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思想论文,邓小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1949年7月，在中华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文艺思想被确定为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针。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邓小平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面总结了社会主义文艺运动、文艺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进一步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性质、方向、功能、任务、方针、源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既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脉相承，又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深刻体现了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
一、在文艺的根本方向上，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结合起来，提出了革命文艺建设的纲领。1940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建设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必须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1] (P855)“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1] (P856)但“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 (P863)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和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是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方向。它要求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描写“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更要求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在思想感情上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成为人民群众的忠实代言人。文艺新方向的提出，推动着文艺从内容到形式的改造，也推动着文艺队伍的改造，开辟了中国文艺发展的新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成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但另一方面，“为工农兵服务”后来被狭隘地理解为“只能写工农兵”，“只有写工农兵才能反映出这个伟大的时代”，从而导致了文艺作品机械划一、强求一律，也使不少艺术家放弃自己所熟悉的、容易激发自己创作灵感的生活，而勉强去描写和表现自己甚感陌生的对象。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的。因此1979年邓小平的《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一方面指出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2] (P210)另一方面又特别强调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2] (P209)“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2] (P211)提出文艺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个中心任务服务。根据邓小平的这一思想，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之后，邓小平又多次重申了这个口号。从此，“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成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即是“要始终不渝地面向广大群众，……力求把最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2] (P211)“要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2] (P211)因此，文艺作品应该“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2] (P211)在思想内容上“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 (P209)要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2] (P210)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即是文艺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宣传为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而奋斗是当代青年的最崇高的使命和荣誉”，[2] (P255)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2] (P209)“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2] (P209)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人民服务与为社会主义服务二者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的追求和理想，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反之，凡是能够满足人民审美需要、能够帮助人民身心健康地投入工作的文艺，也必然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提出既是对“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服务”方向的继承，又是对它的发展，不仅大大拓宽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服务对象，而且明确了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新目标，从而为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二、在对文艺功能的认识上，邓小平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将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范畴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的总体构想中加以分析和把握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1] (P848)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1] (P848)将文艺的功能定位为阶级斗争的武器，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可取的、必要的，它引导无产阶级文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后，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根据这种变化，邓小平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两个文明一起抓，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建设要结合起来，互相促进。这正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必要保证。“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 (P208)而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邓小平要求文艺工作者“通过自己的创作提高人民的精神境界”，[2] (P211)“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2] (P209)“在这个崇高的事业中，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2] (P209)这样，邓小平就将社会主义文艺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娱乐作用、对物质文明建设的能动作用等社会功能明确、集中、简洁地概括出来了，将文艺的功能由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武器转而定位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不可替代的组成部分，将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范畴，纳入中国现代化建设系统工程的总体构想中。这科学而深刻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文艺生产的二重性：社会主义文艺一方面必须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另一方面又要与精神文明和整个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联系起来，为提高人们的文明水平做出贡献。将文艺纳入精神文明之中，还集中体现了文艺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艺是通过塑造具体感性的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现思想感情并作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特殊的社会意识形式，将文艺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范畴，有利于文艺本体性的回归，有利于社会主义文艺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三、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文艺从属于政治的提法，提出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脱离政治的新论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毛泽东曾指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1] (P865)“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1] (P866)并且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1] (P866)要求文艺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服务。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这在夺取政权的革命时代、在抗日救亡的重要历史关头应该说是正确的，它反映了文艺的一项重要职能，使文艺在革命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时代的到来和文艺自身的发展，“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便日益显现出它的重大局限，并对文艺的发展产生诸多不利影响。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文艺路线下，文艺被严重地政治化，文艺的特征及多方面的社会功能被忽视，文艺成为政治的扈从，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求文艺直接地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政治任务，提出“唱中心、画中心、写中心、演中心”的极端口号，对文艺工作者也经常发动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批判。这些做法使文艺的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都受到不应有的限制，使文艺的路子越走越窄，还导致把文艺论争当成阶级斗争，甚至把人民内部矛盾也当成敌我矛盾问题去处理，给文艺队伍带来巨大的伤害。
到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又不脱离政治的科学论断。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中，邓小平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2] (P255-256)所谓文艺不从属于政治，即“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2] (P213)不再将文艺仅仅视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从而使文艺从狭隘的政治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中解脱出来。所谓文艺不脱离政治，就是要求文艺不脱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最大的政治”，不脱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促进安定团结这样的政治，不脱离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教育人民，培养社会主义新人这样的政治。因此邓小平又指出：“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不能不考虑作品的社会影响，不能不考虑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就是政治。”[2] (P256)这是邓小平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科学界定，他把文艺从属于阶级斗争这样的政治，改变为服务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根本的政治，既纠正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左”的倾向，又反对了文艺脱离政治、远离政治的右的倾向，对我国社会主义新时期文艺的发展和繁荣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在文艺应坚持的方针上，邓小平拓展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内涵
“双百”方针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双百”方针的内涵，毛泽东把它概括为“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3] (P783)这就是说，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自由，有创造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坚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有进行辩论和反批评的自由。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3] (P783)对文艺来说，这是因为它符合文艺生产的规律和特点，符合广大群众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文艺创作是一种以多样性和独创性为主要特点的精神劳动，只有在能够进行自由的思想探索和自由的讨论争鸣的环境中，才能充分发挥每个文艺家的天赋、个性和才能，才有利于取得独特的成就，推动文艺的进步。同时毛泽东也指出，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于被统治地位。实行“双百”方针的目的，是为着促进科学、艺术和文化的发展，为着使马克思主义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一再重申要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一文中，邓小平指出：要继续“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2] (P210)这样，邓小平在坚持毛泽东提出的“双百”方针的同时，将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自由”时的两个“可以”表述为两个“提倡”，这种提法上的转变不仅表现了对以往在“左”的思潮影响下没有认真执行“双百”方针的一种拨乱反正，而且表现了对创作自由、学术自由这种艺术规律、科学规律认识的深化，表现了对贯彻“双百”方针的坚定性。正因为如此，所以在文艺创作上，邓小平大力提倡要“敢于创新”，指出文艺题材应该是多样的，“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们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2] (P210)艺术风格也应该是多样的，“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2] (P210)在文艺理论批评上，邓小平提倡“三不主义”(即“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提倡同志式的、友好的讨论，提倡摆事实、讲道理。允许批评，允许反批评；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2] (P212)另一方面，邓小平坚决反对把“双百”方针歪曲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方针，他指出贯彻“双百”方针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双百”方针应当为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最大利益服务。“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2] (P256)邓小平的这些思想为“双百”方针在实践中的真正贯彻铺平了道路，极大地推动了新时期文艺创作的繁荣和文艺理论批评的发展。
五、在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上，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指出了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
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艺术与生活、与社会矛盾运动及其变革之关系的思想，对文艺的本源问题作了更具体、更深入、更系统的阐释。毛泽东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1] (P860)毛泽东把文艺视作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观念形态，强调了生活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从而与认为文艺是源于“绝对精神”或源于作家的主观精神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毛泽东又指出：“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 (P860)对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我们必须继承和借鉴，“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1] (P860)因此，毛泽东号召文学家艺术家深入社会生活，到群众中去，认为这才是获得创作源泉的根本途径。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人民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的思想，提出“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2] (P211)邓小平指出：“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忘记、忽略或是割断这种联系，艺术生命就会枯竭。”[2] (P211)这清楚地表明，人民是文学艺术家艺术生命的根源，文艺工作者必须永远维系“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才能在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繁荣发展我们的文艺事业。“人民需要艺术”，是因为艺术以其自身不可替代的特殊性，在意识形态结构中相对独立地存在着，它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影响，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而为人民所需要。“艺术更需要人民”，是因为艺术的生命之“本”存在于人民之中，一旦与人民的“血肉联系”发生危机，它便失去了存在的必要。因此邓小平要求文学艺术家“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请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并且指出“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2] (P211-212)
邓小平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几个方面外，还对衡量文艺工作的标准问题、党领导文艺的原则和方法、文艺队伍的建设和人才培养、文艺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文学艺术传统的继承与革新、外国文化的借鉴与创造等问题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形成了内在的系统性。邓小平文艺理论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发展的指导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实践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是我们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弘扬中国先进文化的根本思想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