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冈浩太郎访华及清政府的因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因应论文,太郎论文,清政府论文,平冈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6)01～0159～10 平冈浩太郎，1851年出生于福冈武士家庭。1881年，平冈和头山满一起组织玄洋社，担任社长，后到上海开办东洋学馆。平冈在九州经营矿山，获得大利。1894年当选为众议员，属进步党。甲午中日战争中，平冈曾组织“天佑侠”赴朝鲜活动，1897年经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相识，此后与孙等革命党人有所往来，被孙列举为对中国革命多有资助者之一。日俄战争期间，平冈参加对俄同志会，主张强硬政策。1905年来华，到北京游说清朝王公权贵，主张日清提携。1906年因心脏病病逝。[1]在提及平冈浩太郎的中文书籍文献中，多强调以下内容：从事对华谍报活动[2]；与孙中山结识，资助中国革命。[3]而对于平冈1905年来华，当时媒体中很难找到相应报道，相关史料散落四处，后人对其的认识也往往限于只言片语，学界尚缺乏相关研究。平冈访华发生于日俄战争接近尾声之时，学界对于日俄战争的相关研究已经很多，其中关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政局、中国外交等的影响也有不少论述，然而很多研究都是在大趋势、大背景的前提下进行论证的，许多细节性的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探讨。①本文整合中外资料对平冈浩太郎这次访华及清政府的因应进行论述，试图以此为切入点，从一个侧面更细致地论述日俄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影响。 一、平冈首访京中大员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时，中国国内的媒体大篇幅地刊登关于日俄战争的报道，对于谁胜谁负，有各种不同的预测。清政府认为“此事为全球各国所注意，实我中国大局安危所关”，于1904年8月2日发布上谕，要求各省疆臣“自应同心协力，共济艰危”，“其筹画东三省一切，有何深谋至计，著该督抚各抒所见，具折密陈，以备采择”。[4]大小官员就东三省局势问题各抒己见，大部分对未来表示担忧，同时在外交、财政、兵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改革意见。②根据某些官员的建议，清政府尝试调停战争，但无果而终。战争最后以日胜俄败的结局落幕，该结局被一些人解读为“黄种人”的胜利、“立宪政体”的胜利。③十年之前的甲午战争，日本打败中国，取而代之，成为中华文化圈的“龙头”。十年后，日本又打败老大帝国俄罗斯，进一步确立了太平洋大国的地位，这不得不让“一衣带水”的中国深感骇然。如何应对日俄战后的亚太局势，直面俄国和日本这两个虎视眈眈的邻国?中国将如何自处，求得生存?这恐怕是当时困扰许多中国人的难题。 在这样的局势之下，平冈浩太郎、神鞭知常等人鼓吹“民间外交”的重要性，于1905年6月以“私设公使”的身份来到中国，一一拜访了清政府的当权者，并与他们交换了意见。[5] 平冈首先会见的是庆亲王奕劻。6月17日午后3时，二者的谈话开始进行。平冈寒暄之后，直接进入正题，谈及他此行的目的：日俄战争即将结束，中日两国就东三省问题进行交涉的时机到来了。因此，他来到中国，同北京各位要员进行深入的探讨。但是，他并不代表政府，只能指导民间的舆论而已。他说：正如日本曾表示的那样，东三省将归还给中国；但是，中国将如何保护它呢?平冈指出，贵国应该对东三省进行整顿，大力改良政治。他对于中国如何独立保全伊犁、云贵、广西表示担忧；认为中日两国唇亡齿寒，建议日清协同、订立盟约，在工商实业方面通力合作。对此，庆亲王说，中日应该加强在工商实业之间的联络；尽管现在清廷较弱，未做充分准备，但是不会依靠外人保全领土。平冈接着说，日本已经向世人表明要将东三省归还给中国，但是在日本国内有这样的言论，即为了亚洲的安全，日本奋力抵抗俄国的侵略，损兵十万，费资数十亿，怎么能两手空空地将东三省还给中国?中国现在还不能抵抗外国的蹂躏，故而要代替中国暂时管理东三省。平冈提到，日本国内的武官以及七博士是这些言论的代表人物。他希望能与王大臣充分交换意见，以便回去游说这些不归还论者。庆亲王以事务较多，以及要向两宫请示作为应对之策。④ 6月17日午后5点30分，平冈拜访那桐。除了与庆亲王谈过的东三省问题外，平冈认为，从中国的边防以及中央集权来考虑，清政府至少应该培养精兵五十万。那桐问询练兵费用从何而来，平冈则介绍了日本的经验。[6]那桐在当天上午参加完西班牙和美国公使的觐见仪式之后，同英国参赞会晤。对于平冈的拜访，那桐在当日的日记中仅仅提到一句，即“归家，日本众议院绅平冈浩太郎来拜”。[7] 6月18日，平冈拜访瞿鸿禨，同样谈起中国需要练兵五十万。平冈说，如果清廷要自己守护疆域，则需要充足的兵力。清廷费用欠缺、人才匮乏，日本政府和国民都愿意对此提供帮助。瞿鸿禨始终对平冈的言论表示佩服，并说清廷也在考虑这些事情。[8] 6月20日下午4点，平冈拜访荣庆。荣庆在当天的日记中写到：“申正日本议绅平冈皓⑤太郎同高渊到，辩论八刻，皆国际关涉及东省问题。外客未见。”[9]二人的谈话内容大体与同瞿鸿禨的对话内容相同。平冈就清廷接收满洲之后如何守护，蒙古、新疆等地如何守备等问题向荣庆发问。荣庆说：“烦劳日本大军，满洲得以恢复，但不需要日本帮我们守护它。蒙古和新疆是我朝列祖列宗留下的土地，两宫肯定不愿失去它们，我们臣子也一定会奋力坚守。”平冈说，那么为什么长时间地把满洲置于俄国人的手中呢?荣庆说：“那是因为他们占领了，不肯还给我们。清廷对此始终表示抗议。如果根据清廷的抗议，俄国履行承诺，这次的战争就不会有了。”平冈说，对于清廷来说，承诺究竟有多大效力呢?日本担忧东三省会回到俄国人手中。俄国会对满洲再次出手，而且会瞄准蒙古、伊犁。为此，清廷必须培养五十万精兵。荣庆说，养兵要以教育作为基础，清廷目前正着手学校的兴办。平冈说，教育和养兵可以同时进行。荣庆说，清廷财力有限，现在人才培养为急务；此后三年内可建成三十六镇(约四十万兵)，等旧制兵全废除后，其经费可供新制兵。此后二人就财政教育等问题交换了意见。[10] 6月22日上午9点，平冈拜访了练兵处铁良。会谈内容与前述大同小异。铁良说，练兵五十万的确必要，只是清廷尚未施行征兵制，户口调查也未施行，目前仍是募兵制；精兵的养成需要等到教育普及。平冈认为，教育当然是非常紧要的事情，面对野蛮的战争，要培养士兵的勇猛精神；养兵同时进行理财。二人就相关问题讨论了约三个小时。[11] 6月22日下午5点，平冈拜访张百熙。除了与之前谈话相同的内容外，平冈向张百熙着重指出变法维新为当前急务。张百熙则对日本的立宪政体表示赞美。双方就财政问题谈了约一个半小时。[12] 从平冈与诸位大臣会谈的内容来看，平冈访华，事前并没有详细计划要达到什么目标，通过会谈，他的建议和要求一步一步变得具体，即由日本国内的舆论认为中国不能保守疆土，从而建议练兵五十万，进而扩展到财政、教育、兵制等方面的改革，认为中国变法维新十分重要。 平冈的言论对于诸位大臣来说，刺激非常大。平冈自称，庆亲王听到他的言论之后，甚至落泪了；那桐流汗，衣服都湿透了。[13]需要指出的是，平冈在自己的描述中存在夸张的说法。例如他自己在描述同荣庆的会谈时说，“为了制止他的愚蠢言论，我厉声说……”，后来又提到在会谈中“大声呵斥”荣庆，而荣庆对自己的失言感到很后悔。[14]但这些描述一方面体现出平冈在会谈中盛气凌人的态势；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方大臣的表现，让日方颇有微词。他们不愿承担责任，例如，“庆亲王以事务较多，以及要向两宫请示作为应对之策”；“瞿鸿禨听后，认为事情机密，需要详细讨论后，再行会晤”[15]；或者态度高傲，如“荣庆一向不喜欢会见外国公使，为人高傲、执拗”。[16] 二、平冈与袁世凯会谈 在平冈首轮对京中大员的访谈之后，庆亲王到颐和园向慈禧请示对策。慈禧说：“伊所晤六人皆我国能办事之人也，然彼何不至天津一见袁世凯乎?”[17]建议平冈到天津与袁世凯会谈。6月24日，平冈拜访袁世凯，双方就东三省善后及日俄战后中国的改革问题展开了唇枪舌剑式的会谈。 平冈说，对于东三省的善后问题，在日本的各个政党以及报纸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舆论。他们基本上认为，在清国能够自卫之前，日本应代其管理东三省。地方上的少壮派人士中则存在这样的言论：列强趁此时机想瓜分清国，为了防止此野心，日本应该事实占领福建，延长长江沿岸的铁路，和清国共同管理。平冈说：“我认为，这种舆论应该停止。于是自己特地来到贵国，向各大臣述说此种情况并聆听了他们的意向，以决定自己的意见。来津之前，先访问了北京的各个官员。后特地访问贵总督，并避开世人的注目，以防给您带来不便。”[18]平冈继续强调日本为了保卫清廷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从而国内许多人士认为应有所回报，东三省、福建、长江沿岸铁路都成了日本觊觎的对象。 对此，袁世凯说：“在我国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是为了朝鲜问题而同俄国交战的，战争中，满洲全境成为战场，当地居民遭受战争迫害。这的确是舆论中的一种。”针锋相对地反驳了平冈所说的日本进行战争的原因。接着，他说：“我国政府对贵国厚意饱含感激之情，希望在满洲善后问题上能协商彼此的意见。对于贵国想将东三省暂代管理的舆论，在日露战争之前，贵国皇帝曾向世界宣布，此战不会占领满洲全境；如果战后不还给中国，那么就违背了最初的宣言，失信于世界。”[19]这实际上在最关键的问题即东三省的归还问题上，将了平冈一军。 对于袁世凯的责难，平冈立即表态说：绝不会违背的，日露战争的主旨是为了保障东亚的和平。他认为：“为了和平，需要防止俄国的卷土重来。假如恢复和平后，为了防备俄国，日本需要保留一定的兵力。否则，一旦直接还给贵国，万一俄国再次侵扰，日本是否还有再次战争到底的实力呢?所以，为了日本的安全起见，在撤兵的时机到来之前，代清国管理，这对两国都有好处。目前贵国最重要的事情在于壮大兵力，至少需要五十万。俄国的东侵策略由来已久。现在并吞满洲的希望挫败了，不久之后很可能会对蒙古、伊犁进行侵略。所以，贵国应该迅速发展军备，以应对东西方的压力，进行自卫性的防御。”[20] 对于此项建议，袁世凯说：“养兵是急务，对此我有同感。但是骤然间养兵五十万，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贵国维新以来，三十年锐意扩展武备，至今仅有十三师团而已。按照清国眼下的情况，急速练兵五十万，实在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另外，关于露国再次侵略满洲的问题，战败之后的该国试图再次开战，必定得等到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在此期间，清国可以充分发展兵备，我想这应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21]针对平冈抛出来的这个骤然练兵五十万的难题，袁世凯用日本的情形以及俄国需恢复国力等来拆招。 平冈指出，曾就练兵五十万的问题访问京中要员，荣庆说五十万实际上容易办到，而铁良的说法与贵总督一致，认为是非常难的事情。其原因在于，第一，教育尚未普及，故而将校之才非常难得；第二，财政困难。这两大要素，短时间无法具备。“政府要害部门的两位大官，他们的说法如此正反相对，实在是让我感到意外。”平冈批判了荣庆的观点，认为他可能不太了解情况，而平冈对于铁良的说法“教育尚未普及，将校难得”，深表认同，并以日本为例。“这次日露战争之际，在我国的士兵之中，来自京坂地区受过教育的士兵，比其他地方没受过教育的要勇猛。这种特征显现出来。所以，贵国在练兵时，服两三年现役之后，离开部队，回各自的故乡，告知家人乡党等服兵役的情况。这样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做到国民精神的普及了。”对于财政困难的解决方法，平冈指出，“如果在我实业界中存在适合的方法，则会给你们讲讲办理的途径”。 袁世凯接着平冈提到的教育问题，指出他招聘了很多日本顾问，开设了很多学堂，派留学生去日本；同时，为了扩展现任官员的见识，派他们到日本游历。“这些都是在真正中日提携到来之前，我自己诚意的具体证明。”练兵方面，他在义和团事件之后编练了一镇，如今三年过去了，已经扩张成六镇。袁世凯不失时机地向平冈介绍了他在教育以及练兵方面的作为。 接着平冈转向另外的话题，他对比欧美的情况，认为日清两国之间要建立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在两国皇室之间，另一方面在民间。“容许我国的实业家投资于贵国的铁路、矿山等事业，作为日清两国人民的共同事业，为了你我两国国民间的提携，两国国交永远巩固。”[22]此后，平冈提到张百熙指出，在清国留学兴起而入学者变少，平冈认为，“自己学校入学者变少，这是人才没有用途的证明”。在铁道、矿山及其他新事业中，需要借用外国人的经验，为此将付给外人很大一笔报酬，“所以，培养人才是很重要的事情”。他指出，“北京的科举还存在，大量的人才想进入仕途，如此实在让人感到叹息”，建议限制仕途需要的人才数额，这样新事业所需要的人才数额就不会受到限制，且对其施行奖励。袁对于平冈提出的皇室之间的关系以及实业合作等等表示赞同，并指出将来要慢慢限制外商的作用。 针对目前清政府财政困难的问题，平冈建议清国解除米输出的禁令，卖给日本。“我国每年有多于七十万石的白米需要输入”，如果都从中国进口，对这些白米收三元的特别税，那么每年会得到二百一十万日元的收入。用这些钱从日本购买兵器，“一方面农业发达了，另一方面，求得了唯一的财源”。而日本由于日俄战争导致军工厂的扩张，会在战争后成为剩余生产力，如果清国采取以上措施，则在“短期内可以防止多数的人失业”。[23] 袁世凯说，“对于眼下来说，米出口解禁，实际上是一件急务。我自己也曾提出过这样的意见。”但是南方督抚中有些人极力反对，理由是：米输出国外，随之而来的是国内米价高涨，平民百姓生活困难；此外，灾年到来的时候，作为平素输出的后果是，米的储藏量不足，会酝酿大祸患。袁世凯指出，“假如米价高涨，那么地方农民可以致富，所以从国家经济这方面来考虑，是有好处的。另外，对于灾年这样的不幸，平常可以讲究灌溉的方法，以便预防灾害。万一不行，可以暂时施行出口禁令，并仰仗其他地方的供给。如上所说，反对意见论点站不住脚。”他强调，“解禁之事如果能立刻开始实行，诚如您所说的，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24] 平冈提到其他寻求财源的方法，包括从日本购买改变度量衡需要的称量器，卖到民间，从中收取税金。袁世凯说，前几天户部职员特地来津谈该事情，“我对他的说法，与您的说法相似”。 会谈最后，平冈说：“今天跟您这么长时间的交谈，非常满足，马上要结束了。”他向袁世凯抱怨北京大员的表现，认为他们不敢承担责任，“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政府存在这样的当局者，实在是让人感慨”。他还提及因为不得要领而曾大骂某大臣。对此，袁世凯说：“清国在表面上是一个专制国，所以政权归于皇帝。实际上，最后决策是肯定还是否定，取决于政府当局的大臣。这样说的意思是，当重要的事件发生时，首先是当权的大臣商议，进一步向督抚咨询。如果督抚不赞同，则作罢。如果当权官员对于督抚提出的意见不赞同，也作罢。如果当权官员及督抚正好意见一致，如果人民有怨言，则万事休矣。像这样子，离专制相去甚远，也不是共和制。实际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政体。尽管我皇太后及皇帝是相当聪明的统治者，但是政府当局大臣的愚蠢实在是让人感到惊讶，并且他们极端无能。所以阁下想求得当局者的意见，获得办事的要领，是不可能的。我的意见是，中国眼下的急务是教育的振兴，以及官制改革，不外乎这两种。”[25] 综合观察二人的会谈，在东三省以及练兵问题上，面对平冈来势汹汹的出招，袁世凯一一予以化解，而此后平冈谈到中国的教育及财政改革问题，袁世凯则顺其意见，对平冈提出的中日合作、开设新学堂、粮食出口日本等表示赞同。 三、京中大员与平冈的再次会谈 平冈对同袁世凯的会谈感到满意，下一步，他要进京继续探听京中大员的意见。京中这些大员在平冈初次拜访之后，曾于五月二十二日(1905年6月24日)，聚集在瞿鸿禨处，商谈如何回答平冈的提议。⑥对于双方即将开始的会谈，袁世凯认为平冈此次会谈，“必须探明实在办法，方肯回日”，故而他“已电告五公⑦，先商定东省善后切实办法，择举数端，推诚谈论，勿用空言搪塞，俾其返国借以解释群议，冀免横生枝节云。”[26]诸多准备之后，平冈和五公的第二次会谈开始了。 平冈在一一问候过各位大臣之后，说：“前几日拜见各位大臣，已经向各位屡次陈述了扩充军备的必要性。关于扩张费如何筹措，有各种办法。”平冈指出，针对清政府目前的状况，扩充军备最便捷的方法是：“贵国可以向日本输出扬子江一带的大米。现今的米价，一石约十日元，上海约合七日元，如果向日本输出大米，则一石相差三日元，可将其收入国库。日本每年从南洋输入价值五千万日元的粮食。其后向清国进口，清国每年会获得一千五百万日元的国库收入。”这些费用可以用于军备。日本还可以作为中国兵器的供给方。这种向日本输出大米，同时从日本进口武器的做法，有利于中日两国之间亲善关系的发展。平冈接着提到铁路问题，“假如贵国在东方局势中考虑铁路利权问题，将其让与利益相关的国家”，而“义和团事变以来，我们为贵国做了很多，但是未曾给予日本一尺铁路的利权”，如此这样，日本国民的感情可能会受到伤害。平冈说，他来清国，同诸位长时间谈话，就是试图以此来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希望各位能够很好地考虑”。[27] 针对平冈说的大米出口问题，张百熙说：“对于大米的出口，可以限制出口的数额。”瞿鸿禨发表意见说：“对于大米出口，可以订立商约，依据不同的时机和场合进行出口。”那桐则说：“以前曾经做过大米出口的实验，米价立刻高涨。丰年时候，可以出口；灾年的时候，需要救助清国国内的大多数人民。”关于铁路问题，那桐说：“在义和团事变之前，已经跟这些外国人商谈过了，事变之后，将利权让与他们。就日本来说，两国尚未就铁路问题进行商谈，说要限制向日本让与利权，并不是这样的。这一点要特别予以说明。清国商部订立了章程，对于铁路等其他事业实行相应的规则。根据章程，进行商谈，日清两国人民展开合作，这是我们所欢迎的。”[28]综合来看，对于大米出口，张百熙和瞿鸿禨基本持肯定态度，那桐则基本持否定态度，认为会导致米价高涨以及不能应对灾年。对于铁路问题，那桐迎合平冈的说法，欢迎中日之间就此展开合作。 平冈说：“大米输出，会导致国内存粮减少，无法防备灾年，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平冈以日本的食用牛肉供给为例，认为由于每年食料供给增加，导致食用牛增多。中国也是如此，“相应的耕地应该有所扩大，这样收成必然会增多。此外，对于现在的这些耕地，需要讲求肥料改良等方法，每年可以增产千万，这是容易出现的事情。”平冈再次论及中日合作，说，“今年秋天，我将把我国商业界中的权威人士邀请过来，介绍给各位。另外，贵国也应该多派商业界的权威人士到我国，同我国商业界进行联络。”两国之间除建立商业合作之外，平冈还谈道，“日本目前比清国进步，这种时候，向世人表明日清相提携，或者向世人表明，日清建立攻守同盟，我认为，这是清国进行自我防御的最好方法。”[29]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中国应该与日本建立攻守同盟，躲入日本的羽翼保护之下，隐含着日本要像对待朝鲜一样，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 那桐仍旧延续迎合平冈的意见的方式。瞿鸿禨接着表示愿意为消除两国间的误会而努力。[30]平冈则表示，这次的会谈消除了他的疑虑。[31]并且说：“米输出，以及武器等事情，我仅仅谈了自己的一点点想法。但是，这种经济问题，还需要同新任的户部侍郎进行更详细的商谈。约定七月二日下午2点进行访谈。”[32] 此次会谈，中方五位大臣给日方的印象比第一次好多了。日本驻清国公使馆的记录中提到，“这日，荣庆屡次开口说话，瞿、那桐两人谈话时也表示同意。”平冈对于这一次与五位大臣的会谈，应该是比较满意的。事后他在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中说，对于他的提议，“各位大臣异口同声地表示赞成”，而对于秋天平冈携日本商业界权威访华，“他们表示诚挚的欢迎”。平冈在报告中总结说，“总之，当日的会谈，大大地消除了双方的隔离感，缄默家瞿鸿禨、荣庆变成了最能说话的人，会谈颇入佳境。”[33]对于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平冈分析说，“第一回会见之后，就满洲善后问题，向各大臣督抚下达密谕，一时间狼狈的状况表现出来。昨天会见的时候，大都比较安神了。另外，袁世凯特地向各位大臣发出电报，说平冈是日本的国士，诸位要高兴地聆听他的意见，不要提出疑惧。”[34] 四、袁、张之间的沟通 平冈首轮在北京的会谈，围绕东三省局势问题，最后落脚到了中国需练兵五十万，针对这个目标，双方又就中国的教育、财政、兵制等各方面进行商谈。平冈与袁世凯的会谈，袁世凯驳斥了平冈练兵五十万的说法，但就财政问题，双方落脚到了中国大米输出日本并从日本购买武器这一点上。平冈与京中大官的第二轮会谈中，大米输出问题成为焦点，同时扩展到日本觊觎的中国铁路利权。从这些会谈中，可以看到中日双方讨论核心的演变过程。平冈此次访问中国，的确如他所说，是针对日本的舆论，来探寻中方有何相应对策，以据此回国采取措施。 平冈在北京、天津的活动，将日俄战后日本的信息传递给了清政府当权者，引起了中国政界不小的轰动。清政府向各督抚下达密谕，让他们就满洲善后问题各抒己见：“日俄两国已有和意，闻有在华盛顿两国直接开议之说。中国现在应如何因应，及将来接收东三省，应如何善后办法，著政务处传知各衙门，悉心筹画，各抒所见，密行具奏，以备采择。”[35]这份谕旨与一年前的那份谕旨在措辞上有相同之处，且在内容上回应了“调停”的尝试。该谕旨于平冈遍访京中要员之后的第二日(6月23日)发出来，时间的巧合性值得玩味。 嗅觉敏锐的张之洞听闻平冈来访，表现出相当的关注。在平冈浩太郎与袁世凯会谈后不久⑧，张之洞即致电袁世凯，询问情况：“传闻日本有议员密谒尊处，谓东三省地面，日政府断无不允交还，惟国民之议恐中国不能保守，欲为代管，并议占闽省，特来察探中国如何筹办善后，能否增练精兵若干万以保疆土等语，业经尊处严词驳拒。究竟该日员此来，是否日政府密遣来探口气，所谓增练精兵，彼意中国须有精兵若干方足保守疆土，其政府宗旨，词气间有无透露之处，尊处驳斥后，该日员有无他语，曾否往京师谒我政府，统乞迅赐详切电示，至盼。宥。”[36] 从张之洞的来电看，他对于平冈与袁世凯会谈的大致内容已经有所了解，但似乎对于平冈曾经拜访北京大员不太清楚。张之洞的一连串问题，显示出他对于平冈来访及其背后所体现的日本政府动向的急切关注。 对于张之洞的来电，袁世凯于28日予以回复。⑨首先他言简意赅地介绍了袁世凯与平冈的会谈内容。接着，袁世凯针对张之洞的疑问予以回答：“查平冈久充议员，为日本朝野通气人，与日当道多亲善，此来虽未称奉有政府命令，度亦必有授意之人，其词气之间，非第探我口吻，直是诘我办法，如不能副其所望，恐交还或延时日，而节外生枝，亦所难免。”袁世凯列出了具体的措施：“鄙意自庚子以来，外人咸盼我变法自强，朝廷亦屡诏行新政，而起视京外，实效寥寥，外人因亦疑我轻我。现筹办法，宜对症投药，亟需雷厉风行，革弊兴利，以实心行实政，举庚子后各项新政谕旨，逐一考询内外臣工，已否实力奉行，有无明效，并饬王公大臣分班出洋游历，又遣专员分赴各国考察各项专门政治，以资采访，而减阻力，使外人咸晓然知我发奋修政，非从前粉饰敷衍可比，庶有以阴服其心，而杜其借口。至东三省必须改设行省，参以各国治理成法，改良政事，扩张军备，以免人硬行干预，否则我不能守，人将代守，我不肯办，人将代办，实逼处此，无可闪躲。”其后，袁世凯提及“昨日美使柔克义来谈”，“亦力劝开放东三省，先由该处改行新政，舍此亦别无善策”。针对这些情况，袁世凯“昨已具折详切痛陈”。对于平冈的后续活动，袁世凯回复说，平冈将再次到北京，“拟约瞿、荣、张、那、铁五公同会晤”。袁世凯已将应对策略电告五公。 袁世凯的回电中提及美国公使柔克义于27日来谈东三省问题，说明平冈的行动已经为美方所关注。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美方认为将东三省自行开放并由其开始试验新政，可能是防止其被日本瓜分的一个最好对策。 袁世凯、张之洞是当时中国的重臣，平冈也指出，日本将这二人视为“同志”，对他们的才干、地位极其看重。袁世凯“详切痛陈”的这份奏折，是对清政府6月23日所发上谕的回应，而张之洞的回复则相对迟缓一些，政府甚至下旨催促其发表意见。张之洞于7月24日上奏，提出了“因应一条，善后五条，日俄比较一条”。同时，他解释了自己迟递奏折的原因，“此事因体察日本近日情状，是以复奏稍迟”。[37]平冈的来访，应该是张之洞所关注和考察的日本动向来源之一。张之洞对于平冈来访的急切关注，以及袁、张之间的往来电文，说明了平冈访华背后所体现的重要意义，“实逼处此，无可闪躲”以及“舍此亦别无善策”等语，表明其对于清政府的改革有着不小的推动力。 五、王公出洋与东三省改革 此次平冈来访，中日双方在会谈中提到了中国改革的教育、财政、兵制等诸多方面。此后不久，在清政府的举措当中，可以看到对这些问题中的许多方面做出了回应。其中之一是派王公大臣分班出洋游历。派王公出洋游历，其实早就有人提议。1895年张謇曾提及：“至于亲贵大臣及满汉世家子弟，尤宜选其贤者，遣出游历，优予褒奖。风气自上开之，视在下者事半功倍。”[38]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也提到：“游学之益，幼童不如通人，庶僚不如亲贵。”[39]侍郎荣惠于1898年5月23日奏请选派宗支游历各国[40]，杨深秀于1898年5月31日上《拟请派近支王公游历折》：“伏乞断自圣衷，变通旧例，特派近支王公之妙年明敏有才智者，游历泰西各国。”[41]1901年7月，张之洞、刘坤一在《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第三折《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西法十一条折》中建议：“拟请敕派王公大臣以及宗室后进、大员子弟、翰詹科道部属各项京官，分赴各国游历”。[42] 袁世凯在给张之洞的电报中再次提及派王公游历一事，原因是平冈的拜访给他带来极大的触动，“闻项城于平冈等去后语人云：日本之于波罗的海舰队，不数十分钟而尽歼之，其强如此，中国与之为邻，若不自振，其可得安乎?”[43]面对如此强悍的太平洋大国，中国如何自处?袁世凯认为，中国必须自强，而急需要做的是清政府在检讨国内改革成效的同时，派王公大臣到国外学习考察，向外国人展现中国实意进取改革的态势。袁世凯于27日写成的这封奏折在28日拜发⑩，其后，京中大员就派遣大臣出洋问题进行讨论。荣庆参与了此事，对于此事的决策过程有相应的记载：“六月初二日，入值，邸商派员考察政治事”。“六月初七日，入值，商遣使考察政治，邸以贱名闻，谊不敢辞”。“六月十四日，早热，卯入值，派泽公、戴少怀、徐菊人、端午桥分赴东西洋考察。”[44] 荣庆在日记当中记载的六月十四日正是1905年7月16日，这一天内阁奉上谕：“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钦此。”[45]对比上谕的行文与袁世凯在给张之洞电文中的行文，对政府已经开始的改革及其成效的陈述，都有相似之处。 当时对于清政府为什么派五大臣出洋的原因多有猜测。此事正好发生在日俄战争之后，满洲善后问题谈判之时，于是有认为派大臣出洋是为了“探听各国对于日俄讲和的态度”[46]，“干涉和局”。[47]日方有言论认为，清政府“热心于满洲善后政策，希望参加讲和谈判，简派宗室重臣到东西诸国”。[48]俄方也有类似猜测：“七月初五日东京来电云，今日北京发来专电云，俄国代理公使面告庆亲王云，贵国派遣大员前往日本是否与满洲问题有关，否则俄国将公然反抗。”[49]此外，有人认为此举与立宪相关，“两宫有改立宪政体之意故拟先往立宪各国考察”。[50]第三种说法，认为此举是联系邦交，“此次中国派遣大员出洋一事，在表面上虽云系前往各国考察政治……实则希图与各国相联络，以冀中国与各国之交谊益为亲密”。[51]这些猜测，都是对于清政府在敏感时刻突发上谕，派大臣出洋的反应。实际上，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一事，“实肇于外论，创于项城，而主之于两宫，成之于政府。”[52]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是顺应当时的潮流，受到多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而平冈等人的来访，无疑起到了直接的刺激作用。 平冈的来访，使中方更加意识到改革的重要性，派大臣出洋考察，“就是日本在明治早期打破传统保守势力的方法”[53]，是对日本在1871年派岩仓具视使团出访欧美的模仿，是在全局层面对于中国改革的谋划。在具体事务方面，东三省改革成为中方改革的试点，也是解决东三省的善后问题。从荣庆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东三省善后问题的确让清政府非常头疼，而平冈的来访更促使清政府下定决心在东三省率先施行新政改革。当然，柔克义的劝说也有促进作用。针对东三省局势，以及日俄战后中国面临的危机局面，增练精兵以及兵制改革问题，成为当时政府关注的一个焦点。罗尔纲在《晚清兵志》中引用了上述袁世凯给张之洞的电文，指出：“袁世凯此电所述，日本政客向我试探，以我国力弱不能保守东三省恐复为俄据为借口，拟暂统治，不能遵约交还。日本不顾条约信义，得寸进尺，欲利用时机，谋得权利的野心，昭然若揭。袁世凯以为东三省我不能守，人将代守；我不肯办，人将代办，而主张改良政事，扩张军备，以免人硬行干预。这确是当日的实在形势，也是唯一可走的路。于是便有东三省新政的建议，而新军的编练，更在这个强邻逼处一步紧似一步的形势之下，向前迈进。”[54] 王公出洋与东三省改革，都反映出平冈访华后，清政府面对其带来的强烈刺激，针对日俄战争所带来的复杂局势所做出的应对之策。 当日俄战争接近尾声，平冈浩太郎等人乘势来到中国，遍访京津要员，并在访谈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论点，即中国需练兵五十万，进行教育、财政、兵制等改革，放开米输出的禁令，中日之间进行合作等。会谈中，他咄咄逼人，来势汹汹，对京中要员首轮会谈的表现极为不满，甚至大骂某大臣，而袁世凯则用“诘”这个字来形容此人的态度。平冈的语气和态度是日俄战后日本国力的最好注脚。此人之所以能遍访当时京中要员，一方面在于日俄战争的形势让清政府对日本的动向十分关注，故而对于平冈浩太郎的来访，予以相当重视。另外一方面在于，平冈本人曾是日本议员，且具有一定的财力，在日本政界有相当的影响力，活动能力非常强，领导右翼组织，鼓吹强硬外交，对中国革命活动多有资助。 日方的这次访华，给清政府带来不小的触动。面对如此凶悍的邻居，如何应对?清政府颁发谕旨，组织群臣讨论对策，后来以派重臣出洋以及东三省改革等举措为因应。平冈来访给清政府要员造成巨大影响，这件事情却慢慢淹没于历史烟尘之中，鲜有人提及。其中缘由，可能在于平冈访华为个人行为；且事属“机密”，平冈曾刻意“避开世人的注目”。另外，他在访华后不久便去世，否则，其与中方谈判中涉及的诸多问题，应该有其他的下文。 在平冈访华事件中，美国也介入了。“美国广泛介入亚洲事务，是因为她正在从一个大西洋大国向太平洋大国转变”，而“这种转变从美国成为独立国家那刻起就很明显了”。[55]美国在中国一贯采取“门户开放”、“在华机会均等”政策，日俄战争后的局势以及日本在中国势力的扩张，势必对此政策产生影响。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兴起一股模仿日本的潮流。日本在中国的软硬实力的增长，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国内对于日本开始有所警觉，美日关系出现一种紧张局面，一时间“黄祸”论高涨。[56]有美国人认为，“日本的民族精神是好战的”[57]，甚至预测美日之间必然出现一场战争：“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成为太平洋大国的可能性破灭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俄国成为太平洋大国的可能性破灭了”(11)，“目前，以至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有两个国家(日本和美国)，拥有地理和政治的条件，进行一场太平洋霸权的争夺战。”美方在平冈事件中留下的印迹，是日俄战争之后，清政府在外交政策上转向以美国抵抗日俄的一种表现(12)，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美、日在太平洋地区将会出现的利益冲突。 注释： ①相关研究有：穆景元《日俄战争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刘志超、关捷《争夺与国难甲辰日俄战争》，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查攸吟《日俄战争全史》，北京：中国长安出版社，2015年；黄德发《日俄战争与中国的立宪和革命》，《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6期；曾田三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与清末政治》，刘世龙译，《史林》，1995年第2期；郑华、王芳《试论日俄战争对清末政治的影响》，《北方论丛》，1998年第6期；韩丽《日俄战争后清政府在东三省的内政善后问题述论》，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王刚《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2008年；许健柏《三十年来大陆日俄战争研究述评》，《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②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0辑，14～53页。 ③参见拙文《百年前中国人对日俄战争的认识》，《文史知识》，2005年第8期，31～37页。 ④《平冈浩太郎与庆亲王谈话要领》，《衆議院議員平岡浩太郎清国大官ト会見一件》，东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号B03030225100，Reel No.1～0065，0410～0414页。原件藏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这份档案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日本驻清公使馆记录的平冈访问庆亲王、那桐、瞿鸿禨、荣庆、铁良和张百熙的谈话要领；日本驻清公使馆记录的平冈访问袁世凯的谈话要领；日本驻清公使馆记录的平冈与瞿鸿禨、荣庆、张百熙、那桐、铁良五公的会谈要领；平冈所写的《清国大官会见报告书》。 ⑤原文如此。 ⑥谢兴尧整理点校注释：《荣庆日记》，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83页，“至瞿子玖处，同琴轩、冶秋、宝臣商答平冈提议，并扰其饭。” ⑦指瞿鸿禨、荣庆、张百熙、那桐、铁良五人。 ⑧袁世凯于6月24日会见平冈，26日，张之洞来电询问会谈情况。 ⑨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1册，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年，215～216页。以下关于袁世凯的回电，均出自此。 ⑩《论五大臣奉使出洋原起》，《南方报》，1905年10月21日，第1版。“此折实拜发于五月二十六日”，五月二十六日即6月28日。 (11)参见Homer Lea,The Valor of Ignorance,New York and London,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1909,p.160～161. (12)相关论文参见宋莉莉、王舒《日俄战争后清政府挽救东北危局的“联美”外交策略述评》，《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李朋《日俄战争期间美国的东北亚政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3期；朱卫斌《罗斯福的以日制俄政策与中国东北的“完整”——以日俄战争为中心的探讨》，《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