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29”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战略的转变_中国近代史论文

浅析“129”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战略的转变_中国近代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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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现代历史上先后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下,再加上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这些学生运动先后夭折。与这些学生运动不同,1935年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进行的,由于中共中央适时调整了领导学生运动的策略,“一二九”学生运动在经历了短暂的挫折后终于走向了历史性的胜利。

一、“一二九”运动后学生运动面临的困境

“一二九”运动伊始,国民党当局先是试图通过在学生内部制造分裂以破坏学生运动,阴谋失败后,转而加强了对学生的武力镇压。1936年1月28日,蒋介石密电秦德纯、宋哲元,要他们伙同学校当局对学生运动“严格制裁”。随后,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解散救亡团体。2月19日,国民党政府密电平、津两市长肖振瀛、秦德纯,下令取缔平、津两地学联,电文中称:“若不取缔,势将燎原,拟请明令严行取缔,以弭隐患。”[1]21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出电讯消息,声称“平津当局决依维持治安紧急办法,加紧取缔,将勒令解散学联,并捕共党操纵分子。”24日,国民党当局正式发布了取缔北平学联的命令,同时派出大批军警开始搜捕北平的抗日学生。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平津,大批的爱国学生相继被捕。国民党当局在残酷镇压学生运动的同时,也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手段,对学生进行积极的拉拢。他们动员社会上的反动政客和学校里的右翼教授趁机向学生兜售“读书救国”的谬论,并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和个人主义来腐蚀学生,试图把学生从抗日救亡的最前线拉回到课堂中,把他们束缚和控制起来,从而达到破坏学生运动的目的。由此,抗日爱国的学生运动步入了最艰苦的时期。

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一方面激起了大多数同学更强烈的反抗,但也确实在相当一部分学生中产生了十分消极的影响。原先对学生运动就持消极态度的人此刻迅速投入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怀抱中,一些人加入了国民党当局新成立的学联,走上了与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为敌的道路;有些学生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对革命产生了动摇,甚至有些学生运动的骨干思想上也出现了混乱。还有一部分学生虽然没有退缩,然而他们中间“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十分严重,许多学生出于高昂的救国热情而准备不顾一切地同国民党当局进行抗争。

显然,在这样的情势下,如何使学生运动适应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的大的历史背景,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成果,并使这个运动能够深入持续地发展下去,单纯依靠学生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这种转变的。青年学生迫切需要党的正确领导,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为学生运动的前进指明方向。

二、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策略的转变

在这历史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在到达陕北不久就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这也为新时期学生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战略方向。

就在学生运动面临着是前进还是夭折的关键时刻,刘少奇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了天津,开始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针对华北的形势,他明确提出要以防御为主,要充分利用合法的条件去工作,以便使党的组织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并随时输送自己的力量到广大农村,去组织群众,教育群众,逐步地推动革命形势向前发展。刘少奇认为:“一二九”运动以来,学生的爱国运动总体上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就当前来说,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仍然是影响学生运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问题。为此,刘少奇根据中央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就党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提出了下列重要的指示和部署:第一,要充分认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4月10日,刘少奇在河北省委的秘密刊物《火线》上发表了著名的《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指出:由于日本的侵略,使得“中国社会的各阶级、阶层除开极少数甘心做亡国奴和汉奸的人之外,甚至从前是动摇的、反对革命的现在都开始或已经同情,赞助与参加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斗争了。”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他还指出,如果不完全肃清关门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第二,领导群众斗争要把着眼点放在“蓄积力量,准备决战”上,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要长期广泛地深入群众,做艰苦细致的思想、组织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力量。刘少奇特别强调,不能感情用事,不顾客观实际发动一些力不胜任的斗争行动,从而使刚刚开创的革命力量被毫无意义地消耗。第三,在领导学生斗争的方式方法上,要把领导群众的方式和领导党的方式区分开来,要根据当时和当地的环境和条件,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提出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要求和斗争方式:要根据斗争过程中各种条件的变化,把群众的斗争逐渐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他特别强调要注意在敌人疯狂反扑的时候注意暂时停止斗争。在具体的斗争策略上,要注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想方设法去扩大这些矛盾,广泛争取敌人营垒中可能与我们合作的成份,或当时还不是主要敌人的集团和派别,建立暂时的联盟,去反对主要的敌人,以削弱敌人反对我们的总的力量,破坏敌人的联盟。为此,我们应当向那些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同盟者做出必要的让步,以争取同他们的联合。刘少奇要求北方局党组织,在发扬和总结“一二九”学生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从思想上、组织上进一步加强对“民先队”的领导,利用一切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地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引导广大的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到抗日前线去,把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全国。

1936年5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东征回师,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一次表达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意愿。5月7日,共青团中央发出了《给全国学生的信》,团中央在信中高度评价了学生救亡运动的重大意义并具体提出了学生运动的具体目标:(一)创立全国各党各派抗日人民统一战线;(二)停止一切内战,一致联合抗日;(三)召开全国抗日救国代表大会,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四)全国红军与全国海陆空军集中河北打日本;(五)争取抗日救国的言论出版组织集会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信中还提出了四项建议,首先估计到民族解放战争的迅速到来,“学生不但要担负武装民众的工作,学生本身也要武装起来”;其次,建议学生要大力争取国民党军队中的爱国官兵,争取他们更多地加入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再次,建议青年学生要广泛深入到广大的民众中去,扩大抗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最后,信中建议广大的青年学生要“集中注意于人民统一战线的建立,不分党派,不分政治信仰,只要愿意抗日救国的,结成联盟,反对汉奸卖国贼和日本”同时,信中还特别强调学生自身的团结,要求广大青年学生要结成一气,共同对敌。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发出的指示和共青团中央的信表达了一个共同的精神,就是全国人民和全国的青年学生,要抛弃一切分歧,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共同团结奋斗。这些思想为处在重要历史转折关头的学生运动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三、学生运动新局面的实现

在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方针指引下,学生运动的形势迅速得到了改观。

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北方局委任命斗争经验丰富的彭真为特派员直接领导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彭真的直接领导下,北平学联在广大学生中组织了“统一战线”问题的大讨论,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要把二十九军作为了开展统一战线的对象,把过去一直宣传的“打倒汉奸走狗宋哲元”的口号变为了“拥护宋哲元将军抗日!”“拥护二十九军保护华北!”在学生们的积极努力下,北平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北平学联也更名为“北平学生救国联合会”,北平学联一成立,就认真总结了“一二九”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他们认为,在“一二九”运动的初期,由于国家民族危亡所引起的大激动,使得行动过于激越,往往不自觉的热请高于理智。因此,北平学联提出对今后学生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要有“远谋的斗争。努力为学生运动开辟一条新的途径,为救亡运动奠下更广大强壮的基础。”[2]

北方局在办好秘密刊物《火线》的同时,又创办了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的《华北烽火》,凡是适合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都放在《华北烽火》上发表。由于组织得力,当时的东安市场、西单市场的小书店和很多学校的收发室,都是我党和抗日救亡团体出版公开书刊的发行点。这些刊物把党的主张及时宣传出去,从而有力推动了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据当年许多老同志回忆:“我们渐渐感到上级对运动的领导有了明显的改观,最重要的是把‘反对宋哲元’转变为争取宋哲元和二十九军四个师的士兵站到抗日的立场上来。上级还要我们在同学中多作扎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尽可能把同学吸收到各种团体中去。不要动不动就罢课,罢课太多是容易脱离群众的。”[3]北平学联还把不定期刊物《学联情报》改为《学联日报》,后来又出版了《北平学生》和《学联会报》,并用各种方式向国内外寄发,与全国爱国学生建立和加强联系,形成了广泛的抗日救亡通讯网,使学生的爱国运动有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

1936年6月,华北的局势进一步恶化,6月13日,华北大中学校学生举行了“一二九”后又一次抗日救亡的大示威,这次示威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同以往的学生运动有许多的不同之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运动策略的变化。首先,这次示威活动的主要口号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增兵华北”、“拥护二十九军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军警虽然奉命沿途阻拦,但由于参加游行的一万多学生口号动人,军警便对学生无动于衷,游行的学生几乎走遍了主要的街道。其次,充分的思想发动工作显示了初步的威力。由于北方局和北平的学生联合会的出色工作,广大的学生得到了充分的动员,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因而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机会就成熟了。这是党“积蓄力量”方针巨大成功的体现。再次,学生在行动中汲取了以往示威活动中的经验和教训,灵活指挥的能力明显提高。这次示威活动学生们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游击方式,没有指定的集合和出发地点,也没有指定的出发时间,而是在不同的时间分散出动,让反动当局无法发现学生的“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他们还采取“头调尾、尾调头”的灵活迂回前进的战术,当先头队伍遇阻,即改变方向,后队成为前队,继续前进,使军警难以阻拦。示威队伍在鼓楼前召开了市民大会。工人、市民和工商界的代表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二十九军勿南调,继续抗日”、“武力保卫华北”、“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等议案,示威活动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大示威和市民大会的影响也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全国的抗日浪潮再度掀起。

可见,“六一三”大示威的胜利,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学生救亡运动策略的英明,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新时期领导学生运动战略方针的完全实现。同时也标志着学生运动已走出了“一二九”之后的短暂低潮,一个新的,以动员全民抗日救亡为主要特征的学生爱国运动的高潮正在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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