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关联与企业成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0)06-0038-06
自1978年以来，市场导向的改革已经使中国经济获得了长期持续的高速增长。在这个过程中，中央—地方财政分权和基于GDP的官员晋升锦标赛被认为是两个关键性的制度原因——这诱使地方政府加快国企改革，向包括民企在内的工商企业提供帮助之手，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①。然而，迄今为止大多数文献都还缺乏对地方政府制度供给的政治和制度环境的分析，从而关于政府行为的分析还缺乏微观政治基础，[1]以至于我们对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还存在着一个黑箱式的巨大缺口。具体而言，对一些十分重要的微观问题还缺乏思考，即分权和辖区间竞争一定能促使地方政府以公开、公正和透明的方式，以最大化当地经济长远健康发展为目标来确定帮助对象并提供宝贵的帮助之手吗？政府帮助之手一定会有利于企业的长远成长吗？事实上，一旦这些问题被提出，我们马上就会意识到，企业与政府之间特殊的政治关联(political connections)将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经济分权政治集权的国家。这意味着，考察政治关联及其对企业成长的影响具有重大的意义，即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中国模式的优势和缺陷。鉴于此，本文将基于现有文献来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利与弊，以及克服其弊端的手段和途径。
一、政治关联企业的广泛存在
所谓政治关联就是指企业与政府或者政治家之间具有某种特殊关系，而这种关系有利于企业从政府处获得经济利益。不过，为了经验研究的需要，学者们往往根据各国国情将政治关联具体化为各种可识别的指标，比如，Faccio(2006)将那些“至少有一个大股东或者企业高管是议员，政府部长，或者与高级政治家或政党具有紧密关系”的企业视为具有政治关联。[2]在中国，学者们判定某个企业是否是政治关联企业的标准通常有：公司的高管或者董事会成员是否是现任或者前任的中央、地方或者军队高官；或者，是否是人大代表、政协代表；或者，是否是国有控股，以及国有股的比例。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本文将企业所倚重的政府官员、政治家等统称为“政治人物”。
由于企业渴望获得有利的政策支持或者廉价的公共资源，从而促使企业采取各种手段，以便与政治人物建立某种特殊的政治关联。结果，政治关联企业在世界范围内都比较普遍地存在。[2]该现象在中国也是相当普遍。一则，我们的分权改革赋予了地方政府对大量稀缺资源的行政处置权；二则，管制，尤其是所有权歧视性的管制还大量存在；三则，对政府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的体制远未形成。因此，各种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有很强的动力去建立和发展政治关联。比如，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以2002-2005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发现17.2％的样本公司的董事会存在有政治背景的董事且在这些公司中这类董事的平均人数接近为2。[3]
二、政治关联对企业发展的正面影响
正如前面所言，企业之所以要发展和维护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这种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1.产权保护。
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关于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所折射出的所有制歧视和产权保护的法律缺陷都困扰着中国民营企业，严重影响着它们的生存和发展。因此，与国有和集体企业相比，民营企业更加重视与政府(官员)建立特殊关联，以期得到某种实际的产权保护。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前，很多私营企业主动戴上“红帽子”。
事实上，国企也希望通过政治关联来保护产权。因为当政府的目标与特定国企的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可能不惜损害特定国企的产权来实现自己的私人和政治利益。比如，政府为了拯救某些亏损企业而要求那些盈利国企实施兼并活动而向前者输血。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由前任和现任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和董事的企业将有可能避免发生这种劣兼并。[4]可见，在产权缺乏正式的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政治关联可作为一种替代机制而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企业产权免受政府损害。
2.突破管制壁垒。
若市场体系不完备，企业将缺乏便捷的通道来获取必要的生产要素或者销售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由地方政府来组建企业并由地方政府主要官员担任企业家可有利于企业获得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从而将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是，广泛存在的管制限制了民企的市场进入权，这导致大多数民企都集中在一般竞争性行业。随着民企自身的发展，必然要求进入到那些市场规模和发展潜力更大的高端行业。在这种情况下，除了与政府(官员)建立特殊的政治关联之外，企业家自身获得显要的政治地位，比如成为人大、政协代表，将有助于民企突破行业管制壁垒，进入到金融、房地产等行业，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3][5]
3.缓解金融压抑。
由于存在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贷款和从资本市场融资。此时，特殊的政治关联可能会帮助企业解决融资难题，从而可推动企业成长。比如，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那些拥有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代表的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且贷款的期限长。[6]不仅如此，在金融发展越落后、法治水平越低和政府侵害产权越严重的地区，政治关联的这种贷款效应越显著。[7][8]此外，政治关联也能够帮助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发行价来实现IPO。[9]
4.获取廉价资源，缓解预算约束。
若政治关联能够使企业从政府那儿获得廉价的资源，那么将有效地缓解预算约束，从而有利于创业和企业发展。具体表现为，政治关联企业更容易获得廉价土地等生产资料、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比如，陈冬华(2003)利用1993-199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具有地方政府背景的董事可以显著地提高IPO次年获得补贴收入占利润总额比例。[10]
5.提升公司价值。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既然政治关联为企业赢得了政策支持和廉价资源，那么市场应该对此做出正面回应。比如，吴文锋等(2008)以1999-2004年沪深两市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高管的地方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背景能提升公司的市场价值的正面影响；而且，在政府干预越厉害的地区，该效应越明显。[11]
三、政治关联对企业成长的负面影响
虽然政治关联能够给企业带来各种经济好处，但这毕竟不是企业通过市场竞争而获得的，必然会扭曲企业行为。更危险的是，政治关联往往像毒品一样侵蚀着企业精气而阻碍了企业的长远发展。
1.租金耗损。
企业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的动机无非是期望能够从中获得政治租金。然而，相关的政治人物并不会无偿地提供这些稀缺的政治资源。这意味着，企业必须要将政治租金的一部分让渡给政治人物；而且，若政治人物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在均衡时他们将从企业抽取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政治租金。[12]更严重的是，政治人物也将通过设置管制来创造和攫取这种政治租金。在此过程中，众多的企业为争夺和维持这种政治关联还会消耗大量的企业资源。结果，虽然政治关联确实为企业赢得了政策支持和廉价资源，但其财务绩效未必见好。比如，Fisman(2001)就发现，虽然一个公司高层进入政治，尤其是当选首相时，公司股票的市价将获得重大的提升，但是一个政治家被任命为公司董事时，公司市价并无显著变化。[13]
2.政治附庸及产权风险。
在现实中，一旦政治关联被建立起来，企业也就在相当程度上将变得依附于政治人物，从而后者有机会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企业，侵害其产权。事实上，只要政治人物觉得企业的价值提升和长远发展并不是实现其个人物质私利和政治利益的最有效途径时，这种侵害就很可能发生。比如，李增泉等(2005)和潘红波等(2008)发现，虽然地方政府对亏损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的干预能够短期内改善其会计绩效，但是对盈利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的干预却掏空了上市公司资产，损害公司价值。[14][4]
除此之外，一旦某些(国有)企业对于政治人物的私人利益很重要，那么，即便它们自身要求改革，比如民营化，政治人物也可能采取各种手段加以阻止。可见，政治关联是把双刃剑。它既可以帮助企业保护产权和获得经济利益，但也可以侵犯企业产权和损害公司价值。
3.经营的政治风险大。
虽然企业可以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政治支持和廉价资源，但在通常情况下企业并不能直接掌控这些政治资源，因为它主要属于政治人物。然而，政治人物对政治资源的掌控权不同于一般的财产权产权，因为它毕竟是一种公权而不是私权。这意味着，一旦特定的政治人物在政治上失去了相关权力，则会对政治关联企业造成重大的负冲击。比如，在印度尼西亚，1995-1997年间有关苏哈托总统病情恶化的传言往往导致那些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股价大幅度的下跌；[13]在中国，当政府在2001年7月14日宣布将把部分持有的非流通国有股出售给普通投资者，那些国有股比例高的上市公司的B股股价随之剧烈下跌。[15]
4.抑制核心竞争力和治理制度建设。
政治关联往往能够立竿见影地为企业带来经济好处，而核心竞争力必须经历漫长而艰苦的努力才能逐渐积累起来。然而，企业(家)一旦将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于构建和维持政治关系，则必然会挤掉核心竞争力建设的投入。
首先，政治关联通常会恶化公司治理。一则，政治关联企业往往需要通过一些灰色交易来实现和维持与政治人物的特殊关系；二则，政治人物也需要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的安排来保障自己的政治利益和私利。这意味着，一个透明的、能够实现高效监督和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很难是这些企业的内在要求。结果，政治关联可能为企业带来短期的利益，但却难以提升企业的长期价值。比如，Fan等(2007)对1993-2001年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IPO之3年后业绩表现进行分析就发现，与非政治关联公司相比，政治关联公司的股票收益率低18％且收入增长、销售额增长、销售收益率等多方面都表现较差。[16]
其次，还可能存在这样一种逆向选择，即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越差的企业，越是寄希望于政治关联。比如，邓建平和曾勇(2009)就发现，在控制了政治关联与企业经营绩效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后，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关联程度越高，企业的经营效率越差。[17]
最后，虽然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企进入到一些管制行业中，但却容易诱发非关联多元化。[5]由于这种多元化并非是企业核心能力自然的拓展和衍生，因此很可能侵蚀企业的核心能力。
5.预算软约束：高工资与过度就业。
政治关联使相关企业能够从政府那儿得到政治庇护和支持，即便不能获得垄断利润，也能获取比较稳定的收益，从而弱化了企业的预算约束。其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相对于非政治关联企业，政治关联企业往往拥有更多的超额雇员和更高的劳动成本。这是因为：一则，政治庇护使得政治关联企业不必为发放高工资而过分担心；二则，优秀人才的聚集是这类企业往往拥有素质优秀的员工队伍，从而为高报酬和高福利提供了借口；三则，政府之所以向某些企业提供廉价资源和特殊保护，其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寻求特殊的政治回报，比如企业员工对当政者及其政策的支持，[12]因此政府也默许这些企业向其员工提供高于其他企业的薪酬，何况这些企业拥有大量特殊社会背景的员工。
而且，上述现象不仅仅发生在具有国有股成分的企业中，[18]而且还发生在几乎所有的政治关联企业中。已有不少实证研究发现：虽然获得政府补贴的企业绩效差，但这些企业，尤其是国企，每万元主营业务收入雇员人数要大于其他企业②；[19]而且，即便控制了行业性质、所有制性质等众多因素之后，补贴企业的人均工资比非补贴企业仍然要高出不少。[20]
6.其他企业遭受不公平竞争。
虽然政治关联可能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有这种渠道和能力来建立和维护这种政治联系。一般来说，由于大企业更有能力承担建立和维持政治关联的成本，从而更为积极地采取政治战略。与此同时，对政治人物来说，大企业才更有能力帮助其实现政治和个人利益，因此更愿意与大企业建立某种政治关联。结果，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容易构建高质量的政治关联，并从中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更快的成长，进而进一步加强了政治关联。而且，为了维护和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些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大型政治关联企业还会利用其政治影响力来扭曲公共政策，从而在其他企业的成长道路上掘出更深的经济壕沟。[21]因此，Claessens和Perotti(2007)感叹道：“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多数企业和家庭难以获得金融服务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约束的结果，而且是内部人故意制造的壁垒”。[22]长此以往，这必然威胁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四、约束政治关联力量的手段
前面的分析已表明，虽然少数企业能够通过政治策略构建政治关联，并以此突破了政府管制或者获得了廉价资源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机会，但是却潜伏着大量的弊端。那么，如何才能有效抑制政治关联的影响力呢？
第一，政府应该减少管制和所有制歧视。大量研究都表明，政府的管制越强，腐败越猖獗，政治关联就越重要。当然，所有制歧视性管制是中国民企热衷于搞政治关联的一个更具体的原因。因此，减少管制，尤其是所有制歧视性管制，并加快国企的产权改革将能有效遏制企业搞政治关联的激励。
第二，加强市场建设，强化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虽然产权改革被很多学者视为市场化改革的灵丹妙药，但是各国的实践已经证明，即便将国有部门全部民营化也未必能带来社会福利的提高，因为这些企业仍然可以与政治人物建立起特殊关联并维持其垄断地位。但是，如果市场的竞争程度提高，其他企业通过改进技术、组织和管理水平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研发新产品，那么政治关联给企业带来的优势将大打折扣。结果，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展开，与政府搞关系的重要性下降了。
第三，提高法制化水平，加强对政府的监督。在现代社会中，政府为了公共利益而实施某些管制是必要的。为了避免某些企业和政治人物合谋来获取有害公共福利的私利，加强法制化水平，规范政府行为方式和加强监督将是一个必然选择，而且能够产生很好的效果。比如，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b)发现，在那些法治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国企获得的银行贷款越少，贷款期限越短，即地方政府对国企贷款的支持效应下降了。[23]
五、总结
在中国，中央—地方的分权改革和政府间基于GDP的晋升竞争的确诱使地方政府更多地关注于经济发展。然而，一旦地方政府被赋予了管理地方社会经济事务优先权，且又掌握了大量公共资源及其处置权，则必然成为企业追逐的对象；何况管制，尤其是所有制歧视性的管制仍然大量存在。由此，建立和维护政治关联成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一种十分重要的企业战略。政治关联给企业赢得了政策支持和廉价的公共资源，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中国企业和经济的发展。然而，这也使得企业容易陷入自己编织的陷阱中，即事实上变成了政府的附庸，[24]而不利于其长期的健康成长和社会和谐。发生在1997年以东南亚国家为中心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这种建立在政治关联的而不是优质企业能力基础上的增长是脆弱而危险的。[13]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来尽力铲除政治关联企业存在的土壤。对国企进行更加深入的产权改革、减少政府管制(尤其是所有制歧视性质的管制)、营造竞争的市场环境、加强法制化建设并规范政府行为等都将是有效的手段和途径。其中，市场竞争力量的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它会“持续地侵蚀着政府决策的范围和力度”而成为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25]
本文得到中国人民大学“985”工程“中国经济研究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支持计划”的支持。
注释：
①相关的综述请参见王永钦等：《中国的大国发展道路》，载《经济研究》，2007(1)；杨其静和聂辉华：《保护市场的联邦主义及其批判》，载《经济研究》，2008(3)。
②注意，唐清泉和罗党论(2007)将该现象解读为补贴有助于企业，尤其是国企维护就业等社会目标，哪怕补贴企业的经济效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