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逻辑意识何以没有发展成中国逻辑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逻辑学论文,先秦论文,逻辑论文,意识论文,成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金岳霖先生在《中国哲学》中说，中国逻辑意识不发达，但并不是没有：先秦时，逻辑意识受到某种有关的刺激，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批思想家开始主张分别共相与殊相，……，把坚与白分开，提出有限者无限可分和飞矢不动等学说”，促进了逻辑意识的发展。“然而这种趋向在中国是短命的；一开始虽然美妙，毕竟过早地夭折了”。从那时起到现在，中国逻辑意识一直不发达。①
我很赞成金岳霖先生的《中国哲学》一文中的这种观点。遗憾的是这位逻辑大师只是精略地勾勒了先秦逻辑意识的来龙去脉，没有具体分析先秦逻辑意识中断深入发展下去的原因。本文试图就此进行一点探索。
先秦逻辑意识产生在百家争鸣的特殊时代，并随着这个时代的繁荣而兴盛、结束而衰落。战国初期，奴隶制度逐渐瓦解，封建制度还未形成，社会分化动荡。面对动乱时代的种种问题，不同的学派纷纷涌现，提出了多种多样的解决方案，彼此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战。形形色色的思想汇集碰撞。为了发展自己的观点，挫败对手，各派一方面要绞尽脑汁，深入思考，以达到阐述准确，论证严密，无任何漏洞可钻，另一方面又要想方设法找出它派观点的破绽，予以攻击。先秦逻辑意识就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同时，不同的政治力量展开了争霸较量，为了招揽人才，统治者礼贤下士，促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高度繁荣的学术争鸣景象，逻辑意识也随之发展起来。先秦逻辑意识集中于墨派的著作《墨辩》六篇，它全面论述了“辩”的对象、范围、和性质，提出了名、辞、说等基本思维方式，总结了假、或、效、譬、侔、援、推等具体论式，揭示了推理论证中的思维规律等。它与印度因明学、古希腊逻辑学一起构成世界三大逻辑体系。遗憾的只是只有古希腊逻辑学得到不断发展，现已拥有众多分支，体系庞大。墨派逻辑意识和印度因明学没有取得长足的发展，后来基本上成为西方逻辑的比附，尽管有些学者仍试图挖掘它们各自的特色。本文吸收胡适在《先秦名学史》的中的观点，把惠施、公孙龙等辩者划为墨派人物。②惠施有历物十事，如：“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和“今日适越而或昔来。”等。公孙龙有著名的“白马非马”和“离坚白”等，按胡适的意见，公孙龙还有辩者二十一事，如：“鸡三足”、“马有卵”和“龟长于蛇”等。③这些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是锻炼精神的活动，使理智更加精细，逻辑意识得到进一步发展。
然而，到了战国末期，秦始皇依靠法家理论推行强权政治，对内严刑苛法，对外穷兵黩武，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接着，焚书坑儒，压制思想自由。从此，较为丰富的先秦逻辑意识中断了深入发展，原因何在？这不能不提到起先导作用的外在因素：中国长期的高度中央集权统治“独尊儒术”、排挤墨学。它使先秦逻辑意识失去适合其生长的土壤，迅速衰微，一蹶不振！
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以儒、墨最盛，诸子把墨子与孔子并称。《韩非子·显学》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尊师》说：“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奇怪的是，儒家和墨家同样遭到秦始皇政策的打击，儒学坑而不绝，墨学却几乎烟消云散。这是什么原因呢？第一，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有益于治。秦王朝的暴政激起农民起义、众叛亲离，迅速灭亡。得秦政的西汉统治者吸取教训，总结出：能在马上得天下，却不能在马上坐天下。一味镇压，只能适得其反。汉初，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西汉最为强盛，思想统治加强。汉武帝发现，儒学的“父父、君君、臣臣”，“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等政治伦理思想能让被统治者心甘情愿地接受统治，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他就毫不犹豫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儒学复兴。中国封建社会虽然政权频繁更迭，但是统治者都试图使被统治者安于现状、唯命是从，儒学几乎是他们一直没有放弃的得力工具。这使维护封建政治伦理的儒学思想，在人们心理根深蒂固，甚至成了不易觉察的习惯。而墨学与儒学对立，如：儒学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墨学则代表人民大众的呼声；儒学尚礼，墨学则节葬；儒学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墨家则主张“兼爱尚同”；儒学有君有父，墨学则无君无父；……。儒学受到青睐，墨学当然不合时宜。汪奠基在《中国逻辑思想史》中写道：“从战国以后迄清代以前，除了唐时有过乐台〈墨子注〉三卷（郑樵〈通志·艺文略〉）的书名外，二千多年中，根本没有什么人研究墨辩的逻辑”，就是有东晋怪才鲁胜付出心血研究并做《墨辩注》，流传到现在也只剩一段短序。④第二，墨学中的逻辑意识、科学思想危及统治。墨学不仅包括丰富的逻辑意识，而且记载着数学、声学、光学、力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果墨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无益于治，那么墨学中的逻辑、科学思想则危及统治。以逻辑、科学思想武装的头脑不会盲从，有一种追根溯源、探求事物本来面目、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坚韧。逻辑、科学思想往往被视为“非先王之法”，“不循孔子之术”⑤；被污为奇技淫巧、洪水猛兽。其后果是“王公好之则乱法，百姓好之则乱事”（《荀子·儒效》）。因此，墨学遭到严厉排挤。
时至明末，有西学输入，李之藻翻译了逻辑教材《名理探》。《名理探》带着欧洲中世纪的遗风，内容陈旧庞杂，耗费了李之藻过多的心血，使他积劳成疾。不幸的是，他的译著没有找到适合传播的土壤，没有激起一丝回响，只是后来才有西方逻辑的最早中译本之名。这恐怕不是李之藻愿意见到的结果。到了清末，经严复、王国维等人的翻译介绍，国人始了解西方逻辑，并开始以西方逻辑的视角发掘出传统文化中的逻辑意识，给沉睡了近二千年的先秦逻辑意识的复兴带来了转机。但是，近代注重逻辑意识并非基于简单的学理兴趣，而是想挖出合适的思想，救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对于墨学的重视也是如此。1840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反侵略、反压迫的百年历程。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有识之士看到，只知礼乐诗书的儒学以文治见长，难以救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传统文化中搜索出适于武治的墨学，作为救世之术。墨学提倡轻生死、忍苦痛，正可以为爱国者提供视死如归的精神力量。因此，梁启超呼吁“欲备军国民资格者，不可不学墨”。在梁启超等人的推动下，墨学的价值灿烂夺目，显赫一时。资产阶级革命派也高扬墨家精神，以喻西方民主思想。1905年，《民报》创刊号在卷首把墨子称为古今中外四大伟人之一，并尊称他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大家”。⑥然而，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的旧中国，“墨学救国”是行不通的，成为一条死路。墨学再次衰微，其中的逻辑意识还是没有得到深入发展，更没有进一步发展为中国逻辑，真正成为与现代西方逻辑并列的逻辑体系。
先秦逻辑意识没有发展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逻辑，除了上述不可忽略的外在因素还有其深刻的内在因素。
首先，逻辑意识与思维内容紧密结合，不利于形成独立的逻辑学。韩非子在《难一》中写到：“楚人有鬻楯与矛者，誉之曰：‘吾楯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应也。”这个故事无可非议的包含逻辑中的矛盾思想，一直被人们传为美谈。古希腊伟大的逻辑学家亚里士多德借矛盾关系创立了归谬法，它推动了西方逻辑的早期发展，为早期的科学、哲学提供了思维工具。先秦的著名辩者公孙龙也能熟练运用归谬法。他在《公孙龙子·白马论》中，第二次证明“白马非马”时写到：
“曰，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使白马乃马也，是所求一也。所求一者，白者不异马也。所求不异，如黄、黑马有可有不可，何也？可与不可，其相非明。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公孙龙先假设“白马非马”的矛盾命题“白马乃马”，推出“所求不异”，即求马就等于求白马。而事实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即求马不等于求白马，产生矛盾。所以，假设“白马乃马”不成立，“白马非马”成立。可惜，中国无论是韩非子还是公孙龙拥有的仅仅是矛盾意识或归谬意识，它们没有发展为独立的逻辑形式，更没有发展为中国逻辑学就中断了。若没有西学的输入，也许到现在也不知道韩非的故事和公孙龙的论证背后有逻辑。虽然不知道逻辑完全可以合乎逻辑，但合乎逻辑未必知道逻辑。先秦的逻辑意识没有脱离运载它的内容而独立出来，不能称为逻辑。它更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和广度，容易受到内容的束缚而窒息。金岳霖先生在其《逻辑》一书中建议，为了使人不注意具体内容而关注逻辑形式，举例最好用尽人皆知的事实，不然，没有逻辑知识的人只会注意内容。所以，古人没有抓住逻辑意识而发展出中国逻辑是必然的。那么，古希腊逻辑为什么能从思维内容独立出来并得到发展，而先秦逻辑意识却不能够呢？
第一，古希腊哲学是爱智慧的学问，重思辨，理性压倒一切，容易区分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的区分非常重要，它是逻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开始发展的先决条件。古希腊智者派善于修辞学和辩论术，制定了许多驳倒论敌的规则。对于论辩内容的真假，在论辩时则不予考虑。这表明，智者派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区分了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并且向人们展示思维形式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和传授，为以后古希腊的哲学家们有意识、有目的地创立逻辑学奠定了基础。柏拉图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念论”，它主张整个物质世界都由理念派生。柏拉图还强调，要认识最高的理念“善”必须通过不要任何感觉的纯粹的思想推理才能达到。这样，建立和发展一种纯形式的推理系统就变得非常重要。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提出形式质料说，它主张既存在没有任何质料的形式也存在没有任何形式的质料，形式是质料追求的目的、是质料升华的力量。在这些观点的作用下，亚里士多德带着明确的目标创立了形式的三段论演绎系统，标志着逻辑学的形成。亚里士多德本人已能够有意识地清楚区分逻辑形式与思维内容，如：他用字母变元和逻辑常项表示推理形式，避免了内容的干扰。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以逻辑为工具论证上帝存在等哲学问题，使古典演绎逻辑获得相对完整的发展。近代，哲学家休漠揭示出归纳推理的结论与其前提间不可能具有必然性的联系，从而对归纳推理的合理性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此后的归纳逻辑理论无一不将归纳问题作为其元理论的重要方面来研究，并成为归纳逻辑由古典型向现代型发展的一个主要动力。先秦哲学则以直悟和混沌的方式把握世界，关心的却是建立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伦理。此后重伦理的哲学传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这种氛围下的逻辑意识只能停留在与社会政治利益的讨论和争辩相结合的现实层面，不能升华为纯形式的工具性学科。时势变化多端，政治内容不断更迭，逻辑意识也随政治内容的过时而遭到忽视。
第二，西方自然科学跟哲学一样，好思辨，重视理论研究。其中数学研究影响了逻辑的发展方向。西方一直有重视数学的传统，早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就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用数去认识和解释世界。柏拉图对于不懂数学的求学者，不准其进入学园学习。公元前五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希帕索斯做出一个重大发现：正方形的一边与其对角线不可通约，即正方形的一边与其对角线不能同时表达成有理数。这不但对于古希腊人，就是对于今天不专门学数学的人都是极违背常识的意外。然而，数学严格地证明了这一意外，使人们认识到常识的正误判断必须要有理性推理的帮助，促进了人们对怎样才是正确的推理的研究，最终导致亚里士多德创立逻辑学。⑦同时，对于不可通约的性质的研究导致建立了具有严密演绎推理体系的欧几里德几何学，为以演绎为核心的古典逻辑提供了借鉴的典范。到了十七世纪，德国的哲学家兼数学家莱布尼兹则明确提出用数学改造逻辑的思想。这样，当人们遇到争论时，就可以像在数学领域那样拿出纸和笔算一算就解决问题。经过布尔、弗雷格等人的努力，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产生了数理逻辑。从此，西方逻辑蓬勃发展。中国则有重义轻利，贵道贱器的传统。“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虽然有辉煌的四大发明，其性质只属于具体应用的技术科学，没有足够的普遍性、概括性，不能建立具有高度抽象形式的几何学。如我国古代著名的勾股定理，最早表述成一个具体的例子“勾三股四弦五”，后来，才用具体图形进行证明。但一直没有像毕达哥拉斯定理那样严格的演绎证明。在这样的哲学、科学背景中，先秦逻辑意识找不到与思维内容分离的突破口，只得与载体内容为伴，直至西方逻辑的传入。
其次，先秦逻辑意识的代表们在战国时期就打下了“诡辩”的烙印，不利于逻辑意识的发展。《庄子·天下》篇说；“恒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前文公孙龙在运用归谬法第二次论证“白马非马”时，就屡次差强人意。公孙龙假设的“白马乃马”是SAP命题，主项S和谓项P的外延或者是全同关系或者是包含于关系。人们根据常识，认为白马包含于马。“所求一也”表明公孙龙选择了与众不同的全同关系，于是可推出：“所求不异”即求马就等于求白马。这与事实“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不符，从而证明了“白马乃马”的否定命题“白马非马”即SEP命题，其主项S和谓项P的外延是全异关系。人们却无法认同公孙龙的证明。在他们看来，“白马包含于马”的否定无论如何得不到显而易见的谬论“白马全异马”。从以上角度看，公孙龙的论证在细节上犯了三个逻辑错误。第一，命题SAP中，主项S和谓项P的外延或者是全同关系或者是包含于关系。公孙龙忽略了包含于关系。也许，公孙龙是故意漏掉包含于关系，因为，他跟众人一样，认为从包含于关系的否定推不出全异关系，得不出结论“白马非马”。第二，公孙龙的“白马乃马”中主项白马和谓项马的外延若是全同关系，其否定只能推出主项白马和谓项马的外延不是全同关系。两个词项间的外延关系有五种：全同、包含、包含于、交叉和全异关系。公孙龙在不是全同的四种关系中，因其所需而片面选择了全异关系，得到了他想要的结论。第三，SAP命题和SEP命题不是矛盾关系而是上反对关系，不能由SAP命题假必然推出SEP命题真。公孙龙的论证在没有矛盾关系的地方使用了必须以矛盾关系为基础的归谬法是不恰当的。时人虽然知道公孙龙的论证中有错误，但是，因为没有专门的逻辑知识工具，要明确说出公孙龙的论证错在何处，其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在《公孙龙子·迹俯》中，难怪孔穿要请求公孙龙自去其术。把“白马非马”当作直言命题SEP，可以得出公孙龙是不顾事实、追求怪异的诡辩论者。还可以得出公孙龙屡犯逻辑常识错误、懂逻辑不太透、只具有逻辑意识的结论。
仔细阅读公孙龙的《白马论》会发现，把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解为“白马和马有不同的地方”，更符合公孙龙的原意。公孙龙在《白马论》中采用了四个说明此意的论据：第一，马命形，白命色，命色者非命形也。第二，求马，黄、黑马皆可至；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至。可者非不可也。第三，马未与白为马，马与白为白马，未与白者非与白也。第四，马者，无去取于色；白马者，有去取于色。无去者非有去也。故：白马非马。在此角度下，公孙龙的第二论证不但没有违反逻辑，而且具有很强的逻辑归谬意识。“白马非马”作“白马和马有不同的地方”解，其矛盾命题变为“白马和马没有不同的地方”即“白马全同马”，正是公孙龙为“白马乃马”选择的含义。公孙龙选择的含义在新的视角下成立，“白马乃马”和“白马非马”具有矛盾关系就无可非议。因而，公孙龙不是不恰当而是准确地运用了归谬法。《白马论》的诘难者一直抓住词项白马和马是包含于关系，表达成命题就是SAP“白马乃马”。因而，始终不能理解公孙龙的立论，甚至导出了荒谬的结论。如公孙龙在第二次论证“白马非马”后，诘难者仍不信服，振振有词地进行了以下推论：“以马之有色为非马，天下非无色之马也，天下无马可乎？”诘难者从前一角度反驳，公孙龙的立论从后一角度深入。二者各自的观点证明都没有错，而诘难者没有找准角度，其反驳就失去了针对性，变得无效。不知为什么，公孙龙没有道破这一点，从而作了四层论证也没有让诘难者信服，还落了个诡辩者的称号；诘难者也不明白公孙龙何以这样顽固，要在浅显易懂的“白马乃马”中，挖掘出无用的、荒谬的“白马非马”。
“白马非马”无论是视为SEP直言命题，还是视为“白马和马有不同的地方”，公孙龙的论证都没有让人心服口服地接受其论据或论点。所以，《荀子·非十二子》记载当时的人们认为公孙龙之类的辩者“玩琦词，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并不是毫无根据。虽然，公孙龙之类的辩者的论述包含着不少的真知灼见，可人们认为是诡辩、没有用处，无人愿学，其中包含的逻辑意识自然得不到发展的机会。
再次，体现先秦逻辑意识的典型著作、篇章难读、难懂，人们往往劳多获寡，不利于继承并加以发展。原因何在？第一，行文多没有由浅入深、逐层论述，前后跳跃大，常常不一致，给研究者造成了许多不可解的难点。著作中最成体系的要算《墨辩》、《公孙龙子》，至今其注、疏已不计其数，对其内容仍莫衷一是、争论纷纷。典型的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就剩一个个孤立的句子，只有结论，没有论证，原义更难以知晓，学者们各以己识进行猜度，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如：对于“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哲学家胡适解为空间可以小到“无厚”，或者大到“千里”，说明空间是经常变化的；⑧数学家莫绍揆则认为是现代所谓的平面，无厚度但却宽广得很。⑨对于“龟长于蛇”，哲学家胡适猜为“类似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阿基里斯与乌龟这一反论的讹用”；⑩数学家莫绍揆则认为不是指龟在身长上而是在身宽或寿命上较蛇长。[11]如此状况，先辈的思维结晶不能顺利的被后人吸取。这如同站在巨人的面前，却看不懂爬上其肩膀的秘诀。要在如此低下、如此薄弱的基础上，把逻辑意识发展成中国逻辑，无异于天方夜谭，不知要探索多久，才能发现闪着一丝光明的曲折路径。第二，文章缺乏文采，重质轻文。人们从著作中不仅得不到严密的学理，而且找不到优美的辞藻。这些味如嚼蜡的篇章在后世能有诵读者，那是非常罕见的。后继缺人，谈何发展！
先秦逻辑意识昙花一现，没有发展下去，其内、外因素还有很多，远不止本文所述，是它们共同造成中国逻辑意识贫弱的现状，影响深远。
收稿日期：200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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