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学术期刊“困境与出路”讨论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出路论文,困境论文,学术期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3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03)06-0108-04
所谓学术期刊“困境与出路”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至今似乎仍然困扰着人们。关于“困境”，论者们认为：学术期刊尤其是综合类的学术期刊（例如高等学校的学报等），由于专业涉及面宽泛、发行量小、几乎没有“经济效益”，等等，认为这些因素必然带来学术期刊的生存危机，好像“狼来了”。他们认为：中国学术期刊“处在‘转型’的旋涡之中，陷入了调整、震荡和难以自拔的困境，面临着生存与发展的危机”，认为“困境”的主要表现有：1.现在学术期刊经济拮据，办刊经费入不敷出；2.编校质量低，社长、主编无可奈何；3.编辑队伍受冲击，人心浮动难统一；4.刊物远离社会，远离应用，“泡沫论文”多，影响面不广，等等，“这是社科学术期刊的致命危机”。[1]由此，论者们纷纷献计献策，为学术期刊找“出路”：有的提出综合类学术期刊应该走“专业化分工”的路子；有的建议现有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应该进行优化组合，优胜劣汰，对其进行压缩和合并性的调整；有的提出学术期刊要“以刊养刊”，走所谓“自我发展”之路，即走以“经济效益”为主的路子，等等，不一而足。
我们对上述论者们的观点持有不同的看法，谨提出来，以求教于方家。
所谓“困境”、“出路”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对学术期刊的定位问题，定位不清楚，就可能存在着想象中的“困境”以及对“出路”所产生的过度的迷茫和担忧。
一、学术期刊地位不可或缺，学术期刊优化组合应当慎重
众所周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基础性科学）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基础和永恒动力，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活力所在。而学术期刊是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孵化器”以及社会科学转化为政府科学决策和人民文明程度提高的中间载体。发展科学事业是国家和人民赋予我国高等学校及科研院所的使命，也是国家法律、法令和政策所规定与鼓励的；同时，更是这些单位及其成员所必需的，进行科学研究是他们的天职，我国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职称评聘制度，晋升的主要依据就是科学研究的水平，体现它的主要是科学论文。一个成规模的高等学校或者科学研究单位，必需有一种（甚至几种）科学成果公布的园地，这个园地理所当然就是学术期刊。学术期刊既是科学研究的实验场和检阅台，更是中青年学者锻炼自己科学研究能力的平台，他们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个平台得以展示，由此得以与同行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但是，有人认为，我国现在的学术期刊过多了：“确实需要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打破如今‘全、散、小、弱’的旧有格局，通过规模化、集约化经营，整合资源，造就精品”。[3]我们认为，此言差矣，学术期刊的数量与质量代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发达程度，其中包括文化发达程度、经济发达程度、科学技术发达程度等。诚如马平所言：“学术期刊的种类和数量多寡、水准高下，往往与这个国家的历史文明、经济发达、教育普及、科技水平乃至综合国力成正比”。[4]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共有24万种学术期刊，其中85%为发达国家所垄断，即占世界15%的人口占有了85%的期刊，其中重要科技期刊8万种，几乎全为发达国家所拥有。可见，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同时，这也说明学术期刊的作用与意义是有多么巨大。试想，一份学术期刊的年经费，多者不过几十万、十几万元，少的仅三四万元，而其主办单位，年经费动则上亿，甚至十几亿、几十亿，从经济上来说，似乎不在乎这点“小钱”，许多被压缩去学术期刊的单位感到非常惋惜，以及有不少单位想方设法去争取一种公开出版的学术期刊的心态，也说明了这点。有的单位强行将其主办的学术期刊推下商海，让其自负盈亏，迫使其主编（或主任）把主要精力放到了创收上，导致学术质量日趋下降，无异于“逼良为娼”，结局无疑是溺水而死。其实，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生存大有余地。统计表明：仅在自然科学方面，1999年《SCl》收录的以我国科技人员为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19936篇，而其中在国内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仅占38%，在国外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却占到62%；我国科技工作者1999年被国际颇具影响的三个检索系统《SCI》、《EI》和《ISPT》收录国际论文共计46188篇，比上年增长32%。按国际论文排序，我国由上年的第9位升至第8位。[5]因此在我国，学术期刊的空间不应再压缩了。我们在1998年就发表过这样的观点：“科学事业就像国家的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一样，不能推向市场，学术期刊事业也是这样，只能依靠国家财政的拨款。”[6]以下两个例子也很能说明这点：日本把“甲午战争”向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2亿3千万两白银）绝大部分用在了国民基础教育上，导致了它在100多年前就跻身世界列强之列；国内外著名的《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年的发行量也仅有1800份，按照每年6期，每期10元算，每年回收资金也只有10余万元（还不计算邮寄等费用），而其每年各方面的开支是多少呢？当然远远大于这个数字，其他学报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我们能因此就取消所有的大学学报吗？我们能由此就否定大学学报的巨大社会功能吗？学术与市场不能机械地结合。中央一再要求我们“要以社会效益为主的前提下，兼顾经济效益，搞好经济核算”，而没有要求我们学术期刊一心一意去抓所谓的“经济效益”。另外，学术期刊与“消费类”期刊（通俗性期刊）不能简单地按数字进行比较，尤其是大学学报，目前在经济上无一例外全由国家全额补贴。因为对读者来说，学术期刊的占有方式与“消费类”期刊的占有方式是截然不同的，消费类期刊主要通过订阅，而学术期刊，尤其是学报，主要通过借阅，即通过查找文献索引检索出所需资料的期刊，然后到图书馆或资料室借阅来完成的，并且其往往流通量为成百上千次；还有一种情况是借阅学报的二次文献、三次文献，来完成学术期刊的阅读，并且学术期刊的读者（大都是学者）理所当然地远远小于“消费者”期刊的读者，如《故事会》的读者群一定远远大于《中国社会科学》的读者群。这就决定了，学术期刊的订数远远小于其读者人数，用订数来评定它的效益是不公正的。[7]我们的“学术期刊商品论”者们根本就注意不到这一点。须知，科学事业是一项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事业，是不能用价值来衡量的；他们更不知道何谓商品以及商品的二重性原理。事实是把科学事业纳入国家财政中，非常应该。
同时，从纯经济的角度来看，学术期刊主办单位对学术期刊重视的，往往其学术力量就强，成果就多，作为高等学校的知名度就高，其招生情况就好，其培养的学生分配就受欢迎；同样，作为科研单位，其学术信誉就高，其科研人员的水平就高，其承担的课题往往层次就高，课题的数量就多。国内成功的学术期刊，像《北京大学学报》、《文史哲》、《天津社会科学》（均为双月刊）等名牌期刊的所在单位，在资金年投入方面，有的多达百万元以上，不是没有道理的，它的辐射作用、品牌效应、带动功能是显而易见的。因此，许多科研和高等学校等单位，往往把学术期刊的建设看得高于建设一个学科。
二、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不宜走“专业化”的路子
陆海云等认为学术期刊应该“由‘杂志’而‘专志’，走专业化道路。一本刊物只能是一类人思想驰骋的疆场和精神归属地，在期刊市场化、产业化进程中，专业化意味着可以提供专业的信息服务或者交易服务而凸显出重要意义；从对期刊业整体建设与发展来看，期刊专业化适应读者市场的细分化、分众化的发展，满足期刊间的竞争需要。专业化是期刊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未来期刊市场竞争的关键点”。他认为，学术期刊的弃“杂”就“专”意义重大。[8]施芳、卢新宁等也批评到：“高等学校无论大小，都有学报若干。凡文科期刊，文史哲经无所不包；凡理科期刊，数理化天地生无一遗漏。这样的格局全虽全矣，但却易于因为内容的庞杂，限制水平的提高。”[8]我们认为，这些观点不符合实际情况。我们认为，学术期刊在一个地区的分布有其客观必然性（当然不否认进行必要的人为调整），硬性地将综合类学术期刊“专业化”，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哪个单位主办何种专业刊物、比较弱小的单位成果怎么公诸于众、办刊经费由谁来出、现有的编辑队伍如何调整，等等。更何况现在已往大量存在着专业学术期刊，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各研究所的所刊（像经济研究所的《经济研究》、物理研究所的《物理学报》，等等），还有国家级学会的会刊（如中国编辑学会的《中国编辑》、中国物理学会的《大学物理》，等等），学者们成果的发表应该说有比较有力的阵地了。我们认为，学科的分工应该是自然形成的，人为地干预不应该过度，否则，适得其反，事与愿违。人为地将现有的综合类学术期刊“专业化”，势必干扰已经存在的“专业化”的学术期刊。我们知道，许多高等学校和一些比较大的科研院所（如省市自治区和一些计划单列市的科学院、社科院等），往往聚集了一大批科学研究人才，他们是本地区最优秀的科学研究人才，像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一个省就相当于一个西欧的一个国家大小，在这样的范围内，没有几种像样的综合类学术期刊，就不可能与这个地区的地位相称，就不可能适合这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更谈不上科学技术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样，一所大学尤其是现在的大学，都在走综合性和全面性发展之路，我国高等学校走理工结合、文理渗透之路，已成为大势。所以，没有相应的社会科学学报和自然科学学报，怎么能促进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怎么能培育出优良的教学和科学研究队伍，怎么能体现和检阅它的科学研究水平？我们不可能设想将全国的大学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果都给清华大学的学报，将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都给北京大学的学报。应该说现在的一校一刊（有的几刊）不为过，现在的高等学校教研人员多则近万，少则几千，试想按照每人每年3篇论文计算，一年要发表几万篇、几千篇，现在的每个学校实行的“一校一刊”应该说远远不能满足这个需要，应该说一校一刊（甚至一校多刊），意义重大。
三、学术性期刊不宜走“以刊养刊”的路子
科学技术和文化发达的国家，其科学政策都是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实践证明，科学事业是全民的事业，我国也应该是这样。为此，我国已经设立了自然科学的“三大奖”（自然科学奖、科技进步奖、发明奖），在社会科学方面初步设立了“五个一”工程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优秀成果奖。其奖励的力度，尤其是前者是相当大的，有的高达500万元；各地也都有党委和政府的各类成果奖励，奖励的力度也很大。从总体上看，我国在科学事业上的投入呈现出递增的趋势。但是，有的学者提出诸如“寻求协办单位”、“创办信息产业企业”等实现“以刊养刊”。[9]我们认为，花费不多的学术期刊似乎不宜走“以刊养刊”的路子。说白了，“以刊养刊”无非是编辑部搞自己的创收而已。上官子木也认为“适用于工厂的量化管理方式并不适用于学术管理”。[10]在高等学校，国家明文规定：学报编辑与教师在物质待遇、晋升职称等方面一视同仁。所以，“以刊养刊”没有政策根据，“以刊养刊”是名，搞自己的额外创收是实。这种做法有百害而无一利：首先，一心不可二用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一般来说学术期刊的负责人都是编辑和学术方面的带头人，他们的心思用在了“创收”上，无疑会严重侵占其从事编辑、学术的精力，没有精力从事编辑和科研，又怎么能编辑好期刊，这样的例子还少见吗？其次，学术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容不得市场法则的介入。试想，学术期刊的编辑在金钱和学术面前，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当然往往以金钱吞噬学术为结局，这样的实例俯拾即是。其实这种做法与国家的政策也是相悖的。我们在1994年就认为：“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出版事业性质决定了学术书刊应以社会效益为主，经济效益为辅，经济效益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社会效益。这就决定了学术书刊的非商品属性。”[11]第三，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败坏了学风。它对一般编辑的侵蚀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金钱面前，学术的天平往往是倾斜的，这些学术把关人的学风如何培养得好；在金钱面前，学术人员多了投机的机会，以至于导致了目前学术界的“腐糜风”、“急躁症”和学术泡沫飞溅的局面，其变种——“版面费”的性质是一样的。[12]近来学术界频频发出的纠正学风的呼吁不可谓不发聋振聩，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对“以刊养刊”进行深刻的反思吗？
四、我们的结论
1.学术期刊在社会发展中有它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其地位不可或缺，不能盲目压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学术期刊就可以高枕无忧，而是应当想方设法提高期刊的发文质量，提高二次文献转载率，提高被引用率，提高论文在生产中的应用价值，提高所发论文在政府决策中的参考价值；还要看期刊在本单位的阶段性价值，例如它培养人才的情况，促进本单位学术研究的情况，在端正学风中的作用，等等。2.要充分尊重学术和它的学术载体——学术期刊自身的发展规律。综合类与专业类学术期刊应有机结合，齐头并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著名学术期刊，像《自然》、《科学》这些大牌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无一不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最具权威的学术期刊，综合性的学术期刊也应该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进行评比，吸收科学的经验，克服落后的做法，形成奖优罚劣的良好机制。3.社会经济的市场化不等于学术的市场化。同样，“以刊养刊”就是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学术期刊的市场化就是学术期刊的死胡同，学术期刊的死胡同就是学术的穷途末路，这至少在目前的我国是如此。国家对科研院所所采取的政策还是比较谨慎的：200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将对部分重点学术期刊进行资助；[13]我国分类改革启动实施10年以来，相关的国家原来13个部门高度重视，分别成立了由部领导挂帅的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在政策、基建和科研经费等方面加大了支持力度，国家财政2001年和2002年分别投入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配套1.1亿元和2.5亿元，将人均事业费从过去的1万多元提高到4万元。[14]而作为学术期刊纯粹是为学术服务的，它的职责是审查、编辑、加工学术论文，让他们去搞创收从政策上、学术制度上讲是“驴唇不对马口”。无数事实已经充分证明：学术期刊编辑的天职是把学术关，在学术问题上，容不得市场法则的介入，因此，我们应当改弦更张，不要把学术期刊推进商海溺水而死。现在已经有不少有识志士对学术期刊出版所谓的“增刊”提出了强烈的质疑。[15]
因此，所谓“困境”与“出路”的担忧实际上是学术界“浮躁风”的一种自然流露，诚如有的学者说的：“既然学术期刊是整个学术体制、学术现状和学术走向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学术发展中的弊端也很自然地要影响到学术期刊这个载体。二者不能不说是共存共荣或者说是相依相靠的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了。”[16]我们深以为是。
［收稿日期］2003-07-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