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切的期待——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观点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分配制度论文,热切论文,收入分配论文,秩序论文,观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是一场酝酿已久的变革。它虽尚处于“箭在弦上”的阶段，但已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毕竟，这将关系到几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7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听取意见。这是继5月26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后，高层又一次商讨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这是一个相当明确的信号：中央即将启动这一重要改革。
显然，这是许多人热切期待的。
一、社会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持续高位运行，一个从动乱中走出的国家，迅速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然而，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却一直是近年来社会关注的热点。
首先是我国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过快。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是0.16，非常平均；到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已经达到0.40以上。这表明中国的贫富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中等水平和警戒线。
同时，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城镇居民失业、下岗，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社会分配的“两极化”趋势变得愈加明显。而在富起来的这部分人中，又有少数人是通过不合理或不合法，甚至是犯罪的手段致富的，他们并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
所有这一切，都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提起收入分配改革，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很激动，“收入差距已经到了不解决不行的地步，现在到了强调公平公正的时候了。”他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我国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也仅占15％。“这样就导致居民购买力明显降低。”目前我国消费率降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而与此同时，投资率、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却达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点。“这对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危险，因为对我国来说，内需拉动才是最重要的。”
日前，中央党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基尼系数已到0.46，收入分配相当不均。
唐均研究员说，如果考虑居民个人财富差异的基尼系数，要比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还要高。不久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而占城镇居民80％的中低收入群体只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60％，收入分配严重地向高收入群体集中。
据曾参与分配制度改革问题调研的全国政协委员李永海等人调查，10％的最高收入家庭，和10％的最低收入家庭，年可支配收入已经扩大到8.8倍。这样的倒三角形结构显然不稳定，理想的应该是橄榄型：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都是社会的少数，而中等收入人群占社会的大多数。
二、对中国贫富差距具有加重性影响的因素(参数)
中国社会贫富差距是一个实际的经济存在。但还有着更多的不可忽视的、加重性影响因素(参数)。正是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雪上加霜。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灰色收入的分量过大。目前，由于规则体系的不健全，使得灰色经济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比较重要的位置。比如，税务专家的研究显示：2002年根据中国含税GDP倒算，企业有3000亿-4000亿元该交纳的税没有收上来。于是，这样一项巨额的本应属于公共资源的资金便流向了少数群体和个人。如果再加上不可能纳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体系的地下经济、各种公益事业的乱收费、权力寻租等现象，中国现阶段的灰色经济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大量的灰色经济必然会产生大量的灰色收入。而在大量的灰色收入当中，人数少却居于优势位置的社会群体必定会占据一个高比例的份额。这样一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必定会被加重。现在公布的中国基尼系数一般为0.46左右。如果再将灰色收入的因素考虑进去，基尼系数当在0.5以上。正如经济学家刘国光所指出的，已公布的基尼系数，难以计入引发人们不满的不合理、非规范、非法的非正常收入。如果把这些因素计算在内，则基尼系数又会在原来0.4-0.5之间升高0.1左右，即比现在公布的基尼系数增大20％以上。另外，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的合作调查也显示，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2.社会群体资产之间的差距扩大速度过快。现在人们对于贫富差距问题的关注，多是从收入差距的角度着眼，几乎将贫富差距等同于收入差距。实际上，居民在资产方面的差距也是衡量贫富差距状况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它对于这个社会长期的不公正态势将起着一种明显的维持和加重的作用。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同收入差距迅速扩大的现象相比，中国居民在资产方面贫富差距扩大的速度更快。根据经济学家赵人伟和李实等人的研究成果，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40％。如果再将2002-2005年房价急剧上涨的因素一并考虑进去，那么中国现在的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之间、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问题毫无疑问地就更加严重。
3.大量社会成员基本生存底线保障的缺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底线能否得到保障，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涉及到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是否具有最为基本的前提和平台的问题。对于大量的低收入者来说，它属于兜底性的社会保护，可以确保其基本生存状态不至于恶化到难以生存的地步。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如我国香港、东欧、俄罗斯以及大多数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恰恰缺少这样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经过20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已经位居世界第四位，财政收入突飞猛进，外汇储备更是居于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在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基本民生方面的公共投入在GDP当中所占的比例为世界倒数第一。我国现在只有15％的社会成员享受到公共卫生保障；大量的社会成员缺少起码的最低生活保障或者享受不到足额的、政策所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作为中国最大社会群体的农民从总体上来说没有社会保障；大量的城市居民更是购买不起起码的住房。“就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应对风险能力的缺乏，使得大量社会成员的生存条件十分脆弱。正是由于社会对贫困者和低收入者缺少一个兜底性的社会保护，所以，对于大批的贫困者来说，其基本生存状况恶化到什么地步，向下变化的空间有多大，没有限度，难以预期。进一步看，这就使得中国现阶段贫富差距问题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更加严重：共享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宗旨难以实现，和谐社会建设的目标难以达到；更有甚者，大量社会成员对于改革发展的认同程度难以明显提高，社会团结合作程度容易降低，诱发社会动荡的因素容易迅速增加，社会整体应对社会风险的能力严重降低。
4.成因当中不公正成分过多。客观地讲，造成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现象的原因是两个方面，既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原因，又有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同历史原因相比，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的后一类原因即非正常因素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几乎是覆盖了各个行业、各个领域。这里所说的“非正常”主要是指通过不规则的方式，或者是不公正的方式而拉大了贫富差距。现在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人们在努力的起点、机会和过程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公问题。比如，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不畅，身份制，行业垄断，同工不同酬，权力寻租，国有资产向个人一方的流失，公权不恰当的扩张，等等。起点、机会和过程的不公正，必然会造成结果的不公正，导致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所以，民众对于贫富差距过大现象的接受和容忍度较小。
5.社会焦虑现象的推波助澜。中国现在正处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在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社会成员充满了强烈的利益冲动，却没有一整套相应的可以遵循的规则体系；并且，社会群体的利益结构和社会位置正处在大规模重新洗牌的过程。所以，社会成员经济和社会的位置往往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会出现一种大起大落的状况，比如一夜暴富或者是一夜间下岗失业两种截然相反的现象比比皆是。这就会产生各种反差明显的示范效应。于是，大量的社会成员往往是无章可循，对于自己的未来前景往往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人们无法预料自己将来的具体处境，惟恐一步赶不上就步步赶不上，心里不踏实。这一切，进而使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焦虑不安的情绪和浮躁的社会氛围，使社会焦虑成为中国现阶段一个比较明显的时代特征。
6.民众权利意识的逐渐形成。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于公正问题一直特别看重，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大同思想影响深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维权意识迅速增强。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展开，农村的封闭状况开始大幅度改观，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的利益诉求和维权意识也在迅速增强。而且，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总体水准的不断提高，社会成员对于自身生活水平的平均期望值也在相应提高。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民众难以容忍过大的贫富差距，更难以认同由过大的贫富差距所造成的不公正的社会等级身份序列结构。所以，过大的贫富差距只能造成民众的强烈不满，招致民众层面的广泛抵触。
总之，如果将上述重要的影响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现阶段的贫富差距扩大问题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要严重得多。
三、垄断行业的不公之疾成为众矢之的
来自宁夏西海固地区的农民工老杨，在一家建筑工地每天工作13个小时，收入28元。除去饭钱，辛苦半年能积攒3000多元，这是支撑他全家7人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一家已经倒闭的电厂抄表工，月工资6500元，一年可以领16个月工资，年收入突破10万元。
现在，舆论的矛头主要指向垄断行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官员日前表示，从2000年到2004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与收入最低的行业的平均工资差距扩大了1.6倍。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垄断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实际收入差距可能更大。据广东的调查，全省垄断行业的实际平均收入是非垄断行业的10倍。
高于全民收入一倍属于有竞争力薪酬，高于全民收入五倍更属于有竞争力薪酬。为什么垄断行业的收入会远远高于全民的平均收入呢？因为其他行业更遵循市场机制运作原则，而垄断行业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加薪的机会，步步不落，薪酬自然步步高升。垄断企业有“政策就高不就低”的本能，总能从政策中解剖出适合自己的部分，加以“积极贯彻”。
实际上，当前社会各界在垄断行业的收入问题上存在的争议、迷茫，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合理收入”与“合法收入”没有明晰造成的。所谓合法收入，就是被国家法律、政策所允许的收入；合理收入，则是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收入。对于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单纯从合法性来讲，目前国家并没有法规明确禁止哪一行业的职工拥有高收入，所以其至少在表面上并不违法。但是，当前许多垄断行业的服务水平较差，管理效益低下，在社会低收入群体太多的情况下，它们的职工却享有着与贡献明显不匹配、与其他人明显不平衡的高收入，并且这样的高收入有通过高收费、粗放型管理等手段变相剥削其他社会公众、侵吞国家资产之嫌，违背了社会公正原则，因此是不合理的。换言之，垄断行业职工的收入过高，纵然是“合法收入”，但却不是“合理收入”。
垄断企业的底层职工，也能享受到一点点小特权，如不会失业，工资待遇高于其他行业，享有医保、养老等福利，子女可“世袭”等等，他们不但不轻易选择跳槽，而且将维持这个金饭碗当作头等大事，养成了“大气化小、小气化了”的生存法则。当垄断寡头们掌握了下属的这一软肋后，当然也会把他们纳入“垄奴”的行列——交同样多的钱，用底层职工们亏损的钱建造自己的大别墅，只不过是诸多形式中的一个而已。
电信、自来水、供暖、邮政、铁路、石油、烟草、民航、有线电视等这些行政垄断部门的寡头们，都和电力部门的寡头一样，一方面将自己的消费者搞成“垄奴”，一方面将企业内部的底层职工也搞成“垄奴”，而行政性垄断行业之间又互为“垄奴”——电力职工很可能因手机收费而生气，而电信职工也可能因民航的霸王条款而受伤。不但个体之间会这样，行政性垄断企业之间也常常发生相互制裁的新闻。总之，大家都因垄断而互相折磨，互相受罪。
四、收入不平等的根源在哪里？
虽然与过去相比，市场化带来的收入提高是显著的。但为什么人们总是感到某种不公平呢？原因在于，市场化同时还带来了大量的、明显的收入差距。这种差距的来源有许多原因，大体可以分成两类。
一是竞争能力的差异造成的，因为市场经济天生就是鼓励竞争，就是优胜劣汰的机制在发挥作用，因而市场竞争的结果必然会导致较大的收入差距。这样形成的收入差距是合理的，也是一般的人们能够接受的。
然而，人们感到不公平的主要原因在于，要素流动的障碍，各地区资源禀赋的差异，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差异等等，其中，最为重要的在于，各种制度原因造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实际上，过去遗留下来的计划制度和新生的市场经济相结合而形成的不公平交易机制，是最大的不公平来源。而且，这种不公平交易还不一定是暂时的，还可能会长期持续下去，形成某种制度化的长期固定化的不公平结果。
不公平交易机制的根源就在于政府垄断部门的强势市场力量。这种作为垄断部门的既得利益者不仅可以从其强势市场地位中获取高额收益，还不断强化和扩充其强势地位，使得要素流动的市场壁垒难以消除，市场竞争的完善难以实现。
市场化不断扩大的结果，导致政府权力也不断地卷入其中。在计划时代的实物经济基础上，权力控制的资源也不少，但是由于没有市场化，权力无法变现，充其量只会出现一些开后门的送礼请客行为，无非是一些小打小闹的实物交易，不会对收入差异产生显著影响。然而，市场化的扩张，使得权力资源也逐步卷入市场交易，由于交易市场的货币化、期权化、国际化、金融资本化等等，使得权钱交易的空间得到大量释放和扩张，因而导致收入差距也成倍增长。
最明显的例子是土地。随着房产市场的出现和不断扩大，导致土地资源大量转化为商品和进入市场。原先没有市场化之前，土地并不显现其价值，一旦进入市场，有了需求的拉动，土地价值就开始出现并上升。土地资源在市场化之前可以说是“沉睡的金矿”，其价值谁也没意识到，尽管政府财政的钱总是不够花，但尚未市场化的土地是不值钱的。可是，市场化就像点石成金那样，政府控制的土地一下子就形成大量的滚滚而来的财源。这种财源的上升随着需求而增长，尤其当老百姓对住房的需求进入大量增长的阶段时，房地产的价格也开始迅速增长，政府发现自己简直就成了亿万富翁，一小块土地动辄可以拍卖出上亿元来。于是，一方面是失地农民和房奴们的怨声载道，另一方面是房地产开发商和政府收入的迅速膨胀。这就是土地的市场化带来的最直接的不公平结果。
然而，市场化果然能够点石成金吗？我们看到，这样的土地市场化实际上是以大量的行政拆迁和强行征地为背景的。也就是说，在政府需要出钱时，就采用完全行政化的标准进行交易，在政府需要收钱时，就采用完全市场化的交易方式。一方面是极端的行政主导，另一方面则是极端的市场化。极不对称的这两种方式居然能够并行不悖，但是却达到了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收益的结果。
五、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途径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这是人们所期待的。而眼下，更多的人感兴趣的是，此项改革将从何着手？为此，许多专家、学者和社会人士提出了诸多有益见解。现呈览颇具新意的数则观点。
郭之纯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应从“权”字入手。他说：就当前而言，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已发展成一种严重的“综合症”，并渗透至社会肌体的方方面面。对这样的综合性问题，显然必须“辨证施治”，而不可“单独求解”。换言之，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或许并不能太过直截，就分配而谈分配，而是应该寻根溯源，从根本上入手。
收入分配不公，从浅层次看是个经济问题，是由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种种问题所酿成；但从深层次看，却主要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收入分配不公的主要形成原因，是权力运作不规范，权利未能得到充分保障。所以，要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须从保障权利、规范权力入手。
权利得不到充分保障，是收入分配不公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由于权利得不到保障，致使一部分人的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另一方面，当前的最大问题，或许也并不在于收入差距扩大本身，而在于许多低收入者失去了保障——甚至连大城市中收入不菲的白领也感觉自己的生活是“易碎品”，深感买不起一套房、得不起一场病。因此，当前的问题并不单单是收入水平的高低，而是低收入者的福利有无确实的社会保障。
权力失控，运作不规范，是促成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的另一主要因素。首先，权力的不规范，导致一些垄断迟迟“反不了”。众所周知，制造社会收入差距的一大“罪魁祸首”，是某些垄断行业员工的畸高收入。而之所以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改观，关键在于一些垄断集团在某种程度上掌控了公共政策乃至立法资源——“部门利益法制化”早已经是一种不稀奇的现象。所以，反垄断在相当程度上也是政治问题、法律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其次，权力运作不规范，也导致了一些有剥夺之嫌的公共政策不断出笼，致使贫富差距持续扩大。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这其实是一个人所共知的道理，教育公平应该是教育改革追求的重要目标。但从越来越多的人上不起大学乃至中学、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高考移民”现象越来越突出等现象看，我们的教育改革，有使公平问题愈加严重之嫌。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就在于权力运作中掺杂了不当的利益诉求，失去了伦理准则。
再次，权力不规范，是导致“隐性收入”泛滥，从而进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的重要原因。当前的收入差距过大，有许多并非是显性收入所造成，而是由于隐形的灰色收入过多。如报道中称：“业内人士保守估计，国企领导的职务消费额一般是其工资的一二十倍。”“在很多国有企业，包括住房、汽车、通讯、勤务人员乃至公务宴请、出国考察、旅游、体检、疗养、办公室装修等，均可纳入职务消费范畴。”——国有企业如此，许多权力机关又何尝不是如此？可以说，许多人之所以对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十分敏感，很大一个原因就在于此。
所以，要改革收入分配，更重要的是消除收入分配不公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必须从保障权利和规范权力入手。
刘亚玄也认为：解决收入不公平，不是扩大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而是要减少政府占有的资源份额，尽可能降低不必要的税费，尽可能扩大民间资源占有率，将垄断资源所有权分散化，形成多元化的市场格局。收入不公平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垄断交易机制，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和方向，要从源头上解决，从权力交易机制的改革上入手。政府需要有长期最优的制度改革目标，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恶性循环。
高渊则认为，改革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关键是要坚持真正的市场化道路，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
他不反对聚焦垄断领域。他认为，完全有理由把反垄断作为这轮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不过，若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同于反垄断，则可能把问题简单化了。
应该看到，不仅垄断企业职工的工资、奖金、福利待遇等，要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垄断企业以向公众转嫁成本等方式，来进一步提高和维持自身的高收入，进而导致低收入者不堪重负。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某些行业主管部门不断地背离公正的方向，做着加剧行业垄断的反市场化的努力。
此外，同样是由于对行政权力缺乏必要的制约，导致相当一部分政府收入沉淀在地方甚至单位内部，没有进入公共财政体系，没有用到真正迫切而必需的民生问题上。
因此，改革现有收入分配制度，关键是要坚持走真正的市场化道路，把资源配置的权力还给市场。而其中最现实的切入点，是杜绝“权力部门化”倾向。如何约束和使用行政权力，这才是实现公平分配的关键。比如，要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政府最直接的手段就是提供就业岗位，并采取确定最低工资、发布工资增长指导线、反就业歧视等措施。
现在，中国正处于人均GDP1000美元-3000美元的易产生社会矛盾的阶段。借鉴他国经验，在收入比较稳定、收入差距不会持续扩大的情况下，社会就比较稳定，可以继续保持增长。因此，收入分配问题已牵动着几乎所有层级的中国人的神经。
而从某种意义上说，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牵一发而动全身”，直接推动行政体制改革，进而步入改革的深水区。
据悉，在中央就收入分配制改革问题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的同时，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所课题组的一个题为“促进公平分配的制度与政策研究”的研究课题已顺利通过验收。研究成果已提交国家发改委中相关决策部门。该研究更注重对收入分配相关制度和政策的综合性分析，同时也注重政策建议的可行性。在此基础上，课题组提出了一个将收入分配政策、公共服务政策与经济增长和其他社会发展政策融为一体的政策体系。这组涵盖短、中、长期的政策提出，我国今后应该更加重视机会公平，并强调公共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今后相关工作的重点。对此，专家们一致表示，应更关注贫富分化加剧这个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因素，而不能仅仅把关注的目光对准收入分配改革本身。
(本文由李怀仁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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