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氏父子的文笔与史笔——读《梁书》、《陈书》札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札记论文,文笔论文,父子论文,梁书论文,陈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据说日本明历（德川光圀年号）三年(1657)，江户（今东京）发生大火灾，德川时代初期著名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仓促逃难时，什么物品也未携带，只带了一本没有读完的《梁书》（注：［日］坂本太郎《日本的修史与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林罗山所以如此耽嗜《梁书》等中国史籍，是因为受到日本古代对史书（指中国史籍）的传统态度的影响。8世纪时，日本已在大学寮里设了名为“文章道”的一门学科。文章道最初以《文选》、《尔雅》为教科书，后来加上“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文章道”（即文学）于是变成了“纪传道”（即史学）。这当然不只是名称的变化，它反映了日本古代对中国史书的态度，即所谓“读史书，学文章”，反映了一种认为历史与文学密不可分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形成，与中国史书本身兼具文学表征有很大关系。姚察、姚思廉父子所撰的《梁书》和《陈书》，同其他中国古代史籍一样，也可以从文学角度加以讨论。因为两位史家不仅具有史才和史识，而且兼有“文心”与“诗肠”（即《文心雕龙·史传》所谓“腾褒裁贬，万古魄动”的情怀），两书皆包含一定的文学因素。
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县）人。他历仕梁、陈、隋三朝，陈后主时官至吏部尚书。为官清廉，自奉俭朴，不营生计，唯以读书和著书为乐。卒于隋炀帝大业二年，年七十四。姚察非常博学，“于坟籍无所不睹”（注：《陈书》察本传。本文以下引文凡未注明来源者，皆出此处。）；文章也写得相当好，徐陵“名高一代，每见察制述，尤所推重”，自叹“弗逮”。
作为史学家，姚察“撰史”的实践活动早在梁末就已经开始。当时的中书侍郎领著作杜之伟，“表用察佐著作，仍撰史”。陈宣帝时，奉诏“知梁史事”。陈灭入隋，又奉敕“成梁、陈二代史”。可是直到他去世时，所撰梁、陈史皆未“毕功”。未竟之业只得由其“令子”来完成了。
姚思廉字简之（注：《旧唐书》卷七十三思廉本传。《新唐书》卷一百二则说“姚思廉名简，以字行”。），曾先后在陈、隋、唐三朝为官。唐太宗时官至散骑常侍。贞观十一年卒，年八十一。姚思廉与其父颇有类似之处。如他“勤学寡欲，未尝言及家人产业”；又如他“学兼儒史”（《旧唐书》卷七十三），十分博学。在史学方面，姚思廉更不愧是克绍箕裘的史家之子。《旧唐书》思廉本传说他“少受汉史于其父，能尽传家业”。鉴于他学行非凡，史学功底尤为深厚，姚察临终时寄以补续梁、陈二史的大事。但这种“补续”的工作，在隋炀帝时及易代之际是难以顺利进行的。直到贞观初，“诏与魏征共撰梁、陈书”，姚思廉才有机会全力以赴，“采谢炅、顾野王等诸家言，推究综括，为梁、陈二家史，以卒父业”（《新唐书》卷一百二）。虽然魏征“裁其总论”，但“编次笔削，皆思廉之功”（《旧唐书》卷七十三）。贞观十年，即姚思廉去世前一年，《梁书》和《陈书》终于撰成。如果从姚察梁末“撰史”时算起，姚氏父子为撰成这两部史书共用了约八十年的时间（注：据《陈书·文学传》，杜之伟于梁绍泰元年(555)任中书侍郎，掌国史。他表荐姚察“佐著作”“撰史”就在这时。自此至贞观十年(636)，已是八十年有奇。）。
二
父子两代历时如此之久写成的这两部史书，在十一部六朝正史中确实有其独具而显著的特色。这主要表现在语言风格方面。
六朝尤其是梁、陈已降，至于唐初，骈文非常流行。不仅文学作品，史书也受其影响。无论六朝人所修《晋书》、《南齐书》、《魏书》，还是唐初所修《晋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无不沾染上了骈俪的习气。且不说其他六朝正史，我们只要看一看在《梁书》、《陈书》里魏征（时为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代史的监修）所写的帝纪总论，就可以明白从沈约到李延寿等六朝及唐初史家们的文学风格了。如在梁纪总论中这样评议元帝：“其笃志艺文，采浮淫而弃忠信；戎昭果毅，先骨肉而后寇雠。虽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有仲尼之学，有周公之才，适足以益其骄矜，增其祸患，何补金陵之覆没；何救江陵之灭亡哉？”这些议论确乎是“编字不只，捶句皆双”（《史通·叙事》），其中还有典型的四六对偶格式。又如在陈纪总论中对后主的批评，更用了一连串的四六文句。
《梁书》和《陈书》则能于六朝正史中独树一帜，文笔简洁、劲利、清新，受骈文影响较少。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称赞《梁书》行文“爽劲”（卷十一）。他在该书中甚至认为“古文自姚察始”，并以专章论之：
《梁书》虽全据国史，而行文则自出炉锤。直欲远追班、马。盖六朝争尚骈俪，即叙事之文，亦多四字句，罕有用散文单行者。《梁书》则多以古文行之，如《韦睿传》叙合肥等处之功，《昌义之传》叙钟离之战，《康绚传》叙淮堰之作，皆劲气锐笔，曲折明畅，一洗六朝芜冗之习。《南史》虽称简劲，然不能增损一字也。至诸传论，亦皆以散文行之。魏郑公梁书总论，犹用骈偶。此独卓然杰出于骈四俪六之上。则姚察父子可不可及也。世但知六朝之后，古文自韩昌黎始，而岂知姚察父子已振于陈末唐初也哉！（卷九）
赵翼的超卓之处在于，他不仅发现《梁书》在所谓“行文”上与别的六朝正史有异，而且认定姚察是最先振起“古文”旗帜的人。据笔者闻见所及，在赵氏以前，还没有史学家或其他学者指出过这一点。谨案：姚察早在梁末“撰史”时即已开始了“古文”的写作，而非赵翼所说的“陈末”。若是把姚察及姚思廉所写诸传论，与魏征所写总论略加比照，即可看出姚氏父子是如何在骈体最风行的时候脱出其窠臼的。在《梁书》及《陈书》中，甚至还能发现某些不含任何对偶词语的传论。如《梁书》卷四十二的史论：
陈吏部尚书姚察曰：夫举事者定于谋，故万举无遗策。信哉是言也。傅岐识齐氏之伪和，可谓善于谋事。是时若纳岐之议，太清祸乱固其不作。申子曰：“一言倚，天下靡”，此之谓乎？
在同书第十七、三十五、三十七、四十八、五十一等卷中，姚察的史论皆用纯粹的散体写成。《陈书》第二十五、三十四等卷中，姚思廉所写史论同样不露偶对的踪迹。他显然没有忘记其先考的临终“诫约”。此“诫约”对他续修梁、陈史很有约束力。为克承父业，其父步亦步、其父趋亦趋的姚思廉，行文时字斟句酌，十分谨慎，尽力避忌每一“对语”或“俪辞”。
为了加强史文的生趣，从骈文的呆板形式和沉闷气韵中解脱出来，或者也是特地与其他六朝诸史之文为异，《梁书》和《陈书》都引用了一些民间歌谣和时人俗说，来品题人物、评述史实。如《梁书》卷二十二叙及始兴王萧憺在荆州刺史任上冒雨指挥“筑治”江堤，募人救出因避洪水而“登屋缘树”的灾民，“又分遣行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槥，失田者与粮种”。由于他勤政爱民，老百姓很感激他。当他奉诏还朝时，“民为之歌曰”：
始兴王，民之爹（原注：徒可切）。赴人急，如水火。何时复来哺乳我？
卷二十七《陆襄传》记传主为鄱阳内史时，郡民鲜于琛起义，波及邻郡。邻郡守宰“案治党与，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离祸”。而陆氏比较注意策略，使其郡内“枉直无滥”。因此“民作歌曰”：
鲜于平后善恶分。民无枉死，赖有陆君。
该传还褒美陆氏善于处理民事纠纷，普施德化，使“郡中大治”。有彭李二家因“忿争”而互相诬告，“襄引入室内，不加责诮，但和言解喻之”，于是“二人感恩，深自咎悔”，襄又“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二人同载而还，因相亲厚”。为此“民又歌曰”：
陆君政，无怨家，宴既罢，雠共车。
他如《梁书》卷十六“时称之曰”，卷十八“北方童谣曰”，卷二十“戏为诗曰”，卷二十六“时称之曰”，卷二十八“百姓歌之曰”，卷三十二“洛阳童谣曰”，卷三十三“时人为之语曰”，卷三十七“世人为之语曰”，卷三十八“省中为之语曰”，卷五十“时人语曰”、“世人语曰”，卷五十三“百姓为之谣曰”，卷五十六“童谣曰”、“有释宝志曰”，以及《陈书》卷二十一“时人为之语曰”等世俗之语，都在不同程度上使典重、刻板的史文增添了一些活气，甚至有了某种爽利腾踔、藻发韵流的风致。
在某些历史人物的言谈里，还夹杂着诸如“吴儿”、“阿爷”、“乃公”、“城内是谁”、“是王领军”等口语。如《梁书》卷三十五所载武帝萧衍“引见”萧子恪兄弟时的一席话，恰似家人常语，颇亲切有味。按：子恪兄弟之父，即齐高帝次子豫章王嶷。萧衍平建康时，朝廷内外都劝他“宜行处分”（所谓“处分”，指杀尽前代宗枝）。萧衍没有同意，而是向子恪兄弟表明心迹，要他们“少待”一时，必将得到任用。在萧梁“帝业”草创的刀光血影中，这些略显絮叨的话语，不仅使子恪兄弟惊魄稍安，千载之下的读史者也会受到某种震撼。口语的运用，使两史书的语言，尤其是人物语言，更显得质朴、清新，更合乎“凡记言之体，当使若出其口”（注：裴松之语，见《三国志·魏书·陈泰传》。）的要求。
三
姚氏父子所以在其史著中坚持某种与当世不同的文字风格，这与他们对时俗（包括文风）的态度有一定关系。
《梁书》卷三十七记尚书令何敬容勤政尽职，受时人耻笑。姚察在该卷的史论中，完全把同卷人物谢举撇在一边，专门就何敬容“勤庶务”的个性大做文章：“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壶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呜呼！伤风败俗，曾莫之悟。永嘉不竞，戎马生郊，宜其然矣。何国礼（敬容字）之识治，见讥薄俗，惜哉！”他对魏晋以来“宰相皆文义自逸”的流弊作了沉痛的针砭。姚思廉在《陈书·后主纪赞》里也说过类似的话。很明显，姚氏父子对于尚玄虚、贵放诞、沉迷诗文而忽视甚至鄙薄“庶务”的时代风气相当反感。
与这种风气相联系，不问庶务、终日“以文学相处”的君臣们，有许多“闲暇”讨论音律及文字技巧，从而形成了骈文为代表的浮艳文风。姚察在《梁书·江淹任昉传赞》里说：“观夫二汉求贤，率先经术，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辞藻壮丽，允值其时。”所谓“允值其时”，是强调江淹、任昉有幸遭逢重文之世。在梁氏三帝的倡导奖挹下，轻艳浮华的“宫体”风靡一时。《梁书》最早记录了“宫体”这一文学现象的产生：“（徐摛）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徐摛传》）姚察最先对“宫体”现象提出批评，说它“伤于轻艳”（《简文帝本纪》）。姚思廉在史论里也指摘简文帝“文则时以轻华为累，君子所不取焉”。江总号称陈朝文坛领神，又与姚察“尤笃厚善”（《陈书》卷二十七），同样受到严厉的批评。史家借孔奂之言，指出江总是“文华之人”，“有潘、陆之才而无园、绮之实”，不宜“辅弼储宫”（卷二十一）。总本传又指责他“属文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
而对于“属辞不好轻华，甚有骨气”（《梁书》卷五十五）的武陵王萧纪，“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辞”（卷三十）的裴子野，以及作文“不尚浮华”的杜之伟等人，姚氏父子则尽力予以阐扬。在《梁书》卷三十中，既有“属文好为新变”的徐摛的传，又有“制作多法古”的裴子野的传。可是卷后论赞独褒美“了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萧钢《与湘东王书》，见《梁书·文学传上》）的裴子野，而对简文帝的文学侍从兼启蒙师徐摛则只字不提。姚氏父子对当流行文风的态度，以及他们的文学观点，于此例可见一斑。
四
刘向、扬雄评价司马迁时，都赞许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汉书·司马迁传赞》）。后来刘知几把“史才”视为历史编纂学范围的才具，也就是驾驭史料和叙述史实的才能，并说“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史通·叙事》）。西方史学家径称史书是“叙述体的孩子”，认为“撰写历史就是讲故事”（注：《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从叙事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通常所谓史笔，即叙事的笔法或技巧。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史笔也是一种文笔。
姚氏父子二人都用“古文”修史。而“古文”不拘声韵，其语句长短不齐、伸缩自如，它完全不受骈四俪六一类死板格式的羁缚，便于曲折尽意地把历史事件的纷繁复杂之处表述出来。姚氏的叙事之笔因此显得劲挺而流美。赵翼所称道的《梁书》有关“淮堰之作”的记叙，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梁武帝接受北魏降人建议，在淮河上筑堰蓄水，以灌寿阳。史家历叙筑堰的起因，工程的规模，役人的辛苦，生命财产的消耗，以及堰成后的情况，又以童谣、神话传说插入其间，笔致简明、生动、劲锐，确实如赵氏所言脱尽了“六朝芜冗之习”。
对于不易把握的历史事件，姚氏父子则善用“互见”和“曲笔”（指委婉叙事的文章技法）。如《陈书》对皇位传承的记叙，就颇见史家笔法的宛妙。武帝陈霸先死后，继承皇位的不是他的嫡长子，而是其兄之子陈蒨。《武帝纪》称“遗诏追临川王蒨入纂。”《文帝纪》也说，“高祖崩，遗诏征世祖入纂”。但在《高祖章皇后传》里则说“高祖崩，后与中书舍人蔡景历定计，密不发丧，召世祖入纂”，至于陈霸先是否有征陈蒨入纂的“遗诏”，史家未赞一词。在有关人物的各传中，也未涉及“遗诏”或暗示其可能存在。《杜稜传》说：“高祖崩，世祖在南皖。时内无嫡嗣，外有强敌……朝廷宿将唯稜在都，独典禁兵，乃与蔡景历等秘不发丧，奉迎世祖。事见景历传。”《蔡景历传》中有“宣后呼景历及江大权、杜稜定议，乃秘不发丧，急召世祖”的话。皆无“遗诏”二字及相关记载。《侯安都传》却暗示了似乎并不存在所谓“遗昭”：
高祖崩，安都随世祖还朝，仍与群臣定议，翼奉世祖。时世祖廉让弗敢当。太后又以衡阳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能决。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远？临川王有功天下，须共立之。今日之事，后应者斩！”便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又手解世祖发，推就丧次。
要是真有“遗诏”，岂能容侯安都与群臣“定议”？在陈蒨“廉让”、太后未肯下令、群臣犹豫不决之际，侯安都慷慨陈辞，还能不拿“遗诏”为自己壮胆吗？侯氏何以不用“遗诏”作为拥立陈蒨的最有力典证呢？当他“按剑上殿，白太后出玺”，并亲手“解世祖发”，将其“推就丧次”时，仍然不曾提到“遗诏”及有关事体。
前文提及的“皇嗣”“衡阳王”，即高祖第六子陈昌。昌于梁末被西魏虏去，至高祖崩时仍未得还。世祖陈蒨纂位后第三月才得以“入境”。当时“百僚上表”，建议封陈昌为衡阳王。表文中有如下一段话：“及圣祖升遐，王师远次，皇嗣迥隔，继业靡归，宗祧危殆，缀旒非喻。既而传车言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远，民心有奉，园寝克宁。后来其苏，复在兹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这里同样记录了陈蒨入纂是由“公卿定策”的事实。表文反复强调“皇嗣”远隔未归而“宗祧”危胜缀旒的情形，又一再为陈蒨说好话并认为他的纂基是“物情天意”。如果真有“追陈蒨入纂”的遗诏，就用不着在意于“皇嗣”归否的问题；如有遗诏，也用不着多方为陈蒨辩护了。
鉴于“尊贤隐讳”的古训，两位史家总是在帝纪里把帝位的传承记得十分“合理”。而在一般人物列传乃至皇后列传里，则有意识地把事件的真相点破或暗示出来。
衡阳王陈昌的死因，也是一个敏感而难于确定的问题。《世祖纪》云：“（天嘉三年）丙子，衡阳王薨。”但据《南史》卷五十六昌传，他是在江心被弄死的，凶手受命以溺水而死上报，所谓“于中流殒之，使以溺告”。谁“殒之”？谁“使以溺告”？两句皆无主语，含糊其辞。高祖嫡子、“皇嗣”陈昌尚在返国途中，而从子陈蒨已登上帝位。后者于此时此际如何处置“将入”的“太子”（《陈书·侯安都传》），其一言一动都属最高机密。即令董狐复生，也难以将实情记录下来。就算某一“国史”偶然获得“独家情报”，他又怎么敢如实记载，并能在记载之后不被“削去”呢？究竟是姚氏父子所说的“以溺薨”，还是李延寿父子说的“中流而殒之”，那是除了极个别知情而又绝对不会或不敢外泄的人外，没有谁能知晓的。
对这种不易判明的事，史家最好客观、具体地描述有关情节或细节，从而作出或然性的判断。姚氏父子正是这样做的。与陈昌之死关系最大的，莫过于拥立陈蒨最力的侯安都了。安都本传不仅生动记述了他一手导演“世祖即位”的闹剧（已如前引），而且披露了他“请自迎昌”的背景及由此引出的不难想象的后果：
（安都）别奉中旨，迎衡阳献王昌。初，昌之将入也，致书于世祖，辞甚不逊。世祖不怿。乃召安都从容而言之曰：“太子将至，须别求一蕃，吾其老焉！”安都对曰：“自古岂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诏。”因请自迎昌。昌济汉而薨。
虽然，侯安都有杀害陈昌的嫌疑，或然率是很大的。但姚氏父子并没有用“侯安都杀陈昌”那样的直言判断（《南史》卷六十六安都传称其“因自迎昌，中流而杀之”，即属于这种判断），而是以轻妙的笔触提供相关“旁证”，由此烘托或暗示某一可能的结论。用这种方法来叙述某些模糊不清的史事，既比较客观，又诱人思考，笔意还显得宛曲多姿，有一种朦胧的美。
陈蒨死后，虽其嫡长子伯宗得以继位，但登基两年即被废黜，史称废帝。为暗示陈蒨胞弟陈顼（宣帝）的篡夺之嫌，姚氏同样用了微婉的史笔。
古人认为，“为尊者讳”的《春秋》之教，与“温柔敦厚”的《诗》教是相通的。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章学诚发挥孟子之言说：“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文史通义·史德》）作为博学、严谨而近于保守的历史编纂家，姚察及其子思廉对《诗》和《春秋》之教是烂熟于心并恪守不违的。在举世皆用骈体写作甚至史书编纂者也未能免俗的时候，姚氏父子独以“古文”修史，不矜炫浮艳的辞采。他们更能不恣情，不使气，不以怨诽及于君父，而借助“互见”和“曲笔”把史事的真相及史家的“微意”曲折宛转地表述出来，并以此达到“谲谏”的目的。姚氏之叙事，用章学诚的话说，“其中有《春秋》之直笔，亦兼诗人之微婉”，而温柔敦厚，以“《诗》教为深”（注：《文史通义·永清县志六书例义》。）。
五
姚氏父子之善于叙事，还表现在描述激烈战争场景方面。
无论在《梁书》还是在《陈书》里，都有不少记述战争的精采文字。《梁书》所描述的战事有小岘城之战、合肥之战、邵阳洲之战、钟离之战、涡阳之战、台城守卫战、建康增援战、巴陵之战等，《陈书》也载录了发生在交州、冶城、莫府山、兽槛洲、秦郡诸地的战争。
一般说来，姚氏父子善于用晓畅、清新的语言，把战争经过特别是其中激烈的攻守场面，描写得历历如画。如“邵阳洲之战”（《韦睿传》）就是史家凝聚心力的佳作。邵阳洲，在今安徽风阳县东北淮水中。梁武帝天监五年，北魏中山王元英率军包围钟离城（今凤阳县城），萧衍派征北将军曹景宗、豫州刺史韦睿会师于邵阳洲。梁、魏百万大军聚集在这个小洲附近，展开了一场惨烈的搏战。史家按时间顺序记录了战争的全部过程。先写战前形势：钟离危急，奔驰赴援，二将和睦，神速立营。接着写攻守场面：韦睿日夜麾军，镇定自若；睿众拔栅斫桥，大败魏军。再写战绩——“斩获不可胜纪”。最后交代被救者的感激和劳军者的嘉许。叙述得井然有条。“明旦”至“脱身独去”写战斗场面一节，笔势腾踔飞扬，文辞尤为劲挺。此外，用“二将和，师必济矣”的话预示战争的胜利结局，用元魏主帅“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的神情、动作和呼叹，衬托韦睿军队行动的神速等，也都是精爽飞动之笔。
“巴陵之战”（《王僧辩传》）也写得比较出色。侯景先后攻陷建康、郢城（今湖北武昌）之后，又溯江而上，企图进寇荆州。萧绎派王僧辩拒敌。僧辩闻郢州已没，于是据守巴陵（今湖南岳阳市）。侯景至巴陵城下，一再诱降不成，便发起猖狂进攻。巴陵一役，是萧梁与侯景大战的转折点，是侯景溃败的开始。据《侯景传》载，“自是，（梁）众军所至皆捷”。对于这场具有关键意义的战事，姚氏作了较为说明的记载。描述的重点，则是梁众“固守”、景军“苦攻”的情形。城内“同时鼓噪，矢石雨下”，城外“鸣鼓吹唇，肉薄斫上”；城上“放木掷火爨雷石”，城下“竖木桔槔，聚茅置火”。一幅有声有色、激烈而热闹非凡的攻守图活现在读者的面前。战前的紧张气氛，则通过围城内外的对话烘托出来。侯景逻骑的一再发问、王僧辩的诡辞及“不答”，都饶有趣味。而对话近于口语，又使人觉得真切可信。
姚氏还善于用简洁的语言，比较生动地勾画出战争的全貌或全过程。两书中都有不少记录战事的小段精采文字。如只有150字的“小岘城之战”：“（天监）四年，王师北伐，诏睿都督众军，睿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岘城，未能拔。睿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阵于门外。睿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未有战备。徐还授甲，乃可进耳。’睿曰：‘不然。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无故出于外，必其骁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睿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睿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士皆殊死战，魏军果败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韦睿传》）这是梁朝初年北伐元魏时在小岘城（今安徽合肥市东）进行的一场遭遇战。史家精简明晰地交代了战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而又特别着重地描述韦睿面对突然发生的情况，如何作出准确判断，并迅敏捉住战机，果决指挥进兵的生动情节。
又如写陈霸先在冶城（今南京市朝天宫一带）抗击北齐的“冶城之战”（《高祖纪》）：“丙辰，高祖尽命众军分部甲卒，对冶城立航渡兵，攻其水南二栅。柳达摩等渡淮置阵。高祖督兵疾战，纵火烧栅，烟尘涨天。贼溃，争舟相排挤，溺死者以千数。时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军士乘胜，无不一当百，尽收其船舰，贼军慑气。”不足百字的篇幅，就展示了战场的全貌。陈霸先火攻时“烟尘涨天”的气势，北齐兵溃败时“争舟相排挤”的狼狈、纷挐，以及“百姓夹淮观战，呼声震天地”的喧闹、沸腾而有威慑力的场面，都一一写出。
有时，史家并不十分关注战争的进程，而对将帅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比较感兴趣。如“台城守卫战”（《羊侃传》）。侯景举兵反叛后，羊侃向萧衍进“据采石”、“取寿春”之策，未被采纳。景兵逼近京师，他受命协助宣城王萧大器“都督城内诸军事”，负起指挥保卫台城的重任。由于羊侃的精当部署、指挥，景兵“频攻不捷，乃筑长围”。权臣朱异等主张冒险出击。他们不听羊侃劝阻，派千余人出战。结果是“未及交锋”，便“望风退走”，“以争桥赴水，死者大半”。台城危在旦夕之际，史家忽于百忙中插叙一段评述性质的文字：“初，侃长子
为景所获，执来城下示侃，侃谓曰：‘我倾宗报主，犹恨不足，岂复计此一子，幸汝早能杀之。’数日复持来，侃谓曰：‘久以汝为死，犹复在邪？吾以身许国，誓死行阵，终不以尔而生进退。’因引弓射之。贼感其忠义，亦不之害也。景遣仪同傅士哲呼侃与语……士哲无以应，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风猷，每恨平生，未获披叙，愿去戎服，得一相见。’侃为之免胄，士哲瞻望久之而去。其为北人所钦慕如此。”这段插叙，鲜明表现了羊侃的忠义品格（“风猷”），同时也渲染出某种诗意和悲剧气氛。
在“合肥之战”（《韦睿传》）中，史家也通过插叙及补叙的方法，来展示统帅的风采。合肥之役初战失利后，北魏军气势很盛，直逼韦睿营前（肥水堰堤下）。军监“劝睿退还巢湖”，诸将“又请退保三叉（其地在今合肥市东南）”。韦睿严辞拒绝说：“‘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并且“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史家这时插叙道：“睿素羸，每战未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睿厉众军。”都督众军的韦睿，虽体质瘦弱，但毫不失其指挥若定的大将风度。攻取合肥城后，史家还补叙道：“睿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墙壁，皆应准绳。”作为战争过程的追加文字，这个补叙进一步表现了韦睿勤恪爱士的品质及突出的治军才能。
总之，姚氏所记每一场战争，都有其自身的特点，面貌各各不同，从而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如“钟离之战”（《昌义之传》）写一次出色的城防战。“交州之战”（《高祖纪》）以突显陈霸先的勇气和表率作用为主。“莫府山之战”（《高祖纪》）则以生动记录陈霸先军与北齐军在莫府山的战前对峙为特色：“其夜大雨震电，暴风拔木，平地水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中，悬鬲以爨。而台中及潮沟北水退路燥，官军每得番易。”“兽槛洲之战”（《侯瑱传》）的独特之处，是景物描写。史家记述此战时，能以自然景物烘托战场气氛，如“春水稍长，舟舰得通”，“及夕，东北风大起，吹其舟舰，舟舰并坏，没于沙中，溺死者数十百人，浪大不得还浦”，“夜中又有流星坠于贼营”，“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等语句皆是。“秦郡之战”（《萧摩诃传》），更是一段别具特色的精采文字：
（宣帝）太建五年，众军北伐，摩诃随都督吴明彻渡江攻秦郡。时齐遣大将尉破胡等率众十万来援，其前队有“苍头”、“犀角”、“大力”之号，皆身长八尺，膂力绝伦，其锋甚锐。又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无虚发，众军尤惮之。及将战，明彻谓摩诃曰：“若殪此胡，则彼军夺气，君有关、张之名，可斩颜良矣。”摩诃曰：“愿示其形状，当为公取之。”明彻乃召降人有识胡者，云胡著绛衣，桦皮装弓，两端骨弭。明彻谴人觇伺，知胡在阵，乃自酌酒以饮摩诃。摩诃饮讫，驰马冲齐军，胡挺身出阵前十余步，彀弓未发，摩诃遥掷铣
，正中其额，应手而仆。齐军“大力”十余人出战，摩诃又斩之，于是齐军退走。
全文除首尾二三句外，都是写萧摩诃如何击毙西域胡的事。对于战争的全程如战场的全景，史家皆不甚在意，而聚焦于萧摩诃个人的行动、气度和神采。当年发生在秦郡（今江苏六合县）的这场战争，似乎只是萧摩诃一人的特技表演。
六
《梁书》和《陈书》作为以人为纲的纪传体史书，在描述历史人物的活动、命运和性格方面也自有其优美之处，不独在记事载言方面是如此。
在许多传记中，著者往往只用一二实例或小故事，就活现了传主的面貌，并把他们的个性或精神面貌揭示出来。《梁书》里的《陈伯之传》（卷二十）一开篇便是如下的小故事：
年十三四，好著獭皮冠，带刺刀，候伺乡里稻熟，辄偷刈之。尝田主所见，呵之曰：“楚子莫动！”伯之谓田主曰：“君稻幸多，一担何苦？”田主将执之，伯之因仗刀而进，将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担稻而归。
接着又叙传主成年后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陈伯之发迹前的面貌，读之一目了然。这位声名显赫的将军，原先曾是一个无赖窃贼。《陆杲传》（卷二十六）写一位刚强而“无所顾望”的执法者。陆杲任御史中丞后，曾“以公事”纠弹其从舅、领军将军张稷。张稷向萧衍告状说：“陆杲是臣通亲，小事弹臣不贷。”按，领军将军在梁代掌天下兵要，职权相当于左右仆射。陆杲却无所畏忌，果断加以弹劾，决不因为是“通亲”而宽贷。其“纠绳不避权幸”的刚直个性，还表现在另一事例中：
山阴令虞肩在任，脏污数百万。杲秦收治。中书舍人黄睦之以省事托杲，杲不答。高祖闻之，以问杲，杲答曰：“有之。”高祖曰：“卿识睦之不？”杲答曰：“臣不识其人。”时睦之在御侧，上指示杲曰：“此人是也。”杲谓睦之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属南司！”睦之失色。
按，中书舍人在梁、陈时实权很大，常能代行宰相职务。对于正侍立在“御侧”的权宠，陆杲非但毫不惧怕，而且当面斥之为“小人”，并令其惊慌“失色”。他确实称得上“正色”执法的“邦之司直”（卷末史论引《诗经·郑风·羔裘》句）。《明山宾传》（卷二十七）记传主在一件小事中的表现：
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用，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买主遽追取钱。
史家接着还记了阮孝绪闻知此事后发表的评论。他赞叹说：“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明山宾作为学官（国子博士），似乎有些书生气，但他的言行不仅表现了他个人品格的笃厚诚实，而且如阮孝绪所说，还有一种阻遏浇薄的社会风气的意义。除上列人物外，恪勤无私的显宦徐勉（卷二十五），谨厚的“大树将军”冯道根（卷十八），临危受命、威武不屈的使臣沈俊（卷四十三）等。皆通过同样方法勾画出来。
《陈书》之写袁宪忠鲠、“整峻”的品格（卷二十四），孔奂“謇谔在公，英飙振俗”的耿介个性（卷二十一），阴铿授酒炙于行觞者的同情心（卷三十四）等，亦用此法。阴铿的“传”附在《阮卓传》后，很简略，而一个小故事占了一半的篇幅：
天寒，铿尝与宾友宴饮。见行觞者，因回酒炙以授之。众坐皆笑。铿曰：“吾侪终日酣饮，而执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乱，铿尝为贼所擒，或救之获免。铿问其故，乃前所行觞者。
此事与《世说新语·德行》所记顾荣施炙的事在情节上很相似，但思想境界却提升了一步。顾荣回答嗤笑他的人只是说，“岂有终日执之而不知其味者乎”。而阴铿却拿“执爵者”同酣饮者（“吾侪”）加以比较，他的话里含有某种平等思想，并流露出才高位下的诗人对劳动者的同情。
姚氏父子在继承以往史家长于载言的优良传统时，比较注重客观而有甄选地记录，以显示历史人物的思想和个性。《梁书》卷二十八附载一个叫鱼弘的人，曾在好几个郡任太守。他经常对别人说：“我为郡，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丈夫生世，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鱼弘这个自白把他如何做太守（或云“为郡”的诀窍）及其全部人生哲学暴露无遗。他讲这些话并非偶然说漏了嘴，而是“常语人曰”。史家用一“常”字很精确地表明，斯人而有斯言，鱼弘其言即鱼弘其人，他完全是一个私欲病态膨胀、疯狂聚敛和毫无羞愧之心的极端享乐主义者。《陈书》卷二十六《徐陵传》里有段文字，记著名文人徐陵出使东魏时，与北国才子魏收的一次接触和交谈：“太清二年，兼通直散骑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者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这一机变的应对显示，主要作为文学家的徐陵，还是一位警悟辩给、娴于外交辞令、折冲樽俎的使节。
七
如上所述，在《梁》、《陈》二书各传记里，著者通过一些具体事例，或借助传主自己的语言，使历史人物跃然纸上。其中着笔更多、形象更丰满的历史人物，则有梁代的曹景宗（卷九）、吕僧珍（卷十一），及陈代的侯安都（卷八）、萧摩诃（卷三十一）等。
曹景宗是梁朝开国功臣。齐末萧衍任雍州刺史时，他就“深自结附”。在建立和巩固萧梁政权的过程中，他的战绩十分显赫。景宗幼善骑射，“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每当“众骑趁鹿，鹿马相乱”时，他便“于众中射之”，“鹿应弦辄毙”，而不伤马足。他又“颇爱史书”，抱负不凡。每读《穰苴传》、《乐毅传》，都要掩卷叹息说：“丈夫当如是！”
他还是一个很重义气的人。齐车骑将军张敬儿之子、武陵太守张道门（《南齐书》敬儿传作“道文”），与曹景宗有多年交往。后来“敬儿诛，道门于郡伏法，故吏莫敢收”。景宗派人从襄阳到武陵（今湖南常德市）“收其尸骸，迎还殡葬”。齐末，曹景宗从太尉陈显达北讨，设伏大破魏人。而“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后”。景宗对此毫不在意，“退无怨言”。当魏主拓拔宏“率众大至”，陈显达仓猝“宵奔”的危急关头，他又挺身相救，使显达父子“获全”。
对于这位佐命元勋，姚氏父子既写了他人品中的优长，也未讳言他的失德及性格上的缺陷。景宗“为人自恃尚胜”，“虽公卿无所推揖”。“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焉”。他贪恋女色，“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他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其部下“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他在郢州刺史任上，还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民皆厌之”。
而曹景宗最突出的个性特点，则是姚氏父子所说的“躁动，不能沉默”。他当领军将军后，“出行常欲蹇车帷幔”。其左右“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将车幔撩起。他颇不以为然，对其“所亲”说：
我昔在乡里，骑马快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鹅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肉，甜如甘露浆。觉耳后风生，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遭此邑邑，使人无气！
这是一段极为成功的“记言”的文字，是地道的“若出其口”的曹氏之语。著者让景宗以完全个性化的语言，自述其生性和平生兴趣，以及对做官前那种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十分精采，十分生动传神。无怪乎后世文人多爱用为典故。
由于平日散漫惯了，曹景宗有时在某些正式的场合里也往往出洋相。梁朝开国初，萧衍多次宴见功臣，与之“共道故旧”。景宗醉后有时“谬忘”了自己与萧衍之间的君臣关系，竟然“误称下官”。萧衍为雍州刺史时，景宗被表荐为竟陵太守，作为萧氏的部下，那时当然应该自称下官。但时过境迁，萧衍已是梁朝皇帝，景宗还如此自称，足见其酒后忘形到什么程度。这也是其“躁动”生性及平素不检点使然。所幸萧衍毕竟是开国之主，气度还比较恢弘，他非但没有介意，反而“故纵之，以为笑乐”。
同曹景宗一样，吕僧珍也是萧衍之佐命功臣。萧衍临长雍州，就命僧珍为中兵参军（僚属），“委以心膂”。萧衍起兵时，又“夜召僧珍”与之“定议”。攻克建康后，萧衍还“命僧珍率所领先入清宫”。在“缔构王业”的斗争中，僧珍“恪勤匪懈”，起了很大作用。但为人廉洁，与曹景宗的鬻货聚敛迥然有别。如他在南兖州（治所在今江苏扬州市，吕氏世居于此）做刺史时的表现，就和曹景宗在郢州的所作所为完全不同。因为是在家乡做官，亲戚们常求他办私事，可他却“不私亲戚”，不谋私利。他的“从父兄子”原先是“以贩葱为业”。在他赴任后，这个做小买卖的亲戚，竟然“弃业欲求州官”，吕僧珍便对亲戚说：“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但当速反葱肆耳。”僧珍之姊“住在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处”，他常常“导从卤簿到其宅，不以为耻”。僧珍旧宅“在市北”，前面是督邮的官舍，乡亲们都劝他把官舍迁走“以益其宅”。他非常生气地说：“督邮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岂可徙之益吾私宅！”这与曹景宗之大起私宅，形成鲜明对照。
虽然“僧珍有大勋”，而且多年在秘书省值班，“恩遇隆密，莫也为比”，但他在禁省里谨慎恭恪，言动从不苟且。他当值“禁中”时，“盛署不敢解衣”。平时“侍御座”，他“屏气鞠躬，果食未尝举箸”。只有一次，他因偶然喝醉了酒，破例“取一柑食之”。萧衍见状也笑着说：“便是大有所进！”如果把吕珍之恭默禁省，和曹景宗“躁动，不能沉默”，出行时总想“蹇车帷幔”等散诞作风加以对比，两人在性格上的反差真可令人叫绝。
八
侯安都、萧摩诃皆是陈朝武功卓著的名将，摩诃还曾是安都部下。但两人性格却有很大的差别。
前文已叙及，萧摩诃于十万大军中手刃“西域胡”，决定了秦郡之战的胜利。本传记其神勇的文字还有多处。侯景之乱时，摩诃随其姑夫蔡路养与陈霸先作战。他还只是个十三岁的少年，竟敢“单骑出战”，而“军中莫有当者”。此其一。路养败，摩诃归附侯安都。一次与北齐军对峙，安都对摩诃说：“卿骁勇有名，千闻不如一见。”他回答道：“今日令公见矣！”及两军交战，“安都坠马被围，摩诃独骑大呼，直冲齐军，齐军披靡，因解去，安都乃免”。此其二。后随吴明彻进军吕梁，“与齐人大战，率七骑先入，手夺齐军大旗，齐众大溃”。此其三。及北周武帝宇文邕灭齐，“遣其将宇文忻率众争吕梁，……时忻有精骑数千，摩诃领十二骑深入周军，纵横奋击，斩馘甚众”。被北周大军包围后，他又“选精骑八十，率先冲突”，帮助全军成功突围。此其四。此外，陈叔陵作乱，在“众心犹豫，莫有讨贼者”的情况下，还是他挺身而出，“勒兵追斩之”。从上述诸例及斩西域胡事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诃敢于“单骑”或“独骑”冲锋陷阵，有时也只不过率领数骑、十数骑或数十骑，与众多敌人周旋。史家说他“果毅有勇力”，“临戎对寇，意气奋发”，“气冠三军”，都是确切的评述。
虽然萧摩诃如此勇武，为“当时良将”，对陈朝有大功，但他却从不居功骄傲。传内记他“讷于语言，恂恂长者”，姚思廉称之为“李广之徒”。摩诃随吴明彻北伐时，曾建议主动出击，以破北周兵的围堵之计。在吴明彻相当粗暴地拒绝了他的建议后，北周兵很快完成了对北伐陈军的封锁包围。按，王夫之曾经指出，“萧摩诃之言违于俄顷”（注：《读〈陈书〉后》，《姜斋文集》卷三。），是北伐失败乃至陈朝迅速灭亡的重要原因。摩诃的建议，很明显是正确的。当“求战不得，进退无路”的危急时刻，摩诃不计前嫌，主动请求亲领铁骑掩护吴明彻突围。他对吴明彻说：“愿公率步卒乘马舆徐行，摩诃领铁骑数千，驱驰前后，必使公安达京邑。”辞气之间，流露出在危难时对刚愎拒谏的上司的关切。摩诃受命斩陈叔陵，他对陈叔宝更是立下了无伦之功。但他毫不恃宠自恣，而在陈后主面前表现得十分恭谨。隋将贺若弼进逼建康，摩诃一再向后主“请兵逆战”，都遭拒绝。当“隋军大至”、局势已不可收拾的时候，后主才命令他“为我一决”。摩诃没有一点埋怨情绪，只是建议后主多出金帛分赏诸军。出战时，摩诃所部“最居北”，他自己仍与往常一样冲锋在前。他终因“无所用力”，而“为隋军所执”。身为囚虏后，他还在关心后主的命运：
及京城陷，贺若弼置后主于德教殿，令兵卫守。摩诃请弼曰：“今为囚虏，命在斯须，愿得一见旧主，死无所恨。弼哀而许之。摩诃入见后主，俯伏号泣。仍于旧厨取食而进之，辞诀而出。守卫者皆不能仰视。
虽然自己“命在斯须”，摩诃仍未忘记最后一次为“旧主”尽忠。“俯伏号泣”，“于旧厨取食而进”，情景十分酸楚，连守卫后主的隋兵也“皆不能仰视”。摩诃谨厚恭顺的个性，也在这里得到最终的表现。
姚氏一面描述摩诃的骁勇，一面又写他如何恭顺。而极写前者，正是为了烘托或陪衬后者。这种烘衬笔法的运用，使人物性格的两个方面相得益彰。
侯安都不愧为陈朝的开国元勋。陈霸先“谋袭王僧辩，诸将莫有知者，唯与安都定计”。随后安都“被甲带长刀，军人捧之，投于（石头城）女垣内”，“进逼僧辩卧室”，终于将王僧辩擒获，从而为陈霸先的“鼎革”之路排除了一个最大的障碍。安都不独有功于开国皇帝，而且还有定议拥立第二代皇帝陈蒨、解决衡阳王问题的不世之功（详情见上文）。此外，讨侯景，克徐嗣徽，平王琳，破留异，他也屡建奇勋。
与“恂恂长者”萧摩诃不同，侯安都的性格特点是“纵诞”。陈霸先一次与诸将饮宴，当众指出安都等皆是“良将”，但他们“并有所短”。他批评安都“慠诞而无恹，轻佻而肆志”，并说这性格“非全身之道”。我们看看陈霸先是否有知人之明，看看侯安都在功成名重之后是如何表现的：
自王琳平后，安都勋庸转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渐用骄矜，数招聚文武之士，……斋内动至千人。部下将帅多不遵法度，检问收摄，则奔归安都。世祖性严察，深衔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骄横。每有表启，封讫，有事未尽，乃开封自书之，云“又启某事”。及侍宴酒酣，或箕踞倾倚。尝陪乐游禊饮，乃白帝曰：“何如作临川王时？”帝不应。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事虽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讫，又启便借供帐水饰，将载妻妾于御堂欢会。世祖虽许其请，甚不怿。明日，安都坐于御坐，宾客居群臣位，称觞上寿。
安都大肆招聚宾客，包庇纵容部下违法将帅，借用御物“并载妻妾于御堂欢会”，自坐于御坐而令宾客“居群臣位”，如此种种放纵行为，任何一个封建君主都难以容忍。更有甚者，安都还向文帝陈蒨提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何如作临川王时？”陈蒨本为临川王，他如何登上宝位，最知情的只有他自己和侯安都了。陈蒨所以“不应”，不仅因为此问题极其敏感，而且这还是一个对陈蒨来说带有挑衅性的问题。安都拿这样一个问题去问陈蒨，似乎太不知趣，实则表明他如何骄纵、放肆，如何因“功安社稷”而忘乎所以。当“帝不应”时，他竟然还要“再三言之”，好像急着要与陈蒨一起来回味、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似的。陈蒨无可奈何，只得表面敷衍，很不情愿地称许了他一句。
功高震主的侯安都，本当韬光养晦，力避皇帝的猜忌。他却如此居功、放诞、不检点，其后果是不难想象的。何况安都伺侯的是一个“性严察”，苛刻而不宽容的“主上”呢？当初重云殿发生火灾，安都为了救火，“率将士带甲入殿”，却引起了陈蒨的怀疑，“帝甚恶之，于是阴为之备”。而安都毫无察觉。后来周迪谋反，按声望讲“当使安都讨之”，陈蒨却派了吴明彻，而且“又频遣台使案问安都部下”。直到这时，安都才“内不自安”起来。而他所取的远祸之法，竟然是“遣其别驾周弘宾自托于舍人蔡景历，并问省中事”。蔡氏乃中书通事舍人，是文帝心腹。安都是“自托”，无异虎口拔牙。他干这种蠢事，说明他毕竟只是一个自矜功伐、不知检束的武夫，拙于计谋，城府也不深，更不至于有什么“逆计”。可是蔡景历却“希旨”诬告安都“谋反”。文帝于是下诏以“将行不轨”的大逆之罪“赐死”。
在封建时代，凡有“震主之威”的功臣，都难以善终。因此侯安都这样结局，并不完全是性格的悲剧，而带有某种历史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