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开始后苏联加强集团内部统一的举措——（根据新的档案材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联论文,冷战论文,举措论文,档案论文,材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7年下半年到1948年年中，东欧国家联合政府体制崩溃。对于苏联来说，在打倒和清除了东欧各国的阶级敌人——资产阶级政党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加强集团内部的联系和统一，以便增强同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冷战的力量。具体而言就是：整顿和统一东欧国家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思想，全面加强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规范各党各国在对外关系领域的政策和行动。
一、整顿和统一情报局内部各党的政治思想
这方面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则来统一各党的政治思想。1947年下半年和1948年上半年，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曾经多次组织撰写了关于东欧各党情况的报告，以仲裁者和法官的口吻揭露和批评各党及其领导人所存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特别是民族主义的倾向和民族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
报告指责匈牙利、波兰和南斯拉夫党的领导人是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政策具有反苏倾向。关于匈牙利共产党，报告认为，“一些共产党领导人竭力在自己国家的人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经常脱离正确的路线，滑向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大多数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可能担心被指责为是‘莫斯科的代理人’，因而对苏联冷漠。”“这表现在共产党领导人在匈牙利不仅不宣传也没有兴趣宣传苏联和苏联文化，而且容忍许多粗暴歪曲苏联现实和包含有赤裸裸反苏内容的书籍和出版物进入匈牙利。”（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 卷宗1165，页码64～65。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
关于波兰工人党，报告认为，在“波兰存在着民族主义的倾向，它们表现为对苏联不友好，特别是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和成就视而不见”，波兰没有同波兰民族主义的各种倾向进行斗争，“害怕”被人指责为“使波兰苏维埃化”。（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页码2～3。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 年），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报告严厉批评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工人党有关波兰道路的特殊性和认为波兰可以避免像俄国那样的流血革命、避免无产阶级专政阶段的观点。报告指出，绝对不正确的是：哥穆尔卡认为，与苏联不同，政权执行机关和法律机关的职能应当予以区分，国家政权应当建立在议会民主的基础上。（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页码3～4。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在这些关于波兰的发展与苏联根本不同的论调基础上就产生了应能证明波兰工人党领导人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趋势的‘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页码5。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 104页。）
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报告认为，南共领导人“对苏联不友好”，这表现在，南共领导人“千方百计贬低苏联和苏军在解放南斯拉夫和战后建设中的作用……铁托在公开讲话中无视苏联在团结进步和民主力量以及同英美反对派的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页码9，14～15”。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2～103页。）报告认为，完全不能接受的是，铁托竟然说，“巴尔干应当同苏联一起成为指出正确解决民族和社会问题的灯塔”。（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页码15。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铁托“实际上是一个人领导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和国家的对外政策”。这“使他在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的基本知识的情况下产生了领袖主义、自尊和自负”。（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页码22。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6页。）。
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报告指责捷共领导人“以民主改造捷克斯洛伐克的共同纲领把自己同资产阶级政党联系在一起……（注：这里指的是科希策纲领，实际上这一纲领的内容是哥特瓦尔德征得季米特洛夫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同意的。（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082，页码75。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3页。）， 赞同与贝奈斯和所有资产阶级政党领导人采取共同的立场来解决居住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和匈牙利人的问题。所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所采取的国家政策的实质就是承认有必要在捷克斯洛伐克建立‘捷克国家和斯洛伐克国家’。”捷共领导“使民族政策……服从于同资产阶级实行民族统一的利益”。（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2，页码61。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3～104页。）报告尖锐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和平道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报告认为，“许多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所犯的严重错误在于，他们笃信同资产阶级政党‘密切’合作的可能性，实际上滑向了对反动的资产阶级一味让步和妥协的道路。”（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2， 页码45～46。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4页。）
报告批评上述这些国家的共产党缺乏农村政策的远景规划，仅仅采取一些实际上不触动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局部措施”，（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2，页码70。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指责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低估富农的消极作用和“滑向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放任自流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3，页码19～20。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波兰工人党则“不要集体农庄”，放弃社会主义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优势，提出自己的合作社计划。（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1，页码15～16，18。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 年）， 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由此得出的政治结论是， 削弱了工人阶级在工农联盟中的作用和使工农联盟的前景变得暗淡。（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页码19。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报告还严厉批评上述国家的共产党在1947～1948年与社会民主党合并的进程中忽视布尔什维主义的建党原则。报告认为，波兰工人党所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工人运动的统一问题上使波兰工人党的思想适应于波兰社会党的思想”。作者认为，波兰工人党在靠近波兰社会党的过程中把自己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优势让给了它……“波兰工人党提出的这种思想使得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的观点很快就融合了……现在当统一的波兰工人党快要建立的时候，‘波兰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危险性还会增大……”（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5，页码10～12。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 页。）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被指责为“以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对待党的建设，拒绝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建设原则”，党变成了“仅仅适应于议会选举和议会斗争的选举机关”。（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62，页码44。 转引自《‘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年），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上述报告的内容表明，在冷战已经开始和两个对立集团正在形成的形势下，苏联不能容忍东欧各党政治思想中的民族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等“异端邪说”的存在。它必须纠正东欧各党的政治思想中的“混乱状态”，包括在组织上撤换和清洗个别党的领导人。后来被苏联认为有民族主义倾向和民族社会主义思想的东欧国家的一些党的领导人，哥穆尔卡、斯兰斯基、科斯托夫、拉伊克等人都遭到清洗。
二、加强情报局内部各国各党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关系
首先是加强联共（布）与东欧国家各党之间在政策和行动方面的联系和协调，它的具体表现就是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和建立常任编辑部。在情报局其它组织机构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机关刊物不仅仅是情报局的思想理论宣传的武器，而且也是一种协调各党政策和行动的具体的工具和手段。
创办情报局机关刊物并将其编辑部设在贝尔格莱德是在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公报中确定的。但是有关组建编辑部和出版刊物的具体事宜在公报中没有提及。大会通过的哥穆尔卡关于协调各党活动的报告指出，“机关刊物的编辑部由情报局任命”，并且建议委托“联共（布）中央和情报局所在国的党中央”组建编辑部作为一种实际机构。报告还说，编辑部的人选最后将由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予以确定。这次会议将于1947年11月底或者不晚于12月15日的任何时候召开。（注：《共产党情报局》（1947、1948和1949年情报局三次会议的记录），米兰，1994 年， 第358～360页。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1947～1948的行动”（以下简称“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载《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152页。）虽然报告委托联共（布）和南共共同承担组建编辑部的任务，但是它一开始就被联共（布）所垄断和主宰。
1947年10月7日，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设在贝尔格莱德的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工作人员》的决议。决议规定，将派尤金率领一些苏联代表去即将组建的编辑部“担任领导工作”，由尤金担任情报局刊物的主编。决议还责成尤金等人同中央书记苏斯洛夫和中央对外政策部副部长巴拉诺夫在5 天内“向中央”（实际是政治局）提出“关于刊物计划和纲领的意见”，具体地说，是关于头三、四期刊物的计划。（注：为此决议解除了尤金的苏联《劳动报》编辑的职务。根据决议，同尤金一起被派往贝尔格莱德的还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格里戈良和舒米洛夫等人。（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3，卷宗1066，页码59。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2、153页）。第二天，联共（布）中央便电告南斯拉夫领导人瓦尔特（铁托的化名）：“明天，10月9日， 舍夫利亚金和帕什科夫同志将抵达贝尔格莱德。请到机场接他们并对完成他们所接受的任务提供各种协助。”（南斯拉夫档案馆，贝尔格莱德），全宗507， 南共中央，9,119／v34，页码1。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49页）。 舍夫利亚金和帕什科夫均系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舍夫利亚金和帕什科夫在到达南斯拉夫后即把苏联关于由尤金担任情报局刊物主编的决定通知了南斯拉夫领导人并就副主编人选征求他们的意见。南共领导人卡德尔和杰拉斯提议，一名副主编由南斯拉夫选派，另一名让法共担任。（注：南斯拉夫档案馆，南共中央，9,119／v34，页码6。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3页。）之后， 日丹诺夫和尤金带着政治局决议和南斯拉夫的建议前往索契，向正在那里休养的斯大林汇报。他们在索契呆了5 天。斯大林同他们一起审议了刊物的方向和性质、编辑部干部配备和物质基地的问题，并就刊物的所有基本问题包括刊物的类型和名称等作了指示。（注：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3页。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政治局于10月16日通过了《关于驻贝尔格莱德共产党情报局刊物的纲领、制度和头几期刊物的计划》的决议。决议规定了尤金在将于10月底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情报局成员国各党代表会议上活动纲领的草案。10月24日和25日，以尤金为首的一个16人工作组和格里戈良一行 3人先后抵达贝尔格莱德。（注：尤金等人在南的活动是高度保密的。他们在南斯拉夫外交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身份是“教授”和“科研工作者”，随行人员也都使用别名。（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馆，全宗202，目录4，卷夹107，卷宗1，页码212、215、219、230、234、237、242、248、251、258。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3页。））
10月底，情报局各党代表会议在贝尔格莱德秘密举行。会议决定尤金担任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四名副主编是格里戈良（联共[布]），齐赫尔（南共），艾特若斯（法共——负责法文版）[布]），克拉米诺夫（联共[布]——负责英文版）。责任秘书舒米洛夫（联共[布]）。编辑部下属各部的负责人是：政治部主任尤金（兼），各党工作经验交流部主任叶菲莫夫（联共[布]），理论部主任斯特鲁奇科夫，时事部主任舍夫利亚金，民主运动论述部主任戈尔奇希（南共）。除了主编是联共（布）代表外，在四名副主编中联共（布）代表又占了两名。各部主任除了南共一名外，其余全部都是联共（布）代表。就是说，在这个代表九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的编辑部里，苏联代表占有绝对的优势。
按照哥穆尔卡在情报局成立大会上的报告，将在1947年11月底或12月15日之前的情报局第一次会议上确定编辑部人选。因此10月底的这次秘密会议设立的编辑部只是临时性质的，它的任务是出版头三期的刊物。联共（布）代表格里戈良在会上谈到，要在刊物上发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材料和揭露美国政策的文章以及其它宣传性文章。会议确定了刊物的每期发行量、各党的刊物分配额和出版费用的分摊。（注：会议确定刊物每期的发行量为11万份，其中俄文版4万份， 英文版和法文版各为3.5万份。刊物的费用承担是：联共（布）为40%，波党、 南共和捷共各为10%，罗共、保共和匈共各为7%，法共和意共各为4%，5 %。（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4～155页）。苏联还为编辑部提供了一架飞机及其费用。 后来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47年12月15日会议的决定，联共（布）中央承担了刊物的头四期的所有费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 卷宗1136，页码19；卷宗1068，页码2。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5页）。）
会议规定，与会各党中央应委托本党的一些著名的活动家作为通讯员和撰稿人与编辑部保持经常合作；还应任命一名常任情报员为每期刊物寄送有关本党政治生活和党的活动的报导，各党中央应当选派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活动家来负责这项工作。（注：联共（布）代表在会上提议，在与编辑部经常合作的撰稿人中间一般要至少包括一、两名政治局委员。联共（布）将由政治局委员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等人担任撰稿人。所以联共（布）代表希望哥特瓦尔德、多列士、拉科西和其它各党领导人都参加办报。于是各党在会上和会后提出由本党领导人或者重要活动家作为撰稿人。如波党的哥穆尔卡、贝尔曼等，捷共的斯兰斯基等，保共的季米特洛夫等。（见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55页）。）
会议结束后，11月中旬，尤金把《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刊物所要刊登文章的选题计划寄给了情报局各成员国的党中央，要求告知：“你们的撰稿人能够写哪些选题的文章？什么时候完成？”64个选题基本上是情报局成立大会文件中所论述的主题的发展，包括民主力量反对西欧、亚洲特别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斗争，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角度出发看东欧人民民主国家及其作用的理论问题等。有的还个别地予以定题。如尤金向季米特洛夫约稿的题目有：“人民民主国家的阶级性质”、“人民民主国家的国家机构”、“论走向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12月1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1 月上旬召开由各共产党中央派二名代表参加的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以解决建立情报局刊物常任编辑部的专门问题。”决定说，“我们组建常任编辑部的计划是：建立由各党九名代表组成的编辑委员会，设一名主编、三名副主编和一名责任秘书。”尤金和格里戈良被任命为联共（布）中央驻情报局的代表。苏联方面对刊物所承担的费用由原来的40%提高到50%。
1948年1月18日， 共产党情报局召开了它成立以来的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确定了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常任编辑部。主编尤金，三名副主编是格里戈良、齐赫尔（南共）和艾特若斯（法共）。责任秘书舒米洛夫。编委会由代表各党的12名成员组成，除了上述5人外， 他们是：南共的戈尔希奇、波党的芬克尔施泰因、罗共的布伊卡、意共的帕耶塔（注：这四人是在会上直接选出的。）、匈共的比罗、捷共的沃达—佩克萨和保共的哈拉切夫。刊物的各部主任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由波党代表芬克尔施泰因接替了尤金所兼的政治部主任一职。各党所承担的费用了作了些调整。
此外，为了保持与情报局各党的联系，尤金还在1948年1 月的一份报告中提出建立一个无线电中心。他说，编辑部需要在贝尔格莱德修建一个无线电通讯中心，以便同“所有参加会议（指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大会）的各党和联共（布）中央”建立秘密的双向无线电通讯。他建议在编委会上讨论这一计划，使所有各党的代表熟悉该计划，然后以主编的名义向联共（布）中央提出该计划。如果莫斯科作出肯定的决定，还要规定各党中央委员会也要同意接爱。（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卷宗1136，页码4。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第162页。 ）后来尤金又同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的负责人巴拉诺夫一起给日丹诺夫和苏斯洛夫写了一份报告，重申应当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通讯中心以便同情报局各党保持联系（但没有包括法共和意共）。报告说，捷、波、匈、保和罗共中央“同意与情报局编辑部建立双边秘密联系”。“南斯拉夫政府已经同意在贝尔格莱德建立无线电中心，并委托南内务部部长兰科维奇同志监督这项工作。”报告还附有随后将交政治局批准的联共（布）中央的决定草案。（注：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28， 卷宗1136，页码1～3。 转引自吉比安斯基：“共产党情报局在行动”， 第162页。但是不久苏南发生冲突，该计划没有实现。 ）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的创办和常任编辑部的设立是建立各党之间联系和协调的非常重要的组织步骤。
其次是加强集团内部国家间的政治、 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联系 。1948年2月4日、18日和3月18日，苏联分别与罗马尼亚、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些以前的战败国、现在的苏联东欧集团的成员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而在此之前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于1943年12月、与波兰和南斯拉夫于1945年4月已经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些条约虽然是在战争时期或者战争后期签订的，但是在联合政府体制崩溃和冷战爆发的新的条件下，它们已经具有了全新的互助合作意义。这些条约大多规定缔约国不参加旨在反对另一方的同盟、联合、行动或措施；就涉及两国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进行互相协商；如果出现侵略，双方立即相互给予军事和其它援助。除了苏联与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签订的双边条约外，从1947～1949年，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相互也签订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这些条约的缔结不仅使苏联与东欧国家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并且也构成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相互保障的安全体系。1949年1月，苏联、 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经济会议，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注：1949年和1950年阿尔巴尼亚和东德加入了经互会。以后，东欧以外的蒙古、古巴和越南也参加了经互会。）这样由双边经济贸易协定联结起来的苏联东欧之间的经济联系发展成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共同体，它成为马歇尔计划的直接对立物。至此，一个包括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盟的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已经基本形成。
三、规范情报局内部各党在对外关系方面的行动
在对外关系方面规范各党的行动和统一各党的步调，就是要求东欧各国必须与苏联保持一致，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必须与苏联事先进行协商并征得它的同意，不能擅自行事，更不能在国际事务中撇开苏联独自扮演积极的角色。
1947年5月初， 法共由于在议会中对政府投不信任票而被逐出政府。6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致函法共领导人多列士，指责法共的行动没有同苏联进行商量，是“完全出乎联共（布）中央的意料之外的”，要求多列士就法共的情况和法共的路线向苏联进行“通报”。（注：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45，目录1，卷宗392，页码33～34。转引自纳林斯基：“斯大林和多列士（1944～1947）”，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1期，第25页。）
同年7～8月，季米特洛夫率保加利亚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与铁托在南斯拉夫的布莱德举行会谈。8月1日，南保两国政府在会谈后发表的一项联合声明中表示，他们就即将签署的两国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进行了准备并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南保两国没有正式签订条约，但是实际上就是宣布草签条约。这就违背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7月初， 铁托通知苏联驻南大使，南保条约已经准备就绪，将于7 月底季米特洛夫来访时签署。与此同时，季米特洛夫也将此事电告斯大林以征求意见。同时他表示，条约将于7月签署， 到时不论对保和约是否得到批准（正是西方国家尚未批准和约）斯大林在复电中表示赞同南保缔结条约，但认为必须等到对保和约生效的时候。 （注：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 全宗146，目录4，卷宗639，页码9。转引自吉比安斯基：《“社会主义联合体”的产生》，同上。但尚未有材料证明铁托是否知道斯大林给季米特洛夫的答复。）斯大林在致南保两国领导人的电文中，指责他们因“自己的匆忙行事”而“犯了错误”，这种错误可能被“英美反动派”利用，以“加强针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对希腊及土耳其事务的军事干涉”。他特别强调，南保这样做的时候“没有同苏联政府进行协商”。南保两国领导人接受了斯大林的批评，在对保和约生效前，没敢正式签订两国条约。
1948年1月17日，季米特洛夫在对记者谈话时说， 从长远目标来说，将要建立一个不仅是巴尔干半岛而且还将是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联盟。该谈话于1月20 日在保加利亚党的机关刊物《工作事业报》上发表后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苏联《真理报》也于23日进行了转载。当时人们都认为这项计划是由苏联制定并且得到斯大林批准的。其实苏联并不赞同建立那种可能使苏联无法驾驭的地区性联盟。而且苏联更反对这种事先没有征得苏联同意的擅自行动。1月24 日斯大林在给季米特洛夫的密电中以激烈的口吻批评了他的谈话。电文说，季米特洛夫有关“人民民主国家联邦或者联盟”的讲话，“在莫斯科的朋友看来是有害的，它损害了人民民主国家并且有利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反对这些国家。”1月28日，《真理报》发表编辑部文章， 称编辑部从来没有赞同季米特洛夫关于联邦问题的观点，相反，它认为这种联邦是“可疑的和臆造的”。
1948年2月10日， 南斯拉夫领导人卡德尔和杰拉斯等与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等一起被召到莫斯科。莫洛托夫开门见山地指出，苏联与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从党和国家的角度看，这些分歧是不允许有的。接着，他逐一列举了三件严重分歧的事例：“第一件是，南保缔结联盟条约——没有在苏联与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商；第二件是，季米特洛夫宣布要建立包括希腊在内的东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的联邦——没有在苏联和保加利亚之间进行协商；第三件是，把南斯拉夫的一个师派到阿尔巴尼亚南部的科尔察——没有在苏联和南斯拉夫之间进行协调。”斯大林再次重申了他的批评。他认为，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使西方有可能嚷嚷东欧国家要建立集团甚至联盟，让“美国反动派”把它当作定于1948年秋天进行的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时的王牌。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训斥和开导下，南保两国领导人先后承认错误，并同意与苏联领导人就国际问题进行相互协商签定议定书。
也是在这次谈话中，斯大林还对有关希腊临时民主政府的问题为东欧国家规定了统一的立场。希共领导人在这之前曾经与苏联讨论过建立希腊临时政府的问题。按照计划，希腊临时政府将在该国北部革命地区建立，革命的北部将得到东欧首先是与希腊毗邻的“人民民主国家”的承认。然后依靠它们的支持和由苏联通过它们提供的援助，革命的北方将在进一步的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向希腊其它地区发展。但是由于担心在实行这一计划时苏联或者东欧国家在希腊与西方发生直接的冲突，斯大林最终决定对此采取更为谨慎的立场。他告诉季米特洛夫和卡德尔：第一，与希腊接壤的国家（指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应当最后承认希腊临时革命政府，而让其它“离得远点”的国家首先予以承认。第二，他怀疑希腊民主军能否取得军事胜利。因此他主张缩减希腊民主军开展的武装斗争，停止从南、阿、保领土上向希腊民主军提供援助。
总之，在冷战爆发后东欧各国和各党在对外方面如何行动，必须要同苏联进行事先协商并且遵守苏联制定的规范和规则。而南斯拉夫正是由于表现出过多的擅自行动的独立倾向，因而遭到了苏联残酷无情的批判和讨伐。
苏联所采取的上述措施，一方面加强了阵营内部各国各党的联系和统一，增强了同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限制了各国和各党在内外政策方面独立自主的权力。但是，具有相反效果的是，苏联对不肯驯服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批判和讨伐，却极大地削弱了阵营内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