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术界的性别歧视与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美国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71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95(2011)06-0037-06
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初女权运动蓬勃发展以来，妇女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领域的地位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但隐蔽的性别歧视仍然存在，尤其在学术界。本文不拟对在美国政治和社会中的隐蔽性歧视进行全面评述，只拟就学术界的或明或暗的性别歧视和改革略加评述，以此与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国内同行共勉。
一、教育方面的歧视
美国妇女，无论在专业方面取得的进步如何，她们在学术界仍然面临着抵制或“反撞”的形势，而这一点在政治学的教学领域尤其明显。美国政治学家米利迪丝·R.萨基斯和E.麦克林·南茜指出：“距妇女攫取学科的现实尚远。”对她们来说，无论教学还是研究都莫不如此。美国政治家黎萨·布朗德和伊罗茜·巴克等则认为抵制和“反撞”的本质如下：
第一，妇女获得博士的数量已经增加，但这种增加并没有以教学岗位雇用妇女的相同比例发生；
第二，教学方面的多数进步是在妇女以参加教育工作、担任助理教授和副教授的情况下取得的，但教授则很少出现；
第三，反对“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的情绪创造了“寒冷的气候”，尤其对女权主义学术(即国际关系研究方面的敌对反应)[1]320-321。
与此同时，黎萨和伊罗茜等学者还分析了这些现象之所以出现的原因。根据她们的分析，除了历史、法律和伦理问题之外，教授的性别和族裔多样性对政治学系而言，似乎具有重要意义。与学生注册相关的几个因素或许可以说服系在教授的雇用和留校问题上十分关心性别和族裔多样性的问题。第一，学生以政治学为主课的数量绝对下降了；第二，决定不上传统4年制大学的学生(尤其黑人和白人)的比例增多了，妇女在许多大学里变成了多数。1998年，妇女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的47%，并获得硕士学位的50%。在同一时期，妇女占政治学教授的22%。差距是显而易见的，对学生的安宁和职业决策具有影响。美国南方教育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断言：“像校园里教授委员会成员和工作人员一样的少数民族指导教师和行为榜样(role model)的存在在少数民族学生创造和谐气氛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1]321。
无论如何，对劳动场所和学术界性别不平等表现的统计却更加令人信服。美国统计部门采用就业和薪水计量的统计结果表明，学术界是不同于其他社会领域的：两者分别表明，从事专业工作的妇女和男人在被对待的方式上是具有重要差异的。在学术和专业人员中，在较低阶梯和综合统计中存在着平衡；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可以发现薪水较高和权力更大岗位中性别不一致的有力证据。
事实上，学术就业模式反映了范围更宽广的专业界的就业模式；拥有更高地位、权力和报酬的岗位一般而言都是由男性控制的。一方面，女研究生在授予学位大学的注册仅在10余年间就超过了50%，另一方面，她们又只占所授博士学位的44-45%，所有高等教育机构全日制教授的38%，以及“顶尖”系终身教授和预备终身教授(tenure-track)的15%。总之，一方面，就终身教授男女之间的比例而言，男性是女性的4倍(2001年，80%是男性)，另一方面，预备终身教授(男性为65%)和非预备终身教授(61%)的就业似乎有点接近平衡[2]。
不仅如此，就相关薪水而论，在过去1/4世纪中，妇女在一般劳动力中只获得缓慢增长，而男性却一直稳定增长。如在2003年，妇女的中等收入只是男性中等收入水平的四分之三。就大部分妇女而言，这是由于男性中等收入水平较高所致：自1975年以来，男性中等收入一直是较高的，大致为40,000美元。从边缘化角度观察，学术界的薪水是比较“平等的”，女教授的平均薪水大致是男同事的80%。这种划分是与“职级”具有相互关系的；以性别划分，讲师(instructor)与讲课人(lecturer)的薪水比例大致是相等的，在性别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则是属于较高职级范围的，与学校或合同类型的无关。
综合统计数据表明，作为整体的学术界并不比以性别平等为基础的一般劳动力的更好。妇女几乎在所有学科中所占比例都是低的，而男人在拥有终身职业上比妇女的更多，而且在被晋升终身职业，获得教授职务和报酬方面都比同级妇女的高。
统计还提供了对妇女境遇的观点；奇闻轶事和传记提供了更深远的视野。对学术界妇女工作更详细的定性分析则提供了一幅惨淡的图画：脱胎于以男性为榜样的报酬制度，高度的隔离，由男性创造的根深蒂固的规范和歧视，使妇女承受着巨大压力，整日处于疲惫状态之中。麻省理工学院在对22位女教授采访基础上提出的报告表明，年轻妇女常常是在认为性别歧视不会降临自己身上的情况下开始生活和工作的。她们中许多人最初认为，在系内是可以获得良好支持的。然而，她们很快发现，伴随她们任职的环境实际上是很糟的。麻省理工学院一位女教授在叙述其感受时，认为她们被边缘化了，被从系里主要角色中排除了。这种被边缘化的认识伴随其攀登阶梯而逐渐增强，因为她们接受的令人愉悦的东西减少，尽管她们在专业上有些收获。这位女教授报告称，关键的差异在薪水、空间、晋级、资源和校外单位的回报等方面。这种模式在一代接一代人中重复，但麻省理工学院却宣称，有证据表明，该学院女教授的境遇未来将会有所改善[2]216-217。
二、研究方面的不平等
性别歧视同样存在于研究方面，而且由来已久，在政治学领域更为突出。根据美国政治学家黎萨·布兰德和伊罗茜·巴克的调查，在近100年中，只有433篇以女性问题为重点内容的文章发表在15种“顶尖”政治学杂志上。而且就大部分政治学课程而言，还忽略了女权主义者在认识论和理论方面的贡献[1]321。
当然，这类情况在其他学科如科学和工程中也同样存在。它们之所以会出现，当然是有许多因素所致的；其中之一就是妇女获得研究项目的机会太少了。
美国政治学家克里斯亭·门罗和萨巴·奥祖特在对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尔温分校的女教授伊莎贝尔(化名)采访时，伊莎贝尔的谈话完全可以作为证据。她说：“我拥有曲折的过去。实际上，我发现一些妇女也恰恰拥有类似经历。我参加过在新罕布什尔举行的学术会议。我遇到了一位已认识几年的妇女。她是×××国家研究所的资深成员，比我早几年。据说，她也有过类似经历，参加科学和工程研究的曲折道路。我认为这对妇女而言，是普遍现象。”[2]227
不过，似乎还有一种歧视妇女的形式更加隐蔽：当课程需要外部对实验室或设备提供资金支持，以合作研究工程或专业领导的形式而让“老男孩网络”发挥作用时，女权主义者就需要更加提高警惕了。事实上，这类项目运作的结局如何，已被前述大学的另一位女教授贝奥(化名)认清了。她说：“谁会被选为领导人，事情已很清楚。谁会被邀请参加研究项目，这也是不言而喻的。例如，当前大力推进而采取行动的是所有这些合作研究集团。所有的资金支持机构都希望把项目集中起来。我已看见无数机会，但我从未被邀请过。”[2]219
然而，最有代表性的论据还是美国黑人妇女在政治学领域的遭遇。黑人女性一旦获得博士学位，她们就会受到机构和制度化“地方病”的限制了。
她们不仅会受到种族主义和性别偏见的干扰，而且还会受到阶级地位低下的影响。例如政治学家米克尔·M·托卡迪克和伊丽莎白·A.法伊注意到：“总是期望给家庭以津贴，支持学术研究。对于并非出身于绅士，而是工人阶级的妇女而言，这些期望代表着困难或障碍。”常春藤联盟之大学通过优惠渠道培养的博士也是受到限制的，像黑人妇女，尤其对非中、上阶层出身的人而言，也只能勉强以其学位的名义进行不同选择。她们一旦踏上学术岗位，就得准备讲授新课，为委员会效力，并开创研究项目日程。这种工作对一所大学的功能而言是重要的，但并未把研究放在主要位置上。就学术产品的创造而言，除了这些基本挑战而外，黑人女政治学家还会进一步受到政治学家学术会议和发表文章窗口的限制。政治学研究主要是对计量方法的采用，而对这些创造性的研究而言，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对黑人妇女与政治学关系的分析是重要的，但方法论的整个范围却要求适当地捕捉黑人妇女的政治经历。
除了重新考虑理论框架之外，学者们还必须发现各种方法，考察黑人女“演员”的重要性。美国政治学家奥德·劳德谨慎地提醒说：“主人的工具永远不会拆卸主人的房子。”讲授政治学的黑人妇女已扩大了对传统计量方法的应用，并同时采用计量和解释方法。例如，采用计量方法的学者已把这种方法用于考虑政治进程中的种族和性别问题。但是，采用被认为是因袭方法的选择是妇女和政治学家的困难之一，因为后者的学术已被认为是政治学家课程的空白了。这些水到渠成的事项以及非因袭方法的选择使发表文章的渠道更加堵塞了。政治学家欧内斯特·J.威尔逊Ⅲ和罗里·A.弗拉西在其对黑人政治学文章发表比例的比较研究中也作了类似评论。他们对1970-1985和1986-2003年两个时期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和经济学的调查研究中发现，虽然被考查的所有学科都表明，出现在“顶尖”杂志上及关于黑人问题文章的数量都有增长，但政治学继续落后于社会学和历史。例如在1970-1985年期间在《美国政治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s)和《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等杂志上发表的2,272篇文章中只有34篇直接与黑人政治问题有关。在1986-2003年间也出现了相同趋势，在杂志上发表的2,554篇文章中仅有38篇是以黑人政治为中心的。
由于边缘化和方法论的积习限制了黑人政治学家和妇女发表文章的机会，从事性别和政治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和黑人妇女特别承载了寻求发表机会的重担，原因是他们的工作是为两个亚学科妇女与政治学与美国黑人政治学搭桥的。然而，一小部分登载亚学科文章的特别杂志却进一步把妇女与政治学与黑人政治学之间的关系弄得混乱不堪。《妇女与政治》(Women and Politics)和《全国政治学评论》(National Politial Science Review)等杂志则分别作为重要论坛为妇女与政治和黑人政治学研究服务，但在创造更多发表文章途径以及使现有杂志能够发表更多关于妇女问题文章方面却显得比较窘迫[3]。
无论如何，研究工作，不但对妇女，而且对白人教师的增薪或晋级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妇女却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前文提及的克里斯亭·门罗和萨巴·奥组特等学者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尔温分校进行调查研究，采访女学者克拉拉(化名)，问她妇女在晋级和进步中有什么与男人不同的障碍时，她说，薪水较低，而且把整个的职业生涯都赌在愿意去的地方。当采访者问她，她认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之情况时，她开门见山地说：“常常因为不是与性别有关的十分清楚的事情。男性同伴或许在一个领域排名‘顶尖’10种有同伴作评论的杂志上拥有更多文章，而妇女或许只有书的较多章节发表在其杂志上。”妇女在发表作品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确实比男人的多得多。
三、过重的服务担子
一般学者或许认为，解决服务方面歧视妇女的问题，可以采取在多行歧视的集团内部增加一定数量“身在曹营心在汉”成员的途径。事实上，美国政治学家克里斯亭·门罗和萨巴·奥组特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在妇女掌握权力、地位和公职等方面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仅就担任公职而言，是不可能完全保障期望变化发生的。一位被采访的女学者杜罗利丝(化名)说：“在权力岗位上有妇女是重要的，无需怀疑的。而在这类岗位上拥有较多妇女就足以改变我们关于性别和知识生产方式的认识吗？当然不能”[2]220。
总的来说，妇女对女系主任、院长或校部中心行政人员的增加感到欣慰；一些人注意到，这种增加标志着环境的真正改善。然而，一位妇女对这类岗位占有的意义不管被贬低，还是被降至最低水平，都是被纳入服务程式，而不是权力程式的。许多学者听见这种评论是如此频繁地搜查所有学科，以致使这些学者最终把它们称为“性别贬值”。由于行政岗位被妇女占有而失去了其地位以及权力和权威的灵气，性别贬值无疑就涉及微妙的过程了。例如，系主任既可被视为权力岗位，也可被视为服务岗位。当一个男人担任系主任时，这一岗位就被赋予了地位、权力和被尊重的目标。当一位妇女成为系主任时，权力和地位就似乎被缩小了，而服务的一面则被强调了。那么，性别贬值这种现象如何得以继续存在呢？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一些妇女认为，当前大学里女院长的增加有利于校部的中心领导的攫取权力。其原因至少有两个：第一，妇女比较软弱；第二，校长把“他自己的人安排在公职岗位”上，以便保证他们对自己的忠诚，而且不与自己的决定进行斗争。一方面，一些女院长被认为拥有独立意识，另一方面，其他的就被认为是“yes women”了；前者对校长而言，拥有自己的立场，或者只被校长忽略罢了。有的女教授觉得这两种情况仅仅描绘了在职女院长不一定能够扩大妇女权力的范围，并强调了大学政治权力的“奥妙”和引起有意义变化的困难而已。
另一些妇女则大讲她们取得如何大的成就，被选为具有学术性团体的负责人，担任专业协会或国际协会的领导者或海外学术团体提供的职务，以及这一切是如何被其男同事仅仅作为平权行动的结果，而不是妇女自己的成就，就一笔勾销了。
多数妇女对男性这种肆无忌惮的行为都是持反对态度的。事实上，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对一些“服务”是抱怨的。她们认为，妇女常常比男性分担了更多的服务工作。这类工作往往是地位较低的，而且不是给报酬，就是制度上未给应有价值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尔温分校一位被采访的女学者维基(化名)说：“性别色彩浓厚的事是属于服务工作的。就各个系而言，妇女是分担较大比例的。当然，服务工作是很少给报酬的。在我所在的系里，妇女做的更多，但她们做的更快，更好；在多数情况下是不用重做的。这却不如研究那么有价值。”
其他妇女也对这种抱怨拥有共鸣。她们认为，总的来说，青年教师由于得到“保护，”对此感受并不深刻，但对资深女教授而言就不同了；她们要承载比男性更多，更重的担子。
无论如何，服务价值的不同经常是隐蔽歧视的结果。有些例子是以对男人和妇女期望不同为中心的；有的是由于对同一岗位采取不同评估方式造成的。妇女承担了这类服务性工作，不管是份内的，还是份外的，也不管花时间多少以及有无报酬，因为她们承认，这样的立场可以使她们把事情向其他妇女公开，并无什么不妥可言。
不过，当问题涉及妇女与孩子的特殊关系时，人们就有可能对她们在服务方面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更加同情了。在这方面，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尔温分校女学者维基的经历似乎颇具代表性。她说：“对女教授而言，其他具有性别性质的障碍是与照管孩子相关的。我，作为系主任，刚刚接待过一位教授委员会的成员。她将要去参加一个会议，要求对照管孩子的事给予补偿，我认可了它，但以‘学校’的名义只能说‘不’，‘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不能补偿照管孩子的费用。’这事使我成为无理性的人了。我想：‘这是她去开会而必须做的事；这就像开会配备马车。你大学不得不做。’我现在是在与大学的权力斗争，企图发现这是不是我们应付费用的事。她仍在给孩子喂奶；她不可能离开家里的孩子。如果大学希望她继续维持专业工作，即意味着让她去开会和发表文章，她就会根据自己决定性的考虑，得到钱。请求照管孩子。让她得到补偿吧。”
显然，维基的贡献和创造性与部分男教授的固执心境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统统对照管孩子的补偿要求视为“装腔作势”不适当。维基则把照管孩子的事视为职业的天然组成部分，因此它是大学应当给予补偿的事，就像对待坐马车的费用一样。
四、初步设想的改革
美国学术界，尤其大学的妇女遇到的性别歧视问题是千变万化的。欲想解决这些问题，也并非是轻而易举的。然而，美国女权主义者是一批勇士，绝不会在困难面前退缩的。他们面对学术界的性别歧视，提出的下面两点改革设想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一)进一步解决政治学领域女青年教师的问题。
众所周知，重新任职和晋升终身教授谈判诱惑对多数青年教师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他们经常遇到的难题，对妇女而言，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之所以会出现，既是由于谈判模式令人捉摸不透，又是由于少数民族的专业地位本来就不高。对妇女而言，拥有女性导师或许总是不可能的，甚至仅仅是向往的。指导工作的文献表明，对妇女，尤其少数民族妇女，有位不喜欢她们的导师通常是更为有利的，因为这些教授或许是具有丰富信息的，而喜欢她们的导师反而是缺乏信息的。不过，在某些情况下，尤其在拥有男性压倒一切历史的系里，相同性别的导师或许是受到重视的。这或许有利于给所有年青教师安排两位导师而减少对单一导师的依赖程度。不过，重要的是鼓励妇女和少数民族教授在校内建立网络；其作用是获取职业信息。
无论如何，为了充分发挥导师的作用，处理好导师与被指导者之间的关系也是相当重要的。幸运的是，美国霍华德大学的女教授朱丽亚·S.约旦根据自己多年做导师的经历而提出了处理好这种关系的几点意见。它们是：第一，人们不能只是去“发现”导师，的确，和谐关系需要在导师与被指导者之间培育；第二，寻求导师的人应当在发现过程中采取主动行动。正如著名学者普列塔杰所强烈指出的：“我深知我是个怪人，但这毕竟是我的责任。你的问题让我对你关心。”第三，诚信是建立和维持长期关系的关键；第四，系应当成为网络建立的积极支持者，因为网络可以开辟年青和资深学者之间的沟通渠道[4]876。
(二)设法改变现有的机构文化已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根据前文提及的美国政治学家对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利温分校妇女的调查，学术界，尤其大学中女性至今之所以仍被歧视，这与其现存机构文化是分不开的。你倘若不相信，就听一听被采访者简纳(化名)女士的评论吧。当采访者问简纳女士“以负责提供报酬机构、服务评估以及其他行政形式的体制是否需要改变”时，简纳发表了精彩的评论。根据她的见解，这些机构当然需要改变，因为在它的身上至少存在着3方面的问题；她说：“第一，我们雇佣人时，我们从未雇佣过属于优秀公民的人。我们雇用了利用权力和地位发表了文章的人。随后，我们查看他们的研究和教学情况。我可以告诉你，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体制下，没有人因为他是优秀教师或优秀公民而被雇佣的。第二，我们可以考察人是如何被晋级的。我不了解你的研究小组是否正在做这项工作，但我希望小组考察一下晋级档案。不管你何时填写晋级档案，第一部分都是研究，随后是教学和服务。请你想象，如果实际上教学是主要的，我们的晋级又像什么？我们总是精神抖擞、详详细细地填写研究那部分。随后，我们实际上像在评论别人的教学工作，阅读别人发表作品的结果。我们或许作了更多事情，但仅仅依赖学生的评估和评论。但我依然认为这些基本上是学生回答的，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如何喜欢你。……第三，服务问题如何？与教学相比，是不太重要的。我们实际上由于担任系主任而被称为‘木块’。为什么？这是对时间的浪费，时间可以花在研究和出版书上。这并不是回报。例如，正好现在，我给系准备了长达20页的陈述，因为我们正在被采访。我那时也可以写一篇文章。制度可以奖励文章，但陈述不给报酬。”
这种种匪夷所思的现象如何改？改革大学里的机构文化。对此，加利福尼亚大学伊尔温分校特里尼茜的主张值得重视。她说：“补偿的机构，尤其学术人员委员会(CAP)，这一负责任命和晋级的委员会需要改变。我们现行的机构很多是与妇女对抗的。妇女对行政的参与是从事与她的自身对立的工作，因为它们在校内没有报酬。不良行为未受到学术人员委员会的惩罚。关于人的研究水平存在着五花八门的希望——恰恰不是教学活动——只意味着‘行政’。委员会关于其工作的考虑并不那么多。做此项工作有助于你的职业发展，这是它要考虑的，但这项工作并不是现实的期望。从大的方面考虑，追溯过去的十年，在学院的妇女承担了委员会分配任务的很大一部分，但所有这些事情对妇女而言，实质上都是令人心烦意乱的。我们希望妇女被统一于大学的权力机构之中，而且我们要实现，为权力机构服务的事情是必须给予报酬的。人们在他们生活过程中将拥有不同的形象；他们有时将把注意力集中于有指导的开发，他们在其他时间将把更多精力集中在研究或行政工作上。在晋级方面以研究为唯一标杆的这种偏见同样不是服务于妇女利益的。”[4]825一言以蔽之，任何学术机构只有深刻改变其偏见严重的文化，对妇女的不平等待遇才有望逐步削弱。
五、结论
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姊妹一样，美国学术界的妇女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妇女运动的推动下，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与其他社会领域的姊妹仍与男性处于不平等地位一样，学术界，尤其各高等院校中的妇女，仍在教学、研究和服务方面面临着程度不同的公开或隐蔽的歧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黑人等少数民族妇女所遭受的更加严重的歧视。不过，值得美国海外姊妹欣慰的是，美国女权主义者及其他各界开明人士，不但已充分认识到现存的性别歧视及其特点，而且已在采取与歧视斗争的行动，如督促大学，尤其系一级的领导采取必要的政策和措施，为年青女教师配备得力的导师以及改变具有歧视妇女色彩的机构文化等。长期以来，美国女权运动总是处于世界各国妇女运动的领先地位，人们也同样希望美国女权主义者及其他各界有识之士在与学术界性别歧视斗争中率先取得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