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文献数据库和档案收藏数据库的资源分类与描述--我国档案史知识库建设的第三部分_出土文献论文

出土文献数据库和档案收藏数据库的资源分类与描述--我国档案史知识库建设的第三部分_出土文献论文

出土文献资料库与档案馆藏资料库的资源分类与著录——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建设研究之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料库论文,档案论文,之三论文,知识库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70

       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由传世文献资料库、出土文献资料库、馆藏文献资料库和近现代学术研究成果库组成,其分类体系设计于2011年9月启动,2011年10月初步完成。知识库的分类与著录工作迄今已逾三年,课题组成员在没有先例的探索中不断前进,对此项工作的总结很有必要。以下分别对其中出土文献资料库和档案馆藏资料库具体的分类与著录情况进行论述。

       1 出土文献资料库的资源分类与著录

       出土文献资料库的资源分类与著录,涉及档案资源收集的目标与范围、类目划分的依据、著录项目的确定以及著录资料的选择等问题。二十世纪初以来的出土文献主要集中于宋元以前,出土文献资料库的目标设定为系统收集宋元以前出土文献中档案资源的电子文献知识库。由于宋元以前文献中的档案资源十分丰富,数量庞大,该资料库的收集范围限定为其中的文书档案精华。在类目划分上,出土文献资料库为一级类目,出土文献载体设定为二级类目,这是考虑到宋元以前的出土文书档案载体特征最为突出,因此按照文献载体划分为甲骨、金文、石刻、简帛、纸张和其他六个类目。由于不同载体文书档案的特点不同,类目划分和著录项目不完全一致,因此需要不同载体的文书档案各建设一个“文献资料子库”,与其他三个资料库设定统一的类目和著录项目不同,成为该资料库的最大特色。

       出土文献资料库著录项目的确定以文书档案特点为依据,每条记录以“件”为基本著录单位。著录必备项有题名、作者姓名、受文者、成文时间、摘要、关键词、评价、藏址和链接地址(资料来源),包括了一份实物档案的基本情况。其中“题名”一般按学界习惯,如金文档案按器物名加“铭”构成。“作者姓名”即文书作者。“受文者”为文书的接受者。“成文时间”是年、月、日。“摘要”为文书的内容概括。“关键词”选择3-5个,主要揭示内容和文种。“评价”分为辑录或叙录,指前人或编写者个人的评价,重点揭示文书的史料价值。“藏址”即收藏文书的博物馆、图书馆名称。著录项除“关键词”揭示文种外,特别在文种复杂的简牍文书和纸张文书子库中设“文种”和“文种简介”项,凸显档案著录有别于一般史料著录的独特视角。以下按照六个二级子库的顺序依次论述其类目划分的依据与特点、著录项目及著录资料的确定。

       1.1 甲骨文献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甲骨档案是现存最古老的历史档案,其类目划分首先按照朝代——年代纵向进行,划分依据如下:甲骨档案以殷商为主,西周次之,西汉少量(骨签),因此三级类目“朝代”分为殷商、西周和西汉。殷商部分“年代”再按学界公认的董作宾“五期法”划分为:武丁及武丁以前,祖庚、祖甲,廪辛、康丁,武丁、文丁,帝乙、帝辛五个时期[1],作为四级类目。西周甲骨数量有限,年代尚不具备连续性,参照王宇信的研究划分为:文王,武王、成王和康王,昭王和穆王三个时期。[2]其次,参照学界通行的《甲骨文合集》的分类标准,将甲骨档案的内容划分为阶级和国家、社会生产、科学文化和其他四大类。奴隶和平民、奴隶主贵族、官吏、军队、刑罚、战争等二十二小类,分别归入四大类,为甲骨档案横向“专题”著录项。

       甲骨档案著录的主要参考书目有:陈梦家的《殷墟卜辞综述》、郭沫若的《卜辞通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著录项“题名”以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编号为准。内容理解参照胡厚宣主编的《甲骨文合集释文》、《甲骨文合集补编》。“藏址”以《甲骨文合集来源表》为准。西周甲骨档案的著录,主要参考了王宇信的《西周甲骨探论》。著录信息集中的考释是刘志基的《甲骨文今译类检》。该书从《甲骨文合集》精选1000条甲骨刻辞译为现代汉语和英语,每条均有《甲骨文合集》的编号及其对应的分期,很容易检索《甲骨文合集来源表》中对应的藏址。而且该书以“条”而不以“片”为单位考释,符合档案以“件”为单位的著录要求。

       1.2 金文文献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金文档案的纵向类目划分为朝代——年代。划分依据如下:金文档案殷商少量、西周为主,东周和秦汉次之,故三级类目“朝代”划分为殷商、西周、东周和秦汉。其中西周金文主体进一步划分“年代”,划分标准采用学界公认的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的三阶段分期法:武王、成王、康王、昭王(西周早期),穆王、恭王、懿王、孝王、夷王(西周中期),厉王、宣王、幽王(西周晚期)[3]作为四级类目。东周金文根据诸侯割据的实际,以“列国”为标准划分为齐、晋、燕、吴、楚、秦等,与西周王朝的“年代”划分不同。金文档案还从“器名”角度设置特色著录项,有鼎、盘、簋、钟、壶、尊、卣等十四种。

       殷商至西周的金文著录,参考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和陈梦家的《西周铜器断代》。西周金文的著录资料主要采用的是金文今译类检编写组的《金文今译类检》(殷商西周卷),该书汇集已有考释较为深入且文辞清晰的各类铭文1000篇,信息丰富,著录方便。除了简介、铭拓、释文、注释和译文,该资料还增加了从铭文中提取的“内容主题词”,可作为著录项“关键词”的参考。

       东周至秦汉时期的金文,可供著录的参考资料较为零散。综合资料主要有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下编),为最早的“列国”研究,马承源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东周金文收录较全,还有胡长春的《新出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国别铭文的著录还参考了董楚平的《吴越徐舒金文集释》、刘彬徵的《楚系青铜器研究》、黄盛璋的《三晋铜器的国别、年代与相关制度》、黄盛璋的《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冯胜君的《战国燕青铜礼器铭文汇释》等文献。

       1.3 简帛文献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简帛档案是近几十年出土文献中的大宗,其类目划分及依据如下:首先划分为简牍和缣帛两类载体,为三级类目。由于缣帛档案数量稀少,主要著录简牍档案。简牍档案设置战国、秦、汉、魏晋四个“朝代”作为四级类目,其中以秦汉档案为主体。由于简牍档案分布的空间跨度很大,因此以出土地区为标准设置湖南、湖北、河南、新疆、甘肃、陕西、青海、江苏等十六个省市为“地域”著录项。根据简牍文书文种繁复的特点,参照李均明的研究设置书檄类、律令类、簿籍类、录课类、符券类、检楬类六大类“文种”著录项。[4]同时设“文种简介”著录项,结合著录实例对文种用途和程式简要介绍。文种涉及秦汉魏晋时期常用的书、檄、记、传、致;律令类的律、令、科、品、式;簿籍类的簿、籍;录课类的录、案、刺、揭、课、志;符券类的符、券、莂等,涵盖了这一时期出土的主要政务文书和专用文书种类。以上地域、文种、文种简介著录项能充分体现简帛档案的特色。

       秦汉时期的著录主要采用的是李均明的《秦汉简牍文书分类辑解》,这是目前学界比较新的、运用简牍集成研究方法的分类辑解资料,分类清晰、简文完整,包括了睡虎地秦简、居延汉简、敦煌汉简等批次的秦汉简牍精华,可与李均明的《简牍文书学》配合使用。内容理解主要参考书目有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的《睡虎地秦墓竹简》、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居延新简释粹》、甘肃文物考古所等的《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的《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等。

       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以1997年发现的、迄今为止出土数量最大的长沙走马楼吴简为著录重点。但是由于大部分简牍的整理考释工作仍在进行中,可利用的研究成果相当有限。文物出版社整理并陆续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上、下册和《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贰]、[叁]》(上、中、下册),只有释文没有注释,而且这三卷竹筒均属于采集简,即从发掘井窟四周及周边卸渣区捡回的竹简,经清洗后人工排序编号出版,无法进行以“件”为单位的著录。

       著录资料主要采用“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资料和文物出版社最新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四]》(上、中、下册)。该数据库为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与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及文学系张光裕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黎明钊教授共同制作。第四部分收录的是发掘简,即发掘时未经扰动的竹简,尽可能保持了原始的卷束,内容相对连贯集中,接近“件”的著录要求。根据李均明、宋少华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四]》内容解析八则》,著录小组做了簿籍类档案的有限著录。吴简内容的释读还参考了高敏的《长沙走马楼简牍研究》,北京吴简研讨班、长沙简牍博物馆等的《吴简研究》(1-3辑)等。

       1.4 石刻文献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石刻文献的时空跨度非常之大。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编写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是一部上起先秦、下迄清末的大型石刻史料汇编。全书按时代分为五编: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编、隋唐五代编、两宋编、辽金元编、明清编,[5]石刻档案类目划分以该书的五编为依据划分为五个“时代”,作为该子库的三级类目。此外,从石刻档案分类角度设置石鼓、碑石、墓志、摩崖、造像题记及其他,作为其特色的“类型”著录项。

       石刻档案数量庞大,选择著录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和元代几个时期,涉及石鼓、石碑、墓志等主要类型。以下对所选择的著录资料加以说明:先秦石鼓文的著录主要参考徐宝贵的《石鼓文整理研究》。该书研究全面,涉及石鼓的材质、迁徙、内容、时代、价值和文字考释等,集古今研究之大成。此外还参考了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著录资料是罗新、叶炜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该书先列志文,后附疏证,并注明拓片图版和录文出处,介绍现有研究成果,考证和说明志文涉及史实。这一时期的石刻资料还参考了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等。

       隋唐时期的著录资料是陕西省昭陵博物馆等的《昭陵碑石》。该书集中了唐太宗昭陵发掘的碑石墓志文字,涉及众多历史名人,且多为书法名家撰写,兼具史料与书法价值。该书内容有图版、释文和考证三个部分,方便著录。著录还参考了杨作龙等的《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该书汇集了河洛地区新出的重要墓志,包括图版、录文和考释。元代最具代表性的石刻是蒙文写成的白话公牍碑,内容多为统治者颁发给各个寺院道观的旨令,著录资料选用蔡美彪的《元代白话碑集录》。该书收录较全,但考释简略,释读仍有困难。祖生利专门以蔡美彪此书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元代白话碑文研究》考释详尽,可供参考。

       1.5 纸张文献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近现代出土的纸张档案,较大规模的有三次,按照学界惯例,以其“出土”地区称为吐鲁番文书、敦煌文书和黑水城文书,作为该子库的三级类目。纸张档案主要涵盖东晋十六国、隋唐和宋元几个“时期”,作为四级类目,以上为其类目划分依据。纸张档案文种复杂,可划分为诏令文书、章奏文书、官府行移、司法文书、私人文书和簿籍档案六类为“文种”著录项。同时设“文种简介”著录项,结合著录实例对文种用途、程式作简要介绍。纸张档案的具体文种有敕、奏、启、符、帖、牒、状、辞、契约、书信、司社转帖、账单、名籍、户籍等,涵盖了这一时期出土的主要政务文书和专门文书种类。纸张档案流散国外较多,故设置中国、日本、英国、法国等六国作为“藏址”著录项。以上为其特色著录项及设置缘由。

       吐鲁番文书的主体在南北朝。著录资料主要采用20世纪80-90年代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的、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1-10册。这套资料有系统发掘记录,考释精确权威,释读便利。其释读还参考了武汉大学吐鲁番整理小组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和《二编》、荣新江、李肖等的《新获吐鲁番文书概说》等。

       敦煌文书的主体在唐代,与吐鲁番文书的年代相接。著录资料主要有唐耕藕、陆宏基的《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1-4辑。该选本将分散的各类敦煌文书集中在一起,有原文与转录文字的对照,经整理校勘,具备著录条件。在籍账和社邑文书的释读上,主要参考书目有池田温的《中国古代籍帐研究》、郝春文的《敦煌社邑文书辑校》等。

       黑城文书的主体在宋元,与敦煌文书的年代相接。著录资料主要采用孙继民的《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该书是在前苏联学者孟列夫等人的《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研究基础上的最新成果,对文书有较为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包括文书的缀合、题名、题解和校勘等。

       1.6 其他载体资料子库的分类与著录

       宋元之前的历史档案,载体还有陶器、铁器等小宗,数量很少,相当零散,难以并入以上四个子库,故专列“其他载体资料子库”。结合具体情况设置汉代瓦当、魏晋砖志和历代铁券几种“载体”,作为该子库的三级类目。这几种载体的档案在时间上不具备连续性,因此不再设置“时期”作为著录项。

       瓦当档案集中于汉代,著录资料主要有陈直的《秦汉瓦当概述》、徐锡台等的《周秦汉瓦当》等书目。砖石档案著录资料主要有侯灿、吴美琳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为吐鲁番地区出土的我国南北朝至唐代的墓志资料,包括图版、录文、详尽的正文注释,并设有“征引文献论著题录”。铁券档案的著录主要参考了彭龙珠的《中国历史上的铁券文书》等文章。

       2 档案馆藏资料库的资源分类与著录

       档案馆藏资料库为一级类目,在此对其资源范围与分类体系的确定说明如下:该资料库的目标是建立全面系统收藏当代中国各级各类档案馆特藏档案资源的电子文献知识库。具体为收集并著录档案馆藏明清、民国及建国以后文献中文书档案中的特藏,即优先采集档案馆藏中有特色的、珍稀性的档案资源。该库著录资料的搜集包括网络收集和文献收集,主要途径是网络收集,即对中央及各地方综合、专业档案馆信息网提供的特藏档案资源进行全面的整理收录,如台湾“故宫博物院”网站已经公布的网络资源等。此外,当代中国各省地方志办公室编纂出版的《档案志》,也是搜集各地特藏档案资源的一个途径。依据海内外档案馆设置的实际情况,该资料库划分为五级(类),作为二级类目,为国家级、省市县级、港澳台、海外珍档和专业级,其中专业级包括代表性的企业档案馆馆藏。

       该资料库著录项的设置,参照档案法及现有档案馆规范,力求突出档案馆藏特色。必备著录项有:档号、题名、主题词、摘要、责任者、受文者、时间、文种和史料价值等。说明如下:“档号”包括档案馆代码、全宗号、目录号,原则上有则著录;“主题词”不仅包括关键词,还包括人名、地名、组织机构名称、会议名称等,便于多途径检索;“摘要”是客观全面对档案内容的介绍;“文种”涵盖了明清和民国时期的主要文种,包括寄信谕旨、奏折、题奏本、揭帖、申、禀、牌、札、照会、令、咨、呈等;“史料价值”是对该档案史学价值的定位。该库设置的其他特色著录项还有:“语种”包含汉语、满文、蒙古文、藏文等;“专题”分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名人、社会等;是否列入“中国档案文化遗产”和“世界记忆工程”(以“是”、“否”作为选项勾选)。

       著录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块:网络资料和文献资料。网络资料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档案局网站(http://www.saac.gov.cn/)、湖北档案信息网(http://www.hbda.gov.cn/)、安徽档案信息网(http://www.ahda.gov.cn/)、青岛档案信息网(http://www.qdda.gov.cn/)、贵州锦屏县档案信息网(http://jp.gzdaxx.gov.cn/)、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网站(http://www.npm.gov.tw/zh-TW/)、“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档案工作室网站(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等各级各类档案信息网站,不一而足。

       著录的文献资料国家级的主要参考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清宫珍藏历世达赖喇嘛档案荟萃》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增补版)等;中央档案馆的《中共中央文件选编》、理论文献片《中国共产党历史档案》(90集)等。省级的主要参考了中国档案精粹系列:吴绪成的《历史珍档——湖北省档案馆特藏档案集粹》、《中国档案精粹·安徽卷》等;市县级的主要参考了四川大学历史系的《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西南师范大学等的《清代南部县衙档案目录》等;港澳台主要参考了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宫中档乾隆朝奏折》、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的《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等;海外珍档主要参考了李宏为的《散失在境外清代档案文献调查报告》、侯强的《民国时期档案的流失和损毁》等。

       出土文献资料库与档案馆藏资料库联系密切。目前我国现存的历史档案,从形态而言分为直接的实物形态和间接的文献形态。实物形态指档案原件的现存,包括各级各类档案馆、博物馆、图书馆、私人等收藏的历史档案,文献形态指各类传世文献中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件的内容。中国档案事业史知识库之出土文献资料库和档案馆藏资料库的建设,使实物形态的档案部分实现数字化,并在时间上相互衔接,从宋元之前到明清、民国直至建国以后,形成一个完整的序列,为学者和读者利用历史档案提供良好的平台,其意义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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