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遍青山人未老——马识途文学创作60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青山论文,文学创作论文,马识途论文,人未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老作家马识途今年已八十高龄了。他是当代一位老当益壮、创作活跃的文坛老将，也是我省文艺界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领导人。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在战斗工作之余几十年如一日辛勤笔耕，呕心沥血，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马老是与文学前辈巴老、沙老、艾老同辈的作家，然而，他的人生之路和文学之路却有着鲜明特点。记得马老曾多次说过，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然后才是一个作家。早在1935年，当马识途还是一个青年学生时，就在上海《中学生》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散文，以后在抗战期间，马识途又在武汉《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报告文学、通讯、杂文、小说、诗歌，并曾与张光年等人共同办过文学刊物《新地》。但是，马识途自1938年入党后，就长期在湖北、四川、云南等地从事党的地下斗争，是一个肩负重任的职业革命家。建国初期，马识途又在经济建设领导岗位上日夜操劳。后来，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才提起笔来，在六十年代初写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短篇小说《老三姐》、《找红军》等，不料却一炮打响，从此便一发不可收。马识途越来越热心于业余创作，是因为他明确意识到，把自己亲身经历的斗争生活写出来，同样是革命的需要，对时代和人民有益。马识途特殊的革命经历，使他真正跨上文学道路显得比同辈作家晚了一些，但他长期经受的革命斗争的锻炼、丰富的社会生活阅历和相当的文学修养，却在生活、思想、技巧等方面为他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他一开始就出手不凡，显得成熟、厚实，特色鲜明，而没有某些青年作者起步时难以避免的单薄和稚气。
《清江壮歌》引起强烈社会反响，更加激发了马识途的创作热情。正当他源源不断地写出反映地下斗争生活的新作，并初涉讽刺文学创作时，文革的风暴突然降临，马识途被打成“黑帮”，受尽摧残凌辱，被非法监禁达数年之久。但马识途对生活和文学的信念始终未泯，因而一当粉碎“四人帮”后，沐浴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他又重新焕发了艺术的青春。新时期十几年来，特别是自80年起他担任了四川省文联和四川省作协主席后，更是以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为己任，在党的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指引下，勤于笔耕，勇于探索，坚持现实主义的文学道路，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风格独特的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
综观马老60年文学创作历程，我们看到，革命家和作家二者的和谐统一是贯串其中最本质最鲜明的特征。马识途的创作，发轫于三、四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现了可喜的喷涌，而它真正的旺盛期、成熟期则是在新时期十余年间。马识途多达数百万字的、包括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杂文、诗歌、电影剧本、文艺评论等各种题材、体裁、形式的作品，大部分也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在马识途的大量作品中，以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讽刺小说，杂文最有代表性，也最引人注目。这些作品从各个方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个革命老战士几十年来的战斗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再现了历史的悲壮与辉煌，也熔铸了直面现实人生的热忱与忧思，它们象一面面镜子，折射了历史的沧桑，映现了时代的风云。马识途的创作，以其鲜明的思想倾向、深广的历史内容及对小说民族化大众化的执著追求而永葆艺术的生命活力，从而在当代文坛上独具一格。马识途的文学创作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二
在马识途的整个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和反映旧社会生活的小说创作代表了马识途主要的艺术成就，也集中地体现了作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是马识途特有的生活的“富矿”，他几十年来坚持不懈地在这一艺术领地里深入开采、冶炼，结出了累累硕果。继六十年代的《清江壮歌》、《老三姐》、《找红军》等之后，新时期以来他又陆续创作了《夜谭十记》、《三战华园》、《马蜀女杰》、《京华夜谭》、《雷神传奇》、《秋香外传》等长、 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真实深刻地再现了三、四十年代地下党艰苦卓绝、可歌可泣的斗争生活，热情讴歌了革命先烈前仆后继、英勇献身的英雄业绩和高尚情操，读着这些作品，宛若眼前展开了一幅幅我国人民光辉革命征程的广阔历史画图。
马识途这些作品所以具有激动人心力量，首先来源于作家有着革命斗争的切身体验和真挚饱满的革命感情。马识途在谈他为什么写小说时，表述了他的创作初衷，他说：“过去沉积在我的记忆底层的人和事，一下子被翻腾出来，象走马灯似的在我的眼前转动。有时半夜醒来，当年许多革命人物跑到我的面前，在催促我，责备我，问我为什么不把他们的斗争事迹写出来。”〔1〕在这种激情喷涌、不能自已的情况下， 作家提笔为文。马识途的这些作品，堪称丰富多彩的地下斗争生活同一个革命战士强烈饱满的革命感情的艺术结晶。
马识途的作品塑造了众多不同经历、教养、个性、命运的地下党员和革命先烈的形象，写出了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性格，写出了革命者的人性人情美。既反映了革命斗争的严酷性复杂性，又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感人至深的人情味，这是马识途作品的一个鲜明特色。
最能体现这个特色的，首推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清江壮歌》。这是作家用震颤的心灵，交织着血泪谱写出的一曲震撼人心的悲壮颂歌！
《清江壮歌》反映的是1940—41年间，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险恶政治形势下，鄂西某山城的地下党组织同国民党特务所进行的一场尖锐激烈、惊心动魄的斗争。作品展开了那个时代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面，塑造了包括革命烈士、地下工作者、知识分子、农民、叛徒、特务等各种人物形象。通过复杂的斗争和严峻的考验，不仅表现了共产党人的斗争意志和献身精神，也细腻感人地描写了革命者的夫妻之情、父子、母子之爱和战友情谊等等，从各个生活侧面，揭示了革命者高尚美好的道德情操。
书中特委妇女部长柳一青的形象，是写得最动人的。她是一个坚强的革命者，但作家并未忘记她毕竟是个才二十几岁的热情、爽朗的青年，是温柔的妻子和慈爱的母亲。她对丈夫温柔体贴，丈夫为革命奔波，她时时担心惦念。她带着诞生才一月的女儿入狱，在极其困苦的条件下呕心沥血保护和哺育孩子。灭绝人性的敌人企图用打死孩子来逼降，骨肉连心，她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对自己感情的剧烈煎熬。特别是她临刑前给丈夫任远的那封诀别信，仿佛用鲜血和生命凝成。在信中，为革命献身的坚定信念，对美好未来的热烈向往，对下一代的爱抚期望，对丈夫的爱恋体贴，斑斑血泪，缕缕情思，在字里行间水乳交融，真是侠骨柔肠，催人泪下。
特委书记贺国威，也是一个刚强不屈的硬汉子，死亡的威胁，高官厚禄的诱惑，他都对付过去了。敌人使出了最恶毒的一招，把他的老父亲从武汉找来企图软化他，这使贺国威经受了一场特殊的严峻的考验。贺国威幼年丧母，父子相依为命，如今老父已是风烛残年，怎忍心让其遭受失子之痛的残酷精神折磨。当他见到父亲“老泪横流、浑身发抖”时，他热泪盈眶，心如刀绞，“头晕目眩”，几乎“站立不稳”，见面后回到狱中，“他的眼前老是摇晃着父亲的一头白发。”贺国威有这样深沉的悲痛和复杂的感情，完全是合乎情理的；这并不是什么软弱的表现，也不会损伤其英雄形象，相反贺国威正是在这场特殊的考验中，显示了坚贞的革命气节和圣洁的人性光辉。他对慈祥正直的老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父亲争取到革命一边来，彻底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鲁迅有诗云：“无情未必真豪杰， 怜子如何不丈夫。 ”周总理在1962年的一次讲话中也说：“共产党人是有感情的，但感情是受理智支配的。问题是要看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什么对象。临危的时候似乎只能说‘共产党万岁’，否则就是动摇，这种说法是奇怪的。……视死如归了，还谈恋爱吗？正是因为他视死如归，所以他的爱情才是最纯真最高尚的爱情。革命者是有人情的，是革命的人性。为什么不要这样优秀的品质呢？”〔2〕柳一青、贺国威既是无产阶级的钢铁战士， 也是普通的血肉之躯，他们也和常人一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他们纯真的夫妻爱、骨肉情中，渗透了对生活的热爱和对革命的忠诚；他们不会让个人的感情成为革命斗争的羁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惜抛弃家庭，割舍亲人，牺牲性命。小说真实描写了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情，使得先烈们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壮举，显得合情合理，可亲可敬。这些描写成为全书中最精采、最动人的篇章，也显示了作家忠实于生活和艺术规律的可贵勇气。
马识途小说的又一鲜明特色，是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风格，具有引人入胜的传奇色彩和生动活泼、明白晓畅的语言风格，这是他的作品受人欢迎的另一重要原因。马识途说：“我总特别喜爱我国的古典小说，喜欢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而且我在学习写作时，总想追求一种独特的民族风格。”〔3〕“我大概很难改变我写小说注意故事性和传奇色彩的爱好了。”〔4〕这种传奇性， 当然主要是地下斗争本身的特殊性和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产生的，而作家巧妙的构思和编织故事的才能也使作品更添光彩。
例如《接关系》，描写特委特派员任道同志来到大巴山地区，清理被破坏的地下党组织，开展游击战争。小说围绕接关系这个中心事件，描写了三个斗争回合：第一个回合，接关系似乎容易，却被叛徒欺骗，险中敌人圈套；第二个回合，任道轻率的行动引起自己同志的误解和警惕，将他引至林间，意欲活埋；第三个回合，任道危在旦夕，很快又绝处逢生，不仅接上关系，而且将计就计，狠狠杀了巴山虎一个回马枪，干净利落地除掉敌人心腹，给敌人严厉警告，预示着大巴山的革命风暴即将掀起。作品线索集中，故事结构紧凑，情节波澜起伏，人物命运扣人心弦。读着作品，人们仿佛觉得：一会儿山重水复，一会儿柳暗花明；一会儿奇峰突起，一会儿云遮雾幛；常使人惊叹在意料之外，细想却在情理之中。几个回合之间，层次清晰，埋有伏笔，互相照应，浑然一体。
长篇小说《夜谭十记》在艺术结构上别具一格，在故事情节上同样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这部作品从酝酿动笔到最后定稿，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熔铸了作家广博的社会生活阅历，也反映出对小说民族形式的新尝试。作品以旧社会某县衙门中一群穷科员轮流讲故事的独特结构方式，从各个角度和生活层面，广泛反映了四五十年前旧中国光怪陆离的社会面貌和世态人情。在作品里，上到党国要员的勾心斗角，下到市井小民的离合悲欢；城市的灯红酒绿，农村的荒凉破败；三教九流的人物嘴脸，千奇万怪的轶闻趣事，都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作家的爱憎是鲜明的，文笔是犀利的，在具有传奇性的妙趣横生的人物故事中，渗透着火辣辣的讽刺和批判的力量。例如《盗官记》，一开始写新县长上任时落水呜呼，会计主任导演一幕由随行秘书师爷取而代之、同县长太太作真夫妻走马上任的丑剧，进而揭露省上卖官鬻爵、某钱庄为此专门囤积出卖各种官职的委任状的内幕。正被官府悬赏捉拿的绿林英雄张牧之由此奇闻丑事触发灵感，忽然异想天开，“老子也去买个县官来当一下”，小说由此引出一段江洋大盗当县官、整得地主老财鸡飞狗跳、为民出气解恨的奇特风趣的故事。
近些年来，商品化浪潮冲击文坛，庸俗低级读物充斥于市，而雅文学日渐萎缩，步履维艰。马识途对此深感痛心和忧虑，他呼吁“把雅文学向通俗化民族化的方向靠一靠”，甚至表示，“我就很愿意从雅文学的作家转化为通俗文学作家，以至降格为市井的说故事或者摆龙门阵的人。”〔5〕为此，他致力于创作健康向上的高品位的通俗文学， 追求一种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以满足广大群众的文化需求。他的两部革命历史题材的近作《京华夜谭》、《雷神传奇》，就是有意识地创作的“传奇式的通俗文学”。《京华夜谭》描写的是打入敌特机关核心部门的地下党员在魔窟十年的传奇式经历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雷神传奇》则在二、三十年代大巴山的风风雨雨中，展现了农民英雄、地下党员同地主恶霸所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两部小说均采用类似于章回体小说的结构方式，用说评书、摆龙门阵的叙述语调和生动通俗的群众语言，讲述了有声有色、惊险曲折的传奇故事，颇有艺术吸引力。
三
讽刺小说是马识途文学创作中另一个重要的方面，他是当代作家中一位“几十年一贯制”的讽刺文学的热心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众所周知，当马识途六十年代初以《清江壮歌》、《找红军》而蜚声文坛的同时，也以脍灸人口的讽刺小说《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等而在文坛独树一帜。作家对讽刺人物莫达志的绝妙画像和“最有办法的人”一词，甚至成了当时人们对那些专搞邪门歪道的投机钻营者的蔑称，成为一种典型的“共名”。82年，他创作了《学习会纪实》、《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等佳作，87年又在《现代作家》上开辟讽刺小说专栏，一年连发十二篇。直到95年，马识途还发表了《专车轶闻》、《张大嘴纪事》等多篇新作。据悉，《马识途讽刺小说选》亦将于近期出版。
马识途写这些直面现实人生、针砭社会时弊的讽刺小说，是因为他认为“那些已经丧失了价值却又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的旧思想、旧人物，总要酿出许多荒唐的笑料来”“中国有许多惰性的文化和思想沉积，成为我们民族沉重的包袱，如不加以无情地清除，我们就不能前进。”〔6〕他说自己创作讽刺小说， 正是为了“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鲁迅语），以期引起人们的警觉和疗救。显然，冷眼笑看芸芸众生源出于对现实的热心热肠，作家的创作初衷表现出一种严肃的社会责任感，这正是一个真正的讽刺作家所必备的可贵品格。
讽刺幽默是作家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方式，它的基本的审美特征是以喜剧的形式对生活中陈腐荒唐的东西加以讥讽嘲笑，通过对假恶丑的否定来达到对真善美的肯定。
马识途在许多讽刺小说里，以锐敏的政治眼光和诙谐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揭露讽刺了普遍存在于不少机关中的种种官僚主义现象和“左”的流弊，表达了人民的义愤和愿望，这方面突出的佳作是《学习会纪实》。这篇小说以某局机关领导班子（正副书记局长们竟有十五人之多）一次“学习会”的纪实，典型地展露了一幅官僚主义的百态图，各个干部的教养气质、言谈风貌和微妙心态，都写的活灵活现。有的察言观色，有的故作姿态，有的夸夸其谈，有的牢骚满腹，有的闭目入定，有的密谈交易，天南海北，东拉西扯，言不及义，应付敷衍，谈空话，炒陈饭，混日子，这样的领导班子，怎能领导人民搞四化！这种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松弛涣散的严重弊端，不改革怎么得了！又如《五猪能人》，针砭了一些干部头脑中的左倾顽症和生活中存在的轻视知识、轻视人才的可笑可悲的荒唐现象。某县农业局李农艺师是个有真才实学的能人，几十年历尽坎坷而坚持农业科学试验。这样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王局长、张科长之流的“左”视眼里一钱不值。慧眼识能人的公社吴书记巧妙地用“五条肥猪”把他调换走了，使他在农村大显身手，以“五猪能人”闻名于世。王局长一类糊涂官办糊涂事，轻易被人“戏耍”，本属意料中事，叫人忍俊不禁；可一个大能人仅值“五条猪”，中国知识分子这么不值钱，又多么使人辛酸。左倾路线对知识分子的践踏摧残，于此可见一斑。此外，马识途讽刺的笔锋还广泛地探索了惰性的历史文化沉积同当今开放时代某些流行观念相交汇撞击所形成的种种病态畸形的社会心理。
马识途讽刺小说的审美追求，从总的趋向上看是与他创作中一贯追求的民族风格相一致的。读马识途的讽刺小说，仿佛感到作家象摆龙门阵似的，不动声色，娓娓道来，白描的写实手法，朴实老练的文笔，字里行间隐含着深沉的意蕴，渗透了热烈的褒贬爱憎之情。作家不事特别的夸张渲染，也较少荒诞变形，但他仍然注意从生活中选择提炼富于典型性的、非同一般的、奇特有趣的情节、事件、细节，显得凡中见奇，朴中有巧。如《好事》写一退休老教授想在自己家里办一个英语补习班辅导自学青年，报告打到省教育局，层层转下来，上上下下众口一词都说是“好事”，可是公文旅行一年多，“好事”终未办成，周教授却病倒了。作品蕴含的潜台词是：办好事难，搞邪门歪道，反倒能畅行无阻。这不正是对当前社会上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的集中的典型的写照吗？又如《五粮液奇遇记》里那一束“手榴弹”经过许多人之手，用它搞了各种交易，转了一圈最后又回到穷教员的手中。这种偶然的巧合，叫人哭笑不得的“奇遇”，不无夸张色彩，带有某种惊世骇俗的尖锐性，增强了讽刺效果。
马识途有些讽刺小说也注意选择不同的视角，用不同的语调来叙述描写，作品的结构方式也有所不同。《五粮液奇遇记》拟人化的眼光、口吻来观察叙述人间的“关系网”；《五猪能人》古今两个故事相连并列，衬托映照，以古喻今；《钱迷的奇遇》在作家第三人称的叙述语调中，不时杂以人物内心独白式的心态描绘、剖析，较为活泼。但是，在马识途的多数讽刺小说里，惯从“秘书”、“记者”、“笔杆子”、“干事”的角度，来看局长、书记、主任、科长们的形形色色。这样的定法，看得多了，总不免使人感到角度单一，缺少变化，不够活泼灵动。尤其是有的作品的叙述描写显得过于平实，缺少悬念和波澜，缺少“包袱”和笑料，难免不冲淡作品的喜剧意味和讽刺效果。
四
马识途关注时代、反映现实的创作，除了讽刺小说外，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品类，便是他的杂文了。从80年代至今，他创作了大量干预生活、触及时弊的杂文，曾在有的报刊开辟杂文专栏，并于94年出版了杂文集《盛世微言》。
马识途认为，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杂文的繁荣兴旺，提供了丰厚的生活土壤和良好的舆论环境。新时代的杂文应当继承和发扬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充分发挥其作为时代“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战斗作用。马识途正是以鲁迅先生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
马识途杂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他的杂文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同他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和讽刺小说创作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追求是一脉相承的，就是鲜明地表现了作家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饱满的战斗激情。在《盛世微言》一书的序里，马识途明确表示，“作为一个满腔热忱热爱祖国，决心以血作墨，以笔作枪，甘心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俯首甘为马前卒，横眉冷对，做精神垃圾的清道夫，就要有我以我血荐杂文的勇气。”马老的杂文，真切有力地表现了一个革命老战士和文坛老将对当今新旧交替、五花八门的人间万象、社会热点的热忱关注和冷峻审视。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喜所忧、所爱所恨，又无不紧扣时代的脉搏。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巴老“说真话”的主张，理直气壮地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对阻碍改革的种种痼疾和形形色色的精神垃圾，则予以尖锐的揭露和剖析，透过作品的字里行间，人们仿佛看到了八十高龄的马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中呼啸前进的勃勃英姿。
马老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深厚的理论修养和渊博的知识，因而他的杂文思想锐敏，充满哲理和智慧，作家善于从眼花缭乱的生活现象中摘取典型，由表及里，见微如著，往往能切中时弊，震聋发聩。例如《为什么是非如此颠倒？》一文，当新潮诗人顾城杀妻自缢消息传来，报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几乎一边倒地同情、惋惜、美化“天才诗人”，而对受害者冷视、淡漠时，马老义愤填膺，挺身而出为受害者伸冤请命，大声疾呼“天良何在？公理何在？”痛快淋漓地驳斥了为罪犯开脱辩护的种种奇谈怪论，并直言不讳，不怕因此而招惹麻烦。吃文字官司，若有人无理打上门来，“就拚着老命奉陪吧，若为真理故，生命亦可抛。”从这些篇章，不难看出马老嫉恶如仇的品格。
马老的杂文，不仅思想深刻，而且文字精炼、流畅，富有激情和文采。古今中外，广征博引，随手拈来，涉笔成趣。读来益人心智，催人奋发。
去年春天，马老作《八十自寿》词以寄情抒怀，词中有云：“忆少年报国，南征北战，酸甜苦辣，雨雪风霜。劲节还持，松姿尚挺，赢得贞梅高树香。终无悔，任千难万险，无限沧桑。”马老60年的创作历程，就是他无愧无悔的革命生涯最生动的写照，也是他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壮志情怀最真实的流露。我们衷心祝愿马老，青松挺拔，贞梅飘香，为社会主义文苑更添一番浓浓的春意。
1995年2月写成，8月改定于成都
注释：
〔1〕马识途：《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见《青年作家》1982年9期。
〔2〕《周恩来论文艺》第117页。
〔3〕马识途：《学习创作的体会》，见《文艺通讯》1980年1期。
〔4〕马识途：《说情节》，见《四川文学》1980年3期。
〔5〕见马识途：《京华夜谭》后记。
〔6〕见《现代作家》1987年1期。