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时期的“智识阶级”论争——从“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级论文,口号论文,国民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9-0080-08 “打倒智识阶级”是国民革命时期中共阶级理论影响下出现的一个极端口号。该口号的出现，不仅预示着1923年陈独秀提出的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最终破灭，更足以说明“智识阶级”中人在学术与社会之间的挣扎，及面对打上苏俄印记之国民革命时思想界的分裂。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注重中共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本身的变迁，对这一口号兴起的政治背景，尤其是与国民革命期间思想界之变动等问题均着墨不多，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①本文拟从时人对“智识阶级”的理解本身出发，从“智识阶级”与国民革命时期各方势力的互动中，把握“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其背后的理念之争。 一、“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及争议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兴起，与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密切有关，这是时人共识。1925年12月，周佛海在《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就认为此口号是共产党推动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言之凿凿地说道：“他们——共产党党员——以为智识阶级是反革命的，是无用的。要革命，就要在乎劳农阶级，他们现在极力主张阶级斗争，不但是劳农与资本家斗争，还要主张劳农与智识阶级斗争。”②北伐期间，张奚若也注意到，“近来所常听见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③ “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响起后，思想界反响激烈，持批评态度者多看重智识阶级所肩负的文化使命。张奚若即就明确认为，“一部分共产党人在湘鄂一带所标榜的‘打倒智识阶级’政策”，是中国智识阶级原有厄运之外的“新危机”。他对此持明确反对态度。为与时人所用的“智识阶级”概念相区别，张奚若还特意称自己理解的intellectual为“理智阶级”，强调这是对“极少数的优秀分子而言”，“不是说凡属插足此诸界者即可算”的。面对现实，张奚若退一步认为，即使中国有“智识阶级”(intellect)也是极其幼稚的，根本不应该被打倒。对此，他认为有两大理由：“第一，中国现在的智识阶级本然很幼稚，本然还没有成为一种东西，不像欧洲那样可以说是代表资本阶级的见解和利益，也不能像欧洲那样真能做共产党的障碍，所以用不着小题大做张皇其辞的去打倒他”；“第二，理智，或智识，在无论什么社会上都是有用的，在共产社会上更是有用的。”④ 蒋梦麟眼中的“智识阶级”虽较张奚若理解的“intellectual”宽泛，但也同样是致力于学术文化建设的精英。他认为“所谓知识阶级，大都指投身教育事业者而言，其次为出版界的著作者和编辑者，再次为操高等学术为基础的职业者，再其次为散于各界中之对于学术有兴味者。”在他眼里，中国的智识阶级根本不配成为一个“阶级”。对此，他有言道：“我国所谓知识阶级，人数既少，又加散漫无组织，哪里配当得起这个名称。所以在社会虽占有一部分的势力，其薄弱也可想而知了。不过其中还有几个人，比较的思想尚清楚，事实尚能研究的。”蒋梦麟基于思想学术立场对智识阶级的捍卫一目了然。当然，他也承认学术与社会不可一分为二，肯定智识阶级参与政治的诉求。但前提是“知识界要讨论或参与实际政治，决不可忘了自身的本职：发展学术、科学、思想等等。于本身上站不住脚，那里配谈改良政治。”⑤ 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激起的讨论中，比较倾向国民革命一方的论者对这一口号也有所修正，但其对智识阶级的态度还是明显的。⑥如论者“宇文”就认为含糊说“打倒智识阶级”是不对的，“因为党政府最后的成功与否”，全在一班为革命忙碌的“低级的智识阶级”，他们“是不能打倒的，不应该打倒，而事实上也还没有挨打。”其中，爱讲高深学理的高一级的智识阶级，虽然“他们的身家，自然没有这样的清白了”，“然而就假定他们的工作完全无用，我们也总可以不打倒他们。”真正要打倒的是“不尽所能，取过所需”的智识阶级，他们“成了种种的‘系’，立了种种的会，总不能不说他们织成了一个阶级。”⑦作者此处做“我们”和“他们”之分，立场就很明显了。他所提出的打倒与不打倒的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同样也是国民革命一方的标准。现今被研究者指认为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密切相关的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一文，⑧亦将对智识阶级的划分与其是否革命挂钩。⑨此种基于革命立场划分的“智识阶级”，本身就不是一个精英概念。 检视前述讨论，我们可以发现国人眼中“智识阶级”是不同的，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与精英意义上的智识阶级概念并存。⑩国人对智识阶级内涵的认识明显不一，彼此存在着紧张。精英知识分子所理解的“智识阶级”范围有限，其侧重与学术相关的从业人员，分化不大；而在国民革命一方，尤其是中共(社会大众也是如此)的视野中，“智识阶级”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他们的政治立场分歧很大，其中很多是不参与乃至反对国民革命的。换言之，在“打倒智识阶级”口号问题上，精英知识分子和国民革命一方不完全在一个论域之中。精英知识分子以智识阶级的使命在于发展学术思想为由，反对这一口号；国民革命一方尤其中共则以“革命”还是“反革命”为衡量标准，“打倒智识阶级”实际指向“打倒反革命”。 二、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中的“智识阶级” “打倒智识阶级”不是中共的既定方针，改造“智识阶级”使其成为服务工农的革命知识分子才是共产党人的本意所在。国民革命的矛头所指是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为服务于这一目标，智识阶级一开始就成为中共党人的团结对象。中共“二大”宣言中就有言道：“愿意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联合起来，做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阵线”。(11)1923年1月，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发表《反动政局与各党派》一文，主张各派进步人士“加入打倒军阀官僚的联合战线”。此处的“进步人士”包括全国工友、国民党诸君、青年学生、好政府主义者、工商业家、研究系左派、益友社、政学会诸君等，范围相当之广泛。(12)很明显，广义上的智识阶级基本上都被包含在内。 1923年7月，陈独秀在《前锋》创刊号上发表《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诉求。然而，此次中共要团结对象的范围却大大缩小。蔡元培、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张君劢等人则因为“一只脚站在封建宗法的思想上面”被排除在外，中共所极力争取的只是“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的胡适之。所以如此，在于陈独秀认为“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1923年11月，邓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一文则更明确地将梁启超等代表的“东方文化派”视做陈独秀代表的“唯物史观派”和胡适代表的“科学方法派”所需要联合攻击的“反动派”。(13)共产党人这种基本判断与自身的阶级观念有关。1923年12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其中就从“知识阶级没有特殊的经济基础，遂没有坚固不摇的阶级性”的认识出发，充分肯定“知识阶级有时比资产阶级易于倾向革命的缘故”，对“一班非革命分子”“对于现社会之不安不满足”所做的努力，甚至也认为“是间接促成革命的一种动力。”(14)此时，陈独秀对“智识阶级”的阶级性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还算乐观，但这无法挽回中共对智识阶级总体印象的下滑，亦无法改变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范围不断缩小的现实。 1924年1月，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一文中，就继而认为“我们应该结成联合战线，向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事实上，他还明确了所谓“反动的思想势力”之具体所指：“再明显些说，我们应结成联合战线，向哲学中之梁启超、张君劢(张东荪、傅侗等包括在内)、梁漱溟；心理学中之刘廷芳(其实他只是一个教徒，没有被考试的资格)；政治论中之研究系、政学系、无政府党、联省自治派；文学中之‘梅光迪’等，和一般无聊的新文学家，教育中之黄炎培、郭秉文等，社会学中之陶履恭、余天休等这一些反动的思想势力分头迎击，一致进攻。战线不怕延长呀！战期不怕延久呀！反正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15)在此，中共党人基于阶级理论的自信溢于言表，相形之下其思想界联合战线的范围却愈加缩小。 到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时，中共原有的思想界革命联合战线的设想基本上已经落空。该文认为“无论那一个国内，都有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五等人”，这“五种人各有不同经济地位，各有不同的阶级性”，故而对于革命就有“种种不同的态度”。具体到其时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其中的“反动派智识阶级”指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有工商阶级、小地主、许多高等知识分子，这许多高等知识分子指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和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小工商业主和小知识阶级，此小知识阶级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较富裕者都属于半反革命。至此，智识阶级中的大部分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16)思想界的联合战线，事实上已经没有多少力量可以联合了。 毛泽东的文章发表于五卅运动之后，他对智识阶级的态度当与后者在五卅运动中的表现有关。1926年2月，中共中央《关于现时政局与共产党的主要职任议决案》中就明确说道：“‘五卅’反帝国主义的国民运动，本是各阶级极大的联合战线，可是这一联合战线，不久便分裂了”，以至于工人阶级单独反对帝国主义军阀而流血，其中“资产阶级分裂国民运动之后，虽然向来是趋向于革命的学生界，也就开始阶级分化”，“他们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到此便完全发露，学生界中现时从共产主义派到国家主义派，各自反映中国社会中各种阶级的思想，共产主义派代表工人阶级；国家主义派则代表买办阶级，徘徊于民族利益与帝国主义之间。”(17)五卅运动中，各阶级联合战线的破裂，导致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态度更趋恶化，广义的智识阶级中也只有学生界中的共产主义派还在范围之内。但已不是最重要的依靠力量了。因此，通过五卅运动，中共党人认识到“帝国主义掠夺中国，根本便是对于工人农民无限制的剥削，农民和工人的反帝国主义斗争最主要的目的，便就是避免这种剥削，所以只有工人和农民的联盟，足以引导国民革命到最后的胜利”。(18) 通观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的演变，诚如有论者所言，这说明了以陈独秀等中共党人“甫转向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正确地运用阶级斗争理论分析中国现状和避免误区。”(19)“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出现，也正是中共这种失误走向偏激的体现，它将本能团结的对象赶到了敌对一方，也祸及党内，为其后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的失误埋下了伏笔。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设想未能实现。其原因，不仅有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法时的不成熟，也与当时知识分子对待国民革命，对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的工农革命的态度密切相关。 “智识阶级”，其本身缺乏统一。同为“智识阶级”中人，其名誉地位、政治立场，可能相距千里之远。在中共党人的阶级分析法下，“智识阶级”自然也就“原形毕露”，被归于其他阶级。在诸种阶级中，作为无产阶级的工农地位上升，“智识阶级”地位下降，乃是必然。但“智识阶级”究竟划归哪一(些)阶级？是敌是友？则要看“智识阶级”在中共所倡导革命中的表现而定。中共的阶级分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适时而动的斗争策略。 中共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的全新政党，在1921年一大宣言中，就明确将自己定位为工人阶级政党。然而在建党之初，党员基本上都出身智识阶级，确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处理知识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彼此地位，究竟谁领导谁，一度有过争议。但总的来说，在中共眼中，智识阶级至少在名义上须接受工人阶级领导则确定无疑。李大钊1920年在《知识阶级的胜利》一文中所“希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20)的关系模式已悄然间发生转换，这一过程与中共党人自觉对智识阶级进行阶级分析密切相关。 1922年，一个署名“子成”的党员回乡发动群众，苦闷地发现工农群众没有反应，自己有知识的老同学却一宣传就被感化，于是写信给《先驱》杂志，反映自己“觉悟到实现共产主义，似须先经过知识阶级专政一个阶梯。”署名“马达”的编辑，从阶级分析法入手剖析了“知识阶级”，认为：“‘知识阶级’，就我们所公认的大概包括学生、教员、学者、政客、及一切读过书本的人。既这样，试问这些知识阶级哪一个不是中产阶级。哪一个是靠得住的？以中产阶级人们而运用无产阶级政治，其精要到什么一个田地？况且知识阶级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工作——革命！就不能做了。”(21)智识阶级是一切读过书的人，这个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在此并不是重点，关键是他们“哪一个是靠得住的？”这个疑问的根源在于智识阶级属于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无法运用无产阶级政治，阶级分析的刻意使用显现无疑。 1924年，中共党人刘一清发表《国民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就认为智识阶级在阶级区分中属于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相对于工农阶级，其地位趋于下降。他说：“智识阶级虽通常是国民革命的过程中的开端者和引导者，而革命的基础和主军，则在无产阶级的工人和农民上面，而不是智识阶级。并且这般处在国民革命的开端者和引导者地位的智识阶级，也非要民众严格地监视。”智识阶级非要群众严格监督，这还是李大钊1920年所说“忠实于民众运动”的智识阶级，其他智识阶级中人自然就不会被划入国民革命一方了。这一地位转变，还被他视为国民革命不同于辛亥革命的根本所在，指出革命领导权已经由辛亥革命期间的知识阶级转到大革命期间的无产阶级。(22) 在中共党人运用阶级分析法对中国社会进行分析时，智识阶级无论是被划入“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还是像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被分别划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成为相对于无产阶级的他者。“智识阶级”已经不能成为革命领导者，只能根据对国民革命的态度，成为被团结或者打击的对象。“智识阶级”要相对改善自己的阶级地位，就只能在努力于中共领导的革命过程中获取。 实际上，当时的智识阶级尤其是其中的很多精英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尤其对阶级斗争有很强的戒备心理。1923年，在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东方杂志》的胡愈之，就将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并列，而以共产主义在国人心目的形象为恶。(23)这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共的敌视不仅存在于思想，不少人还付诸于行动，走向了中共参与其中的国民革命的反面。从中共的立场来看，他们已不再是陈独秀上述所言“不革命”的“智识阶级”，而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所说“反革命”的“智识阶级”。 三、“智识阶级”与进行中的国民革命 1926年3月，陈独秀在《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中指出，当时中国反对国民革命的主要有两种人：一种是军阀中反动派，如奉系之张作霖、李景林、张宗昌，直系之吴佩孚、孙传芳，粤系之陈炯明、王邦平等；另一种是知识者及政客中之反动派，如国家主义派、研究系、安福系、中和党及老民党分子章太炎、冯自由、马素等。(24)《时事新报》也将当时的“反赤”势力分为“政客之反共产派”和“学者之反共产派”，并指出前者纯为自身厉害关系，后者“太偏于学理上的争辩”。对于这种区别，《国闻周报》做了比较详细的概括： 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与军阀们反对他不同。……智识阶级的反对蒋介石可就完全不同了。他们反对他，完全是因为反对他的主义，完全是因为反对共产，完全是因为真正的反对共产而不是像军阀们仅仅借反对共产为招牌。因为是真正的反对共产，所以就不问蒋介石的势力膨胀到什么程度，膨胀到甚么程度，膨胀到何等地界，然后采取反对他。这完全是反对一个主义而不是一个人。(25) 《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也敏锐地注意到“号称反赤者不独军阀也”。他指出章太炎为代表的智识阶级的“反赤运动诚为一思想问题”，也正因为章太炎是在思想上反对国民革命，他才“不惜抛弃多年来反对北洋正统之态度而与军阀周旋”。(26) 章太炎等“智识阶级”“反赤运动”的起因“诚为一思想问题”，然而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则与军阀“反赤”相去不远。在中共党人看来，智识阶级的“反赤”言论服务于国民革命要打倒的对象：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如一篇题为《意大利的反赤宣传到中国来了》的文章中就写道：“在我们中国，首先宣传反赤的，是英国帝国主义的报纸，继之是研究系，国家主义派，不但中国军阀与帝国主义相依为命，不但章太炎竭力‘反赤’，争取英国六十万英镑的‘反赤’宣传费，就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国家主义派，他们也曾在五卅运动中向法国告密”，“曾帮孙传芳做拥护国旗运动，张贴‘反赤’标语”。(27) 诚如已有论者所指出，陈独秀等人的中共思想界联合战线理论，充满矛盾和反复。陈独秀真正钟情于联合的是胡适，这不仅因为胡适等本来就曾是一起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战友”，而且还在于陈独秀相信他所信仰的唯物史观与胡适等的实验主义确有共同点，在反对封建思想与军阀统治中可以继续合作。同时，中共党人对梁启超等人始终抱有戒备的心理，也不单单是因为梁启超等人的研究系背景，更重要是他们主张的“东方文化”被视为落伍于时代的封建思想。(28)此即邓中夏当时所说的“在现在中国新式产业尚未充分发达的时候，劳资阶级尚有携手联合向封建阶级进攻的必要；换过来说，就是代表劳资两阶级思想的科学方法派和唯物史观派尚有联合向代表封建思想的东方文化派进攻的必要”，(29)但是，我们要看到的是，这种思想上的斗争本来就是与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的，它们彼此作用，互相影响。 胡适不论其在思想上与中共有多少差距，至少在国民革命前后的“谈政治”中没有完全走到国民革命一方的对立面，相反关系一度紧密。(30)中共对之批评有所节制，主张与之联合是有事实依据的。但是，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却非如此。胡先骕就注意到，“国民党人诋人，动曰反革命，曰资本主义之走狗。凡非本党之人，辄视之为研究系。自所谓国家主义发生以来，则称异己为国民(家)主义派或醒狮派。”(31)可见，其时研究系和国家主义派与国民党(含共产党)的敌对关系。 梁启超是研究系的灵魂人物，其一生政治追求均以孙中山竞争者甚至对立面的角色出现，与激进的中共更是相去甚远。1923年，陈独秀撰文主张团结的对象中有研究系左派，虽未明言梁本人是否在内，其结果却是不言而喻的。1920年，与国民党人密切接触中的胡适因被误信与研究系接近，就遭到上海国民党人的恶评，(32)此足见国民党人对研究系的态度。梁启超对国、共两党也是素无好感。国民党改组后，梁启超反共态度愈加坚决，对联俄容共政策，更是讥之为中共的“借尸还魂”和国民党的“引狼入室”。(33)1925年的五卅惨案，梁启超就认为是共产党挑起，而英国协助的结果。(34)同年10月10日，梁启超在关于国庆的演讲辞中更是把共产党指为“长子生则杀而食之谓之宜弟”的主义。(35)北伐期间，梁启超谋求政治运作，进行抵抗，企图建立一个反共(兼反国民党)的大同盟。(36) 梁启超的反共计划，因为非梁派的不同意见和梁派内部的分歧终未实现。(37)但他对国内各党派的态度是明显的，他以为“国内各党派中惟有‘国家主义青年团’一派最有希望，近来我颇和他们为交谊的接洽”。(38)中共对于这样一个反共大同盟的态度也是可想而知的。1926年，陈独秀就于《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一文中称张作霖、陈炯明、国家主义派、研究系、章太炎、冯自由等“反赤”、反国民大革命的势力，“有产生一个貌似的中国法西斯特党之可能，这个党的反动性，较之研究系安福系，还要后来居上。”(39)1929年1月29日，梁启超去世，中共眼中梁记的“中国法西斯特党”当然也就无从实现。 梁启超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远在中共诸人之前，但他坚决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施之于中国。中共成立之后，尤其是国民党改组后，他反共的决心愈加坚绝。北伐期间，更是伺机在政治上再起，预备抵抗。梁启超之所以如此，中共所持的阶级观念以及在对待智识阶级态度上的反映，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他在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书》中就颇多感怀地写道：“在现在的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而所谓工人又全是不做工作的痞子流氓”，“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哩，现在算什么？我们只要磨炼身心，预备抵抗”。(40)梁启超为对付中共预备做长期抵抗，中共也对其领导的研究系始终怀有敌意，(41)足见双方政治立场之对立。 研究系之外，为梁启超所赞赏的国家主义派是中共的主要对手。所谓1920年代国民党、共产党和青年党(国家主义派)三党的互竞，多在同出于少年中国学会的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主义派之间展开。从第三方视角来看，两党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出身学堂的知识分子，都属于智识阶级。但在他们的论争中，“智识阶级”却成为鞭笞对方的工具。1925年4月25日，恽代英在的《评醒狮派》中说，“自从《醒狮周报》出版以后，我又加了一种不赞成他们的理由：便是‘士大夫救国论’。他们是把士商阶级看得很重要，而忽略农工平民的力量”。国家主义派领袖左舜生则针锋相对，在同年5月16日《醒狮周报》刊出《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中，称中共为一批大学校长、教授、利用青年和农工阶级为“攘夺政权的武器的士大夫”。(42)两个月之后，恽代英发文对“士大夫”颇不屑一顾，而要求左舜生“丢了迷信士商阶级的空想，来与我们注意下层阶级发展他们的监督力量罢”。(43)共产党人矛盾则在《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一文中解读了“懒怠的不革命怕革命的中年智识阶级一变而为假革命的国家主义者的心理经过。”(44) 国民革命时期，“革命”两字在国民革命一方“口中相同于一种符咒”，(45)“人人都认为自己是革命者”。(46)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对国民革命的犹豫、迟疑、质疑和怀疑态度，都有可能被戴上一顶“假革命”、“非革命”、“不革命”，乃至“反革命”的帽子。(47)梁启超所说“在现在的南方”“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48)大抵也是因为“智识阶级”站在了国民革命的对立面，其背后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政治逻辑。1925年12月，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讲，“我们为了革命得罪了一切敌人——全世界帝国主义，全国大小军阀，各地的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安福系、研究系、联治派、国家主义派等一切反动政党。”(49)这“一切反动政党中”自然不乏“智识阶级”中人。1924年11月，有署名“枕欧”的作者在《晨报副刊》上就发文称，“据我观察，今日之智识者：上者，成见太深，党同伐异，下者只谋一己富贵尊荣，利用是社会上或政治上的风波，纵横捭阂，从中取利益”。(50)此时倾向国家主义的萨孟武亦明言：“民国以来，政变数决，而每次政变，都有知识阶级，潜在黑幕之中”。(51)智识阶级既与不良政局牵扯不清，那么中共党人在其中分辨敌友也是难免。 从五卅运动到北伐之际，“打倒智识阶级”之声响起，然而各方理解中的“智识阶级”却大不相同。刻意拔高的在“智识”(intellectual)上下功夫，结果中国勉强只有幼稚的智识阶级，不配也不能被打倒；(52)过于实际的则在“阶级”上做学问，称以“智识”为特征的上层人少力孤实难成一“阶级”，于是“所谓知识阶级，实仅指下层的近于无产阶级或正是无产阶级的人们。”(53)表面上是名词之辨，反映的是在国民革命时期“智识阶级”本身的分裂。 出身智识阶级的中共党人却并不拘泥于辨析名相、考镜源流，早在中共“二大”时党人就明确认识到“我们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成的马克思学会”，因而“不必到大学校、到研究会、到图书馆去”，而是要“到群众中去”。(54)其目的在唤醒、组织革命的力量，政治激情大于学理探讨也在情理之中。然而，中共本身的阶级革命道路，也激起了“智识阶级”中人的反对之声。众多智识阶级精英分子因与中共在政治理念上相左，走上反对国民革命的道路，这使得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的设想付诸东流，其对待智识阶级由失望所带来的极端态度也缘此可以理解。可以说，“打倒智识阶级”口号所折射出的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不仅是因为中共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的不成熟，更重要的是缘于其时智识阶级中人政治上的对立与分裂。当然，中共对智识阶级的极端态度也进一步激发了诸如梁启超等的反共决心，这是相互作用的过程。应该说，其中的教训，是很值得总结和玩味的。 ①与本文内容关系密切的相关论述主要有：方维规详尽地考察了“Intellectual”一词各种汉语译词，包括“智识阶级”、“知识分子”等，在20世纪中国语境中具体意涵的泛化及其原因(详见《“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郑师渠则着重讨论了外国名哲来华讲学、科玄论战等文化事件与中共“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间的相关性(详见《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中共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与中国思想界的两场论争(1922-1924)》，《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章清则从《新青年》同人在后五四时代的分化入手审视了1920年中国思想界的分裂与社会重组，尤其是揭示了依托“阶级”进行社会动员的中共在此过程中的作用(详见《1920年代：思想界的分裂与中国社会的重组》，《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6期)。此外，学界对中共知识分子政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众多，其中周思源《五卅前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探索》(《历史研究》2005年第1期)、张太原《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立评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对本文也颇有启发。 ②周佛海：《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英延龄笔记，《觉悟》1925年12月16日。 ③④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2周年纪念增刊。 ⑤蒋梦麟：《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晨报六周年增刊》1924年12月。 ⑥事实上，国共两党对“打倒智识阶级”口号的认识就相当不一致。两党合作期间，国民党对此问题基本保持沉默，但在“清党”反共之际，国民党显然反对“打倒智识阶级”口号、并因之论证其反共的合法性。对此问题，笔者另有专文讨论。 ⑦宇文：《打倒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5卷第116期，1927年2月27日。 ⑧方维规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与1925年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发表联系在一起，认为“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此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了‘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见方维规：《“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⑨知识阶级则因对革命的态度不同，被毛泽东分成“反动派智识阶级”、“高等知识者”和“小知识阶级”，被分别归入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详见后文。 ⑩方维规对泛化的智识阶级概念多有研究，他指出“知识阶级”亦即“知识分子”概念在它产生和确立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一个非精英化的、描述“受过教育的人”的概念，其语境是一个落后的中国，思想背景是民粹主义、反智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见《“Intellectual”的中国版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1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编(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4页。 (12)独秀：《反动政局与各党派》，《向导》周报第16期，1923年1月18日。 (13)独秀：《思想革命上的联合战线》，《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14)独秀：《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1日。 (15)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青年》第1卷第15期，1924年1月6日。 (16)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农民》第2期，1926年2月1日。 (17)(18)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一九二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第28、30页。 (19)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0)李大钊：《知识阶级的胜利》，《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308页。 (21)马达：《民间宣传及知识阶级专政》，《先驱》第4版，1922年2月5日。 (22)刘一清：《国民革命与智识阶级》，《觉悟》第11卷第8期，1924年11月8日。 (23)化鲁(胡愈之)：《棒喝主义与中国》，《东方杂志》第20卷第19期，1923年10月10日。 (24)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3月12日。 (25)老敢：《全国智识阶级对与蒋介石北伐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国闻周报》第3卷第38期，1926年10月3日。 (26)一苇：《反赤化运动之批判》，《国闻周报》第3卷第27期，1926年7月18日。 (27)文：《意大利的反赤宣传到中国来了》，《战士》第28期，1926年12月22日。 (28)郑师渠：《五四前后外国名哲来华讲学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动》，《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9)中夏：《中国现在的思想界》，《中国青年》第1卷第6期，1923年11月24日。 (30)参见罗志田：《北伐前数年胡适与中共的关系》，《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4期。 (31)胡先骕：《东南大学与政党》，《东南论衡》1926年第1期。 (32)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3期。 (33)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8页。 (34)(36)(38)(40)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8、1129、1112、1114页。 (35)梁启超：《如何才能完成“国庆”的意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52页。 (37)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第187页。 (39)独秀：《反赤运动与中国民族运动》，《向导》第146期，1926年)月12日。 (41)陈独秀就将国民党反共“清党”后的“仇俄反共”等主张，视为对研究系一贯政策的接纳，讥讽为“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意味着“两党二十年来的政治争论至此才告了结束”，他更将众多中共党人被国民党“清党”所杀戮的惨状来追问“研究系称心了罢”。以研究系来陪衬国民党的反共，足见中共对研究系一贯的敌视态度。引文见撒翁(陈独秀)：《国民党投降了研究系》，《布尔塞维克》1927年第1卷第10期，撒翁(陈独秀)：《研究系称心了罢！》，《布尔塞维克》1928年第1卷第12期。 (42)左舜生：《答共产党并质恽代英君》，《醒狮》32号第2、3版。 (43)恽代英：《答〈醒狮周报〉三十二期的质难》，《恽代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88页。 (44)矛盾：《国家主义与假革命不革命》，《政治周报》第5期，1926年3月7号。 (45)[英]蓝孙姆：《国民革命外纪》，石农译，北新书局，1929年，第47页。 (46)[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部，章建刚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8页。 (47)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25页。 (48)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14页。 (49)毛泽东：《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政治周报》第1期，1925年12月5日。 (50)枕欧：《今日之智识阶级》，《晨报副刊》第4版，1924年11月23日。 (51)孟武：《中国知识阶级的政治运动》，《孤军》第2卷第10期，1924年3月。 (52)张奚若：《中国今日之所谓智识阶级》，《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 (53)夏丏尊：《知识阶级的运命》，《一般》1928年第5卷第1号。 (54)中共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第58页。标签：陈独秀论文;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无产阶级政党论文; 社会帝国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历史论文; 梁启超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 国家主义论文; 中国革命论文; 北洋军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