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适应与社会排斥——流动少年的城市融入研究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少年论文,社会论文,城市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文化适应是指“由个体所组成，且具有不同文化的两个群体之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Redfield，et al.，1936：149)。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早期施行的文化适应研究，一般都是集体层次的，他们探讨的通常是一个较原始的文化群体，由于与发达文化群体接触而改变其习俗、传统和价值观等文化特征的过程(张世富，1996)。而从文化适应的定义即可看出，不仅不同民族、种族和不同国籍之间的人群接触会带来文化适应问题，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的接触，也将带来文化的适应与变迁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负载了传统农村文化的农民工群体与负载现代城市文化的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可以视为两种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互动，值得引起社会和文化研究者的关注。
根据社会学的理论研究，青少年时期的社会化对人的性格特征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而深远的影响。由于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在农村中完成了主要的社会化过程，因此，本文试图选取在幼年时期即随父母来到城市的未成年的农民工子女为研究对象，考察他们的社会化——也即文化适应过程，以阐明农民工子女对城市的社会融入情况。
二、关于移民文化适应研究的简要理论回顾
对于移民群体在新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也即文化适应问题，学术界积累了丰富的研究资料，涌现了大量富有创见的理论和学术观点。虽然这些理论中的大多数为欧美学者研究国际移民时所阐发，但是同样能够为研究我国农民工群体的文化适应提供借鉴和启发。
最初的文化适应理论是单维度，且单方向的。这一理论认为文化适应中的个体总是位于从完全的原有文化(culture of origin/heritage culture)到完全的主流文化这样一个连续体的某一点上，并且这些个体最终将到达完全的主流文化这一点。也就是说，对于新到一个文化环境的个体来说，其文化适应的最后结果必然是被主流文化所同化(余伟、郑钢，2005：836-846)。这方面的代表性理论包括帕克提出的种族关系周期(race relations cycle)理论(Park，1950)和戈登提出的著名的七阶段同化论(Gordon，1964)。
随着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的颁布，大量黑人、亚裔以及拉丁美洲混血的新移民的涌入，文化多样性的增长，旧有适用于欧洲移民的同化模式已经不能很好地解释新的历史条件下美国移民的文化适应经历(Portes & Rumbaut，2001)。因此，在单维度的同化模型之后，学者们发展出了双维度甚至多维度的文化适应模式。
双维度模型以贝瑞(Berry，1980：211-280)所发展出来的文化适应模式为代表。贝瑞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保持本族群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以及和其它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区分出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整合，同化，隔离和边缘化。其中，整合和同化指向融入主流文化一端，而隔离和边缘化则指向保留原有文化的一端。
文化适应的双维度模型对单维度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改进，但是它仍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如鲍里斯(Bourhis et al.，1997：369-386)等人指出，二维模型的缺陷在于没有重视主流社会对移民文化适应取向的态度，因为实际上，国家或主流群体采取的一些整合政策对移民群体成员的文化适应取向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贝瑞在原有理论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第三个维度：主流文化群体对非主流文化群体成员文化适应的影响(Berry，2003：17-37；Berry et al.，2002)。他认为主流群体成员对非主流群体的文化适应过程表现出四种态度：多元文化主义，熔炉主义，隔离和排斥。当主流群体要求非主流群体采取同化策略时，称为“熔炉主义(melting pot)”，当主流群体对非主流群体强加分离策略时，称为“隔离(segregation)”，强加边缘化策略时称为“排斥(exclusion)”，而整合策略的取向则称为“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张劲梅，2008)。
贝瑞把国家或主流群体的态度加进他原初的二维模型，就把社会结构的维度带入到文化适应研究之中。这种从个体选择与社会结构二者之间互动来看待文化适应的视角，为考察移民文化适应的过程和结果带来了丰富的可能性。
在文化适应的过程和内容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文化适应过程是复杂和相对的，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众多不同的文化适应领域。著名的文化心理学家菲尼经过详细的文献梳理之后指出，移民群体对主流社会文化的接受是多方面、多领域的(multifaceted domains)，主要包括语言偏好，人际关系，文化活动，文化价值观和族群认同等(Phinney，1990：499-514)。另一位心理学家应郁文(Yu-WenYing)认为，由于个体对上述诸多要素适应的难易程度以及接受程度不同，个体很难接受或适应主流文化的所有方面，因此，对文化适应的测度可以从某些特定的领域入手。她认为，在这些要素之中，语言取向，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更为重要。其中，语言取向是其他两种文化适应行为展开的前提和工具，是公认最为重要的要素；文化活动适应包括对主流文化群体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的接受和参与程度，是文化适应直接而显著的行为体现；而社会关系适应则指与主流文化群体成员的良好交往和互动，是融入主流文化群体最深入，也是最困难的环节(Ying，1995：893-911)。
从我国目前文化适应的研究现状来看，除了对国外的文化适应理论、模型和研究进行介绍和述评的文章之外，大量研究聚焦于考察少数民族对汉族文化的适应。这方面的代表性研究包括胡兴旺等人对白马藏族初中学生的文化适应情况进行的考察(胡兴旺等，2005：497-501)，王亚鹏对藏族大学生民族认同、文化适应与心理疏离感的考察(王亚鹏，2002)和陈晓毅对广州穆斯林的文化适应情况的考察等(陈晓毅，2010)。除此之外，另外还有一些文化适应研究考察了来华留学生在我国，以及我国留学生在国外的文化适应问题(亓华、李秀妍，2009：84-93；杨军红，2005；郑雪、DavidSang，2003：9-13；雷龙云、甘怡群，2004：729)。总体而言，由于我国境内人口的种族，国籍多元性并不突出，同时，虽然我国有56个民族，但始终是一种多元一体的格局，面临的民族文化差异不如移民国家那么显著，导致的问题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严重，因此我国的文化适应研究数量并不多(张劲梅，2008)。
而就流动少年儿童的城市适应研究来看，目前我国研究者主要聚焦于探讨流动少年儿童城市适应的状况和影响因素两方面。学者们一致认为，流动少年儿童群体城市适应状况较差，仍是一种“局部适应”，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未完全融入到城市生活中去。流动少年儿童的城市适应影响因素包括在城市遭遇的制度歧视和人际歧视，以及社会支持、学校环境、师生关系、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流动时间、户口来源地、性别、学校类型等方面的差异等。①这些研究大多从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合的理论视角出发，来研究流动少年儿童的城市融入，从文化适应的理论视角出发的研究并不多，因此，有必要加以补充和完善。
我国学者经过经验研究指出，流动少年儿童的城市适应标准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心理适应，二是社会文化适应。心理适应包括心境和个性两个维度，社会文化适应包括人际关系、适应环境、外显行为、内隐观念、语言和学习6个维度(刘杨等，2008：77-83)，这与前述菲尼的研究结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一致性。相对于心理适应，本文更侧重于从社会文化层面来考察流动少年的文化适应。而且，由于在之前的研究中，笔者已经分别从身份认同(石长慧，2010a：25-39)和群体偏好(价值观)(石长慧，2010c：2-12)两方面考察过流动少年儿童的城市文化适应，因此本文不重点考察文化适应的社会认同、内隐观念和学习等方面，而主要依据应郁文的理论框架，着重从语言取向，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三个角度来考察农民工子女的文化适应过程。
需要说明的是，“文化”迄今为止仍然没有获得一个公认的、令人满意的定义。本文对文化的界定，采用民族学界关于“文化是人们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过程中所创造出来的一切财富，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人们所具有的各种生产技能、社会经验、知识、风俗习惯等”的定义(林耀华，1997：384)。本文所指的语言取向，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与应郁文的定义有所不同。其中语言适应主要考察流动少年儿童对方言和普通话的使用情况；而文化活动适应，则考察流动少年儿童在闲暇时间所参与的城市文化活动类型和参与程度；社会关系适应则是考察流动少年儿童与本地人的社会交往和社会互动情况，对于尚未成年、没有结婚、也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少年儿童来说，主要考察其与本地人是否有面对面的、直接的社会互动，是否建立起亲密的朋友关系等。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户口类型仍然为农村户口，年龄为12-18岁，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流动农民的未成年子女，笔者将其称为流动少年。由于难以取得整个流动少年群体的资料，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选取了就读于农民工子弟学校的中学生来进行调查和访谈。为获得对流动少年群体的经验性认识，笔者于2006年9月至12月参加了北京市海淀区海成②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支教活动。其后，笔者于2007年1月采用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北京市朝阳区志远农民工子弟学校初中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流动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40份。在此基础上，笔者于2009年2月至6月进入朝阳区著名的“城中村”——“河南村”进行了田野研究，在新民农民工子弟学校进行了为期5个月的全职支教活动，对学校初中二年级的30名③学生进行了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同时，还访谈了学校的校长、老师，学生的家长，社区居民和政府官员等，以全面而深入地探讨农民工子女的文化适应和城市融入问题。
四、流动少年的文化适应
(一)语言适应
流动少年的父辈从外省市来到北京，操着各地的方言，他们中的一些人始终保持着乡音，而即使说普通话，也显得颇为蹩脚。到了流动少年这一代，则恰恰相反，他们都能够说流利的普通话，对于方言的使用，则显得蹩脚起来。对于在城市生活10年及以上、在城市接受完整的中小学教育且没有回家乡长期生活的城市化了(urbanized)的流动少年(石长慧，2010a：25-39)，他们无一例外地表示，已经无法完整地用方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虽然在家庭的交流中，一般都还使用方言，但是有好些词语和语法他们都无法运用了。
由于和直系亲属住在一个小院中，安徽少年程俊(14岁，在京14年)④能有经常说方言的机会，因此对方言只是有些不熟悉，无法使用其中的一些语法和称谓。而在另一名河南少年杨森(16岁，在京14年)的家中，普通话则取代了河南话，成为家中日常使用的语言。这样的结果是，杨森只会说一点河南话，而小他3岁的出生于北京的弟弟，则根本不会说方言。
对于城市化了的流动少年来说，会不会说方言，取决于生活的社区，特别是家庭中使用的交往语言。也即是说，社区和家庭的语言环境，对流动少年的语言使用起着决定性的影响。由于生活在外地人(大多是同乡)聚居区中，绝大多数流动少年都能或多或少地说一些老家的方言。但是他们同时也表现出了对方言的陌生，一些流动少年已经开始不习惯用方言进行表达，而另一些流动少年甚至在主观上对方言表示出了拒斥：
问：方言还会说吗？
陈宇来：说也会说。安徽话和普通话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是一说方言，和普通话比较觉得有一点别扭。说方言总觉得有点不太好听。
问：安徽话你都会说吗？
陈宇来：不是都会说，会说一些。我从来到北京开始，如果和北京人或其他人，就不说老家话，只说普通话。和父母有一点用老家话。就在家说。
问：那你就会说老家话啊？
陈宇来：我一般都不想用老家话说，只有在和父母在一起才说的。在别人面前我从来不说老家话。
问：那在别人和父母都在的时候呢？
陈宇来：还是普通话。
问：和父母也是？
陈宇来：嗯，还是普通话。
问：为什么呢？
陈宇来：因为常说普通话，说老家话有点别扭，有点说不惯。
从陈宇来(16岁，在京10年)的表述我们可以看出，他已经“不想用老家话说”，而且和普通话比较，觉得方言“有一点别扭”，说方言总觉得“有点不太好听”。在他看来，和普通话相比较，方言显然地位较低，使用方言使他有一种自尊受损的感觉。因此，他“在别人面前从来不说老家话”。这种感觉不唯陈宇来所独有，在另一些流动少年儿童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使用普通话给个体所带来的一种自尊和优越感。
“族群语言认同理论”(ethnolinguistic identity theory)(Ball et al.，1984：668-694)认为，向优势群体的社会流动是一种个体策略，人们渴望进入支配群体，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反映在语言上，就是采用支配群体的语言。而本身族群语言的言语标识(speech markers)则被弱化，因为个体已经习得了支配群体的语言(Hogg & Abrams，1998：198)。虽然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对于这种语言的采纳可能是受官方教育的结果，以及出于广泛沟通的需要。但是对于流动少年而言，他们讲普通话而不愿意讲方言，则不仅仅是吸收地域文化(无高低之分)的结果，而且同时是认同于支配群体的一种表征。在熊易寒的研究中，就发现上海的流动少年儿童以说话用上海词，带上海腔而自豪(熊易寒，2008)。这种对支配群体语言的使用，给个体带来自尊和优越感。在流动少年所处的情境中，普通话代表着主流，代表着正统，代表着高地位，它成为认同的对象，而说方言则代表着边缘，异类与低劣。这种心理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方言的抛弃，以及对普通话的使用。而从文化适应的角度来看，上述个案的经历证明，对于长期在城市生活的流动少年来说，在语言方面，他们已经变得城市化了。
(二)文化活动适应
已有的研究显示，农村中学生的休闲活动较为单一，看电视、听音乐是大部分青少年打发闲暇时间的主要活动，与同学、朋友游戏玩耍居第二位，此外，锻炼身体，做家务，走亲戚等占用了较多的时间，上网行为虽然也有，但上网的人数和频率都比较少(张蕾，2007)。而城市青少年的业余活动则较为丰富，排在前几位的分别是看电视、听音乐，读课外书籍和报刊，体育锻炼和散步，上网，逛街购物和进行兴趣爱好活动(岳晓春、李永生，2000：8-13；周国萍，2004；关健，2006)。比较城乡青少年的闲暇活动我们可以看出，看电视和听音乐成为中国青少年度过休闲时间的主要活动，这在城乡之间是一致的；而除此之外，相比于农村青少年，城市青少年在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上网，逛街购物和进行兴趣爱好活动方面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更多。从流动少年的文化活动来看，虽然有与城乡少年均不同的地方，但是更趋同于城市青少年。
1.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
在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方面，流动少年由于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原因，较之城市青少年为少，但是无论在书籍报刊的种类上，还是数量上，其接触的机会和频率都大大超过农村青少年。因此，阅读课外书籍和报刊在流动少年中颇为流行。笔者在支教期间，看到班上流行着好些小说，其中以武侠、鬼怪和言情小说为主，男女生互相传看。他们常常不听课，甚至在上课期间，也偷偷地看着这些课外书籍。任课老师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常常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也会没收学生的书籍。因此，放学后到老师的办公室索要课外书籍，是笔者经常会见到的景象。而在业余时间，好些学生把精力也花在了看书上：
我和赵方迪(15岁，在京2年)住得近，经常一起出去玩，到书店看书。我们那边有个石油书店，经常去。还去中关村图书大厦，乐柏和石宽(16岁，在京4年)也常去。上周我就去了。看文学，武术方面的书，什么都看。(郝霖，15岁，在京5年)
我喜欢看军事报，每天去报亭买《环球时报》。对韩国，日本，美国的情况比较感兴趣。(乐柏，16岁，在京2年)
没想过考高中，因为不喜欢。我就喜欢看书。除有害健康的书外，什么都看，还喜欢画漫画和听歌。将来我希望开个书店。想看书自己就可以拿。(姚丽敏，15岁，在京4年)
北京作为全国的文化中心，聚集了众多的书店。这成为郝霖等人周末打发时间的好去处。而来自江苏小城镇的乐柏，家境颇为丰裕，因此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笔者在学校的时候经常看到，吃过午饭，三五个同学围在乐柏周围，听他讲从报上看来的新消息。H1N1流感的爆发，日本流行什么发型，韩国乐队出了什么新唱片等，都是他们讨论的话题。姚丽敏则是文静寡言的女生，基本不与其他同学交流，看课外书籍，成为她打发业余时间的主要活动。而课外书籍在班级中盛行风气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学校的老师疏于管教，加以纵容外，部分还来源于一些老师的鼓励，将其作为避免纷扰的课堂环境打扰，甚至是让学生们学到一些课外文化知识的手段。
上网是流动少年度过闲暇时间最为常见的活动。在30名学生提交给笔者的自我情况介绍中，有10人明确表示自己的兴趣爱好是上网，打游戏。流动少年们上网的频率很高，有些学生甚至到了每天都利用午休时间上网的程度，因此对社区中哪里有准许未成年人进入的黑网吧，哪个网吧的价格多少，都了如指掌。而有个别同学甚至已经沉迷于其中，近乎沾染上了“网瘾”，对学习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城市到处可及的网吧，为流动少年上网提供了便利的物质条件。而农民工子弟学校因为学生没有升学的压力，同时老师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放学时间较早，布置的家庭作业也很少，这就为流动少年上网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另外，由于学校管理不严，家长因为工作忙无暇顾及管教学生，和学校又缺乏联系，因此，家长和学校联合管教的链条就此切断，为流动少年上网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这些都成为流动少年容易沉迷于网络的客观原因。另外，由于一些流动少年的父母工作时间不固定，上网或者打游戏也成为自身消磨时光的一种方式，因此在家里配置了电脑。由此，不用同龄群体影响，有些家长自身就扮演了酷爱上网的“榜样”。
暑假中的一天，笔者应约到程俊的家里去家访。笔者按时到达，程俊不在家，同班学习的姐姐程婷(17岁，在京14年)接待了我。我进到屋里，看见从事家政工职业的程母正坐在电脑前，兴致勃勃地玩游戏。虽然程婷在一边介绍我这位老师，而我也道了问候，而程母则显然在兴头上，口里应着“好”，却并没有回身看我一眼。半分钟后，才有点恋恋不舍地暂停了游戏，开始和我谈话。令我感到哭笑不得的是，在谈话过程中，程母抱怨程俊因为沉迷于网络，耽误了学习，所以成绩不好。而就在此时，程俊因为家里电脑没有网线，无法接通网络，正在邻居家里上网，整夜未归。
3.逛街购物
在农村的时候，流动少年的零花钱往往较少，同时，集镇出售的商品，品种和款式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都限制了农村少年的购物行为。而城市的花花世界，较之于农村远为复杂而精彩。不同种类，不同样式的商品，常常让人眼花缭乱。在城市中生活的流动少年，耳濡目染，也逐渐为这些商品所吸引，逛街购物，成为他们，特别是女生打发时间的一种休闲方式。
在老家生活没有零花钱，衣服也挺破的。来这边开始的时候因为在老家习惯了，也不用零花钱；现在不行，没钱就找家长要。穿得也好一些。衣服是自己和朋友一起去买的，我妈买的不好看，我不让她买。(叶燕玲，14岁，在京5年)
和老家穿得有区别，老家的衣服不好看。买东西就到一个小镇，挺小的，稍微稀奇一点的东西都没有。不像北京的西单啊，动物园啊(北京的这两个地方有很多不同档次的大型服装商场)，能玩能逛的地方多。(汤莉莉，15岁，在京5年)
对流动少年来说，逛街购物不仅是一种打发闲暇时间的方法，而且成为朋友聚会的一种重要方式。叶燕玲在自己的QQ空间中，完整地记录了和同学们周末逛街的详细场景(石长慧，2010b：58)。从其中可以看出，买衣服，照大头贴，上网，打游戏，外出就餐，这些城市青少年的休闲方式，已经为流动少年们所习以为常。另外，从网络日志中还可以看到，在写作的过程中，叶燕玲使用了很多网络语言(如N次，N个和PP)和北京地方俚语(如丫的)，表明她受到了地方方言以及网络的较大影响。事实上，网络对流动少年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即使在提交给笔者的自我情况介绍这样的严肃文稿中，也多次出现了一些如“偶”(我)、“衰”等常用的口语化的网络词汇，可见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城市流行文化对流动少年的影响之深。
在购物所买的商品中，除了日常的生活用品之外，一些城市才有的商品如奇装异服和各种化妆品等，也开始出现在流动少年的生活中。一些男生追逐潮流，模仿韩国明星，喜欢穿着宽松的韩式服装。而另外如NBA的篮球服，欧洲足球联赛的足球服等，也为一些男学生所欢迎。女学生的着装打扮则更是受到城市时尚的影响，甚至到了不合时宜的地步。一天，在办公室里，几个女老师在讨论班上学生的着装。话题落在了女生的身上：
罗老师：金老师，你们班还挺时髦啊。你看叶燕玲，汤莉莉，张希他们都开始用上指甲油了。
金老师：可不是，张希更厉害，都穿起黑丝袜了，你看那领口低的……，还是学生吗？穿成那样，我看了都觉得脸红。
通过逛街购物，流动少年不仅接触到城市丰富的物质和商品，同时也接受了城市人的审美观，并开始模仿他们的穿着打扮，尽管有些装扮方式对他们来说还并不合适。这也说明，流动少年的社会化，受到城市很深的影响。大都市是奇装异服者，追逐潮流者的聚居地，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行为方式，不可避免地为流动少年所学习和模仿。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流动少年形成了与城市人趋同的消费观念和审美方式。
4.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1938年发表的经典文章中，沃思将城市定义为“由不同的异质个体组成的一个相对大、相对稠密、相对长久的居住地”(Wirth，1938：9)，他认为城市性可以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表征了人类联系的具体形式。而城市性主要可以用人口数量，居住地的密度，以及城市居民生活的异质性三个指标来衡量(Wirth，1938：1-24)。这些异质的个体，在城市中组成了一个个小群体，产生了新的子文化。城市社会学中的子文化理论则认为，有很多子文化只有在城市中才会存在，而形形色色的子文化，“构成了城市与农村有别的多样性”(郑也夫，2002：68)。这些城市之中的子文化，对流动少年有着深刻的影响。从前面学生们的着装和打扮方面我们已经有所认识，而在兴趣爱好方面，这种影响也显得很为突出。陈宇来在自我情况介绍中这样表述了他在城市中习得的广泛爱好：
21世纪的少年兴趣爱好一定、而且应该广泛，这样可以培养人们的素质、内在涵养等等，本人就是一位兴趣爱好广泛的学生。我喜欢踢足球，打篮球、乒乓球、游泳、长跑、短跑、看中外名著、小说、上网玩游戏、看新闻……怎么这么多呀，我都说不过来了。我的小学六年是在公立学校上的，因此条件允许，我每周都会在学校操场踢足球，跑步等。只是现在空间有限，条件不允许。实话说，我已有2年多没有踢过足球了，只有闲时偶尔和以前学校要好的同学打打篮球，就再也没有什么好做的了。
从陈宇来的表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在公立学校上小学，他的兴趣爱好广泛，并且和城市少年没有任何区别。而来到民工子弟学校之后，限于条件，踢足球，打乒乓球等兴趣都受到了限制，以至于“已有2年多没有踢过足球了”。而另外一些流动少年，即使在农民工子弟学校之中，由于受着城市多元子文化的熏陶，也习得了非常新潮时尚的兴趣爱好。
夏东文(15岁，在京10年)是一个热情的街舞爱好者。他利用业余时间，自学了一年的街舞，其间还找会跳街舞的大学生当过老师。他对街舞颇为痴迷，甚至把跳街舞当作未来的人生理想。而在他的带动下，同班同学李辉也有了学跳街舞的兴趣。
而对另外一些流动少年来说，滑板，武术，篮球等则是他们所热爱的体育运动。在这些少年看来，玩滑板，打篮球，学武术等，都是“挺酷的”行为。而且他们并不是头脑发热，只有一时的热情。在闲暇时间，笔者经常看见朴大伟(17岁，在京7年)带着滑板，在离学校不远的公园练习。而张晓东(15岁，在京7年)则对篮球十分痴迷，不仅对NBA的球星的情况耳熟能详，而且让父母给买了崇拜的球星——麦克格雷迪的球衣，在班级用来集体聊天的QQ群中，也经常发篮球方面的信息和图片，而在业余时间，自己也经常参加篮球比赛。
画画则为一些女同学所偏爱，班上的姚丽敏，庄晨(16岁，在京5年)，秦娟(17岁，在京9年)，郑小梅(15岁，在京5年)，万霞(15岁，在京5年)等几位女生均表示，她们对画画颇为爱好。除了和同学们一起玩耍之外，画画就成为她们打发时间的常见活动。然而由于画画所需要的耗材成本很高，这些女生的家庭基本无力承担她们发展兴趣的费用，因此，即使有较高的画画天赋，她们最终也只能选择放弃：
其实我小时候绘画天赋蛮好的。然后我就想我长大当个画家。现在有时候也画。现在不可能当画家了，我看别人的画和我的画，我只会画漫画，动物什么的，但是我画素描一点都不会。因为我没有钱去买那些东西(绘画材料)，也没有学。我只有小时候在武汉，学校有美术辅导班，我就去。但是来到北京就没有报过了。也没有学了。(万霞)
事实上，如万霞一样，很多流动少年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兴趣爱好，一些人在幼儿时代开始接触某一项运动和艺术项目，在相应方面可能还颇具天赋。但是由于在现代社会，孩子运动和艺术能力的提高以及走向专业化，往往需要家长投入很多的金钱，时间和精力，悉心加以培养。而这些是农民工家庭可望而不可即的。所以无论流动少年对某项兴趣爱好有着多高的热情和天赋，他们都难以和城市少年一样接受哪怕是最基本的专业的指导和训练，从而走上职业的道路。绝大多数人在少年时代只能半途而废，兴趣最终顶多变成了个人的业余爱好。
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从在农村种地到在城市务工经商，发生了从业类型的变化。而对于流动少年而言，从小就与农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关联，相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或是为了补贴家用，或是因为在父辈身边的耳濡目染，习得了农村少年鲜有机会接触而城市少年无须过早接触的从事城市工商业的经验。
5.打零工和学习经营
(1)打零工。在笔者所访问的流动少年中，确知有叶燕玲，秦娟和林丹(17岁，在京6年)三个女生在周末和假期有过打零工的经历。叶燕玲当过服装销售员和水吧服务员，秦娟在西单卖过衣服，林丹则在朝阳公园的游乐场当服务员。这种打零工的经历，或许是害怕被同学瞧不起的缘故，只有叶燕玲直爽地告诉了笔者，其他两位同学的情况则是笔者在和别的学生的交谈中意外获知的。当问起本人关于打零工事宜的时候，秦娟和林丹都一再叮嘱笔者不要告诉别人。由此笔者推测，班级中可能不只此三人有打零工的经历。
在打零工的过程中，流动少年体会到了父母谋生的不易，习得了吃苦耐劳的美德，同时和城里人有了直接的互动，从这种互动中，形成了对城里人理性的看法。而同时，打零工占用了流动少年的学习时间，对他们的学习成绩和学习兴趣必然会产生影响。有些同学就通过这种类似“实习”的过程，慢慢走上了和父辈一样务工谋生的道路。
(2)学习经营。除了打零工的学生之外，一些学生的家长是个体户，自己家里开了店面做小生意，他们或者通过耳濡目染，或者通过直接的辅助经营，习得了许多经营方面的知识，变成了一个个精明的“小商人”。
万霞的父母在河南村里开了一家废品回收店，她每天放学回家后的任务，就是帮父母打理生意。夏天的时候生意兴隆，她常常要忙到12点才睡觉，而早上6点多又得起来上学，有时忙得连写作业的时间都没有。通过每天长时间的辅助经营，万霞已经能够独当一面地照顾家里的小店。即使父母、姐姐都不在家，也丝毫不影响她完成工作。经过这样长期的锻炼，她掌握了如何和业内的生意人打交道的技巧。
正是通过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实践锻炼，久而久之，一些流动少年积累了相当的经营知识。其中有些人并因此立下了将来从商的志向。来自浙江的石宽，父母在北京市大钟寺的一家商场内出售电脑配件，而他的志向，则是将来做国际性的服装生意。在业余时间，他会主动去考察王府井，西单等商场里服装店内所卖商品的价格、款式，并观察售货员和顾客之间的讨价还价。他甚至对北京和浙江顾客的消费习惯都有所总结，并有了回家创业的初步打算。
诚然，流动少年在成年后是否会走上他们年少时憧憬的道路，现在断言还为时尚早。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都将留在城市里生活，因为童年和少年时期在城市的社会化经历，已经让他们习得，并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方式，学会了怎样在城市里生活，怎样适应并创造在城市的生活。从文化适应的角度而言，在语言和文化活动两个维度上，他们虽然没有与城市少年完全趋同，但是他们在城市的社会化经历使得他们与农村少年有着根本的差别，他们已经融入到城市的生活中去，并发展出了独特的社会化方式。然而在社会关系维度上，他们却遭遇了和父辈一样的命运，受到城市的排斥和拒绝，被挡在主流群体之外。
(三)社会关系融入
现有的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农民工群体主要依赖亲戚、朋友、老乡等先赋性社会关系实现乡城迁移，最终在城市里形成了乡土网络错综交织的外地人社区。本文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河南村是典型的外地人聚居的城中村社区。依靠乡土网络进入北京的农民工，在其中形成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强关系群体。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在城市中复制了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访谈笔者了解到，对于很多流动少年，特别是城市化了的流动少年来说，由于在北京居住的时间长，亲戚很多，即使在春节，也再无回老家的必要。他们已经脱离了流动人口既“流”且“动”的特质，成为长期在城市居住的常住人口。由于他们常年不回老家，更加剧了对农村的陌生。但是，对农村的陌生并不代表着对城市的熟悉和融合，事实上恰恰相反，在城市的外地人聚居区在一定程度上反而阻碍了流动少年与城市人交往并建立社会关系。
李汉林发现，即使是混居在一起，城里人(社区居民)和农民工仍然是“两张皮”，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城里人有自己的交往圈子，农民工也有自己的联系网络。如果说农民工要和城里人打交道的话，更多的也是从“业务上”的考虑，而不是“地域”上的因素在起作用(李汉林，2003)。地域身份将流动人口与村民、市民区分为外地人(暂住者)和本地人(常住者)，城乡结合部地区实际上是本地人和外地人形成的“两个社区的叠加”(王汉生等，1996，转引自唐灿、冯小双，2003)。
在河南村中，已经很少有北京人居住。本地居民与农民工的交道，主要是“业务上”的往来——收取租金。而由于很多早先来到北京的外地人从本地居民手中租得了房屋，再转租给其他后来者，所以对于很多流动人口来说，即使在租赁房屋方面，也只需与同是外地人的转租者(俗称二房东)打交道。生活在这样的外地人社区中，流动少年与北京人的交往并不多。在30个访谈对象中，有18(60%)个学生回答从来没有跟北京人打过交道。他们被乡土型的社会关系所包围，生活在同质的外地人社区之中，没有与本地人发生社会交往、进而融入到主流社会之中去的机会。
根据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如果没有直接的接触，通过间接的途径如他人的介绍、大众媒介的描述等获得关于某人或某个群体的看法，很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在刻板印象的认知者眼中，特定群体作为整体被看作是同质的，群体内的所有成员都具有相同的特质(Hogg & Abrams，1998：65-66)。由于与北京人接触得不多，流动少年对北京人的认知存在着刻板印象。在没有和北京人交往，或者只有表面的，一次性交往的少年眼中，北京人往往被视为一个同质的整体，其形象常常是高傲，自大，欺负外地人的：
北京人我也没怎么接触过。北京孩子就是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应该比我们好吧，具体差别我也不知道。北京人对外地人好不好我也没见过，感觉就是不好。(方敏仪，15岁，在京5年)
方敏仪并没有和北京人打过交道，但即使这样，在她的心目中，感觉北京人“就是不好”，这种负面印象的形成，很可能是受到父母和班级同学介绍的影响。在流动少年群体中，只有很少的与北京人有过较为深入的社会互动的城市化了的流动少年，才会从个体而不是从群体的角度去评判北京人，得出北京人“有的好，有的不好”的较为客观的结论：
有些北京人不好，特别狠，就感觉他是北京人，就欺负外地人。我们家店面外不是有一块地方吗，他们(北京人)老把车往门口一堵，我们家的车就过不来了，老堵那我们不好做买卖嘛，你让他挪一点，他们就大吼大叫的。我爸妈和他们吵过，吵长了就不吵了，因为没用，那就停吧。……有些北京人就挺好的，我隔壁就住个北京人，挺好的。他儿子今年五一结婚，我们还去喝喜酒了。(邓思洋，17岁，在京10年)
在和北京人接触，特别是成为朋友之后，流动少年对北京人的判断就不再是高傲，自大，而变成了“有的好，有的不好”。他们不再将北京人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是在“好人”(友好的人)和“坏人”(敌视的人)之间做出区分，此时二者的互动从群体层面转入个人层面，正是在这种互动之中，群体偏见和刻板印象逐渐消除，流动少年开始对北京人有更为客观的认识。
已有研究发现，农民工“不文明”、“没素质”、“没文化”、“危险”的群体形象，已经为城市居民和新闻媒体所共同建构，几乎成为一种定论(张擘，2005)。由此导致了城市居民在日常生活与社会交往中对农民工群体采取了语言歧视、有意回避、职业歧视和人格侮辱等歧视性行为(朱力，2001：48-53)。这些隔离和排斥的态度与行为，在河南村的当地居民中也较为常见。对流动少年的家长和社区居民的访谈结果表明，本地居民认为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是城市脏乱环境和恶劣治安状况的制造者，对他们的态度并不友善，在社会交往中往往采取警惕态度和回避行为，并限制自己的子女与流动少年的交往。而作为家长的农民工为了使孩子免受伤害，往往也会采取回避交往的策略。
十分重视陈宇来的教育，并把他送到公立学校念小学的陈母这样说道：
陈母：咱说实话啊，真正北京的孩子啊，不跟他们(陈宇来等流动少年)玩。老家的孩子主要还是跟老家的孩子玩，你像陈宇来虽然在公立学校念书，都没去过北京同学的家里，要去人家肯定不喜欢。
问：小孩子之间不会有这些想法吧？
陈母：小孩之间没什么，但是家长不是。像我就经常教育陈宇来，别上北京同学家里去，你到人家家里去，他父母肯定不喜欢。不喜欢外地人的孩子到他家里去。你不说别的，就是我们在单位里的北京同事，都是多少年的朋友了，根本就没有到他们家里去过。认识就完了，说话可以随便说，也可以一起做事，你上他们家他们就嫌弃你了。
问：很多城里人不也是农村出来的吗？
陈母：农村出来的他也比咱高级啊，你说是吧？
问：那北京孩子上您家里来吗？
陈母：那更不会了。家长不喜欢他们(本地孩子和流动少年)来往。我也教育陈宇来别上北京同学家里去。
从陈母的谈话可以看出，未成年的少年，易于基于个人的特质进行交往。而在成年人之间，由于负载了社会经济地位，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阶层之中，个体之间的互动，很难脱离阶层的影响。陈母虽然和单位的北京同事有着长年的交往，但是仍然存在着较远的社会距离。双方之间的社会互动，甚至无法达到互相到家拜访的程度。而父辈这样的社会关系，也自然影响到流动少年与本地少年的交往。由于受到地理空间上的隔离，城市人的排斥与歧视，以及父辈回避交往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们看到，大部分流动少年与北京人的社会交往并不多。而虽然一些流动少年与北京本地人有着或多或少的来往，但是双方的互动是浅层的，没有达到亲密和深入的程度，有着北京人好朋友的流动少年极少。由于生活在外地人社区之中，被外地人的社会关系网络所包围，流动少年维持和强化了与自己相似的外地人的交往，获得了外地人的身份认同(石长慧，2010a：25-39)。这表明，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讲，农民工子女没有融入到主流群体之中，他们被城市隔离在外地人社区之中，和北京本地人之间存在着较强的疏离关系。
五、讨论与小结
在上文中，我们从语言、文化活动和社会关系三方面详细讨论了流动少年在城市的文化适应过程。从前述内容可知，作为流入地的城市，在文化维度上对农民工子女是开放而接纳的，采取的是“熔炉主义”或是“多元文化主义”的策略。正是在这样的开放性环境中，农民工子女逐渐习得了所在城市的语言，并广泛地参与到城市的各种文化活动之中，同化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城市人。
因为文化上的适应和同化，流动少年有着变成城市人，留在城市生活的强烈渴望。笔者组织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在职业理想方面，流动少年希望将来从事的职业类型包括医生，教师，军人，警察，空姐，护士等城市白领职业，而无一选择成为农民。同时也很少有人选择成为清洁工，废品回收者，小摊贩等他们父辈在城市中从事的社会地位较低的职业。在未来归属方面，问卷调查显示，当问到是否想成为城里人时，有49.5%的被调查流动少年希望成为城里人，另有22.8%的人回答说不清，只有27.7%的人回答不想。当问到他们将来希望回到农村还是留在城市里生活的问题时，除了一部分人(33.7%)持模糊的态度外，46.5%的人希望将来在城市里生活，只有19.8%的人希望回到农村中去。而就访谈的个案来看，也极少有流动少年表示将来希望回到农村中生活。这表明，在城市生活和工作，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是流动少年的强烈愿望。
然而城市在制度上的封闭性，却将流动少年限制在社会底层的位置上。首先，户籍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的身份制度，将广大的中国人口划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两个身份群体(status group)，对于农民工及其子女来说，户籍身份的改变极为困难，他们极难进入城市身份群体(李强，2004：28-40)。此外，户籍制度还衍生出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等辅助性制度，对城乡居民实行歧视性的差别对待。正是在户籍制度的规定下，农民工子女获得了先赋性的农村人身份，他们与其父辈一起，被排斥在城市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之外，较之于城市人，处于次等的社会位置上。而除了户籍制度之外，由户籍制度衍生的暂住证制度，直接确认了农民工子女的“外地人”身份；教育制度则将农民工子女排斥在公立学校之外，并切断了农民工子女在城市通过高考、进入大学以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渠道，间接性地将农民工子女固定在了社会底层的位置上。同时，如前所述，在社会关系方面，城市居民也对农民工及其子女采取的是隔离和排斥的态度，将其拒斥于主流群体之外。
默顿曾使用“结构紧张”(structural strain)概念，来指称社会文化所塑造的人们渴望成功(包括财富、权力和社会地位等)的期望，与社会结构所能提供的获得成功的合法手段与机会(如努力工作，读书求学)之间所产生的一种严重失衡的状态。在“结构紧张”的社会中，弱势群体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成功，因此容易体验到社会失范，从而产生越轨行为(Merton，1938：672-682)。根据这一理论，反观流动少年的文化适应过程，可以发现，流动少年在文化意义上已经同化为城市人，他们渴望改变“农村人”的身份认同，渴望和城市少年一样，在文化意义上和制度意义上都成为城市主流群体之中的一员。然而现实的情况是，城市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实现这些目标的合法手段，并把它们排斥在主流群体之外；城市社区在社会关系上也没有接纳他们，他们没有能够融入和整合到城市社会之中。处于文化同化和社会排斥间的矛盾冲突中，这些流动少年很可能会体验到社会失范，从而产生越轨和犯罪行为，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这是值得我们警醒和注意的。
①详细的研究文献请参见两篇综述性文章(陈新、刘杨，2010：62-67，曾守锤、李其维，2007：1426-1428)
②遵从学术惯例，文中涉及的地名，人名，学校名称等都做了化名处理。
③在问卷调查和访谈中，均有持有城镇户口的未成年流动人口子女。
④对于笔者确切了解其情况的访谈对象，会在其名字后加注年龄和在京时间，但是文中涉及一些其他班级和笔者所在班级中没有被访谈的学生，对其情况不加以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