，当今美国的资本主义都能使之如愿以偿。阿尔贝尔指出：“美国资本主义在记者笔下的这种胜利也不是像经济学家可能认为不值一提的次要现象。恰恰相反，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它的传播力量。”[3]173另外必须看到，新闻媒体之所以在美国的经济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它们同股市的运行保持着密切联系。一个靠市场为自己筹集资金的企业不得不纳入与广告、音像、戏剧一样的逻辑，在当前美国这样的社会里，一个企业有没有发展前途，已不是取决于这个企业本来面目是怎样，而完全有赖于它的自我表演，即自我推销做得如何。阿尔贝尔这样说道：“这种普遍的媒介化，这种‘广告’占有过分的地位，反映了一种经济的特性，这种经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地地道道的信息经济。应该知道，美国在这个方面比它的对手强万倍。这一切都是为了促使在世界范围内保证美国形象能够占上风。”[3]176对当今美国资本主义来说，媒介化的资本主义、被金融俘虏的资本主义和腐化的资本主义是合为一体的。
另外阿尔贝尔特别强调的是，东方共产主义的失败也使“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东方共产主义的失败和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不仅仅意味着一种自由主义制度对另一种国家至上的制度的胜利”，“这次失败就像一场大旋风把一整套理念、思考、感触和分析都一股脑儿地卷走了，而这些东西不应该一下子全然消失”。东方突然打开的这个大真空，有点像一条满载的船只连船带人地迅速倒向被“搁浅”的一边。“实际上，不只是斯大林式的共产主义或官僚主义版本的共产主义都被这种历史性失败严重地损害了，所有那些多少与社会主义理想有联系的、无论是改革派社会主义理想或简单的社会理想，都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了不公正的损害。”[3]184-185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凡是与社会主义沾点边的资本主义模式，例如“莱茵模式”资本主义，都因东方共产主义的失败而受到了牵连。人们在落井下石时顺便也把与东方共产主义有点关系的资本主义模式推了下去。而显然，在所有的资本主义模式中，“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离开共产主义最远，它被东方共产主义的失败反衬出“正确与珍贵”。“新美国模式被看作是一种纯洁而又坚硬的资本主义，自然要利用这股强大顺风之势”[3]186。这就是说，“新美国模式”资本主义正是利用了东方共产主义失败的强劲顺风，才扩大了自己的影响，确立了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同时也掩盖了自己的矛盾和危机。
《帝国》一书的作者哈特和奈格里提出，当今有些人之所以被“新帝国主义”所迷惑，关键在于当今的帝国主义具有“普遍性”的外衣，即打着推行普遍价值的旗帜。他们指出，当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以维护“普遍利益”的名义征服世界时，人们马上可以把其狼子野心看得一清二楚。但是，当今天的“新帝国”的推行者同样使用维护“普遍利益”的手段时，人们却无法识别真相了。实际上，当年欧洲的帝国主义者、殖民主义者普遍性的宣称是虚假的，而今天作为“新帝国”的主要构筑者的美国关于普遍性的宣称同样是虚假的。其区别主要在于：“作为世界警察的美国不是服务于帝国主义利益，而是服务于帝国利益。”[4]180哈特和奈格里强调，要认清“新帝国”的本质，必须要看到“帝国秩序的合法化不能仅仅依赖法律制裁和军事力量”，“必须制造出国际司法常规，合法地、持久地提高霸权行动者的力量，帝国秩序的合法化唯有由此才可能发展出”[4]180。在他们看来，剥去新的帝国主权形式的合法性的外衣，揭露其反人类的本性，正是当今认清“新帝国主义”本质的关键所在。
确实像哈特和奈格里所指出的那样，种族主义正在稳定后退。特别是南非种族隔离法的废除，象征着整个种族隔离时代的终结。一些人就此认为引发各族间甚至整个世界的冲突根源也不存在了。哈特和奈格里强调，在这种情况下，要认清“新帝国主义”的实质，就必须明白当今世界上已形成了一种新的帝国式种族主义，在这种新的帝国式种族主义统治下，社会和文化差异已取代生理差异成为种族间仇恨与恐惧的主要根源。他们斩钉截铁地指出：“在我们看来，很明显当代世界中种族主义非但没有退却，反而在前进，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皆是如此。”[4]192在帝国主义时期最主要的种族主义理论以及与之共生的隔离行径都是围绕着种族间生理差异这个核心。而在当今的帝国时期，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正由生理转向文化。
实际上，帝国时期的新的种族主义是一种“没有种族的种族主义，或更确切地说，一种不依赖生理种族概念的种族主义”[4]193。在这种帝国式的新的种族主义那里，尽管生理差异作为种族主义的基础和支撑已被摈弃，但与此同时文化却被拉了上来，发挥着生理差异曾经发挥的作用。哈特和奈格里说：“在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者看来，不同文化的流动性和兼容性也有着严格的限制。当分析到最后，不同文化和传统间的差异是不可逾越的。根据帝国式种族主义理论，允许不同文化融合，或坚持它们可以做到这一点是无用的，甚至是危险的。”[4]193这就是说，由于不可逾越的文化和传统间的差异，不同的人必须分开。他们强调，作为一种社会差异理论，文化种族主义的“原质论”色彩丝毫不比生理种族主义淡。或者说，它至少也为社会分离和隔离创造出一个有张力的基础。人们必须认识到，在当今的帝国时期，文化对生理差异的取代已变成了一种种族保护理论。“种族主义理论的这种变化向我们展示出帝国式理论如何能做到既吸纳传统的反种族主义立场，同时又保存住社会隔离原则。”[4]194在这种新的种族主义理论的驱使下，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帝国世界的残酷现实是：“一条条由种族壁垒造成的隔离线纵横交织，它们穿越城市，覆盖全球。”[4]195哈特和奈格里基于上述分析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能够看清这一事实，就不会被当今“新帝国主义”的表面现象所欺骗了。
西方著名左翼理论家、加拿大学者埃伦·M·伍德把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称为“资本帝国主义”，认为当今已经进入所谓的“全球化”时期，资本帝国主义者正在大力推行资本的国际化，即“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快速流动和最具掠夺性的金融投机”[5]100。伍德认为，在这样一个资本的国际化时期，人们对以美帝国主义为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产生的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布什他们“会像发展自身的资本主义那样在世界所有的地方都鼓励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以为布什他们在真心实意地实施所谓的“全球化”。在伍德看来，要使人们认清“资本帝国主义”的本质关键在于揭穿其假象，而在所要揭穿的“资本帝国主义”的种种假象中首要的就是实施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假象。
伍德要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的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即要搞清“全球资本主义”的实质是体现在“全球”这一概念上还是体现在“资本主义”这一概念上？她说：“全球资本主义之所以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不仅因为它是全球的，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论是民族的还是全球的——是由某些系统的法则推动的，包括诸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这些法则必然要求把‘交换价值’置于‘使用价值’之先，把‘利润’置于‘人民’之上。即使是最为善良谦和或‘负责的’公司都不可能逃避这些强制性法则，都必须服从市场规律以求得生存，而这意味着不论一件事情会有怎样浪费或毁灭性的后果，都要把‘利润’置于首位。”[5]100伍德的这段话透彻地论证了在全球资本主义统治下所出现的所有问题，主要是由资本主义本身，即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法则，如竞争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以及资本积累原则所造成的，而不是像一些人通常所理解的那样是由全球化带来的，全球化只是强化了这些法则而已，而且全球化本身其实是这些法则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正因为如此，伍德要求人们在抨击全球资本主义时，必须把矛头紧紧地对准资本主义，而不能把重心放在全球化上。
必须明确，资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要实施全球化，根本目的在于确立自己的全球化优势，“全球化优势显然一直是美国孜孜以求的目标”[5]1。而资本帝国主义者在这样做的时候往往又打着通过推行资本的国际化来帮助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的幌子，他们总是吹嘘自己在履行“全球资本的使命”[5]4。而实际上这并不真的意味着要帮助其他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这只是说必须使附属国经济在面对资本主义的法则时弱不禁风，其主要方式即强迫它们向帝国资本开放市场，以及进行某些社会改造，例如，把封建农夫改造成依赖市场的资本主义农民，因为自给自足的农业已被以出口为导向的专业化经济农业所取代”[5]10。正如资本家不需要对工人无产者进行直接政治控制一样，资本主义帝国可以依靠施加经济压力来达到剥削从属国家的目的。“正如要强迫工人阶级依附于资本并保持这种依附状态一样，也必须强迫从属国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而这可能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5 ]10。按照伍德的观点，“强迫从属国经济相对于资本和资本主义市场的操纵十分脆弱并保持这种脆弱”，正是资本帝国主义实施全球化的根本宗旨所在，而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过程”。
实际上，资本帝国主义在实施全球化的过程中总无法摆脱一个基本矛盾。就是既要不断开拓市场，又不能使竞争对手强大起来的矛盾。伍德是这样表述这一矛盾的：“从一开始，资本帝国主义就一直受到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矛盾的影响：在最大范围内推行其经济‘法则’的需要与尽量减少这种普遍化给资本带来的破坏性后果之间的矛盾。竞争推动了资本主义，但是资本总要尽量弱化竞争。它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市场，并不断在新的地方寻求利润，然而它又通过阻挠主要竞争对手的发展，以独特的方式阻挠市场的扩张。”[5]11伍德要求人们根据这一矛盾来观察资本帝国主义在实施全球化过程中的所作所为，也就是说，来分析它为什么既要开拓市场又要阻挠市场的发展，为什么既要推动竞争又要弱化竞争。
伍德总结全球化的实质是：其一，所谓“全球化”实质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帝国主义”“出于对帝国资本利益方面考虑而对贸易环境所做的‘操控’”；其二，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是两回事，在全球化状态下只会鼓励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开放，而不会允许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开放，如果真正实施双向开放，那就有违于全球化的设计者的初衷；其三，全球化所带来的结果一方面是“附庸经济形式的市场开放及其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另一方面则是“帝国经济尽可能保持不受全球化反面效应的影响”；其四，全球化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全球化程度高不高的问题，即使穷国能全面进入西方市场，那也拯救不了这些穷国，因为“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危险不是帝国市场对它们的封闭，而是它们自身市场面对帝国资本时的脆弱”。正如伍德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只有这样去认识全球化，才能真正把握当今“资本帝国主义”实质，不再产生以为布什他们真的希望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资本主义经济，让全世界人民都能过上当今美国人的生活的臆想。
英国学者威廉·基根同样认为，倘若不能认清全球化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不能把握当今资本主义发展趋向。如果说伍德主要是从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否有利于世界各地经济的发展的角度揭露了全球化的危害，那么基根则着重通过论述全球化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对美国所造成的结果来说明全球化的危害。
基根指出：“在近些年的时期里，资本主义有三种重要趋势，它们可以用以下题目来概括：全球化、地区化和相互依存。”[6]249面对这些新趋势，“如果国家和国际的公共政策能够妥善应付的话”，资本主义“能够取得与黄金时代岁月相似的利益”。但实际上，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这样去做，它们也不可能这样去做。全部的关键在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应对全球化、地区化和相互依存这些新趋势时，不可能放弃其竞争和获取利润这些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基根这样说道：“竞争和获取利润的动机不仅只是各个资产者或市场经济的特征，也是它们之间关系的特征。”[6]249这就是说，在基根看来，在日益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即使从表面上看国家与国家之间，跨国公司与跨国公司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如此地相互依存，但实际上构成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还是竞争和获取利润。
目前在这种全球化态势下的相互合作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研究和开发的高成本不仅导致了各国政府的扶植支持，而且导致了那些表面上的竞争公司之间的合作。技术淘汰率的加速加强了国家、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垄断趋势。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跨国联合母体内，投资、贸易和技术都在相互作用，它使得那些独立公司彼此之间竞争的简单模式过时了。基根引用亚历克西·史蒂文斯(Alexis Jacquemin)的一段话来说明全球化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垄断经济：“游戏在名义上是与竞争者在共同的零部件方面的合作，可在最后的生产阶段保持激烈的竞争；建立确实有效的障碍抵制可能的市场进入者；控制可能成为自己的某项活动的替代品的生产和服务范围；通过长期合同或控制前阶段行为的方式，改进自己直接面对供应者或购买者的谈判能力；通过实行战略性的改变和抢先的变化来影响力量的平衡。”[6]211基根认为，上述这些正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化的推进者在实实在在做的事情。这不是垄断又是什么？与这些推进者所吹嘘的所谓全球化的公平、自由、开放等准则南辕北辙。
他借用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对在全球化态势下经济运行特征的分析，来说明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竞争在当今世界上已变了质：“竞争本身正在经历深刻的变化。过去它主要是由价格驱动的，而现在它已经变成由技术驱动的了。此外，在成倍增加的合资、联络、交叉许可和其他公司内的合作形式背景下，由于竞争是处于极端的垄断寡头和处于另一端的地区低成本竞争者之间进行的，人们认识到竞争变得不那么完美了。”[6]213在全球化态势下，竞争主要是由技术所驱动，竞争已变成了这样的双方之间的竞争，即一端的垄断寡头和另一端的地区低成本竞争者，这种竞争还有什么公平可言？他明确地指出：“其结果之一是：人们很难把‘竞争’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术语‘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份额安排’区别开来。”[6]213也就是说，这种竞争实际上即在全世界范围内安排市场份额。当然，这样去做并不必定意味着现代资本主义公司避免了风险，这些公司只是分散了研究、开发和新的市场投机的风险而已。事实表明，在全球化态势下围绕着经济利益所展开的斗争有增无减。“这是一场仍在进行中的斗争。”[6]213例如，当今资本主义的过程就存在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全球化会导致保护主义的增加。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指出的，由于对非经济集团成员的经济利益持歧视态度，所以保护主义的幽灵很容易发展起来。“资本主义面对的一个矛盾是，在一次贸易自由化的重新进发应该对生产和就业提供一种刺激的同时，对‘工作岗位’的担心本身却导致了保护主义的压力”。[6]215-216尽管斗争和矛盾如此明白无误地存在着，但有些人对全球化对资本主义的影响还持乐观态度，“新的、长期的支持贸易的力量为‘审慎的乐观主义’提供了理由”。而更多的人则看到了“由竞争着的政府领导的、在另一方向上进行的争夺商业和工作岗位的斗争”。
基根正确地强调了全球化之所以会引出如此多的矛盾与斗争，关键在于全球化的推进者并没有维护全球利益的意识。对此，他作出了深刻而传神的表述：“我们可能拥有了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和产品市场的全球化，但还不存在政府的‘全球化’，政府代表了普遍的利益以确保众所周知的‘比赛场地’的平坦。”[6]214-215金融市场全球化了，生产和产品市场全球化了，但推进这种全球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可并没有“全球化”，即它们并没有代表全球的利益，它们并没有确保全球化过程中能使“比赛”公正、顺利地进行，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全球化的推进者总宣扬所有的人都会从经济政策的协作中受益，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原因很简单，这些推进者“不愿意做除了他们自己的短期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事情”[6]214-215。
在资本主义全球化过程中人们看到的不是国际合作精神的增强而是衰退。基根说：“资本主义已经取得了对共产主义的胜利，但那些曾用于帮助它管理自己的经济管理工具和那些曾用于防止竞争性资本主义威胁到自身的国际合作的精神看来都衰竭了。”[6]236正因为如此，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普遍出现了对资本主义的信心危机。如果听任这种信心危机存在下去，那么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坏消息就会接踵而来。而工商企业和消费者经受着的信心危机，又将伴随着政治家和政府官员所经受着的信任危机，前者由于后者而恶化。其根说道：“由于把民主的自由推至了极端，美国、英国甚至德国的政治家造成了一种一位官员所称的‘财政政策的可怕的瘫痪’。西方政治家们在实践中为了取悦选民而滥用财政，致使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体制的管理更为困难了。”[6]235基根还这样说道：“对那种环绕共产主义的崩溃而出现的必胜主义的嘲弄是，它恰值资本主义本身急切需要更好的协调之时。”[6]237基根指出，既然全球化不可能把当代资本主义引上一条必胜主义的道路，那么人们何必因为资本主义在推行全球化而看好它呢？
尽管上述各位西方左翼思想家论述的主要是西方人为什么不能看清当今资本主义的矛盾与危机，而甘当资本主义的“拉拉队”，也切中了我们这里一些人之所以迷恋于资本主义的要害。无论是他们所说的关键要站对立场，即必须站在当今资本主义发展的受害者，即广大“下等人”的立场上，即从维护他们的利益的角度思考问题，还是他们具体揭示的各种阻碍把握当今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上的偏见与误区，都具有极强的针对性，给予我们莫大的启示。实际上，正是由于我们没有站在广大资本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观察资本主义，正是由于我们存在着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各种思想上的模糊观念，才导致一些人如此迷恋资本主义，甚至还拜倒在资本主义脚下。在这方面，这些西方左翼思想家的论述确实是清醒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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