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国际关系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方法论是科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概念的界定、假设的提出、命题的证实或证伪都 需要一套完整有效的方法论体系，这种体系就是研究范式(注：范式由美国科学哲学家 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用来解释科学革命，它大体上是指科学共同体 成员所共有的“研究传统”、“理论框架”、“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科学的“模 型”和具体运用的范例。具体可参见《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1644页。 )。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的 研究范式。怀特、卡赞斯坦、基欧汉等人都对建构主义出现之前的国际关系学派进行了 不同的划分，但无论哪一种划分方法，从方法论角度看，理性主义都占据着最主要的地 位。(注：参见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欧洲》1995 年第3期；[美]卡赞斯坦、基欧汉等：“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现实情况也是如此，目前占据主流地位的新现实主 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在基本的政治哲学立场和问题解决方案上差异很大，但在总体 方法论上并无本质区别，都主要运用理性主义的研究范式。因此，开展对理性主义的研 究，有利于深入探寻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逻辑轨迹和内在规律，把握学科进步的基本要 素。那么，理性概念是如何发展的?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是 如何起源的，其基本内涵是什么，主要内容和要素包括哪些?作为一种主导范式，它对 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又存在哪些缺陷，未来的发展如何?本文就试图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此作一回答。
一、理性概念的发展历程
“理性”(Rationality)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术语，含义非常丰富，经历了一 个从逻辑概念向哲学概念，最终向方法论概念的演变过程。早期的理性与感性、知性相 对应，指自觉的、有意识的系统认识，强调认识要洞察本质，探寻规律，运用逻辑推断 。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强调理性直觉(或理智直观)。(注：当 然波普尔认为柏拉图是伪理性主义，参见[英]卡尔·波普尔著，郑一明等译：《开放社 会及其敌人》(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347页。)近代以来， 笛卡尔倡导唯理论，系统阐述了理性认知方法。霍布斯、休谟等人也经常运用理性分析 方法。自康德以后，理性的哲学色彩日趋浓厚，发展成为意指独立于主观的客观意识、 精神或历史规律，如康德的“历史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性”等概念。自边沁开始 ，政治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日趋明显，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含义 演变为明智、合理、趋乐避苦等，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的研究中，发展成 为方法论理性或称理性主义。
方法论理性的规范表述形式被称为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s Theory)或理性预 期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比较广泛。它分为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两个发展阶段。 完全理性遵循“人人为己”的利己主义的原初假设，认为个体(个人或作为个体视角的 组织)由于其先验的或既定的生存状态，具有使自身利益不断最大化的持续而有序的偏 好(Preference)。在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这种偏好通过有意识的训练、学习和实践中 的试错会逐渐形成决定个体行为的本能和动机，并发展成为明智、合理的目的—手段分 析方式。从其内容来看，运用于两个层面，一是目的层面，指个体行为的动因是追求成 本—收益即利益最大化预期。理性主义假设个体在进行某项决策或行动时，会进行成本 —收益的测算比较，一般情况下会选择能够促进自己收益大于成本的行为，并尽力使这 种净收益最大化。例如，公司的行为目的就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而对于国家来说，“… …只有理性的外交政策能够使危险减至最小，使利益增至最大”(注：见[美]汉斯·摩 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 版社1990年版，第12、22页。)。二是手段层面，指行为体除了有目的预期之外，还会 选择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最合理的途径，这种途径有利于最大程度地实现自己的利益 ，同时又避免不利于自身的因素。也就是说，Rational同样具有明智、合理的意思。( 注：参见[英]戴维·米勒等编：《布莱克维尔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 版，第630页；《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1月第1版(增补版)，第1 234页。)
完全理性假设过于强调理想状态，忽略了理论与实际情景的差异，在解释力上存在一 定局限。为克服完全理性的缺陷，美国学者西蒙、林德布洛姆等人提出他们称之为“有 限理性”或“过程理性”的新的理性界定，即认为由于个体信息掌握得不对称、不完备 以及个体存在的自然和社会差异，人们追求的不可能是既定目标的最佳化，而只能是满 意，人们会根据已往的经验和现实情况调整他们的期望。(注：参见[德]柯武刚、史漫 飞著，韩朝华译：《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66页；俞可平著：《西方 政治分析新方法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14—115页。)这样理性逐步发展到有 限理性、相对理性阶段，有限理性承认理性的适用范围，强调行为体自身具有自行调整 和纠错功能，因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
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领域，例如，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就是以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具有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为基础演绎而来，理性分析成为新古 典教科书分析的基础。(注：参见[德]柯武刚、史漫飞著：《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 馆2000年版，第66页。)西方政治学也大量运用理性选择理论，社会契约论、功利主义 、公共选择理论等都建立在“政治人”的假设基础之上。
二、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最早可溯源到以威尔逊等人为代表的理想主义流派。( 注：其实西方国际问题研究有着久远的理性传统。早在古希腊，修昔底德在描述伯罗奔 尼撒战争时，就运用了理性重构方法。参见[美]罗伯特·O·基欧汉编，郭树勇译：《 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该流派强调人性本无善 恶之分，关键是通过后天的教育来改造不完备的人性；国家的理性在于调和各自的利益 ，通过建立国际机构，避免战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卡尔、摩根索等先驱将理性 理论大规模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假设国家是类似于人的具有理性的行为体，其 目的是寻求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逐渐使理性成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心术语和主要 变量之一。但与理想主义流派强调道德不同的是，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本恶，要寻求国家 利益的最大化，国家就应摆脱对纯粹道义的追求，而寻求理性的行为方式，界定理性应 以权力作为根本的标准。
早期的理性主义分析方式大多运用完全理性模式，并与人性观密切相关。理想主义和 经典现实主义都从人性出发，强调理性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新现实主义摒弃了人性这一 其认为不确定不科学和主观神秘的概念，认为权力只是一种手段，不是国家的目的，安 全才是国家的目的，国家的理性在于寻求安全的最大化；同时，由于国家在功能上的相 似，相互间的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为获得安全这一目的，国家就必须准备应付随时的 冲突状态，这就要实行自助(self help)，增强自身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新自由制度 主义同样也摒弃了理想主义的人性视角，强调由于信息掌握的不完全和不对称，国家理 性只能是有限理性；认为国家优先追求的是福利，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加强彼此间 的合作，这就需要创设国际制度。
无论是现实主义(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新自由制度主 义)，尽管他们在基本政治哲学立场、研究重点、理论旨趣等方面差异显著，但在研究 范式上，都共同遵循理性主义的观察视角。这种共通表现为都强调国际社会的实质是处 于无政府状态，国家是理性的并且是基本的国际行为体；(注：参见[美]大卫·A·鲍德 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3 —26、4页。)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员，由于无政府状态所赋予的先验的身份和利益动 因，因而与生俱来就有着明确的行为目标，即寻求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要做到这一点， 国家必须运用合理、明智的手段和措施，既能做到成本最小、获益最大，同时又能使行 为控制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但同时，各流派对于国家的行为的具体目的是什么?这 些具体的利益应包括哪些内容?利益内部结构、相互关系是什么，何者最重要，如何表 现?国家应通过哪些手段来实现等，都存在较大的争议。通过下表，我们可以更清楚地 对此作一观察：
归纳各主要流派的相同点与不同点，最终可得出理性主义范式的一个简约公式：即由 于国家是处于无政府状态中的理性的基本的行为体，所以要实现利益(道义、权力、安 全、福利)最大化，就必须实行集体安全互相保护、占有权力维持均势、增强实力实行 自助、创设国际制度进行合作。
研究范式是对某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总体综合或抽象，反映学者整体的研究思路。 它提供观察、分析客观事物的视角、起点和途径，是一套自圆其说的、集研究对象、范 畴、中心术语、哲学禀性、观察视角、前提假设、论证方法、逻辑实质等要素于一体的 方法论路径。理性主义范式是一个统一的学术体系。首先，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它研究 的对象是国家及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国家才能制定对外政策，并最终拥有合法 的权威来控制所有跨越国家边界的相互联系”(注：Frederics Pearson and J.
MartinRochester:International Relations,McGraw-Hill,Inc,1988(second edition) ,p13.)。经典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一直就是以国家为中心，视国家为最重要的行为体 。理想主义虽然强调通过建立国际组织和集体安全来维护和平，但其基础仍然是国家间 的利益调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早期曾批评现实主义的“国家中心论”，强调非国家行为 体的重要性，但后来基欧汉等人也修正了自己的看法，逐步承认国家至少是重要的行为 体之一，并将国家置于分析国际合作和国际制度问题的中心地位。(注：参见[美]罗伯 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 出版社2000年版，第29、85、84页。另：关于基欧汉等人对国家中心论观点的看法可参 见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45页。)由此，理性主义的学术范畴就集中 在国家的理性行为及其互动进程与后果上，它的中心术语就是国家、国家利益，以及道 义、权力、安全、结构、制度等，主要理论模型包括国家利益与权力理论、均势理论、 博弈论、国际制度理论等。
其次，理性主义在哲学上遵循物质主义本体论和实证主义认识观。理性主义强调国家 间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实力对比，并视其为影响国家理性行为的重要变量，尽管 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制度的作用，但正如亚历山大·温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是权力 、安全或制度、利益都是国家的物质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及其安排的一种结果。(注：参 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1—48、第96—102、183—214、313—396页。然而温特本人也是矛盾的，有时 他认为理性主义是理念主义，有时又认为理性理论既可适用于观念主义本体论，又可适 用于物质主义本体论(第49页)。)实证主义(或称经验主义)是承认经验事实有效性的哲 学观，它假定主体与客体可以分离，认为只有主体可观察、可经历的事物才是真实的、 可总结和可证明的。理性主义摒弃虚幻的主体认同，强调将物质因素作为认识客观事物 的起点，并通过确定正确的假设、进行逻辑推导并援引大量的历史事实、外交个案等经 验材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证实或证伪，本质上反映的是实证主义的认知路径。在理论发 展中不断调整观察视角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实证式的追求。理性主义的观察视角早期体 现为个体主义方法论。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相对而言，是西方社会科学分 析社会现象的一种切入角度，(注：个体主义在沃尔兹那儿被称为简化理论，以与整体 主义倾向明显的系统理论相对应。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王红缨译： 《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页。)它强调把个体作为 理论研究和分析社会现象的起点，试图通过了解各个部分的特征和相互作用来理解整体 ，认为个体的选择决定了事物关系的内容和形式，由个体组成的整体结构可以被最终归 结为对个体的解释，或从个体行为中得到说明或定义。经典现实主义通过分析国际社会 中最重要的行为个体—主权国家的行为，认为国际政治现象和国际体系过程等产生的原 因都应从国家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采取的各类行为中去寻求，战争和平、国际冲突 与合作、国际组织、国际制度、国际规范等都可以归结为国家间互动的产物。理性主义 发展到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阶段，在观察视角上逐渐趋向个体—整体相结合。 沃尔兹将国家比喻为市场中的企业，同时又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个体国家的制约作用； 基欧汉虽然用有限理性的新制度经济学方法来分析制度的形成，但同样重视国家所处的 环境对国家创设和执行制度的影响，他将自己的方法称为制约—选择方法，(注：See
Robert O Keohnae,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Westview Press Inc,Boulder,1989,pp.7—8、47、 104—105.)突出地表明了个体整体相结合的认知方式。
第三，在方法论上，理性主义遵循利己主义、功利主义的原初假设。在这一原初假设 之下，发展出三个基本假定：1)行为背景假设：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2)行为动因 假设：身份和利益既定的国家有着理性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手段，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3)行为效果程度条件假设：国家是基本的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行为体。作为三位一体的 解释变量，它们互相结合，分别从外部条件、内在动因、可能性等角度界定研究对象的 行为状况，共同构造了理性主义范式的基本解释模型，并采取了演绎的理论模式。演绎 论命题的特点是如果前提为真，则其结果为真。理性主义一般从一个全称的陈述性判断 ，演绎出一个关于经验事实的单称判断，体现了严密的推理过程。同时，它又遵循严格 的社会科学认知程序，大量运用计量统计、数理分析、个案对比等各种方法，并通过观 察和实验，对被演绎的经验事实进行检验，力求通过规范的理论演绎和实证的经验分析 来形成学术观点，使理论更精确地反映现实。这种认知程序实际上是因果论的逻辑体现 。因果论认为：1)因是因，果是果，因与果是相互独立的。2)有果必有因，任何事物、 现象的产生、发展都是有原因的。3)有因后有果。原因一定要发生在结果之前且与结果 之间有内在必然联系，至少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注：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 ，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8、第96—1 02、183—214、313—396页。然而温特本人也是矛盾的，有时他认为理性主义是理念主 义，有时又认为理性理论既可适用于观念主义本体论，又可适用于物质主义本体论(第4 9页)。)理性主义的三个解释变量也是如此：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这一行为的结果 ，如增强权力、自助或创设国际制度寻求合作等都是基于先验的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 一前提或原因。或者说，由于有了无政府状态，才使国家寻求不同于在国内社会中的问 题解决方式。在无政府状态的背景下，在国家的利益动因驱使下，国家的任何行为都是 有迹可循、都是决定于周边场景的，即这种行为是先验的(不同的是，经典现实主义强 调国家追求权力的本能，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体系的制约作用，新自由制度主义强调 制度和合作的影响)。
三、理性主义范式的学科意义
具有通约性的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对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般地 ，人们将西方国际关系的主要流派分为理想主义、经典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 制度主义，(注：严格说来，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建构主义是一种方法，而不是 一种理论([美]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版，第11页)。但如果从实体理论角度界定的话，可称之为国际政治社会理论，应属于 国际政治社会学范畴。)但这种划分是从实体理论的理论旨趣和问题解决角度进行的， 作为一种方法论特别是观察、思考问题的总体视角，应该说在建构主义以前的诸流派大 多都是持因果关系和理性分析的。这种共通的研究范式对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具有积极作 用。
首先，有助于国际关系学科早日从国际法、世界史等学科门类中摆脱出来，划清了国 际关系与其他学科的研究界限。早期的国际关系学夹杂在法律学、历史学等学科门类中 ，(注：见[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 》，第12、22页。)没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明确本门学科的研究对 象、核心假设和中心术语。理性主义范式，特别是摩根索等人强调国家是国际社会的最 重要行为体，将主权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确定为国际关系学的研究对象，旗帜鲜明地宣布 国家行为目的就是寻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增强权力来界定利益。这就明确了国 际关系学的中心术语就是国家及其利益(权力)，从而与国际法将“共同规范”、世界史 将“历史过程和事件”作为中心术语区别开来，使国际关系学科有了自己的研究边界。 同时，理性主义范式又将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作为行为背景假设，又使国际政治与存 在最高权威的国内政治区分开来，即后者倾向于权力和价值的集中，前者则表现为权力 和价值的分离，(注：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邵文 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页。)进一步划清 了与(国内)政治学的界线，获得了自身的学科发展空间。
其次，有助于奠定国际关系学科学术研究的共通性基础或前提。众所周知，学科的基 本假设是学科存在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最重要的基础性条件。例如，西方经济学的行为背 景假设是资源的稀缺性及由此产生的自由市场上的竞争状态；行为动因假设是“经济人 ”假设，即市场上的个人和厂商寻求利益最大化。理性主义范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 作用也是如此。就上述所提的三个范式变量来看，虽然各派对无政府状态的真正实质是 什么；国家利益到底指什么，该如何准确界定；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 行为体到底谁更重要，更应该值得关注等问题争论不休，(注：参见[美]大卫·A·鲍德 温主编，肖欢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9、3—26页。)但是这三个变量 都确实已成为各派交流也好、辩论也罢的共同运用的前提假设或中心术语。例如，虽然 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制度主义都提出各自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但“没有人否 认国际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处于无政府状态”(注：参见[美]大卫·A·鲍德温主编，肖欢 容译：《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9、3—26页。)，“世界也不需要被人提醒它 处于无政府状态”(注：Richard Roserance:“A New Concert of Powers”,Foreign
Affairs,Spring,1992,p.64.)。就连温特虽然对无政府状态的存在原因提出不同意见， 但最终还是承认确实存在无政府状态，并阐述了三种不同的无政府文化。(注：参见[美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48、96—102、183— 214、313—396页。然而温特本人也是矛盾的，有时他认为理性主义是理念主义，有时 又认为理性理论既可适用于观念主义本体论，又可适用于物质主义本体论(第49页)。) 这种理性主义的共同认知缩小了各流派间意见的分歧，建立了可以辩论的基本平台，有 利于推动学科的发展。
无论哪一门学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肯定有利于学科发展。但如果各流派间意见分 歧太大，缺乏共同语言，达不成基本共识，那么就会失去交流与争辩的基础，最终会走 向自我封闭，不利于学科发展。
再次，理性主义的认知对现实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使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能够从现实世 界中获得动力和源泉。与批判理论、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等相比，理性主义关于国家理性 的假设虽然渐趋工具化，但无疑更能有效地解释现实的国际现象，也能对各国特别是大 国的外交实践产生影响。二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就深受经典现实主义追求权力和势力均 衡等理性认知的影响。同时，当代世界的多元化发展表明，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 义，都不可能用一家之言来准确概括、完整说明整个世界的现象，唯有在强调理性认知 的同时，综合运用其他各种方法才能更有效地观察、认识世界。
尽管理性主义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但它同样存在自身的理论局限。理性主义主要运 用演绎法，但演绎法的不足在于不能证明从前未知的东西，不能追溯其初始前提的真实 性或确切性。(注：参见秦伟、吴军著：《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第24—25页。)利己主义的原初假设将个体追求自身利益这种“内生”变量作为 社会现象解释的唯一变量，忽略了非经济方面的动机等“外生”变量，并不完全符合实 际情况，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正如道格拉斯·诺思阐述的那样，理性不能 解释意识形态行为，(注：参见[美]道格拉斯·诺思著，陈郁译：《经济史的结构与变 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1—12页。)不能解释殉道者、烈士的行为、恐怖主 义者的肉身炸弹、部分反战主义者的肉体盾牌行为。因此，基欧汉告诫道，理性选择模 型不能被机械地运用到世界政治中，(注：参见[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 《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第29、85、84页。另：关于基欧汉等人 对国家中心论观点的看法可参见郭树勇译：《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145页。)吉尔 平也指出，用分析经济的理性选择法来分析乱哄哄的政治世界和一般的社会事务并不始 终奏效。(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理性主义本质上体现的是演绎论的理论模式，“创造 的是抽象的非现实的分析世界”(注：[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 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8页。)，运用不当则容易发生谬误。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了解为什么基欧汉的著作中充满个案分析，摩根索的著作中到处都是 历史事例，而温特的著作中却少有案例支撑。同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理性主义有着强 烈的目的主义和直觉主义倾向，在国际社会中，过分强调国家的理性行为和利益诉求， 忽视其道义行为和规范诉求，就容易削弱道德的约束作用，会使理性日趋工具化，沦为 功利主义在国际关系学中的翻版。
20世纪80年代以后，理性主义在理论和实际应用方面的种种局限性逐渐显露，特别是 在冷战结束之后，传统的理性主义已经越来越不能解释诸多国际现象。众所周知的就是 ，理性主义难以充分解释苏联在两极对峙中的主动退缩和最终解体；又如，如果从实力 和势力均衡角度来看，伊拉克和朝鲜根本不可能对美国构成实质性威胁，但为什么多年 来，美国一直将这两国视为主要的无赖国家。为什么于人于己都无益处的国际恐怖主义 行为会甚嚣尘上，是什么促使这些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产生这么大的影响?上述 诸多问题可能就需要超越传统的理性分析范畴，而要更多运用规范、文化、认同等新的 概念或视角来切入研究，而这正是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因果论为实质的理性主义的分析方 式——建构主义产生的基本背景。可以想见，在建构主义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视角的启发 和作为竞争者的刺激下，理性主义会更趋完善，正如其由古典理性向有限理性的进化一 样，而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互动无疑会大大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在方法论革命上的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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